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芝圃（1906.03—1967.10），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以及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等重要职务。1958年，吴芝圃成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他在大跃进期间推行的过激政策，给河南带来无比沉重的灾难，成为当时“大跃进”运动中一些地方错误决策的典型代表。吴芝圃也因此与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并称为浮夸风的“五虎上将”。自1961年，吴芝圃先后多次向中央进行检讨，承认自己在“大跃进”期间的错误，表示他的所作所为“对不起河南人民”，“对我处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吴芝圃打击潘复生，成功上位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1952年，平原省建制撤销并入河南后，中央决定调任潘复生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担任第二书记兼省长。然而，吴芝圃对这一人事安排极为不满，认为自己的资历和地位被低估。从那时起，吴芝圃便开始与河南本地干部赵文甫、杨蔚屏等人联系，对潘复生进行排挤和打击。他们采取包括散布流言蜚语、制造舆论压力，以及暗中收集潘复生的所谓“黑材料”等方式，试图在党内营造对潘复生不利的氛围，进而达到排挤潘复生，以图谋取更高权力的目的。

1957年春，潘复生等人根据中央政策制定了一个迎接春耕生产的“宣传要点”，该文件由省委常委研究通过并印发。然而，吴芝圃却发动突然袭击，严厉批评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右倾情绪”。此后，以吴芝圃为代表的极“左”思想在河南占据主导地位。1958年5月，吴芝圃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公开攻击潘复生，将其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最终导致潘复生被撤销职务。此事得到部分高层的支持，说“真理在你们那边”，谭老板更是“祝贺河南战胜了以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拔掉了这一面白旗，也祝贺你们巩固了以吴芝圃同志为首的这一面红旗。”
吴芝圃上台后，在全省范围内掀起批判潘复生的运动，对潘复生及其支持者进行大规模的斗争。吴芝圃不仅批判潘复生，还对与潘复生关系密切的干部如杨珏、王庭栋等人进行打击，将他们打成“反党集团”，并对其余从平原省来的干部和反潘杨王不积极的同志进行残酷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严重破坏了河南的政治生态，制造了浓厚的恐怖氛围。许多干部因害怕被牵连而不敢发表真实意见，导致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原则受到严重损害。为他推行大跃进的过激政策打开了大门，如“大跃进”中的浮夸风、高指标等，给河南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吴芝圃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激进政策，对河南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破坏

1958年，吴芝圃提出了极为激进的口号和目标，包括“一年实现‘四、五、八’”（即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以及水利化、除四害、绿化、消灭文盲等“四化”目标。他还声称河南一年内可以实现水利化、机械化、良种化、绿化等“十化”。
这些高指标严重脱离实际，导致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任务而虚报浮夸。例如，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出小麦亩产3530斤的“卫星”，西平县和平农业社更是放出小麦亩产7320斤的“超级卫星”。1958年河南全省的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281亿斤，而河南省委竟然吹估为702亿斤； 1959年河南受灾，粮食产量只有240亿斤，但是吴芝圃硬是估产为450亿斤。这些虚假的高产数据不仅误导了上级决策，也加剧了基层的浮夸风。

吴芝圃推行高征购政策和“反瞒产”运动，进一步加剧了河南的灾难。1958年至1959年，河南省委一直虚构粮食高产，为高征购政策提供了虚假依据。在粮食减产的情况下，依然要求农民完成高征购任务，导致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被征走，群众生活陷入极度困境。
1959年秋收后，信阳地区出现了大量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但吴芝圃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却认为这是农民瞒产私分导致的，当信阳已开始发生非正常死亡的时候，路宪文还在推广确山县所谓反瞒产万人大会的错误经验。全区各县相继召开了52次万人、双万人大会，到处斗、逼干部和群众，直到把群众的口粮挤光收净。在饿死人的事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地委不仅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反而加大反瞒产的力度，直接信阳出现导致大面积饥荒。

吴芝圃推行的高征购政策和“反瞒产”运动直接导致了信阳事件的发生。1959年到1961年期间，河南有200万人口非正常死亡，其中信阳地区就有100多万。信阳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打击。据调查，全区大牲畜损失24.6%，家禽、家畜损失70%以上。大量良田荒芜，生产资料被严重破坏，许多村庄的树木被砍伐一空。基础设施与生活资料损失：房屋倒塌和失修现象严重，生活资料匮乏，许多家庭一贫如洗。吴芝圃后来在检讨书中也承认：“人民被摧残得家破人亡，几乎人人戴孝，户户哭声，有的整个村庄变为废墟，令人目击泪下。”这一惨剧震惊全国，但吴芝圃却将这些问题归咎于政治斗争，声称是“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破坏”，试图掩盖自己的错误和责任。

吴芝圃在信阳事件发生后，试图封锁消息、隐瞒灾情，阻挠中央调查组的调查


信阳事件发生后，吴芝圃仍然坚称信阳地区的形势“大好”，试图掩盖问题的严重性。在吴芝圃的授意下，路宪文专门召开会议，要求各邮局严格检查邮件，凡是发往北京的信件一律扣押，以防止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灾情。扣押的信件多达12000多封。为了防止农民逃荒导致饿死人的消息传开，信阳地委指示各县到处设岗拦堵，并且命令：只要是离开信阳的人，全部拘捕殴打。吴芝圃指示路宪文将饿死人的责任全部推给自然灾害，以此来推脱责任。吴芝圃还支持路宪文把敢于说真话、敢于为民请命的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停职，压制基层干部反映真实情况的渠道。
1960年2月，刚刚复职的张树藩陪同国务院内务部的郭姓处长来到信阳淮滨县检查救灾工作。张树藩向郭处长如实反映了信阳地区大概饿死了20到30万人的惨状。郭处长迅速返回北京汇报情况。随后，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派两个处长来信阳调查饿死人的问题。然而，在调查期间，省、地委依然多次设置障碍，试图掩盖真相。但两位处长不畏艰难，冲破阻力，经过3个月的逐县逐社艰难调查，基本查清了信阳地区饿死人数超过105万的惊人真相。即便在中央调查组介入后，吴芝圃仍然没有及时纠正错误，反而声称省委对这些问题“全不知道”，将责任推给基层干部，指责他们欺上压下、弄虚作假、隐瞒灾情。以至于在固始召开的万人控诉县委书记杨守绩的会议上，杨守绩忍不住插话说：“吴书记，你真的不知道吗？”


中央调查组在信阳揭开事件真相时，吴芝圃仍在继续支持信阳地委的错误做法，例如开展“反瞒产”运动。直到1960年11月，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特别是针对信阳事件等严重问题，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之后，吴芝圃才被迫承认错误。然而，在中央多次要求严肃处理信阳事件相关责任人时，吴芝圃仍然迟延处理。他不仅没有及时处理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1960年3月发现固始、潢川出现浮肿病和死人现象后，未能采取果断措施扭转局面。这种迟延处理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信阳地区的灾情，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更大的苦难。

中央调查组调查报告上报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对信阳事件的处理意见

1960年10月，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指出，信阳地区出现了大量人员饿死的惨剧，同时部分干部存在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毛主席在得知信阳事件的真相后，极为震怒。他深刻指出，信阳事件绝非单纯的自然灾害，而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表现。毛主席明确强调，这是一场“人祸”，而非“天灾”，并要求中央工作组迅速介入，对信阳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和处理，同时避免错误的进一步扩大化。他要求在信阳地区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坚决揭露和惩治犯罪分子，切实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草拟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在毛主席的亲自修改后正式发出。紧急指示信明确规定了12项重要政策，要求全党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坚决纠正“共产风”。毛主席在批示中指出：“全体干部必须真正分清共产主义与平均主义的区别、大集体下的‘小自由’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区别等。”他还要求中央各部门深入检查自身工作，坚决杜绝因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以及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而引发基层干部的“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与此同时，中央紧急拨款3.9亿多元，增拨统销粮4.24亿公斤，全力支援信阳地区，并迅速派遣医疗队深入当地，为群众防治疾病，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中央对信阳事件相关领导干部进行了严肃追责。在河南，共有13万干部受到审查，其中983人被撤职，275人被判处刑罚。信阳地委行署中，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开除党籍，判处三年有期徒刑。除张树藩和纪委书记外，其他人员全部停职反省。此次事件中，共有12名县级干部被逮捕，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和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死缓），其余人员则被撤职或停职反省。相比之下，河南省委和吴芝圃本人得到了相对从轻的处理。1961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对河南省委领导进行调整：刘建勋被调任河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则被降为省委第二书记。1962年，中共中央免去了吴芝圃在河南的所有职务，并将其调往中南局，担任中南局文教书记。

吴芝圃的检讨反思、被批斗及平反

信阳事件发生后，吴芝圃经历了多次深刻的思想斗争与检讨，其态度也从最初的回避、推诿，逐渐转变为深刻的反思与自责。在事件初期，吴芝圃试图掩盖真相，将责任推给下级干部，声称省委对信阳地区的严重情况“全然不知”，试图逃避责任。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在1961年1月5日的初步检讨中，吴芝圃开始正视问题，认为河南人民遭受的惨重损失，主要源于阶级敌人篡夺了部分基层领导权，以及省委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存在的“左”倾冒险错误。
他承认这些错误对河南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到了1961年8月1日的进一步检讨中，吴芝圃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他不仅深刻表达了对自身错误的内疚，还决定向那些在反倾向斗争中被批判、受打击的同志当面赔礼道歉，以表达自己的诚意和悔过之心。在晚年，吴芝圃多次表示自己对不起河南人民，认为自己对信阳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甚至表示，即使对自己处以极刑，他也愿意引颈受戮，以谢罪于人民。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动情地写道：“倘若我的病情能够好转，我愿将余生全部奉献给党和人民，以弥补我曾经犯下的错误。”

1966年8月，郑州大学校园内张贴出一份名为《千刀万剐吴芝圃》的大字报，指责吴芝圃是“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声称他制造了“信阳事件”，尤其是其中最为严重的“光山事件”。文中描述称：“在这些事件中，河南人民遭受了巨大的劫难，生命被无情剥夺，财产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其惨状令人不忍目睹，痛苦更是难以言表，任何文字都难以准确描述当时的惨烈！”大字报还强调：“全体学生强烈要求必须彻底追查事件的真相，坚决挖出幕后根源！”
9月5日和11日，红卫兵在郑州市体育场先后组织了两次万人大会。会上，红卫兵们声讨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指责其在工作中大刮浮夸风，虚报高产数字，过度征购粮食，最终导致数十万人在饥荒中丧生，酿成了“一段令人痛心疾首的悲惨历史”。与此同时，河南的造反派曾派人前往四川，准备将吴芝圃揪回河南进行批斗，为大饥荒中的死难者讨回公道。

1967年10月19日，吴芝圃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61岁。周总理在得知吴芝圃逝世的消息后，作出四点指示：为吴芝圃举行追悼会；追悼会及后续安排应按照中央委员的待遇标准进行；追悼会的消息需要在报纸上公开报道；妥善照顾吴芝圃的家属。
然而，由于造反派的干扰，这四点指示未能得到贯彻执行。直到197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吴芝圃举行平反昭雪追悼会。悼词中说吴芝圃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为发展河南和中南地区的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共中央决定推翻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他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为其恢复名誉。

吴芝圃是我国“大跃进”时期“左”倾错误的典型代表之一。在河南任职期间，他推行的一系列错误且激进的政策，尤其是高征购政策和“反瞒产”运动，直接导致了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更给信阳人民造成了难以磨灭的伤痛，信阳事件，成为他一生的污点。吴芝圃晚年多次表达忏悔，声称：“我对不起河南人民啊！对不起党中央和毛主席！”然而，这种反思和忏悔虽然体现了他对自己行为的悔悟，但并不能直接减轻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也无法完全弥补那些已经发生的悲剧。历史的伤痛和教训是深刻的，值得后人铭记和反思。



*本文转自快乐如风光影说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