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健：活佛转世制度的源起和发展

一

活佛转世制度起源于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第一位被认定的转世灵童是攘迥多吉，他被认定为是噶举派分支噶玛噶举的首领噶玛拔希的转世。自噶玛噶举派活佛转世制度建立至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的二百多年间，转世活佛逐渐成为僧俗社会广泛接纳的宗教现象。作为对格鲁派首领甘丹赤巴任选制度的补充，活佛转世制度在格鲁派也逐渐建立。

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所特有的一种宗教传承继位制度，有一整套严谨而又严密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包括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坐床等诸多环节。历代中央政府对有影响的大活佛采取金瓶掣签和报请中央政府批准继任已成为历史定制，使活佛转世制度逐步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管理轨道。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并非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之上，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受不同时期的内外界因素影响随之变革而形成的。

活佛转世制度出现以后，藏传佛教内部各教派对这一制度的认识和接受程度也是不尽相同的，就是在同一教派的内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活佛转世制度实行的广泛程度和社会的认同程度也有所不同。另外，藏族世俗社会和中央王朝以及蒙古各部的首领在不同时期对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也施加过不同的影响。而活佛转世制度又对藏族社会和蒙古族社会（以及不同程度地对土族、裕固族、纳西族等民族，还有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不丹等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

活佛转世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既有宗教理论依据，又有其社会思想基础和独特的社会经济基础。

后弘期的藏传佛教从一开始就处于分散发展的状况，而且分散的佛教僧团和分立的地方势力以及世俗贵族逐步结合，发展出不同师承的教派，即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等。一些高僧大德因其学识、功德和声望，受到地方首领和群众的信奉，给他们奉献土地作为修建寺院之用，并贡献田地、人户、牲畜、财物，出现了寺属庄园或为寺院缴纳布施的部落。

随着西藏各寺院的建立和教派的扩张，开始形成独立的寺院经济，一些教派和寺院开始拥有自己的土地、牲畜、牧场和属民。众多寺院实际上是当地僧俗信徒集中人力物力建立起来的，并成为新兴的教派和僧团的财产。寺院建立以后，有时由建寺高僧的后裔或亲属将寺院和家族的财产结合起来进行经营管理，这样的经济实体具有很大优势，能够比较快速地发展，形成雄踞一方的政教势力。

寺院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各教派和寺院之间在政治和经济上出现激烈竞争和相互兼并。一些小的寺庙往往要寻求大寺院或者著名高僧的保护和指导。后弘期初期建立的数量众多的小寺院，经过一段时间后，逐步向一些大寺院靠拢，组成一个个强大的派系。这种跨地区的寺院集团形成以后，原本一个寺院住持成为跨地区的寺院集团首领，这就需要一种不属于某个寺院而仅仅属于自己的宗教和经济的实体。这样的宗教首领往往会组成一个办事机构，自己的财产和收入也由这个机构来管理，这就形成了后来转世活佛“拉章”制度的雏形。为了在这种竞争中站稳脚跟，并使本教派兴旺发达，各个教派都认识到一个有号召力的、相对稳定的教派首领的重要性，而且要保证教派首领的继承人也有较强能力，所以各个教派也在不断探寻教派首领的传承办法。

三

藏传佛教中前后采用过的宗教首领继承办法，可分为师徒传承、家族传承和活佛转世。

师徒传承方式在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中是最早出现的，并且到现在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后弘期，由于教派和地方贵族首领的紧密结合，在师徒传承之外，萨迦派、帕竹噶举等教派实行了宗教首领家族传承制，即教派的宗教首领必须是该贵族家族出身的男子，而且自幼为僧，在寺院中学佛和担任僧职，有计划地被培养成掌管宗教和世俗权力的政教合一首领，这样在一个固定的家族内部就形成政教首领由伯侄相传或者叔侄相传的局面。萨迦派家族传承制一直延续到近代，而帕竹噶举家族传承制随着帕竹政权的结束而结束。

从7世纪到13世纪，只有宗教首领的师徒传承制和家族传承制。到13世纪末期，才出现了活佛转世这种宗教首领的继承方式。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师徒传承、家族传承、活佛转世这三种宗教首领的传承方式各有其优势和缺陷。

师徒传承使得高僧大德能够在自己众多的弟子中选择优秀的弟子，并且亲自加以培养指导，保证自己的佛学教理主张和修习准确地延续和发展。但是容易出现一个名僧门下的几位高足弟子不相上下，各自发展，甚至自立门户，在一个教派之中又形成许多支派支系，不利于教派团结，甚至可能出现教派的内讧和斗争。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都出现过因为分散而影响教派发展的事例。

家族传承首先是以家族血统的高贵以及对佛教传播的功绩为基础，由世俗家族兴建和维持寺院，同时该家族的男子中一些人出家为僧，掌握教派领导权，一些人在家娶妻生子，繁衍后代，同时掌管教派和家族的财产，这种方式便于教派和世俗贵族势力结合，形成一个固定领导集团。这有利于本教派在竞争中积聚力量，参与地方政教事务。但是家族传承使教派发展受到固定家族控制，发展地域范围受到限制，难以深入到其他家族控制的地区，此外还受制于家族势力的兴衰变迁。家族内部财产继承和分割等矛盾冲突往往会造成教派的分化和内争，影响教派在佛教教理和修习方面的发展。萨迦派和帕竹噶举派在掌握西藏地方政教权力的几百年中，都充分暴露出家族传承的弱点。

活佛转世制度有利于教派和寺院形成固定的领导人物世系，其优点是可以避免上一世的宗教首领去世后仍然把他的弟子和随从团结在一起（即使有一些争权夺利的斗争，也不会公开爆发，或者公开决裂），为寻访认定和培养新一代的活佛共同努力。在经济上，上一世活佛的财产和住所，也可以完整地保全下来。而且这种宗教首领用一个共同的活佛名号一代一代地联系起来，在教派林立和地域广大的藏族聚居地区，就无异于建立起一个独特的本教派或者本寺院的宗教文化品牌。

同时活佛转世的传承办法，使得教派或者寺院的新的宗教首领可以在不同的地区和家庭中，乃至在不同的民族中产生，这样就便于教派的领导集团和社会各方面政治势力建立关系，协调利益。而且活佛转世制度和佛教的佛、菩萨化身的理论结合，增加了宗教首领的宗教神圣性，加上对宗教首领从小加以系统的培养，便于提高宗教首领的宗教和政治威望，有利于本教派和寺院的稳定和发展。

另外，活佛转世使得本教派的宗教首领可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具有很高的声望，便于有活力和朝气的新一代宗教首领迅速成长起来。不过，由于历史上新的转世灵童来源的不确定性，加上从上一代活佛圆寂到下一代活佛成长起来，容易形成一个领导权力的空缺期，导致活佛转世的认定和培养问题出现激烈竞争，甚至造成冲突。加上各种政治势力的参与，使得一些大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越出了单纯宗教首领的传承范围，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事务，影响到藏传佛教和地方的稳定。

四

藏传佛教格鲁派传播到蒙古地区以后，格鲁派的活佛转世制度也广泛传播到蒙古地区。

在蒙古族聚居地区，对活佛的称呼有来源于藏文的“喇嘛”“格根”（藏文意为教师、老师），格根在藏文中只是对寺院中给青年僧人教经的低级僧职的称呼，但是在蒙古地区却用来作为对转世活佛的称呼，一些蒙古语中与转世活佛有关的词语如“呼毕勒罕”“呼图克图”“诺门罕”“扎萨克喇嘛”等，又经过蒙古和硕特部统治藏族聚居地区和清朝政府管理藏传佛教的历程，传入到藏族聚居地区，为藏族聚居地区的寺院和活佛、僧人所接受，并进入到藏文的词汇中。在蒙古族聚居地区出现了一些蒙古词语的活佛佛号，如内蒙古的乌兰活佛，青海地区的察罕诺门罕活佛（有时又用藏语称为夏茸尕布，意为白佛）、土默特扎赉特旗的内济托因等。这就使得藏传佛教转世活佛的佛号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了解这些佛号的意义、熟悉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的形成和传承的历史，并由此掌握各个活佛转世系统之间的关系，几乎成为一个有学识的活佛和藏传佛教高僧应该具备的专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