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若干基本问题再认识 （中） 
                                                   作者：张宇  
 
 
三、如何认识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的社会性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的中介作用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依据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斯大林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了如下界说，“社会生产是由两个方面组成，这两个方面虽然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但却反映两种不同的关系，即人们对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只有具备生产的这两个方面，才能有社会生产，——不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或其他社会形态下都是一样”。这个界说简单又清晰，被广泛接受。然而，问题有复杂性。因为，生产“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因此，生产力中不仅有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必然包含人与人的关系；不仅有自然性，也有社会性，集中体现为生产过程中人们之间形成的各种社会联系特别是分工协作关系。分工一方面在使不同劳动部门和不同劳动者相互分离，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不同部门和不同劳动者之间的相互依赖，使每一种局部或个别的劳动具有了社会性，他们或者结合起来用协作的方式生产同一种产品，或者通过相互交换，用商品生产的方式满足他人或社会的需要。分工协作还确定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劳动关系，即围绕生产资料的支配和使用而产生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技术组织形式，构成了生产力社会性的核心内容。
 
关于生产力社会性属于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这一问题，人们认识不一。
 
第一种观点认为，生产力的社会性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平心明确提出了生产力的二重性的观点，认为生产力既有物质技术属性，也有社会属性，生产的社会属性就是生产力内部的社会联系，包括直接为生产使用价值服务的各种社会联系、社会条件和社会因素等。林岗认为，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或者说劳动的技术组织形式，是发挥着实际功能的生产力的现实形态。生产力的各个简单要素，只有通过一定的技术组织联系，才能结合起来造成能动的劳动过程从而转化为实现职能的生产力。
 
第二种观点认为，生产力的社会性属于生产关系。张闻天提出区分两类生产关系，一类是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即人们为了进行生产，依照生产技术情况和需要而形成的生产关系。另一类是一定社会形态中特殊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关系。类似的，国外学者G.A.柯亨和威廉·肖等人将生产关系分为物质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的生产关系或者劳动关系和所有权关系，前者是约束生产者从事物质生产的关系，后者是对人和生产力的有效权力关系，劳动关系属于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
 
第三种观点认为，生产力的社会性兼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重属性。吴易风提出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原理，将生产方式即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方式作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中间环节，并且认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三个范畴之间既不存在替代关系，也不存在包容关系。高峰认为，生产方式即劳动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中介体。特定的劳动方式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同时受到特定生产关系的制约,具有显著的社会历史特征。
 
上述三种观点都不否认，生产过程中存在这样一种社会联系，它是人们之间围绕物质资料的生产而发生的物质技术关系，服从于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等自然规律，集中表现为分工协作的关系。在这种社会联系中，人只是作为自然的人、生产的要素，按照一定的技术规则，以社会化生产或联合劳动的方式，作为一种集体的物质力量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以生产人们需要的物质产品。这种社会联系与生产关系的区别在于，后者是生产过程中人们之间围绕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发生的经济利益关系或社会权力关系，服从于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等社会规律。当然，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这两种关系是相互交织的，正如孙冶方提出，劳动组织就是在生产过程中根据生产规律把直接生产者组织起来，即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劳动组织问题是生产力问题，更是生产关系问题。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理论上对其加以区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管理二重性的分析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因此，“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联系，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产生于“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的分工协作等社会生产的一般职能。为了避免将此种社会性与生产关系意义上的社会性相混淆，我们可以把前者称作生产力的自然社会性、物质社会性，把后者称为生产力的经济社会性、权利社会性。
 
需要强调的是，生产力的自然社会性与生产关系不仅有本质区别，更有紧密联系。众所周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或者说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的首要性，是唯物史观的最基本原理。但是，对于这个基本原理，长期以来人们仅仅满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之类极度抽象的陈述，对于其具体内容和作用机制，却不甚了了，当然也远远不能达到“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科学水平。所幸，现在学术界对生产力社会性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共识，特别是对集中体现生产力社会性的生产组织——生产方式的认识，并找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中介和枢纽，从而就能够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具体内容和作用机制作出较为具体的说明，简单说就是：在一定生产力特别是一定劳动资料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一定所有制形式；在一定的所有制基础上，产生了生产、交换和分配等全部的社会经济关系。这就是吴易风教授所说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原理。这个原理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分析中得到了深入阐述。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是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的一句名言，形象地说明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但是，手推磨如何产生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如何产生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个问题，借助于生产方式的中介作用，在《资本论》中得到了透彻的说明。马克思指出，在以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中，由于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机体，这个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只有通过直接社会化的或共同的劳动才发生作用。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就像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在资本主义所有制下，由劳动过程的社会性而产生的管理、监督的职能成为资本的特殊职能，社会生产力转变为资本的生产力，这样就形成了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这一矛盾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而不断加深，为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创造了客观的物质前提，“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它没有能力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按照社会共同利益有计划调节生产，满足全体人民的利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生产社会化不断发展提出的用以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选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范式，对于准确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四、如何认识生产力的首要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的能动性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相对生产关系居于首要地位。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重要反作用。作用与反作用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正如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必须了解其具体内容和作用机制一样；理解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的原理，同样必须了解其具体内容和作用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进一步说明。
 
第一，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社会组织形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生产的两个方面，生产力是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二者不是机械组合在一起的，而是有机融合在一起的，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生产力总是社会的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组织形式的生产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一，生产关系确立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则，使人们能够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将各种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合理的生产关系，能够形成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组织，提高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其二，生产关系确立了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权和分配权，调节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为社会生产提供有效的激励结构和发展动力。合理的生产关系，能够保证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投入得到相应的回报，充分调动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各种生产要素都能得到充分利用。其三，生产关系确立了约束全体社会成员经济行为的统一规范，减少由信息不对称等引起的经济联系的不稳定，增强了人们的经济预期的可靠性，为社会生产在正常秩序下进行提供了基本保障。其四，生产关系确立了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或价值标准，这些目的或价值标准包括了生理、心理、教育、健康、环境、人权、安全等多方面的维度，这些价值标准在一定条件下与生产力的技术标准相结合，共同对生产力发展的技术路径产生影响。
 
第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是有弹性的。相同的生产力发展，有可能形成不同的生产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的、一一对应的。一方面，某种生产关系一旦形成，就会形成相应的利益结构以及保护这种利益结构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从而使生产关系具有了一定的刚性。在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与既有生产关系发生冲突时，作为既有生产关系代表的统治阶级，为了避免旧制度的崩溃，会以保留既有生产关系基础构架为前提，对旧制度作某些改良以局部地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将更高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的一些要素引入旧制度的框架，从而缓和社会矛盾和冲突，暂时延续自己的统治，或者利用手中掌握的强大的国家政权的力量，阻碍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阻止旧的生产关系的衰退。但是，这也同时为新生产关系取代旧生产关系准备了条件，使统治阶级成为自身的“掘墓人”。另一方面，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先进生产关系的确立，需要经历一个从产生到壮大、从局部到整体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会表现出多层次多样性的特点，体现一定生产力水平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对不同的生产关系具有相当大范围的兼容性。此外，生产力是决定生产关系的最终决定性因素，而不是唯一因素。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历史条件、文化传统、自然条件等因素特别是阶级力量的对比，也对生产关系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同样是社会化大生产，可以同时容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样是个体劳动方式，可以容纳西欧的封建领主制经济和中国的封建地主所有制经济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当然，这些不同的经济制度虽然彼此之间存在差别，但由于具有大体相同的生产力水平，因此其基本架构是大体相同的。
 
第三，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起主要的决定性的反作用。这个一定条件是什么？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这样说道：“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生产关系的这种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著作中也有具体表述。比如，马克思在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役地租的生产关系时指出，“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决定性反作用，《共产党宣言》曾提出这样一个著名论断，“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而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从生产力进步的杠杆转变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又作了这样的评论，“把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
 
第四，新的生产关系为新的生产力发展创造历史前提。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关系，这是一般的理论逻辑。但人们观察到，在现实的历史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迁的先后次序却往往是相反的，即不是先有新的生产力再有新的生产关系，而是先有新的生产关系再有新的生产力，这种情况被有的学者概括为生产关系相对生产力的历史优先性。在19世纪末，马克思恩格斯就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像俄国这样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十月革命胜利后，针对“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错误论调，列宁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俄国的道路也是中国和其他一些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共同走过的道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个论断，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历史优先性从特殊命题上升为普遍命题，为生产关系的能动作用提供了有力证明，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重要贡献。
 
说到这里，人们自然会问：既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着巨大的反作用，甚至一定条件下具有主要决定作用，既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往往具有历史优先性，是生产力发展的先决条件，那么，为什么要强调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具有首要性呢？这个问题，只要辩证地思考就会明白，因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决定性的反作用正是由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来定义的。比如，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是进步的？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是合理的？生产关系的进步与落后、制度的“好”与“不好”以什么标准来判断？历史上不同经济制度的更替是由什么力量推动的？这些问题都只有在坚持生产力首要性观点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答。所谓进步的生产关系和“好”的制度，放在历史的坐标上看，就是能够适应生产力水平、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反之，所谓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不好”的制度，就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制度为什么重要，改革为什么重要？是因为好的制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直接动力。“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命题，同我们认为最重要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命题，不仅是一致的而且是一脉相承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称作“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一致性从何而来？根源仍然在于人类劳动与实践的主体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无论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都不是脱离人类的实践而进行的“无主体”的自然过程，而是人类主体在具体的、活生生的实践活动中，在活生生的社会主体力量的格局中，用丰富复杂的具体形式来实现的，具有极大的能动性。生产力通过社会主体的能动作用，在为了追求各自利益而展开的竞争、合作和斗争中作出各自的制度选择，推动生产关系变迁；生产关系同样通过社会主体的能动作用，在为了追求各自利益而展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中作出经济选择，推动生产力发展。有了历史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有了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内在动力，就有了生产关系相对于生产力的制度弹性和历史优先性，就有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作用的广阔空间。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与以往一切社会都不同，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自发进行的，而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自觉进行的，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的。革命如此，建设如此，改革也如此。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广大人民从被剥削掠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成为经济生活的主人、政治生活的主人、社会生活的主人、历史创造的主人；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不仅以政治主体的身份，从上层建筑的角度，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促进生产力发展；而且从经济基础的角度，以经济主体的身份，按照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和对抗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得到空前的加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这是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和把握这条重要规律，并依据这条重要规律不断进行改革，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邓小平指出，“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观察社会发展时，一定要注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决定和被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有机联系。“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深化和发展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认识。
 
五、如何认识生产力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内在统一性
 
依据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首要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判断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根本标准，这就是生产力标准。列宁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他又指出，“根据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要求，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不断的改革，就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明确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邓小平指出，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这些论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阐明了坚持生产力标准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为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和基本路线提供了理论基础。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书信中就专门针对把唯物史观片面化、庸俗化的经济唯物主义观点强调，经济因素是历史过程中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历史发展是多种因素合力造成的。我们要承认生产力标准是判断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根本标准，同时也要承认生产力标准并不是判断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唯一标准，政治、意识形态、法律、宗教、艺术等领域都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和各自独特的衡量标准。当然，这些标准归根到底要服从于生产力标准。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指出，“对生产力标准必须全面准确理解，不能绝对化，不能撇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来理解生产力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提出的一系列‘两手抓’，包括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治建设，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都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的”。
 
为什么不能把生产力标准唯一化、绝对化？原因在于，生产力标准与其他方面的标准并不是割裂对立的，而是互补统一的。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但是，如果进一步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又是什么？确定生产力标准的标准又是什么？为什么说生产力标准是根本性标准？回答这个问题，就涉及规律性与目的性、事实与价值的关系。
 
生产力标准的确定，首先是以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为依据的。但这个依据只是证明了生产力发展是客观的、基础的，但不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好”的或“善”的。前者是一个事实判断，后者是一个价值判断。除非将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才能证明生产力标准的确立既是合规律的、又是合目的的，既是必然的、又是应然的。将生产力作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合规律的也是合目的的，不仅具有必然性也具有正当性，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卫兴华曾提出，社会主义的得失成败，既要用生产力标准去判断，又要以社会主义价值标准去判断，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内在地统一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通过快速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来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平。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也是人民的理论，为人类的解放指明了方向。因此，马克思绝不像李嘉图之类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只看到生产力的发展，而不管这种发展以人和资本价值的多大牺牲为代价”。在资本主义对抗性的生产关系下，“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马克思明确指出，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他们的社会状况得到根本改善，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仰者和坚定实践者，始终不渝追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始终不渝追求人的自由解放。毛泽东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应当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也应当实现资本主义难以达到的社会公正。从根本上说，高效率、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决定的”。胡锦涛指出，“坚持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才能更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运用生产力标准，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很清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从来都是紧密联系、内在统一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超越资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力量所在、魅力所在。
 
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何以可能、基础何在？是否背离了生产力决定作用的“一元论”，能否避免“二元论”的嫌疑？上述问题，马克思主义通过引入社会实践这一范畴，在哲学上得到了解决；通过引入劳动这一范畴，在经济学上得到了解决。劳动是具有鲜明主体性的实践活动，鲜明的主体性集中体现在劳动的目的性上，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正是在劳动的目的性中得以统一的，可以从两个维度具体说明。
 
第一，技术维度或自然的维度。如马克思所说，在劳动过程中，建筑师在建筑房屋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是由自然界存在的客观因果联系和技术规律所决定的必然王国。在这个领域，人们只有尊重客观规律，并按照客观规律从事劳动，才能实现人们预先设定的技术目的。人们对自然界的因果联系认知愈多，就愈能认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愈能实现人们的主观目的，使因果性和目的性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价值维度或需要的维度。人们从事劳动的目的是满足自身需要，这种需要具有自然生理的基础，但是这些自然生理需要又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得到满足，满足这些需要的形式和手段也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具有相对的性质”。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人们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不完全相同，也在不断发展变化。马克思在讨论劳动力价值的决定时指出：“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
 
上述两个维度是相互联系的。目的性作为人的主观意识，相对客观事物的自然必然性来说，是自由的。从技术维度来说，人的目的固然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服从自然法则。但是，一方面，客观规律只有通过人们自觉的活动才能发挥对历史的决定性作用，人们在客观规律的面前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而是或多或少具有相对自由选择的空间；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总是要经历一个过程，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在思想上总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因此，人们的目的性并非机械的、僵死的，而是具有鲜明的主观能动性。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精辟地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从价值维度来说，人的目的性固然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受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感情和意志的深刻影响，受历史、传统和文化等因素的深刻影响，但是，这种自由是有限度的，人的需要的满足总要通过对客观的自然必然性的认识和利用才能得以实现，如果人们的目的设定所包含的主观意图不能和自然的必然性相结合，其结果只能是目的的落空、自由的丧失。
 
于是，在劳动主体性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科学证明了社会发展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事实与价值的内在统一性，证明了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内在统一性。其具体的论点包括：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等于个人才能的发展，等于劳动时间的节约，等于科学日益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因，等于人与自然的和解，等于可支配的自由时间的增加，等于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等于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等于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从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性出发，马克思把社会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三大形态：“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大形态。这样，就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了，并从经济上深刻地论证了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总之，我们既要坚持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的基本观点，又要反对将生产力标准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唯一标准的片面观点，将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和财富不断增长的基础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贴主:wangguotong于2025_03_14 3:20:06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