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读东石（陈确）先生赠书《 中华文明形成与演进的观察》读至第二卷《中华文明的轨迹》有关汉、胡部分的论述，深有同感，忍不住先说上几句。

   

长城，被视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之一，地位等同于黄河、长江、泰山等。

   自春秋战国始，各国为互相防守开始修建长城，秦统一后，连接和修缮战国长城为一体，后世多有修补，而明朝最为积极。

春秋时长城主要是各国间防御，后世则主要是为了防御异族，即今天常说的少数民族。但观有长城两千余年来，长城仅在修建之初的春秋战国秦汉时起到了一定的军事作用，在其他朝代除明之外都不是以长城为边界，都没有多少军事价值，唐之疆域远过长城，而两宋却是摸不着长城边，元朝与清朝自是不以长城为界了，明朝是个不争气的朝代，虽大修长城，可是在土木堡之战中连皇帝都被人家给俘虏了，修了长城何用？

   长城至多是中国历史上，民族之间游戏家家搞的一个宏伟工程，不应该把它上升到民族精神标志的地位。长城是一种防御性质的工程，是缺乏进取精神的表现，是对中华疆域的割裂，是分裂。是长期以来中原文化的代表人群以正统自居，对北称胡，兩千年以来的中国人他们不知道中国三千年以及更久之前的源头情有可原，但今天的我们已然接受历史上的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藏族等等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这些民族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是正史，不是异史，那这些疆域自是中国疆域的组成部分，既如此，又何必以长城分割胡汉，防之御之？

   站在更远更宏大的视角，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是中国多源文明的源头之一，其上有兴隆洼文化和小南山文化，这些都在环大兴安岭一带，在长城之北，北之又北。

东石先生认为：突厥、匈奴、鲜卑，千年屡禁不止，其后裔最终坐大，执掌天下，这是一种历史的回归。突、匈、鲜“出入”造成的一时混乱，根本原因不在突、匈、鲜，而在长城设立者，要有历史的大视角。长城无用，本无长城一一虽然并不否定长城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功能。诸燕、北魏、辽、金、元、清都是打破长城的主体政权。〈隋、唐也并不重视长城。东魏、北齐曾切切实实地修了几段长城，但并没有以长城为一条边界的长城观，主要是为了自身防卫。〉北宋基本没到长城边，南宋就更别说了。明修了历史上最长的长城，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也是对历史的逆动， 中华人的祖源在长城以北，中华文明的主源在长城以外。如果说中华的边界在长城线，那么今天中华所秉承的文明，就是别人的文明了。

东石先生的观点是小南山文化是中华文明之文化营养源：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源头，这一点我不太敢完全附同，但至少是中华源头之一。如果以长城为界，这不是分裂是什么？红山文化对应的有可能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始祖之一的黄帝部落。把我们的始祖之一黄帝拒在长城之外，这是什么逻辑，是什么行为？

秦汉时期与中原对立的匈奴，《史记》上说其祖是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是华夏分支。匈奴如以秦汉的角度称匈奴为胡尚有可原，今人如还是这样的眼界未免猥琐。后世发源于大兴安岭的鲜卑等族早已融入今天的华夏泯不可分，辽之契丹以中国自居，金之女真据江淮以北百余年，则完全汉化，早已不认为自已是胡，蒙元和满清就更别论了。而今人还有在以汉和正统自居，不亦谬乎？！

长城之外的大片广袤土地，东起大小兴安岭以北外兴安岭一带，向西延伸至蒙古大草原，按文化源起都是中华文明的范围，它们本来就不应该用一道长城割裂出去。

长城是一项伟大的建筑工程，也是一项劳民伤财的工程，但军事作用甚微，且自秦汉以来，由于长城的修建，加深和固化了中原人群对胡汉对立的不正确印象，禁锢了向北拓展的进取思想，使历代中囯统治者缺乏对北边的长远开拓和管理思维，没有纳入中国的大一统意识，向西向南拓展的意愿远远强于向北。长城是我们中华大地上的一道人为的伤疤，它见证了我们过去两千多年来对中华民族国土疆域认知的错误，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战略上的短视和失策，一百多年前江东六十四屯、外兴安岭和库页岛被沙俄侵略割占、苏联操作外蒙独立此种后果与两千多年来的这种错误思维有莫大关系。

长城是我们历史遗留下来的一项建筑工程奇迹，除此之外，不应赋予它太多的其他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