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至1969年期间，是中苏关系分裂时期。这一时期，中苏关系处于从密切合作到严重恶化的转变期。

关于导致中苏恶化的原因，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虽然美国解密的文件中，也探讨了类似的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评估报告主要是提前的预测或跟踪分析，其中提出的很多观点虽然未必完全正确，但是不能否定其具有极大的开创性和启发性。同时，这些连续性的解密报告，可以让我们了解到美国对中苏关系进行评估的整个发展脉络，有利于我们对于情报评估报告进行再评估，分析冷战期间美国对中苏关系判断的准确性，从而深入反思这些判断对于美国的对苏政策和对华政策产生的影响和后果。根据美国的分析，在中苏蜜月期影响中苏团结的主要原因如下：
①中情局认为，斯大林去世以后，毛泽东个人地位飞速崛起，因此要求苏联重新考虑它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同时进一步承认中国在亚洲事务和执行共产主义政策的决定权。中情局甚至认为：“在斯大林死后毛泽东曾经有过一种考虑，试图立即接替斯大林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可以说，毛的崛起与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独据的领导地位相矛盾。



②中国对苏联经济的依赖与苏联不能满足中国经济援助要求之间的矛盾，是自中苏结盟以来中苏关系中一直存在的问题。在中苏蜜月期，这种矛盾体现得越发明显。随着经济建设的推行，中国对苏联制度、技术、设备等各方面的依赖日益加深。同时由于英美同盟集团对中国的贸易管制，促使中国对苏联的援助和支持更加依赖。面对这种情况，苏联的援助程度不但不能满足中国的经济发展需求，反而随意限定贸易规模和改变援助期限，这使中国人怒不可遏，对苏联怨恨越积越深。



③中苏两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利益不同。如前所述，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利益中心在亚洲，并渴望恢复中国在亚洲传统大国的地位。而苏联的视角是整个世界，尤其对欧洲和中东问题具有同样浓厚的兴趣。因此在制定和实施总体的共产主义策略时，中苏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分歧。



④苏联和中国都不愿意放弃对北朝鲜的控制，因此朝鲜问题在多方面可能引发中苏之间的不和。这些问题“可能产生于中国驻朝鲜的军队；也可能产生于中朝之间对有限的苏联援助的竞争；可能产生于中苏针对西方的不同战略选择；还可能产生于朝鲜内部亲华与亲苏派系的摩擦”。



⑤新疆问题是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隐患。1954年9月形成的《国务院情报和研究署远东研究局关于苏联在中国新疆行为的报告》详细阐述了苏联自1934年以来扶植盛世才，支持新疆叛乱和独立的整个历史过程。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中苏之间的结盟，苏联开始改变对新疆的策略，但是却始终设法保持其在新疆的影响力和特殊地位。按中情局的话来说，“1950年末，新疆的‘苏联势力范围’不再根据地理区域来界定。然而，这一‘范围’由无数项无形、独享的特权组成”。总之，苏联在新疆的势力始终存在，并且有形无形地干预新疆事务，因此也构成了日后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根源之一。



⑥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对斯大林进行批判。铁托与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互相访问，苏联承认对铁托的叛变承担责任，并同意与南斯拉夫恢复邦交。因此1949年以来北京一直谴责铁托对“共产主义阵营的叛变”，对于苏联急转直下的态度，中共一时难以接受。



⑦在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中国政府的反应成为中苏两国关系破裂的又一诱因。中国政府在波匈事件后公开发表的报道和声明，使美国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举动明显表示了它对莫斯科在波匈事件中甚至与处理南斯拉夫关系中处理不当的责怪。在声明中，中国对苏联的批评写道：“某些工作人员常常容易在相互关系中忽略各国平等的原则。这种错误，就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特别是大国的沙文主义错误，对于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共同事业，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损害。因此，我国政府的领导人员，工作人员和全国人民必须时刻警惕，防止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



⑧在克什米尔争端问题上，中苏也存在分歧。苏联支持印度，而中国更倾向于支持巴基斯坦。同样的，中情局认为这种分歧体现了中苏在南亚的地区政策的根本性差异。从纯粹的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苏联可能将印度看作是对中国的一种潜在的牵制力量，因此可能倾向于支持印度对抗它的对手巴基斯坦。但是，美国认为由于中、印两国都有野心争夺亚洲的领导权，所以中国可能对印度怀有敌意。因此更容易接受巴基斯坦的存在，从而削弱印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