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称“人民公社是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还写道:“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8月底9月初，河南省便以全国最快的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所有的公社实;

了“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吴芝圃形容当时全省的跃进景象是“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灯火。”(几乎在同一时间辽宁省也宣布实现人民公社化。北戴河会议后两个月内,全国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化带来的“巨大成就”一夜之间便产生了，9月1日《人民日报》除重推出长篇通讯《徐水人民公社颂》，把徐水一亩山药120 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的“高产卫星”放上天。 
此文还介绍了徐水人的“劳动创造”:给山药浇狗肉汤，给玉米注射葡萄糖，用沼气养育土层和作物等1958年9月，两个“大理论家”陈伯达、张春桥光临嵖岈山，建议把“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改为“嵖岈山人民公社”，并调来共产党的权威理论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帮助制定出《嵖岈山人民公社社章》，直报毛泽东。9月下旬，中共中央最高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相继发表了《嵖岈山人民公社社章》，这是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最早的章程。

1958年10月，毛泽东再次视察中原，专门在遂平火车站接见了遂平县委第书记蔡中田、县长张庆林和嵖岈山人民公社负责人,路宪文也在被接见之列。实际上此时的遂平县全县已合并为一个大社，名为“卫星人民公社”。毛泽东此次充分肯定了“人民公社”的道路，路宪文和所有被接见者一样，心情无比激动。

让路宪文更为激动的是，毛泽东教诲他:历史上，你们信阳这个地方出了个大状师宋士杰，专门为穷苦人伸张正义，世代传颂呀。你把信阳的事情办好了，百姓安居乐业了，就不会再有“宋士杰”了，这个任务很光荣啊。

路宪文异常激动地表态说:请毛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巩固和发展“大跃进”的良好局面，尽快让群众过上好日子，让“宋士杰”真正成为历史。这次“异常激动给路宪文的变化注入了不竭的动力，这种动力来自最高领袖。如果路宪文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变化，也只会觉得自己变得更革命，决不会向反面想。换作别人也会如此此次中原之行，毛泽东一路兴高采烈。 
吴芝圃对路宪文说:你对毛主席的表态很不错，美中不足的是，把“大好”局面说成“良好”局面，这是表达失误而不是思想错误;如果干不好工作，信阳再出个“宋士杰”，那才是天大的错误。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的当面点拨,“大理论家”陈伯达、张春桥的具体指导，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充分肯定，这是何等的荣幸!它进一步激发了河南上下开展“大跃进”运动的热情。
10月19日,《河南日报》发表了吴芝圃的文章《跃进的哲学 哲学的跃进》,此文回顾了河南“大跃进”的历程,批判“生产悲观论”,提出“拔白旗，插红旗，敢想敢干”，“只要有决心，没有办不到的事情”等观点，并从理论上诠释了风行一时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末欢呼:“哲学跃进的钟声响了行将见哲学的花朵开遍大地。”

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心中的惆怅至此顷刻间消失殆尽，他坚信毛泽东肯定的一定是正确的，吴芝圃的政治眼光一定比自己强多倍。因此他在地委常委会上要求:中央有毛主席掌舵，省委有吴书记坐镇，我们无须担心什么，只有坚决落实好上级指示，放开手脚干工作。

从狂热中一度恢复几分清醒的路宪文又跌进狂热，他把自己连同信阳牢牢绑上了疯狂的战车。

1958年，河南在不断地创造新的“辉煌战果”:一年实现水利化、一年产量过长江一年实现“四无”、一年绿化全省、一个月实现公社化……除了这些，不得不提的还有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因为它对河南的建设失控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

1958年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土洋并举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捷径》的社论，号召一年之内增产1000万吨钢、2000万吨铁。

社论的大标题使用了“加速”“捷径”这样的字眼，说明了最高决策层发展钢铁工业的迫切心情和坚定决心。8月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不能不说，这也是一个民族的期望，因为这个在世界上最早发明了钢铁铸造技术的民族，眼下竟沦为钢铁工业贫困国，让英、美帝国主义耀武扬威，这种天地般的落差无疑是种屈辱。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吹响了图强的号角--15 年赶超世界钢铁大国英国。中国人的激情被点燃，一场全民性的“大办钢铁”运动蓬勃开展。

河南仍是这场运动的急先锋。河南省召开发展钢铁工业动员大会提出的目标是“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9月12日《河南日报》发表文章助势，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15日宣布八个县成为日产生铁千吨县。

9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河南大捷》，称河南“土高炉”日产生铁18万吨，放了“卫星”。《人民日报》的“祝捷社论”非同一般，因为报纸本身就具有很高的规格,又以社论的形式“祝捷”,其规格可谓“高上加高”,使得河南受宠若惊9月25日，中央书记处根据钢铁生产将完不成月度任务的情况，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快马加鞭力争完成任务。

一边是《祝河南大捷》，一边是中央对全国钢铁生产形势不满意，说明河南的钢铁生产成绩突出。10月上旬,吴芝圃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一个“大放”，一个“升帐”，看出了河南“钢铁大跃进”的力度紧急会议之后，河南近千万人投入大炼钢铁运动，建起各种冶炼炉22万多座这样的规模堪称全国之最。更让人惊叹的是声势:男女老少齐上阵，漫山遍野“小

土群”(“小炼炉”“土炼炉”、群众运动)。那个时期，信阳地区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学校停课、学生上阵;不仅把家家的铁锅、铁盆、铁勺、铁锹、铁锁、家具上的铁钉都收去炼铁，就连正在使用的铁犁铁耙、锄头、镰刀等铁制生产工具也搜罗一空;山区大量林木被砍伐，平原地区的果园被毁掉，连茶树也未能幸免，以确保大炼钢铁所需燃料。
这一切都是为了超额完成“日产万吨”的任务，然而冶炼炉日夜冒烟，却炼不出多少铁，更多的是铁渣全民“大办钢铁”运动的结果是劳民伤财，对于农民来说，更直接、更可怕的危害是“误了一年好收成”。1958年河南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喜人。但由于劳力全部投入大炼钢铁,秋粮烂在地里无人敢收,农民们炼着钢铁流汗水,看着庄稼流泪水丰收年变成了“无收年”，对庄稼人绝对不是好兆头。

信阳地区的固始县当时有近百万人口，吃饭是个大问题。秋收季节，几个公社请示县委，是否从大炼钢铁队伍中抽出部分人员组织秋收。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回答说:先做好准备，等待县委通知。

杨守绩，1920年出生，山西黎城县人，路宪文的同乡和战友，也是路宪文下的得力干将，两人私交甚深。

杨守绩随即打电话请示地委,地委答复他:钢铁和粮食,你看哪个重要就干哪个杨守绩一时摸不着头脑，反复掂量，最终决定:民以食为天，当然是粮食重要

各公社安排一半劳力搞秋收。

但杨守绩没有掂量对，县委的通知上午下传，下午便接到地委的通知:大炼钢铁的劲头不能下降，大炼钢铁的任务不能减少，大炼钢铁的力量不能削弱。

杨守绩自语道:什么意思?让我“看哪个重要就干哪个”，怎么我一说粮食重要地委就强调“大炼钢铁的力量不能削弱”?

县委办公室主任提醒说:书记啊，明摆的事，大炼钢铁压倒一切，你强调粮食和上面不对撇子，咱拗不过上头。

杨守绩沉思良久，尽管内心一百个不情愿，还是通知各公社:集中精力炼钢铁，秋收的事忍忍再说。

无奈季节不等人，眼看着地里的粮食一天天烂掉，各公社要求抢收的呼声不绝于耳，甚至骂人的话都被逼了出来。杨守绩忍无可忍，请示电话直接打给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再拖下去，地里的粮食就全烂了，农民已经心疼得掉眼泪了!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态度非常坚决地说:现在全国都在搞“钢铁大跃进”，省委指示，一切工作都要为钢铁生产让路，粮食和钢铁哪个重，你分不清楚吗?杨守绩说:可是，我们要对老百姓的生活负责啊。

路宪文大吼道:杨守绩你听清楚，省委吴书记对中央负责，我要对省委负责你要对地委负责!

路宪文不等部下再说什么，便把电话挂掉。在杨守绩的印象中，路宪文还是比较能够听取下面意见的领导干部，怎么突然变得如此“霸气”?杨守绩判断，肯定是上面有什么精神，路书记才这样强硬。他叹口气，摇下头，无可奈何地对县委办公室主任说:路书记是个执行上级指示不走样的人，要说服他根本不可能。通知各公社，就说地委指示，一切服从大炼钢铁。

整个信阳地区放弃秋收，不是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个人主张，他的确是在执行省委的指示。据行署专员张树藩事后透露，关于秋收之事当时各县都请示过地委张树藩力主尽快安排，路宪文原则上同意，随即请示省委，却得到意外的答复:确保完成钢铁生产任务再说其他。

张树藩向路宪文建议，先组织力量抢收多少算多少，上面发现了再停下，大不了挨顿批。

路宪文不同意，并批评张树藩“组织观念不强”。作为搭档，张树藩也是第次受到路宪文的批评，而这种批评让张树藩感到没有多少道理，并因此觉察到路宪文讲话和行事的作风不同于以往了，显露些许“一把手”的威风。

信阳地区的秋粮全烂在地里，河南全省的情况和信阳一样，秋粮基本无收，只有极少数地方壮着胆子偷偷摸摸抢收一点糊口的粮食。

1958年12月，国家财政部向中央报告:土法炼铁高额亏损。统计表明，全国土法炼铁平均成本为每吨250-300元，而生铁的调拨价格全国平均在每吨150元全年生铁产量1000万吨，总计亏损15亿元。

国家财政部对中央的报告只显示大炼钢铁的直接损失，而间接的损失--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遭受的严重破坏、大量砍伐林木造成的一系列生态灾难等，如何计算?尤其是生态方面的严重后果直到今天我们仍在承受

河南和全国一样,在“大办钢铁”运动中的确做到了全力以赴,然而功夫下得大造成的损失也大。河南的损失完全可以用“大伤元气”来形容，这里所说的“元气不仅仅是财和物，最重要的还是干部作风、地域形象。

1958年，河南疯狂了。一次会议上，吴芝圃说出来“河南要在几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不料一向欣赏他的毛泽东听后反应冷淡。吴芝圃哪知道，毛泽东已经发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中全国普遍存在的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造成了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靠农民打天下、一向对农民情有独钟的毛泽东决不允许伤害农民，而眼前出现的问题恰恰造成了诸多民怨，这让他无法忍受1958年11月2日，毛泽东召开郑州会议，会议主题正是广泛讨论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会上，毛泽东批评王任重、吴芝圃说: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几年就过渡了，我就不相信。

看来，毛泽东开始清醒了。从严厉批评周恩来总理等人的“反冒进”，到全国兴起“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办钢铁”运动，毛泽东看到的结果令他大失所望。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农民利益严重受损、干部作风严重虚假,等等,这无疑都是“狂热”的代价。眼下几乎失控的局面让毛泽东担心了，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当面批评也使得毛泽东顿时清醒。

李达校长对毛泽东说:眼前的乱局，与您头脑发热有很大关系。您发热39℃下面人可能发烧40℃、41℃、42℃。一个人发烧是小事，一个国家发烧就是大问题

11月21日，毛泽东又召开武昌会议，继续郑州会议的主题。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调整与农民的关系，再次批评高指标、浮夸风问题。毛泽东说:水利任务今冬明春多了三倍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这样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

毛泽东的目光又直盯吴芝圃，说:河南有个幸福院死了不少人，其余的都跑了。我也会跑的。既然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就不会垮?人民公社需要整顿四个月，有十分之一搞好就算成功。

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各路诸侯“压缩空气”，把高指标降下来，并提醒道: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要相信假话;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

毛泽东终于想到了“科学”，也想到了“实际”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又发表《党内通信》，要求发至“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告诫人们: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能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以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该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毛泽东还写道:根本不要管上面规定的高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

毛泽东提到的“密植”,是指许多地方播种,育苗时一味追求“多撒种子密植苗”期望以此获得粮食高产。殊不知这是违背科学的做法，定然不会获得“高产”的回报,其结果是大片田地收获的粮食没有撒下的粮种多。在毛泽东眼里,下“密植命令岂止是头脑发热，简直是“发昏”，和“讲假话”一样“害人不浅”，故难以容忍。人们突然意识到，最高统帅的几次讲话实际上又回到了“反冒进”的主题，尽管不见“反冒进”字眼。的确，中国这艘巨轮迫切需要回归“科学发展”的航道国人急切需要为狂热的头脑退烧。毛泽东开始清醒了，许多人也跟着清醒了。

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偏”措施包括恢复农民自留地、允许农民饲养家禽等，使“大跃进”的狂热有所减退，收效甚为明显。今天的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势头如果保持下去，“大跃进”造成的混乱局面就会大大扭转，也就不会发生后面的大饥饿悲剧。自然，也没有“信阳事件”然而，“纠偏”八个月后局势突变，狂热的局面再次出现，高指标、浮夸风

瞎指挥继续发展，全国如是，河南如是，信阳如是。

艘巨轮再次偏离“科学发展”的航道，迎着灾难继续前进。

后来有人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对毛泽东未能扭转局面做如下分析:一是中国太大了，正所谓“船大难掉头”，要纠正什么的确费劲;二是狂热过度，指望一下子降温不容易;三是上层仅认为是工作方法有问题,未能认识到指导思想有误,正所谓“治标不治本”，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急于求成的问题。

不无道理。但问题的关键仅在于此吗?持不同观点者认为，以上研究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毛泽东本人的作用。以“一人挥手撼动天下”的威望和魄力，毛泽东完全能够扭转局面，而1959年7、8月份召开的庐山会议，让毛泽东改变了“纠偏”的态度，也改变了一段本该美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