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富强引燃了整个民族的建设激情，激情因最高领导层头脑发热从而演变为“狂热”，这是当时的大背景。路宪文的变化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开始的，他从上下致认同的“优秀地委书记”变为后来的“罪犯”，经历了极其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个复杂的演变过程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回味。一个良好的大背景会使一个好干部变得更好，反之，好干部也会行差步错。

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月余后，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亲手修改的社论《发动全民，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

毛泽东再次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大跃进”的信号。这是最高统帅的意志，无人能够动摇，这一点谁都明白。

毛泽东头脑“发热”了，他或许没有预料到，自己“发热”竟引发了举国追星逐月般的“狂热”，使整个民族狂舞天空。

就在《发动全民，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这篇社论发表几天后，河南省迅速召开了省委第一届代表会议，吴芝圃在会议讲话中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他还强调说:现在的省委已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今后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全省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都要做冲锋队，任何时候都不能掉转前进方向!

吴芝圃曾是毛泽东早期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作为知识分子，他崇拜毛泽东的渊博学识;作为政治家，他崇拜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他在许多场合讲: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无人可比，不信毛主席信谁?毛主席咋想咱咋干，毛主席咋说咱咋办，这样做准没错。

毛泽东的确不失为一位伟大人物，他在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他在解放战争中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反败为胜的奇迹;他在革命事业处于极度低潮时期力挽狂澜的功绩……这一切无不显示其雄才大略，让人们无法不崇拜。
毫无疑问，吴芝圃对毛泽东的崇拜绝不属于少数，而是代表了一代人“一代人的崇拜”无疑是毛泽东滋生绝对权威的土壤，他的个人意志能够决定一切，他的“头脑发热”能够引得举国狂热，以后发生的许多事情说明了这一点。吴芝圃崇拜毛泽东，自然谨遵其意，“毛主席咋想咱咋干”也就成为他执掌洞南的“首要思路”。就在一个月前毛泽东痛批“反冒进”刚几天，他就要求全省义即开展“水利建设大跃进”，其动作之快、决心之大，堪称先锋。

省党代会二次会议期间，吴芝圃似乎特意“点将”路宪文，提问道:信阳是个大地区,响应毛主席“大跃进”的号召,步子应该更快、千劲应该更高、成果应该更大给全省做好表率。路宪文，你能不能做到?

回答吴芝圃这样的提问，谁也不会迟疑，所以路宪文毫不犹豫地表态道:坚决做到!

路宪文的“坚决做到”是出自内心的态度，为了“坚决做到”，他选兵择将把几个得力的干将派往固始、商城等重要县担任县委第一书记，以加强对“大跃进的领导力量。

自此以后，河南省的“卫生大跃进”、“公交大跃进”等一个连一个。路宪文按照省委的部署紧跟而上，信阳地区的“跃进局面”屡受省委表扬。

这期间，几乎所有的人仍处在“建设新中国”的激情之中，对各种“跃进”的理解等同于“加快建设步伐”，并无疑虑，因此毫不迟疑地倾注全部热情和力量。路宪文也是如此。

可是，1958年元月吴芝圃主持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却让路宪文疑窦丛生。这次会议上，吴芝圃宣布河南“跃进”的“二三四计划”--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达到“四无”省(即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五年超过“四、五、八”(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可达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亩产500斤，淮河长江以南亩产800斤)，地方工业总产值五年超过农业，五年消灭文盲并普及初中教育。

吴芝圃对外对上说:河南省水利建设大跃进形势喜人，八个月完成的土石方相当于开挖 48 条巴拿马运河，灌溉面积达到1.2亿多万亩。

路宪文的疑虑在于:这个“跃进”提前量太大，根本不可能如期实现;水利建设大跃进的成就并不喜人，声称的数字完全是浮夸。他不明白省委何以如此，只觉得吴芝圃说话应该收敛。

路宪文的疑虑不无道理。以水利建设为例,“形势喜人”的确是浮夸，实际上直到 50年后的今天，河南省的灌溉面积也只有5000万亩。此外，几十个大中型水库无不以“大跃进”的速度建成，昭平台、鸭河口水库建设工期居然只有一年。
这种“惊人”的速度只能产生“烂尾”工程，这些水库大多一直拖到60年代后期甚至70年代才竣工。一个接一个的“共产主义渠”“人民跃进渠”等,常常是图纸未出,先行动工，科学论证已无关紧要，其结果不难想象。这样的“大跃进”速度，仍然未能将河南省“两年实现水利化”的蓝图变为现实，尽管全省已竭尽人力、财力。路宪文有所不知，吴芝圃在“大跃进”方面的夸张行为只是刚刚开始，因为他坐镇河南的首要方略就是紧随毛泽东的意志。这一方略当然绝非吴芝圃仅有，各方要员比比如是。

1958年1月3日，中央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毛泽东会上两次讲话，都不忘批判“反冒进”。他说:没有1956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1月中下旬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讲话,继续批判“反冒进”。他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他拿着柯庆施名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文章，毫不留情地批评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

因主张“反冒进”已经多次受到毛泽东批评的周恩来、陈云，不得不在会上作检讨，承认“犯了右倾保守错误”

在接着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中央工作会议和武汉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仍然对“反冒进”穷追猛打，并将其定性为“非马克思主义”。周恩来、陈云继续作检讨，刘少奇也反省“思想有跟不上毛泽东的地方”。

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的检讨无疑是违心的，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反冒进的必要和正确。但毛泽东决意快马加鞭发展经济,他们怎敢怠慢?总慢就是“促退”就是“非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帽子无人敢戴。最高决策层这几位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迎合，给全党一个明确的信号:“大跃进”势在必行。

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开展全国性“大跃进运动的总动员，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并严肃指出:对“大跃进”不能“秋后算账”，要插红旗，把白旗拔掉!

毛泽东对“大跃进”的态度体现了他不可动摇的意志，仅就毛泽东的威望和人们对他的崇拜程度而论，当时的环境下不可能再出现不同声音，更何况各级领导层都渴望尽快改变国家经济落后的局面，都盼望民族尽快强盛，都希望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所以只有紧跟和响应。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快马加鞭赶超英美”、“跑步进入其产主义的狂热大幅升温，新中国也在迎着灾难“跑步前进”。

夏收季节的“大跃进”战报再次推波助澜。1958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大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其中这样写道:

我国今年夏季农业收成的公报发表了。在这个公报里，我们首先看到了夏收食总产量1010亿斤，比去年增加了69%。这是个不平常的数字，它说明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渐进到跃进的阶段。……一切认为农业产量只能按百分之几的速度而不能按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的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了。撥

摆在人们面前的铁一般的事实向全世界宣布:我国小麦产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了。……1949年，我国小麦总产量只有美国小麦总产量的44%，时间仅仅过了几年，我们不仅赶上了它，而且大大超过了它。可以肯定地说，以后将会永远超过它。……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太多，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是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只能靠美国的面粉才能过日子。……事实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吃过美国的一星星面粉，日子却过得特别好，今后还会越过越好。

我国的小麦产量，为什么会有这样惊人的增长呢?既不是去年收成基数太低也不是风调雨顺，答案只有一个:是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的结果。这个总路线使我国五亿农民的无比巨大的力量像火山一样地爆发出来，震天动地，翻江倒海。。..农民们创造了奇迹，打破了农业渐进论者的荒谬理论。

……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的。

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共产党最重视舆论导向的作用，最权威的党报发出了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这样的声音,当然体现了中央的意图,即鼓动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把“大跃进”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紧接着在《人民日报》出现的又一篇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和毛泽东对记者发表的重要谈话(1959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1958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都说明了这一点。
今天的人们无疑对“大跃进”年代产生的此类毫无科学依据的妄语感到好笑，而当时的人们完全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狂热与崇拜形成的一个时代的特色。河南省无疑是“大跃进”运动的急先锋。这里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这里放出了全国第一颗粮食“高产卫星”，这里结出了一个硕大的苦果--信阳事件。我们把目光投向这里，看一看当时的状况，就会明白那场大灾难的祸根是怎样埋下并发芽的，这有助于我们更为理性地认识那场灾难。

自1957年8月吴芝圃取代了潘复生主持河南政务，以吴为代表的“跃进派”便主导河南。换言之，在全国“大跃进”开始之前，河南省的“大跃进”已经出现。有人评价说，“大跃进”加“浮夸”，形成了吴芝圃的显著作风，也成了他的政治光环。我们或许应该把“浮夸”理解为吴芝圃的“激情”，因为他对河南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充满渴望。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泽东表态:河南一年就能实现“四化”，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可达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亩产500斤，淮河长江以南亩产800斤。

渴望强国富民并推崇只争朝夕的毛泽东为一个农业大省的激情所感染，他在会上讲: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让河南试一年,如果灵了,明年全国再来一个“大跃进”,岂不更好?毛泽东肯定了河南，也肯定了吴芝圃。但毛泽东又半开玩笑地对吴芝圃讲:你是“马列主义”，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河南一年实现“四化”，不唯不可能，即使实现了，后果也不堪设想。

一边是肯定,一边是“不堪设想”,多少也暴露了毛泽东的矛盾心理:“跃进式发展态度坚决，又担忧“工作粗制滥造，群众负担过重”。但毛泽东的气势和胆略决定了中国当时的走向只能是“跃进式发展”。或许，在他看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大不了是“工作粗制滥造，群众负担过重”。
毛泽东自然没有预料到，“大跃进”在河南造成的“不堪设想”之后果竟然是灾难性的，后来出现的信阳事件才让他看了个明白。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通过《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这个《意见》贯穿了“组织形式适应发展速度”的精神。激进的决策层致力于寻找既能促进经济“跃进”又能实现社会革命的全新社会组织形式，吴芝圃是河南省委最热心探讨这个问题的人。他说:“由于工农业生产力的'大跃进’，农业合作化的形式已经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需要。”
究竟什么样的组织形式能够适应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的需要?这个农业大省的掌门人如此设想:可以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把农业经济引向繁荣，更加便利于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因“跃进式发展”在成都会议上受到毛泽东表扬的河南省，贯彻落实《意见》又一次走在全国的前面。
吴芝圃把贯彻落实《意见》的主攻方向放在信阳，因为他看中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忠诚可靠，执行上级指示最坚决。其实，吴芝圃把任务交给任何一个地区都不成问题,因为同样的“大跃进”环境和同样的“奋斗目标”下，人们的狂热与盲从已成为主流。吴芝圃把这样的“机会”交给哪一家，哪一家就会成为“典型”。信阳地区被吴芝圃“高看一眼”终于当了“典型”,风光了一阵子,却酿成了后来的信阳事件。这个苦不堪言的结果是必然的。

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欣然接受了省委交给的“光荣任务”，并连夜赶往遂平县，把目标锁定在嵖岈山乡。路宪文何以料到，省委交给自己的“小社并大社这个“光荣任务”，竟是自己走向毁灭之路的起点，因为从这时起，他的激情变为狂热了。

嵖岈山系伏牛山东缘余脉。它由南山、北山、蜜腊山、天磨山、韭菜山、六峰山鸽子山、凤凰山八座山峰组成,又名八宝玲珑山;因巨石林立、奇峰交错,再名嵯峨山此山被誉为“中州盆景”，风景独秀，以奇石闻名--有类虎、类猴、类驼、类牛类马、类羊者各抱其姿，或类凤、类鹰、类鱼、类蛙者惟妙惟肖。

很遗憾,嵖岈山自古美丽却不富饶,这里自然灾害频繁,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年间,仅洪涝灾害就达五次之多，次次平地操舟。“日子美，先治水”，祖祖辈辈深受洪涝之苦的人们把根治水患视为第一要务,1951年至1957年,遂平县倾力兴建板桥水库薄山水库、下宋水库、双沟水库，以及大量水利配套工程。“一五”期间尽管仍发生了数次洪涝，但水利工程发挥了作用，使灾害程度大大降低。遂平人看到了希望筹划着更大规模的治水蓝图。1958年2月,全县大搞水利建设,“大干干到二十九(除夕)，正月初一还下手”的口号响遍一个个水利工地。

可是，转眼之间，遂平人的梦想被突如其来的一场全国性大运动彻底粉碎。1958年3月，连环湖水库刚刚竣工,“大跃进”的狂潮席卷而至，遂平被淹没在狂热之中。

1958年4月20日，贯彻落实成都会议《意见》的产物--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成立,它无疑是“人民公社”的雏形。路宪文坐镇督促，几天内，遂平县所有的乡都变为集体农庄。

1958年上半年，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曾讨论过公社以及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等问题，三月间，毛泽东与被称为“共产党大理论家的陈伯达谈了乡社合一的设想。4月下旬，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邓立群自广州会议返京途中在火车上热烈探讨公社、过渡到共产主义等问题他们在郑州火车站召见了吴芝圃。

有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这样说:中央推着河南走，吴芝圃拉着河南跑。被前拉后推的河南注定挣脱不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厄运。

河南省的“共产主义大试验”以极快的速度展开，并以极快的速度见效。1958年麦收季节嵖岈山韩楼大队放出了全国第一颗“高产卫星”亩产小麦3530斤!一时间，这里吸引来全国各地数万名参观、学习者。

而这颗出现在信阳地盘上的“高产卫星”飞冲天的过程,让路宪文的变化上了一个台阶。“高产卫星”放出的头一天清早，主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电话询问路宪文，遂平县出现亩产小麦3530斤的事是否真实。

他当场回答:说笑话吧，如果是真的，农民不成神仙了?

为了证实此事真假，路宪文立刻指令地委办公室主任王秉林亲赴遂平县现场调查。王秉林当天下午电话汇报路宪文，证实情况有误。路宪文连夜电话告知省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不真实，建议报纸不发。

可第二天,《河南日报》还是发出了“高产卫星”的消息。路宪文大为不解再次电话询问省委意图何在。

省委领导点拨说:咋还不明白，这是对潘复生“右倾思想”的回击，这是“共产主义试验田”的可喜成果。

路宪文听懂了,自己地盘上放出的是颗“政治卫星”。他似乎明白了什么叫政治以及服从政治的必要。这一“明白”，又为“狂热”添了一把火。

紧接而来的是几句影响全国的豪言壮语在遂平出现:“一年等于二十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

1958年6月，河南省宣布夏粮总产量103亿公斤(实际只有50亿公斤)。接下来的情况是，遂平县嵖岈山放出的全国第一颗“高产卫星”黯然失色，西峡县先锋社亩产小麦6494斤,西平县和平社亩产小麦7320斤,邓县岁营社亩产小麦6541斤“产量跟着胆量走”，已成为嘴边话。

嵖岈山不甘示弱，不久又报一喜:韩楼大队旱田改水田2000亩，专门成立“水稻营”，社员集体居住，生产军事化。“稻改”高潮迅速在全县兴起，遂平人压根不管当地的气候特点是否适合种植水稻，只相信“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这句话然而，嵖岈山仍只是“点灯者”。
秋收季节，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报出亩产水稻48925斤，光山县钢铁公社亩产水稻31302斤，商城县跃进公社亩产水稻30009斤这三颗“高产卫星”全出在信阳地区，来自省委的贺信、祝贺电话接连不断那段时间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显得神气十足。

可是表面上神气十足的路宪文内心却极度不安，因为他十分清楚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高产卫星”都是吹出来的。他不得不担心几个问题:牛越吹越大,怎样收场?吹牛浮夸形成作风，岂不失信于民?国家一旦按“高产卫星”的标准征购粮食，如何兑现?所以在吴芝圃特意召见他以示褒奖时，他如实道出了自己的担心，并建议省委尽快掌控日渐狂热的局面，以免造成更大的被动。

至此可见，路宪文一度狂热的头脑突然清醒几分，如果这几分清醒能够保持下去，将是信阳的幸运，可惜他没能做到，因为大背景令他身不由己。

吴芝圃对路宪文的看法并不认同，他对路宪文说:你看问题缺少战略眼光，目前的局势完全符合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意图，慢慢你就懂了。放心干吧，省委对你们的工作非常满意，这样的大好局面必须保持下去!

路宪文内心依然惆怅，行动上却不敢懈怠。

几天后，河南省委随即宣布:河南成为全国第二个平均亩产水稻千斤省。路宪文自然清楚省委第一书记也是在吹牛，他的惆怅只有靠“战略”消解了。河南省“群星灿烂”，吴芝圃终于在全国性的“小社并大社”热潮中率先为中央献出一份“厚礼”。

这份“厚礼”也引出了一首童谣:

为啥笨牛天上飞?

因为领导地上吹

笨牛不要怕摔下

地上有的是棉花。

一首童谣佐证了河南“吹牛浮夸”的程度。

6月底，华北地区六省市农业协作会议在郑州召开，重点交流河南省的经验。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到会，肯定了吴芝圃的试验，称嵖岈山卫星公社为“共产主义公社”。

河南的成绩吸引了毛泽东，1958年8月上旬，他亲赴中原视察工作。毛泽东在新乡县七里营视察时，看到了“人民公社”的牌名，凝望片刻，点头说:“人民公社好名字啊!”又转头对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吴芝圃说:请主席放心，有一个这样，就会有更多!

毛泽东到了山东省，大讲“人民公社”的好处，于是，“人民公社好”这句话迅速传遍全国。

河南省农村“大跃进”的热潮深深地感染了毛泽东，尤其在河南视察工作时得到的一份《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更让他如获至宝。他在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说:社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劳动集中、土地集中，力量就不同了。毛泽东还要求对《简章》“要好好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