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北伐战争

北伐之所以取得辉煌战果，主要因素是国共合作和革命军的锐气，但也得益于苏联的支持和广东财税改革带来的财力增长。

国民党希望通过军事/政治讨伐来实现统一中国，主要北伐目标是当时国内势力最大的三个军阀：直系吴佩孚、孙传芳，奉系张作霖。吴佩孚在湖北、河南和湖南，他的军队以纪律严明、骁勇善战著称。孙传芳在华东——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统辖“五省联军”，他以富饶的长江下游地区为根据地，拥有巨大的财政资源。
张作霖控制着满洲、山东和直隶的大部分地区，军队武器比较精良、人数最多，最难对付。张作霖和吴佩孚虽然是宿敌，却联合起来支持北京政府，并试图把冯玉祥的部队赶出在南口和张家口的根据地。冯玉祥此时有苏联的支持，并打算与国民党结盟。

算上新加入的唐生智的部队，国民革命军共有八个军：
第一军最初是从黄埔军校的几个教导团建立起来的，大部分军官是蒋介石领导的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军长何应钦是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第一军是蒋介石的嫡系和权力基础，总兵力远超国民革命军的其他各军。
第二军主要由湖南人组成，军长是几度出任湖南省军政长官的谭延闿，李富春领导第二军政治部，许多团一级的政工人员都是共产党员。
第三军基本上是滇军，军长朱培德，协助孙中山于1923年返回广州。
第四军是由忠于孙中山的粤军第一师整编建立的，是一支久经磨炼的部队。李济深任军长，下辖4个师和叶挺独立团，可以与第一军相媲美，后来出了很多名将的张发奎部即属该军。
第六军军长程潜，党代表是林伯渠，都是湖南人。中山舰事件之后，离开第一军的共产党政工人员，都来到了第六军。
第七军是李宗仁的桂军，该军有一半的部队参加了北伐。

国民党的北伐策略是先攻取湖南，北上占领长江重镇武汉，与左倾军阀冯玉祥联合，再往北京推进。蒋介石凭借第一、第四和第七三个军的实力，承担了北伐一路激战的主要任务。第四军、第七军与唐生智的第八军联合作战，于7月攻入长沙。
8月，第四军第十二师攻克吴佩孚重兵防守的汀泗桥，随后担任主攻前锋，在第十师和第七军其他部队的支持下，攻克吴佩孚坐镇布防的贺胜桥（第四军因在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中作战勇猛被誉为“铁军”，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后升任第四军军长）。吴佩孚险些被俘，乘火车逃回武昌。革命军追击部队随后进占武昌近郊，因“敢死队”夜间登城失利（叶挺的独立团在这几次战斗中伤亡惨重），第四军和第七军决定围城。吴佩孚率残部沿京汉线北撤至湖北北境的武胜关，在第八军的追击下，后退入河南境内。在一个多月的围困之下，10月10日，武昌守军投降，革命军攻占武汉。

北伐军对江西的进攻则比较困难。9月19日，程潜率第六军在地方守军的帮助下，以及第一军第一师的支援下，成功地占领南昌。但孙传芳迅速派兵反击，北伐军遭到重创，失去对南昌城和铁路的控制。蒋介石率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二军的两个师，亲自指挥第二次对南昌的进攻，到10月中上旬，这次进攻宣告失败。第三、第六军的部队对铁路沿线城镇的进攻也同样失利。
对江西的全面进攻，在10月底开始。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革命军制定了协同进攻计划。第四军第十二师从武昌调来，与新加入革命军阵营的第二独立师进攻九江。第三军和第六军进攻南昌附近的车站，第二军和第十四军从南面向南昌进攻。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艰难战斗，革命军于11月5日攻占九江，三天后攻下南昌。在江西两个多月的作战中，革命军伤亡近1.5万人，解除了4万余名孙传芳士兵的武装。

同时，何应钦率领的第一集团军也正绥靖福建。在第一军第三师攻占永定后，福建陆军第三师倒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11月，主力部队沿着沿海路线攻下漳州和泉州，福建海军宣布投诚。12月，何应钦的第一军控制了省城福州，福建军阀残部退到浙江边境，试图与孙传芳会和，但被正在谈判倒向革命军阵营的陈仪所阻挡。在北伐过程中，蒋介石对很多倒戈的军阀将领予以收编，后来也一再地招降纳叛，为后续留下一堆头痛的政治问题，但这一刻也别无他计。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经攻占湖南、湖北、江西和福建四省，贵州省也名义上服从国民政府管辖，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控制了两广往北到武汉、四川往东到闽北这一大片地盘。为了靠前指挥，蒋不久就将军事总部移到南昌。

革命军在六个月内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归功于以下多方面因素。在苏联的帮助下，革命军进行了两年的训练和装备提升，在之前广东省内的几次战役（与陈炯明的战斗）中也积累了实战经验。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有信念的军官，共产党政工干部对士兵的政治教育，使得革命军军纪严明、战斗力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广东省进行的财政改革，使该省的大部分税收进入国民政府的国库，为军事行动及与敌军谈判促其倒戈提供了财力支持。但是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在国民革命军中孕育已久在北伐中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的精神，特别是第一军和第四军的牺牲精神，其他各军在战斗时也都奋勇作战。

五、武汉集团与蒋介石集团的纷争

蒋介石努力团结国民党，但与左派的分歧难以弥合。

革命军与军阀交战时，各主要城市的工会运动迅速发展，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着工会运动和反帝运动。同时，中共创设的农民协会逐渐掌控了基层乡村，通过领导农民斗争地主及其他阶级敌人，对他们进行打击，推翻了乡村原有的秩序。对当时的革命形势来讲，这些运动过热会导致革命军新占领地区严重的阶级对立。
工会运动也引起资本家的严重不满（罢工使工商业趋于萧条，武汉11家中国银行在1926年11月破产），他们向国民政府提出严正交涉。国民政府为此成立调解委员会，设法稳定秩序，但造成经济分裂的力量已无法逆转，并最终导致了武汉政府的垮台。许多国民党中下层军官出身于地主士绅家庭，他们的亲族在农运中遭到打击，因此对共产党的农民运动非常痛恨。
中共中央试图阻止在农村这些太早引起对立情绪的过当行为，却不成功。许多集团军司令因此罢免了共产党籍的政工，并弹压贫农暴动及退还没收的土地。这再次证明国共两党的理念不同，间接加快了国民党的“清共”行动。

同时，国民党内部不同政治派别的分歧也逐渐扩大。在广州方面，国民党中执会的自由派，包括宋庆龄、宋子文姐弟，担心蒋介石军功彪炳、声望日升，可能会建立军事独裁。蒋了解反共的各集团军司令也忌惮他取得独裁掌控，因此他并没有进一步巩固自己权力的动作。国民党左派再结合中共党员，此刻掌控了中执会。十一月，中执会表决将中执会和国民党中央移到武汉，就近掌握北伐情势。蒋表示欢迎国民党中央北迁，可能是不想扩大间隙。

1927年初，国民党领导集团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北伐军的下一步应该将矛头指向上海还是北京？政府机构应设在武汉还是南昌？对社会革命应鼓励到什么程度？应推动还是限制反帝国主义？最重要的是，应由哪些领导人执掌主要决策权？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导致国民党领导人之间的分裂。

1927年1月初，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计划分两路向上海进攻。苏联顾问反对这个战略，唐生智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表示反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共产党和苏联顾问都希望北伐军北上，和苏联支持的冯玉祥部队联手，进而可能取得北京这个巨大的政治胜利。可是蒋介石坚持革命军先取南京、上海，控制工业比较发达的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这样新的国民政府就可以定都南京，并取得上海巨大的财金资源，甚至外国的承认。会议最后采纳了蒋介石的计划，但提出唐生智的部队应沿京汉铁路对北面进行防御。

随后，国民党内亲蒋派在江西庐山集会。蒋为了消除各方对他个人野心的疑虑，在会上附议一项提案，解除自己中执委主席的职位，并如早先的作为，呼吁汪精卫回国，恢复与党的关系。虽然这些动作有些故作姿态，但他可能想通过妥协使国民党内非共人士包括汪在内能够团结，这是设法抑制共产党势力之前必需的一步。
不久后，他又亲赴武汉以表达他的诚意，试图说服中执会迁到南昌。鲍罗廷与蒋介石已经成为对立两方，因此极力反对他。鲍写信给李宗仁，建议李取而代之，出任北伐军总司令。李担心若逼蒋这位国民党新领导人下台，中共会乘虚而入，于是予以拒绝。

随着武汉方面与蒋介石的矛盾逐渐激化，3月10日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取消中常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职位，即收缴蒋的权力，将他纳入新改组的军事委员会节制之下，把他的党内要职移交给正由莫斯科返回国内的汪精卫。

蒋介石则指挥革命军继续扩大战果，兵分两路攻取长江下游的重要城市。一路沿长江两岸而下，分别由程潜和李宗仁统率，目标是南京。另一路是先攻取杭州，再进攻上海。3月中旬，已经攻取杭州的东路军，在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的率领下，在距上海不远处进入阵地。东路军总司令何应钦率部沿太湖东西两侧向北推进，以切断鲁直联军的退路。
3月18日，东路军突破松江防线。21日，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发动武装起义，除闸北外，工人纠察队初步控制了除租界以外的地区。3月22日，白崇禧率部进入上海，发布维持社会秩序的命令，薛岳指挥战斗力颇强的第一师，肃清了鲁直联军残部。几乎在同一时间，南京守军撤离。3月23日晚，程潜指挥的军队进入南京城。

六、国共决裂

武汉政府在北伐中颇有担当，但统治地区的支持在逐渐瓦解，它被冯玉祥背叛后，挣扎着倒向南京。

四一二事变

4月1日，汪精卫搭乘苏联船只抵达上海，受到盛大的欢迎。蒋介石不愿汪精卫前往武汉，希望他留在上海，领导团结统一的国民党，驱逐鲍罗廷，“节制”共产党。两日后，蒋介石通电全体司令官，宣布汪主席已回国，今后所有的军事、民政、财政和外交事务都应集中接受汪的指挥。然后蒋拜访汪密谈，力邀汪在上海主持“清党”。鉴于大多数人强烈支持汪精卫回国，除第一集团军之外的各军、师长也不乏其人。如果此时汪精卫同意反共并留在上海，情况如何发展很难说，他可以在强化个人控制后，号召多数的左派国民党人归队。果真如此，则可能无限期地延搁甚至阻绝蒋崛升政治领导地位。

但汪精卫主张此等大事（清党），必须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来决定，并要求各同志不得擅自行动。他也没打算留在上海，对自己在军中能够获取的支持缺乏信心，认为上海为蒋所控制，难以施展。同一天，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突然也来到上海，他和汪很快就发表联合声明，否认中共意图颠覆国民革命军或推翻国民党。汪、陈旋即秘密登上邮轮，前往武汉，使得蒋成为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党内所有反共势力的共主。蒋颁布戒严令，然后搭乘军舰回到南京。

此后的时间，以戴季陶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主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成为“清共”的主要推手，而青帮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执行角色。4月12日清晨，国民党军队和青帮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历时二十二年之久的国共内战自此拉开了帷幕。青帮原来与国共两党都关系密切，但这次它选择站在国民党这边。
上海总工会负责人汪寿华既是共产党员也是青帮人，与杜月笙有直接接触，由于这层关系，中共中央忽略了强大的青帮是个迫在眉睫的威胁。可是，青帮大佬杨虎早年和蒋一起参加革命，现在担任上海卫戍司令，成为清党委员会和杜月笙的主要联络人。前一晚，杜月笙邀请汪寿华到家里谈话，劝他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遭到汪的拒绝。当他告辞后，被两名刺客枪杀。过了午夜，白崇禧的第七集团军部队也在上海展开行动，逮捕了周恩来等人。周被送到白崇禧总部，随即被白释放，很可能是经蒋核准或直接下令。

宁汉对立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推举胡汉民为主席，以与汪精卫抗衡。另一方面，武汉的中执会以汪精卫为主席，指控蒋介石犯了十二项罪名，并革除蒋一切职务。上海清共之后，蒋介石在军阀中的声望大增。他得到浙江、福建以及上海、南京和一部分安徽、江苏军阀的支持。广西、广东和四川的军阀也坚定站在反共的立场，但对蒋的忠诚度不足。
武汉政府虽然控制着湖北、湖南和江西，但统计基础较为薄弱，且受到农民运动的干扰。其主要军事支持来自于唐生智、张发奎和朱培德指挥的军队。北方军阀仍控制着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冯玉祥控制着陕西和一部分河南，但在宁汉之间立场摇摆。

5月份，国民党的两派革命军，沿铁路线继续北伐：武汉军的攻势，以张发奎的第四军和唐生智指挥的军队为主力，沿京汉铁路向河南中北部推进，并在驻马店击溃吴佩孚余部。吴佩孚结束了其长期的戎马生涯，只得逃到四川东部去受四川军阀杨森的庇护。吴佩孚战败后，武汉军打开了与奉军展开大战的道路，奉军由张学良率领，是具有重型武器装备的军队。
5月17日和18日，张发奎的“铁军”在河南省北部的一场血战中，打败了奉军。而冯玉祥部向东疾驰，兵不血刃获得大量战利品。武汉军伤亡1.4万人，冯玉祥部只损失400人。到6月1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唐生智的武汉军，在京汉铁路与陇海铁路的交会点郑州会师，而奉军已撤到黄河以北。

南京政府的军队则沿津浦线进入安徽和江苏北部，直面孙传芳的残部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以何应钦、李宗仁和白崇禧为前锋的南京军，在进攻的行动中所付的代价相对小得多。6月初，南京军攻下陇海铁路与津浦铁路的交会点徐州，孙传芳与和张宗昌撤到山东，重新集结其部队。

武汉政府派出最精锐的军队北上，与奉军展开血战，只留下很少的卫戍部队保护湖南、湖北的铁路线及主要城市，从而给对手南京造成了有利的机会。川军军长杨森从四川万县向东进攻宜昌，驻守宜昌的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倒戈，率军向武汉进发。
驻守武昌的叶挺，率领新组建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击败了夏斗寅的军队。但更大的隐患在湖南长沙，唐生智的湘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率军北伐，留许克祥率一个团驻防长沙。在唐生智指挥武汉北伐军与奉军血战时，长沙的驻防部队和总工会的武装纠察队之间的摩擦也正在加剧，叠加因农民运动引起的湘军军官的仇恨，5月21日，许克祥下令湘军对省工会和农民协会的总部进行暴力镇压，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嫌疑分子。在以后的数日中，省城经历了一次血洗，反革命行动扩大到其他许多县城。

国共合作失败

长沙遭受的打击使共产党陷于混乱之中，也给武汉政府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些地区对武汉政府的支持开始瓦解。朱培德及其统率的第三军驻守江西，防御可能来自南京方面的进攻。但因军中的反共情绪和受长沙马日事变的影响，朱培德决定遣散军中共产党政工干部，将22名为首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使其备受优待，并给予旅费。同时，又命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停止活动。武汉政府只得宽宥朱培德，以免他投向南京政府。

中共的重挫使得斯大林难堪，激使他发电给鲍罗廷以及刚派到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斯大林下令共产党人占领中国农村，换下摇摆不定的国民党领导人，铲除不可靠的将领，并组建一支七万人的革命工农军队。这些任务一点也不实际，中共领导人看到后“啼笑皆非”。但罗易也不知怎么想的，居然向汪精卫出示电文，使汪骇然发觉苏联打算清除武汉政府中的非共人士。

6月6日，汪精卫率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起程前往郑州与冯玉祥会谈。汪精卫等人同意冯玉祥控制河南省，批准其在陕西和甘肃任命的人选，冯玉祥所部和河南的杂牌军改编为由冯玉祥指挥的七个军开赴前线，在前线的武汉军随后撤回汉口。
鲍罗廷很快意识到，这是一次失败的会议。张发奎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清除了在河南的敌对势力，但是汪精卫却将河南交给冯玉祥这个不可靠的盟友。而冯玉祥扭头就跑去徐州去和蒋介石会晤，在蒋介石开出每月给冯两百万银元津贴的价码后，冯玉祥抛开汪精卫，与蒋达成合作协议。冯回到郑州总部，立刻下令驱逐他部队中的共产党员，25岁的邓小平，刚从莫斯科来到冯玉祥的部队担任政工，也被礼送出境。山西军阀阎锡山原本依违于南京、武汉和北京之间，听到冯清共，也宣告支持蒋介石。

武汉政府此时面临的战略形势极为严峻，一系列的问题缠绕着国民党上层领导者的头脑。政治上，为安抚那些将领，是否甘冒失去苏联支持的风险，而与共产党决裂？军事上的前景更为暗淡，不管是继续向北京挺进，还是发动向南京的进攻，都很难成功。6月15日，武汉政府决定准备东征。东征前重新调整了军队的番号，第四集团军下辖两个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由张发奎指挥，下辖第四、第十一和新编的第二十（由贺龙统率）共三个军。后来，叶挺、贺龙率领第十一和第二十军部分军队发动了南昌起义。

6月21日，冯玉祥向汪精卫和谭延闿发去一封最后通牒式的电报，要求鲍罗廷应立即回国，督促中央执行委员加入南京的国民政府。次日，冯玉祥向记者表明，“衷心希望国民党同心戮力，消灭军阀和共产主义”。迫使两党决裂的压力仍在增长，唐生智将湖南混乱的原因归咎于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何键发表声明要求进行清党。
汪精卫和武汉政府于七月中旬与共产党决裂，把共产党人赶出武汉，并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一些被捕的共产党人遭到枪决。共产党失去最后的依托，只能抛下一切幻想，走武装暴动这条路。苏联不得不承认其对华政策已经乱了套，罗易和鲍罗廷先后离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