马云志 赵荣锋：批判、建构与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性逻辑（中）

(二) 资本现代性对人类文明的双重性作用

现代性发轫于西方文明的母体，作为文明的本质特征而展开并作用于现代化的实践进程，深刻影响了现代文明的整体走向。资本主义现代性代表了人类在文明时代不同于前文明时代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意味着传统与时代的断裂，这种断裂性在资本主义文明时代表现得异常突出。资本现代性是由资本逻辑所规定的现代社会的总体特性，换言之，资本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逻辑。从文明论来看，资本逻辑的二重性决定了资本现代性对人类文明具有双重作用。

1. 资本现代性的文明面向

资本现代性的进步作用表现为资本的“文明面”。“现代性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形成的，现代社会的历史主体创造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对象化为现代化过程，由此塑造了现代文明形态。”[17]资本现代性在世界历史的空间场域中开启的现代文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首先，资本现代性对世界历史的推动作用。资本现代性推动了现代社会的普遍交往的扩大，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了封建主义性质的前文明时代向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的转变。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承载着现代性普遍的“物质内容”，在现代化的持续生长和不断发展的助推作用下，孕育了新的文明形态。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把世界各国人民联系起来，打破了以往封闭自守的隔绝状态，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了积极的准备。其次，资本现代性对人类社会的文明作用。资本现代性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促进了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马克思指出，“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摆脱了中世纪的传统因素，使得现代性观念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对象化为现代文明的普遍性，以崭新的时代新貌解构了封建时代的文明秩序，开启了理性化、世俗化的祛魅进程，推动人类文明向着“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8]的方向发展，提升了现代文明的内在品质。最后，资本现代性对人的自由解放的历史作用。现代性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担负起解放人的使命，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生产方式在带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为实现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宽裕的时间和更为广阔的空间，为社会关系的改善和个人能力的提升提供了积极的发展条件。

总之，资本主义的特殊形式与现代性普遍内容的结合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走向高级、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蒙昧走向文明，推进了人类文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显示出了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层次的不断提高。

2. 资本现代性的文明局限

资本现代性在开辟世界历史的图景中展开，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建立的现代文明以自然和社会等外部世界的异化为代价，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和文明形态呈现出进步与野蛮、解放与奴役的双重变奏。资本现代性的文明发展悖论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裹挟下，现代文明出现了严重的异化，导致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内在危机。

其一，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现代文明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发展阶段。资本重构了现代人的生存样式和精神世界，现实的人对物质的全面占有促使人的自身能力和自由个性完全遭受物化的遮蔽，人的自主性与能动性遭受物化的奴役和统治，这种片面性的发展带来了生存和发展意义的丧失、价值虚无、道德褪色和认同危机，陷入了“人的发展危机”。

其二，现代文明在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型文明，这种文明形式具有内在的对抗性，演化为“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发展模式。资本现代性的内在限度与矛盾张力促发了现代文明进程的矛盾本质，使得现代文明采取对抗的、反文明的、野蛮的手段和方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变得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19]现代文明是建立在劳动奴役基础之上的“罪恶文明”：“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20]资本的文明化趋势造成了资本与劳动的根本对立与矛盾运动，使其陷入“文明发展悖论”之中。

其三，资本的内在本性决定了代表资本家少数人利益的现代文明在本质上是一种扩张性质的文明。资本主义现代性依靠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按照资产阶级扩张性的“野蛮”方式，在全世界推行所谓的“现代文明”，带来的现代性后果就是农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试图按照资本主义的面貌创造出一个同质化的“文明”世界。资本逻辑的扩张本性使得资产阶级不仅对本国的工人阶级进行压迫和剥削，而且利用资本权利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殖民和掠夺，暴露了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的面孔和赤裸的野蛮本性，使得各个国家和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加剧，带来了全球性的文明冲突。人类文明多样性受到现代文明霸权的全面宰制，人类社会因而陷入“文明交往危机”。这些危机指明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有着自身的历史限度，并使自己深陷现代文明的发展困境。

(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全面批判

马克思在经济学和哲学的双重视域中，将对现代文明的诊断深入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机理之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矛盾根源、内在缺陷和历史限度，在阐明资本逻辑与形而上学的内在关系的基础上开启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全面批判。

首先，现代性的形而上学批判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哲学本体论基础和存在论依据的批判。理性形而上学是现代文明的哲学基础，形而上学以理性和主体性的抽象原则建构起人类文明的高峰，把“真实的世界”同一化为理性的世界，以同质化和抽象化遮蔽了现实世界的丰富性。基于形而上学的逻辑理路，现代文明被贴上“同质化”的标签，西方理论家借此宣扬资产阶级文明“永恒论”，企图为现代文明的扩张性和殖民性辩护，掩盖现代文明的发展悖论。马克思深刻批判了理性形而上学的抽象性，以实践的、历史的观点把握客观物质世界，把现实个人的活动理解为对象化的实践，消解了传统现代性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马克思以抽象的人作为现代性批判的逻辑起点，把客观世界视为人的活动的对象，把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放在人类文明历史的过程中理解，指出现实的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试图寻找一条通向人类解放的文明发展道路。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论颠覆了资本主义文明形而上学的基础，破解了资本主义文明观念的虚幻基础，解构了资本主义文明起源问题上的神话学，将文明发展的实践形态置于人类社会的空间场域之中。

其次，现代性的资本逻辑批判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经济基础和本质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造成的“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二元对立的文明发展悖论。在现代社会，以资本为基础建构起各种思想观念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西方现代性以资本为“原本”、以意识形态为“副本”的逻辑结构。马克思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现实基础，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文明现代性批判的本体论依据。资本逻辑建立在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关系的基础上，以不断扩张和实现增值为目的。资本主义文明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建立在资本对劳动者奴役的基础上创造的文明成果服务于少数资本家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基于资本逻辑的现代性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扩张、奴役和野蛮的内在特质，试图破除关于资本主义文明超历史的、永恒的、普遍性的现代性神话。

最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性批判是立足于形而上学和资本逻辑的总体性的批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贯彻了文明辩证法的重要原则，一方面肯定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异化性质、扩张本质和历史限度，否定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永恒合理性，指明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暂时性和被高级文明形态取代的必然性，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中国式新现代性的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综合性创造

人类文明新形态萌芽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辩证批判，初步形成于对共产主义新文明的未来展望，发展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内化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及其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交流互鉴中，探索于一百多年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实践中，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等要素的集成创新，实现了对人类文明形态的综合性创造。

(一) 共产主义文明：马克思重构人类新文明的现代性方案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性批判指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缺陷和历史限度，宣告了以资本逻辑为本质内核的现代文明作为人类新文明方案的最终破产，并决定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必然被新的高级的文明形态所取代。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同时，形塑了新现代性的基本定向，对未来文明形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筹划，揭示了人类新文明的发展路径和发展趋势。新现代性是“扬弃了资本逻辑和资本现代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真正做到了实现人和发展人”[21]，它的未来指向是共产主义。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新现代性是人类真正的普遍文明的理想方案，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构中国现代性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依据。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共产主义是一种新的现代性类型，其中包含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基本原则，实现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形态乃至文明形态的全面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阐发了共产主义新现代性的内在特质，构成了人类新文明的本质规定。共产主义文明是一种崭新的未来文明形态，是人类真正的普遍文明的现代性方案，对于“诊断现代文明的‘症候’、医治现代文明的‘病症’、为支撑现代文明的结构转型、拓展现代文明的畛域具有积极的建构性效应”[22]，为世界文明在新的十字路口实现有序有效转型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共产主义新文明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辩证否定和积极扬弃，是一种致力于文明形态协调发展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人类新文明。

针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获取共产主义文明发展道路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现代性方案。在晚年时期，马克思在深刻总结巴黎公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印度、俄国等半文明、“野蛮”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这些存在土地公有制的农村公社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有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探索出一条通向人类更高级文明的现代性新道路。在马克思看来，东方农村公社式的文明因素在充分占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有可能直接跨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困境，以自己的方式走向更高的文明形态，开启文明发展的新阶段。

马克思在对共产主义新文明的未来展望中提出了走出“异化文明”的现代性方案。在文明发展道路方面，马克思在揭示现代文明普遍发展道路的同时，指出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文明国家在借鉴和吸收人类现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有可能开辟一条“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又能把现代性展现过程中所要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23]的现代性新道路。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导向，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借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发展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结构，这些理论构想为构建中国式新现代性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新时代的出场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实践指向。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两个结合”：构建中国现代性文明的发展路径

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同构的历史过程，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深刻回答了“中国现代性何以建构”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创造”的重大现实问题，指明了构建中国现代性文明的发展路径。

中国现代性建构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实践路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体现了建构中国新现代性的实践自觉，是中国共产党人重新书写人类现代文明的理论公式和求解方案。“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成与建构，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历史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任务和方向。”[24]现代性在近代中国的历史生成，是基于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境遇中，由于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都不能完成“救亡图存”的中国现代性启蒙任务，当时中国人转向寻求“第三种文明”[25]的深刻背景下，为马克思现代性文明方案在中国的出场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课题，其中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文明的基本态度和总体方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使现代中国完成了群体性启蒙和民族意识觉醒的现代性启蒙任务，造就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为构建中国现代性提供了理论指引和方法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具有双向互构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实践基础和创新动力，现代性诉求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目标和现实动力”[26]，这两者相互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建构中，促进了中华文明的赓续发展，创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图式。总的来说，“中国的现代化，从根本的意义上说，绝不止是富强之追求，也不止是争国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实在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27]。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践动力的中国新现代性建构在本质上是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重塑，实现了人类文明形态的不断更新与创造发展。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的、历史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相互成就，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28]，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纵观党的百年历史，“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9]。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的守正创新，体现了中国道路和中国现代性既充分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又结合本国国情赋予其鲜明中国特色的精神品格与思想理论特质[30]。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既对西方文明进行批判、借鉴与吸收，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矫正西方文明带来的现代性弊病，书写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形态的新叙事。在推进“两个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因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更具有民族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汲取马克思主义而更具有时代性，在时代性的维度上深刻改造了中华传统文化，在民族性的维度上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这种“互化”和“结合”为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