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篇长篇连载，共分6️⃣篇，文中叙述不代表本人观点。
原文四万三千字，出自《三联生活周刊》封面报道。
其中涉及薄熙来及其妻子，儿子以及王立军等多人的诸多故事，
绝对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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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万字揭秘：薄熙来妻儿幻灭全程（4）
从哈罗到牛津 
伦敦市中心的Paddington站是个繁忙的大中转站，几乎每隔半小时就有一趟去牛津的火车。无需为等待太长时间而焦灼，也不必为座位拥挤而烦躁，你尽可以从容上车，以书或音乐为伴；一小时左右，再泰然自若地下车。虽然此时已身处伦敦西北60英里的牛津，但一路上的快捷和舒适，令你感觉不到任何不适或反差。
这种感觉应该也是薄瓜瓜当初从哈罗公学迈进牛津大学的写照——几乎是一路坦途，没有任何障碍。哈罗公学时期的薄瓜瓜留给大家的是一个积极向上的阳光少年印象。后来任哈罗公学校长的梅尔·姆维克(Mel Mrowiec)先生是薄瓜瓜曾经的“班主任”(House Master)。他在2009年接受采访时对薄瓜瓜评价颇高：“瓜瓜是我们哈罗公校的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和其他16个男孩一起进入我们Rendalls House，他是当中最聪明也最认真的孩子，而且所有功课都非常棒……可以说瓜瓜让我对中国学生的印象好极了，他改变了中国孩子在我心中的形象，他周围的同学也从他那里知道了更多关于中国的事情，他是我非常难忘的学生之一。”
据薄瓜瓜自己介绍，“我的学习笔记还被当作范本在学校印发了”，而他的毕业考试得了11个“A加星”。
在哈罗公学工作过的一位知情者说，很多哈罗生在毕业时会设计一些毕业作品，以作申请大学用。薄瓜瓜当时也写了一本书——《还有不同》(Uncommon Wealth)。后来媒体兴起的一阵“瓜瓜热”中，是这样提及这一段的：“(瓜瓜)17岁时国外出版了他的英文专著《还有不同》，该书主题是反对盲目追赶时尚，已被新加坡出版社译为中文，正在征求本人同意出版。”其实这本书并不是正规的印刷品，“我记得他是在香港印的，送了一批给老师、朋友”，知情者说，看得出薄瓜瓜很用心做这本书，“排版、设计都体现得与众不同，当时我还觉得他这个创意挺好的”。
2005年底，参加完英国“高考”——“A-level”考试的薄瓜瓜，把下一个求学目标锁定在了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的PPE专业，他后来形容这是“难度最大的考学”。据他自己说，当时一些了解牛津历史的朋友劝阻他“不要自找麻烦”，这反倒激起了他的好胜心。
“在填报大学五个志愿时，我就只报了牛津PPE这一个，没给自己留后路，也算是‘背水一战’吧！”“非常支持我的是妈妈。后来我才知道，她支持这样报的原因并不是认为我会成功，恰恰相反，她曾预料我会经历一次重大失败，但她相信‘顽强奋战后的失败和轻易取得的成功具有同等价值’，你可以陶醉于成功，但更津津有味的是人生体验。”这对母子依然用他们特有的方式沟通、交流。
薄瓜瓜所说的PPE，全称“Philosophy，Politics and Economics”(哲学、政治与经济专业)，是牛津哲学系的一个本科专业，也是最早由牛津大学创立的。牛津大学关于PPE专业介绍的网页上写道：“在过去的年月里，这个专业诞生了无数杰出的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同时也有政府首脑、杰出政治家、企业家、金融家、记者和其他杰出专业人士……缅甸的昂山素季、英国现任首相卡梅伦、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当年在牛津大学都学PPE专业。
1994年出生的袁幼林，在撒切尔夫人当年就读的萨默维尔学院(Somerville College)就读PPE专业。他对PPE专业做了一个详尽的解释：“‘二战’之前，牛津有一门课程叫Classics(经典学)，主要是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一些经典——那时候认为只要读懂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经典，就可以有一种治国之道。‘经典学’专业里面出了很多英国以前的首相。‘二战’后，牛津觉得它已经不符合时代政治家的需要，所以就开始设了这个专业。一开始它叫Modern Classics (现代经典学)，然后开始学哲学、政治、经济这三方面。”
“学PPE专业的中国人的确比较少，录取率在牛津的所有专业里也算最低的之一。”袁幼林说，“在薄瓜瓜之前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但是薄瓜瓜的下一届(2007)是没有中国学生的，包括香港人在内。2008级有一个中国人，2009级又没有中国人，然后再2010级是我一个。”不过最近几年，申请PPE的中国学生才略微多了点。薄瓜瓜确定不是牛津大学第一个学PPE专业的大陆学生。记者在网上搜到了原香港TOM公司CEO王兟即毕业于牛津的这个专业。
朱泽平是2012年进入牛津Regent‘s Park College的中国学生。“通常中国学生在申请这个专业时心理上有一些畏惧。因为它的阅读量比较大，对语言的要求高。”跟薄瓜瓜一样，朱泽平也是初中时就到伦敦来读书的，他说，相比于从国内高中申请来的大陆学生，这一点上他们占据了不少语言优势。“像薄瓜瓜这样从哈罗公学毕业的，稍微努力一些，再加上有自信，申请起来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牛津大学的录取不是由一个中央的录取委员会决定的，而是由每一个学院自己决定的。”袁幼林说。笔试通过后，还要进行面试。袁幼林说，其实考试成绩并不是招生唯一的考量标准。“面试的时候还有一个标准是‘我希望在下面三年去教这样一个学生’。打个比方，比如我在面试薄瓜瓜的时候，虽然觉得他掌握的知识可能还不足够多，但是觉得他聪明、他能跟我聊天；或者我在考虑薄瓜瓜的背景，觉得他可能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想法，我希望能特别深入地了解这些想法、希望跟这个学生在以后三年里有更多的交流，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PPE专业与英国本土的政治联系的确比较密切。你看像议会里的Front Bench (第一排)，可能百分之七八十都是PPE专业出身的。”朱泽平说，“如果对未来有一个很明确的从政愿望的话，可能还是会选这个专业。”朱泽平说，给他们上课的经济老师就经常对学生们开玩笑说：“你们那些想从政的第一年不许给我扔了经济这门课啊。因为现在Front Bench那些人全都扔了经济，看他们把我们的经济搅得一塌糊涂。”
从哈罗到牛津，都是响当当的名校。儿子的优异表现，应该让丢失了自己符号的谷开来，又在“母亲”的角色上得到了甚多安慰。就是在进入牛津的2006年，薄瓜瓜在国内媒体正式露面，他第一次正面接受媒体采访。
当媒体的光环笼罩在这个志得意满的少年身上时，质疑声也开始渐渐出现：薄瓜瓜求学6年的哈罗公学和要读3年的牛津大学，每年学费都是3万多英镑，这显然不是一个普通家庭能承受的。而薄瓜瓜在接受采访时说：“从16岁开始，每年我都是奖学金学生。我很自豪，我是以自己的努力，支持了自己的学业，没有给爸爸妈妈增添负担。”网站上一些关于薄瓜瓜的介绍上，写着他是牛津大学“全额奖学金全日制住校学生”。而薄熙来在2012年面对儿子在国外读书的资金问题时，有点不胜其扰，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一字一句地说：“全额奖学金！”
耐人寻味的是，当哈罗公学被英国记者询问奖学金问题时，校方答复称：“我校从不提供全额奖学金。”
“牛津的本科生只有一个奖学金，针对非英国人，是提供给非OECD国家的学生，中国也在其中。除此之外牛津大学是不提供任何本科生奖学金的。”据袁幼林说，“每年牛津在全球一共只有三个名额，中国唯一获得这笔奖学金的学生是辽宁的数学竞赛第一名获得者。”袁幼林解释说，牛津的奖学金主要给博士生和硕士生提供，偏应用类的比较多。“牛津还有几个中国奖学金之类的，但是主要都是给博士的，他们的限定标准一定要是研究生，博士拿的比较多，本科生是没有拿到过的。” 
一 位同样毕业于哈罗公学的英国记者说：“学生想获得奖学金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学校提供的，但这更多的是照顾本土学生，薄瓜瓜确认没有申请到这笔钱；二是某些基金或慈善机构，指定某些条件给申请者提供奖学金，条件限制得太多，可能只有一个人申请。英国政府现在也在打击这种行为，因为它很容易滋生腐败。”这位英国记者说，他也通过多种渠道多次联系薄瓜瓜，想让他说明奖学金的来源，“他从来没有回应过”。
北京迷梦 
海伍德在伦敦的家并不好找。按照一位采访过其家人的英国记者给的地址，先是坐了向伦敦西南方向去的一条地铁线，出来已在泰晤士南岸的Streatham一带。再换公共汽车，又晃荡了几站下来，站定打量四周，发现这里的建筑和谷开来曾置业的伦敦西区有着巨大的落差。各种装扮的移民也明显增多。从公共汽车站又步行了近半小时，才找到海伍德家所在的那条街。
这一条路上都是那种一幢挨着一幢的低层楼房，门脸不大，每家门前只有几平方米的小院子。此时正值西方传统最重要的圣诞节的前几天，周围的很多房子都灯火通明，门外也有圣诞的装饰，一派迎接节日的喜庆氛围。只有一幢深红色的房子一片沉寂——这就是海伍德的家。曾有一度，英国媒体蜂拥而至，找到仍住在这里的海伍德的母亲安，试图让她说些什么，但都被她拒绝。不知是不是不堪其扰，门上挂了一块牌子，上面赫然写着：“小心有狗！”
按了门铃，又敲了门，没人应。再按，再敲，还是一片沉默。天色已晚，又飘起细雨，在门外等了一会儿，家里还是没有灯光。无奈，只好离开。
这里也是海伍德长大的地方。可以推想的是，与薄瓜瓜认识后，他必然曾经在这里与谷开来在西区的那间豪华公寓之间穿梭往来过。虽然他是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但是在谷开来母子这对城市的“新面孔”面前，他也并不拥有多少优势，甚至可能恰恰相反。
 不知道海伍德是否为此困扰过。他的祖上在大英帝国享受贵族的尊荣时，无论是薄家还是谷家的“红一代”，还正在为赶走异国的侵略者而奋力厮杀。只不过到了他这一代，昔日的荣光已经衰落到只剩下一个遥远而模糊的传说。恢复祖上曾有的荣耀，是海伍德此生最大的梦想。
“他最大的心愿是有朝一日，能被女王用剑点肩(注：授勋的一种仪式)，授他一个爵位。”海伍德设想的“加官晋爵”之路是，先在中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然后回英国从政，海伍德的家人说。
于是在北京的海伍德为了荣耀家族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着。海伍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海伍德死后，外界一直在苦苦追寻，试图勾勒出一个真实的他来。可是很多认识他的人，给出的答应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
“海伍德处在商业社会的灰色地带，他让自己显得是那种能搞定事情的人物。”在上海的英国贸易领事鲍勃·希德(Bob Shead)，在一次英国大使馆的活动中见到海伍德。当时海伍德以阿斯顿·马丁(Aston Martin)公司的身份发放名片。当时海伍德还递给希德另一张名片，显示他的另一身份——“史宾赛·丘吉尔设计公司”(Spencer-Churchill Designs Ltd)的中国总代表。这个公司的负责人杭莉叶塔·史宾赛-丘吉尔(Lady Henrietta Spencer-Churchill)来自著名的丘吉尔家族，她本人是一位设计师，当时想要把室内装潢的生意扩展到中国。杭莉叶塔后来表示，她和海伍德曾尝试合作，但他们的合作没有任何结果。 
海伍德的身份显得很微妙。一方面，正如贸易领事鲍勃·希德所形容那样，“他以一副典型的西方面孔出现在那些潜在客户面前，而那些客户喜欢像他这样有着公立学校背景、用上层阶级口吻讲话的人”。这可能正是要同西方世界打交道的新兴中国富商们需要的一张面孔；另一方面，像海伍德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在中国生活近20年，又有神秘莫测的背景的人，对那些对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抱以热望的英国商界人士来说，也是他们需要借助的一个很好的人选。
曾任驻华使馆一秘的凯瑞·布朗则在其后的两三年间又见过海伍德数次，包括在伦敦，他们也会过面。“他没有公开说和薄家的关系，但是也没有掩饰。”凯瑞·布朗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海伍德，“英国对华贸易体系整体比较保守。英国老牌政治家讲究身份，强调阶层，不想真正了解中国。与美国这些国家相比，他们与中国相处显得保守而落后。而且英国的商业，也是被大公司所控制，你看卡梅伦这次访华，带的就是大公司，但是真正有活力的都是些中小企业。中国市场无疑又对英国的中小企业有些巨大的吸引力，这也是为什么海伍德会有生存土壤的原因。”
而一度更引起诸多猜测的，则是海伍德的另一个身份——英国Hakluyt的顾问。Hakluyt公司是由曾主管与英国企业联络的英国军情六处(MI6)退休官员克里斯托弗·詹姆斯(Christopher James)于1995年创办的。海伍德死后，Hakluyt公司只是简短表示，海伍德并非Hakluyt员工，只是一名顾问，“很多大公司在中国都会聘请顾问”。“海伍德在中国从事商业咨询业务已经很久了，我们只是他提供服务的很多公司中的一家。我们对他的死感到非常难过。”
可是这样的简短声明并不能平息外界关于海伍德是英国军情六处“特工”的传言——海伍德生前是詹姆斯·邦德的“粉丝”，他为自己买的一辆二手捷豹车专门申请了一个含有“007”的车牌；据说手机号码也有“007”。不过几位参与调查过此事的英国记者对此几乎都持否定态度。“哪有一个特工会傻到把‘007’ 印到自己的脑门上？”一位记者反问。在他看来，这反倒是海伍德喜欢夸大自己地位的一个典型事例。另一位知情者则这样谨慎地表述：“海伍德不可能是一个特工，但是海伍德对外一直声称他和薄家很熟，而当时薄熙来进一步晋升的机会似乎还很多，所以英国方面找他打听薄家的消息也不是不可能的。”
“与海伍德合作过的中国同事并不是很喜欢他。”一位知情者说，“他虽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钱，但派头上像个贵族，显得傲气十足，又显得十分神秘，从来不说自己做什么生意。”
海伍德的身份是阿斯顿·马丁的非董事顾问——一位知情者说，后来有媒体提到，海伍德生活奢侈，开一辆阿斯顿·马丁的跑车，实际上是北京的老板借给他开的。这位老板对海伍德评价很正面，认为他“温文尔雅”，“聪明、正直、有素质”，“不是以利益为重的人”。
不过，有一个评价是共同的：海伍德很爱家人和孩子，“每次打他电话，他都是和孩子在一起”。采访过海伍德妻子的记者回忆，她也形容夫妻感情很好。她眼中的丈夫“喜欢和向上的人在一起，但他没有商业头脑”。
争议牛津
建于1263年的贝里奥学院(Balliol College)， 是牛津最古老的学院之一，它的地理位置也恰好位于牛津市中心。去牛津采访的时候，正好看到贝里奥学院为了招生打出的条幅。“因为薄瓜瓜，这个学院都出了名了！”在牛津读书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调侃说。他又半认真地说：“以前，我们知道在牛津比较有名的中国人都是非常老的，钱锺书、杨宪益……年轻一代，现在最有名的人就是薄瓜瓜了！”
贝里奥学院的创办人约翰·贝里奥是亨利三世时期的贵族，后娶了一位苏格兰公主为妻，而他的儿子也曾是苏格兰国王。他在杜伦主教的协助下，于大约1263年决定捐款创建一所高等学府，它是牛津最早创立的几所学院之一。英国前首相阿斯奎斯曾形容贝里奥的学生“平静地流露出一种自然的优越感”。
与赫胥黎、亚当·斯密一个学院的薄瓜瓜，如果拥有这种优越感，也实在可以理解。在采访时称他就读的贝里奥学院为“创史学院”，这个名称似乎在牛津并不通用。 “我猜想这样称呼是因为贝里奥自称为最老的学院之一，但是这样说的话很多牛津人会不服气的。”留学生刘一帆说。“通常认为牛津最老的学院是Merton College(注：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曾就读过的墨顿学院)或University College(大学学院)。雪莱的一个睡棺就在University College里面，克林顿的女儿也在这个学院读过书。”
很难形容牛津哪个学院是“最好的”。“就像贝里奥隔壁的St John‘s学院，它是牛津最有钱的学院；那Merton传统上学术也很好；拍《哈利·波特》的Christ Church也是很有名。”牛津大学的确是个令人时时心生敬畏的所在。比如和贝里奥学院一墙之隔的Trinity College就是牛顿曾读过的三一学院。不过据说两个学院有“世仇”，“它们两个隔壁嘛，自然而然互相有竞争啊，小争吵”。网上有一张薄瓜瓜和同学们作势撒尿，就是在三一学院的大门口拍的，这也是青春期少年的一种无伤大雅的恶作剧。
薄瓜瓜曾用“刺激”来形容牛津生活，“特别是PPE的本科，公认是攻坚战……光读那么多经典原著，时间就紧绷绷的。经常为了突击学习没时间睡觉……但我享受每次考试之后的那种痛快感；脑迅速膨胀之后的收获让人很有成就感”。
但是很多牛津人在谈论薄瓜瓜时，都会不约而同用到social life(社交生活)这个词，这也是那个时期的薄瓜瓜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薄瓜瓜有一次批评在牛津的中国学生不和外界交往，“他们建立了一个像X-man一样的，和这里的白人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
与传统的中国留学生不同，薄瓜瓜擅长社交，朋友圈子也以英国人为主。有的媒体从他2006到2009年的Facebook记录下他参加的各种社交活动。据报道，薄瓜瓜2008年曾发起过为汶川地震受害者捐款的活动，募款超过1.5万英镑，不过他组织的影响最大的活动是通过另一个社团——欧洲委员会(European Affairs Society)，那次名为“丝绸之路”的晚会请到了成龙，还有少林寺僧人的表演，吸引了近400名牛津学生参加。英国媒体后来说，那次活动是由一家汽车厂赞助的。
至今仍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圈里热议不止的一个话题，是薄瓜瓜当年参加“牛津联合会”(Oxford Union)的竞选。“牛津联合会”其实是一个独立于牛津大学的组织，“但它特别有名，有的人甚至认为它跟牛津一样有名”。牛津博士生刘一帆解释，“英国真正的公共辩论，是从它开始的。历史上在联合会待过的人，很多后来成为知名政客”。
他说印度或巴基斯坦的留学生中有很多活跃分子也喜欢加入Oxford Union的辩论，有的甚至以前做过联合会的主席。“他们有的后来去本国从事政治活动，不少人被暗杀了。所以前年有一名印度学生去竞选联合会的主席，明明没有选上，结果下来后很多人都说congratulations(恭喜)。”刘一帆笑着说。
 
因为牛津联合会名气很大，有很多很有背景的孩子在里面。“他们有能力请来非常厉害的明星、政要，比如克林顿、迈克尔·杰克逊，最近的嘉宾就是阿富汗的卡尔扎伊。”因为牛津联合会的名气实在够大，这些名人也会把来这里视为一种荣誉。刘一帆说，联合会去年的主席是一位韩国学生，而他就请来了去年全球最红火的鸟叔。 
“从大陆学生的传统看，我们确实很难进到这里面，一个是语言的问题，还有一个文化的问题，我们从小就不习惯辩论，也不会辩论。”刘一帆说。
当年的薄瓜瓜试图挑战这一格局。他参加了Union Librarian职位的竞选，据说这个职位相当于副主席。“在公认‘中国热’的当今，‘牛联’的大喇叭却很少有中国的动静……加入会员的中国人却寥寥无几，好像与我们无关似 的。我觉得‘牛联’这么有影响力，应有中国的话语权，能发出中国的声音。所以在竞选布告中，我在自己名字后面打出了大大的‘中国人’三个字。”
只有联合会的会员才有资格投票。“牛津70%到80%的本科生是Union会员，但很多华人偏偏不是。”薄瓜瓜后来在一个节目里有些无奈地说。而《牛津学生报》后来的报道说，薄瓜瓜总是在给同学们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从雨伞这样的小东西，到Union的终身会员资格(根据其官网最新显示是218英镑/人)。薄瓜瓜的一位朋友向《每日电讯报》回忆，投票当天有好些中国学生赶来为瓜瓜投票，但未获允许，因为他们是前一天才加入Union的，“瓜瓜试着争辩，但最后不了了之”。
据说薄瓜瓜最后以4票之差败给了一个英国人。“只可惜投票的几千名会员里没有几个中国人，开始我觉得挺孤独，但不管怎么样，最后证明了中国人不但能大大方方进入西方主流社会，而且在而后的辩论中，中国的声音也有机会博得响亮的掌声。”
“他当年应该没有参加过辩论。他竞选的也是一个比较偏社会活动而不是那种学术性的或政策性的角色。”一位了解内情的留学生说。与薄瓜瓜同时期的，真正获得一致认可的“名门之后”，是新加坡星狮集团主席李显扬的长子，也是内阁资政李光耀的孙子李绳武，“他是公认的辩论高手”，“据说也是那一届PPE专业的第一名”。
在牛津读书期间，薄瓜瓜还是“牛津大学保守派联盟”(Oxford University Conservative Association，OCA)的一员。OCA成立于1924年，是英国保守党的青年分支。一位朋友回忆，薄瓜瓜当时从“至少有500英镑现金”的钱包里掏出50英镑的现金交了会员费。“很奇怪一位共产党官员的儿子会加入保守派联盟。”他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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