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炜：质形论的复兴与当代心灵哲学（中）

二、结构质形论

结构质形论，正如亚氏的质形论，首先是一个形而上学提案。作为一种心灵形而上学提案，它是一般质形论在心灵领域的运用。之所以叫做结构质形论，主要在于它将形式等同于某种“结构”或者“组织原则”。为何有必要给予形式独立的本体论位置？雅沃斯基喜欢用碾压人体的思想实验来展开自己的论述：假设一个密闭机器可以将苏格拉底碾压成肉泥而不遗失其任何构成质料，那么被压碎的苏格拉底和活着的苏格拉底的区别何在？根据结构质形论者，二者的区别并不在于后者具有神秘的灵魂或者某种生命力，而是具有结构。换句话说，死去和死去前一刻的苏格拉底都是重量为七十公斤（假设这是他的体重）的物质，二者的基础物理构成也并无变化（让我们忽略技术的缺陷可能带来的微小变化），但后者能够思考和谈话，而前者缺失这一能力。根据结构质形论，之所以具有这一区别，是因为前者的物理构成具有特殊的组织形式，而这一形式在碾压中被破坏。尽管物理主义者无疑也会承认结构在这里发挥效用，但他们认为结构可以还原为底层物质的内在属性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属性。而质形论者偏向一种整体论的思考方式，反对结构的可还原性。这一理论之所以超越了非还原的物理主义而被视为新的质形论，是因为它不仅坚持结构/形式的不可化约性，而且强调结构/形式既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基础存在者，也是质形论个体的终极解释者。

雅沃斯基用三句宣言来概括他的主张：（1）结构是重要的：它作为一种不可还原的本体论原则，至少部分地说明了事物的本质是什么。（2）结构制造了差异：它是一种不可还原的解释原则，至少部分地说明了事物能够做什么，它们具有什么能力。（3）结构具有价值：它解释了复合事物的统一性，包括同一个活着的个体通过物质和能量的动态流入和流出的持存，这是具有生命的个体与更广阔的世界进行许多互动的核心特征。

这三者分别从本质、因果性和统一性的角度说明了结构的重要作用，大体可以对应前文提及的亚里士多德一般质形论的（因果性）和（统一性）。雅沃斯基对于质料并没有太多实质的论述。由于他将结构质形论视为一种自然主义提案（而非物理主义），因此将研究质料的工作归给了物理学：所谓质料，也就等同于今天物理学认同的基本粒子，其名单和性质当然可以随着物理学的发展而修改。正如中世纪晚期质料概念的不断物理化，雅沃斯基的结构质形论接受了17世纪以来的微粒主义，大幅度修订了经典质形论关于潜能的理论。换句话说，雅沃斯基并不将质料视为某种形而上学的或者功能性的原则，而是首先将其视为实际的构成者。它们在复合物中维持了自身的独特性质，在这一基础上，它们在整体中又获得了其他突生性质，而这两种性质一同建构了复合物的性质。与之相对，当代形质论者的另一派是转化主义者，他们认为进入质形复合体的质料不再维持自身的独立性，而完全获得了新的角色，即作为相关形式的物质潜能。

相对于对质料比较保守的解释，雅沃斯基对形式的理解更为新颖。尽管将形式等同于结构这一说法本身显得有些平淡和模糊，然而，结合雅沃斯基心中的形而上学图景，问题就变得微妙起来。类似于亚里士多德，雅沃斯基接受了一种实体和属性的本体论，实体是基础性的独立存在者，其代表是生物体，而属性则依赖于实体的存在与活动。在这一图景下，相比于科斯里奇（K.Koslicki）将形式视为与质料相同的复合物构成部分（parts），或马莫多罗（A.Marmodoro）将形式视为构成原则（principle），雅沃斯基则认为形式是生物体的一种属性。它既不是某种个体，不是个体的部分，也不是部分与部分的关系，例如空间或者因果关系，而是关涉生物整体与它们部分的关系。需要注意，既然雅沃斯基关注的是实体和实体形式，正如实体种类是有限的，能够解释其本质特征和行为的形式，作为一种属性也必然是有限的。用雅沃斯基的话说，作为属性的形式是稀疏的。它并不是任意事物的任意性质，也不是主流理论家眼中的共相，而是一种抽象的殊相，即具有权能（power）的特普（trope），总是倾向于在现实中展现自身。这里的权能指存在者的倾向属性（dispositional），例如盐遇水可溶解，钻石可划破玻璃。通常人们诉诸存在者的质或内在性质——它通常被称为范畴属性——来解释倾向属性，前者属于某物本身是什么样，后者属于它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做什么。不同于这一传统图景，雅沃斯基持一种范畴属性与倾向属性的同一性理论，例如，钻石的硬度=碳原子的四面体排列=划破玻璃的能力。这也是为何他宣称形式既是结构，又是关系与权能。他甚至进一步宣称，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

或许有人会承认结构具有解释效力，它不能被完全还原为构成部分的内在或者联合属性，但仍旧可能质疑，这种解释上的必要性并不代表形而上学的实在性。雅沃斯基则反复强调，坚持形式的实在性不仅不违背科学的好古偏见，还恰恰符合科学实践的理论要求。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为形式的形而上学实在性提供了一个“来自科学的证明”（Argument from Science=AS）：

AS1：科学家在描述和解释他们所研究的现象时经常诉诸结构。

AS2：对于这种科学实践的最佳解释是认可其表面价值，即认可相关命题字面为真（如果其被证实）。

AS3：如果这些命题为真，那么结构作为使真者（truth-maker）需要存在。

因此：

AS4：结构存在（结论）。

雅沃斯基认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是广义的经验主义，即认为我们对现实的最佳描述和解释来自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因此，对于存在何种事物这样的形而上学问题，我们应该参考科学所设定存在的事物，即我们对于现实的最佳描述和解释所设定的实在，他将其称之为广义的蒯因式本体论承诺。

雅沃斯基并非不知道还原主义和取消主义者的挑战。针对还原主义，他重申上层科学的自主性，指出在基础物理学之外，生物学和心理学等领域已经发展出大量诉诸结构的成功解释。他强调，正如这些案例所展示的，解释的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相关解释是否能够被还原为基础物理学。这样，还原主义者具有举证责任来说明为何非结构话语能够并且需要取代结构话语，成为相关现象的最佳解释。与之类似，针对取消主义者，雅沃斯基并不否认结构性话语满足了我们主观的或者客观的解释需求，但对于这一满足的最佳解释是其利用的结构确实存在，即以直接的方式解释当前的科学实践。与之相对，取消主义者则预设了当前大部分科学话语（如果不是全部）的虚假性，它需要被更完善的基础科学完全替代。尽管科学的进步可以想象，但这种极端的替代使得论证负担在取消主义者那里同样存在，他们需要解释为何结构确实被当前科学广泛运用，然而其成功却是虚假的。

雅沃斯基对于结构存在的论证展示了他既是方法论上的自然主义者，也是内容上的自然主义者。我们可以用四个命题刻画雅沃斯基的自然主义态度：（1）物理学是最普遍、最基本的自然科学，一切都服从物理定律。（2）结构质形论是在自然科学引导下的自然本体论，以最概括的方式把握到了实在的核心构成：形式与质料；而自然科学则可以进一步修订其内涵和名单。（3）作为生物，我们首先是一种物理存在，并且我们独特的思维、感觉和感知能力在构成我们的物理材料中实现。（4）心灵（形式）对于物理（质料）的依赖并不代表后者解释和决定了前者。

在日常的意义上，心灵对于物理的依赖指向动物和人类是一种身心结合的存在，因此心灵不可能脱离身体而运作。不仅如此，雅沃斯基的“依赖”还蕴含随附性和必然化这两个更强的技术性概念，这既是雅沃斯基与物理主义者的共识，也是他自称自然主义者的重要面向。所谓随附性，简而言之，指没有下层性质的变化，就没有上层性质的变化。换句话说，上层性质（心灵的）的变化一定蕴含了下层性质（物理的）的变化。不难看出，就心灵形而上学而言，随附性被视为物理主义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因为即使是平行主义的二元论也可以接受随附，只是这种变化并不是由物理法则，而是由其他法则或力量决定的，例如心理—物理法则或者神。从这一视角看，雅沃斯基提及的必然化就是为了排斥可能的二元论场景，强调物理性质——而非其他——才是心理现象发生和变化的基础，它意味着你的完全物理复制者一定就是你的心理复制者，反之则不然。然而雅沃斯基强调，随附性与必然化相加并不蕴含物理主义，因为二者没有承诺一切上层现象都是物理性质决定的，此处既是他与物理主义分道扬镳之处，也是他反对物理主义的核心。然而这一说法听起来有些奇怪甚至自相矛盾，因为必然化似乎就是物理性质决定心灵性质的另一种说法。那么二者的区别何在？

雅沃斯基诉诸一个知识论的原则来解释这一形而上学关系，他认为“决定”意味着“充分解释”。如果物理性质决定心灵性质，那么心灵性质就要能够充分被物理性质所解释。然而，雅沃斯基断言，在关涉心灵现象的上层科学中并不存在单纯物理的充分解释，就像神经科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对象从来就没有被物理属性和规则充分解释。

三、交织质形论

与结构质形论类似，查尔斯的交织质形论不仅试图解决身心难题，而且还试图清理其地基，即笛卡尔主义。它被查尔斯视为现代世界观的典型代表，具有如下三个核心特征：（1）物质纯粹主义：存在——或者至少将来最终会存在——一种不涉及心灵的物质理论，它是普遍的和完整的。（2）事件与法则中心主义：这一普遍的物理理论通过事件和物理法则来表达。（3）随附和奠基：一系列的上层属性（生物的和心理的）随附于或者奠基于基础的物理层次。根据查尔斯的理解，这一世界观必然导致围绕心灵的几个后果：（1）解释鸿沟：不同层级之间缺乏连接，身心难题就是这一鸿沟的集中展现。（2）排斥向下因果（downward causation）：不能容纳高阶性质具有因果力。（3）生物体自身价值的失落：无论是生物体本身、它们的能力还是它们实现的善好，均无法作为解释原则而发挥作用。

在查尔斯看来，这里的后果与其说是有待我们解决或者解释的问题，不如说是后笛卡尔世界观的症候，因此需要一个更为彻底的替代性方案，而非在已有的框架内寻求突破。查尔斯提供的解药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质形论，具体而言，是被称为交织质形论的独特版本。传统的身心理论——包括各种新亚里士多德质形论——都共享了两个前提：（1）心理性质可以在不诉诸物理性质的前提下被完全定义。（2）我们面对的事件，或者是心理事件，或者是物理事件，或者是二者的结合。但所谓的身心难题恰恰是这两个前提的必然结果。

这里需要指出，与当代多数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不同，查尔斯的抱负不限于利用亚氏的某些“洞察”回应当代的身心难题，他试图给出一个原创的同时忠实于文本的亚氏解释。他给出四个论题作为经典质形论解释的衡量标准，所谓忠实的亚氏解释至少需要兼容它们：

（因果性）形式通过自身是身体变化的原因（per se cause，之后称之为“固有原因”）。

（优先性）自然实体的形式是其本质，因此在本质上优先于其质料。

（统一性）自然实体是非偶然（non-contingent）的统一体。

（现实性）形式是现实（energeiai），而不仅仅是潜能。作为动力因的灵魂，被定义为活着的身体的第一现实。

在查尔斯看来，除了他倡导的交织质形论，其他质形论解释都无法同时满足上面的四个条件（包括上文论述的结构质形论）。而根据交织质形论，形式和质料不仅在实存上而且在本质上不可分离，并且本质的不可分离性是对称的，即界定形式的本质需要涉及质料，反之亦然。将它运用到心灵哲学领域，我们得到交织质形论的要义，即心灵属性和物理属性不仅在实在上而且在本质上不可分离，“心理—物理”的交织或者联合结构（psycho-physical）是实在的基本部分。这一不可分离性同样是对称的，其具体体现如下：（A）交织质形论反对心灵的纯粹主义，即认为心灵属性可以在不通过指涉物理属性的前提下被充分定义。与之相对，它认为任何心理现象——理性、欲望、知觉、情感等——均在本质上是心理—物理的，它们不可以在定义上被划分为纯粹心理的部分和纯粹物理的部分。（B）交织质形论也反对物理的纯粹主义，即认为相关于心灵活动的物理活动可以在完全脱离心理现象的前提下得到充分定义。与之相对，它认为日常所谓的物理活动其本质上也是心理—物理的。

这里的（A）与（B）均是关于定义的论断，它们如何构成关于心理—物理的形而上学断言？借用亚里士多德对于定义的理解，我们说X在定义上独立于Y，当且仅当X的定义完全不关涉Y。由于亚里士多德认为定义揭示的是事物的本质，也即某物是之所是，因此当我们认为X定义上可以与Y分离的时候，我们也就认为X在本质上与Y可分离。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查尔斯可以从定义方面的主张前进到形而上学方面的主张。然而由于可分离性并非对称的，因此这里涉及的（A）与（B）是独立的论断。我们说X可以在定义上独立于Y，并不代表反之亦然。尽管交织质形论宣称同时支持二者，但原则上，支持（A）并不代表支持（B）。

不难看出，类似于结构质形论，交织质形论提出的动机尽管是解决身心难题，但其同样拥有一个形而上学的起点。不同于前者主要从物质构成与分体论出发，交织质形论在形而上学的考量主要是复合物、本质与定义的关联。考虑如下两个命题：（1）仅仅通过形式可以定义一个复合物；（2）质料是一个复合物定义的必要因素。

不同的学者对于这两个命题有不同的看法。所谓的强纯粹主义者接受（1），反对（2）。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一个复合物的恰当定义只能通过形式，但这里的形式是纯形式，即不涉及质料的形式。弱纯粹主义者拒绝（1），接受（2）。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复合物的定义需要同时兼顾形式和质料，但质料并不是形式的一部分。查尔斯是非纯粹主义者的代表，同时接受（1）和（2）。换句话说，他认可形式可以作为定义来发挥作用，只是质料本身就在形式之中，而非在形式之外。为何我们要拥抱非纯粹主义？由于亚里士多德多次重申形式=本质，将复合物的定义等同于（纯）形式+质料的弱纯粹主义者面临一个两难困境：他们或者需要否认形式等同于本质，或者认为某一事物有两个本质。这二者似乎都不可取。尽管强纯粹主义者可以维持形式=本质的说法，但查尔斯认为，他们无法解释形式的因果作用，即作为固有原因（per se cause）的角色。因为亚里士多德明确否认数学化的形式——包括柏拉图理念以及毕达哥拉斯传统的和谐——具有合适的因果效力，但又强调形式在解释自然物的生成和活动中的重要因果效力。另外，亚氏的因果理论要求受动和施动双方或者是同一类型的事物，或者具有同一类型的质料。似乎只有具有质料的事物才有资格成为某一身体变化具体的固有动力因，正如他在《论生成与毁灭》中强调的：物体本性上被物体所影响，气味受气味的影响，颜色受颜色的影响，一般来说，同类的东西受同类的东西的影响。(323b33-324a1）

根据这一因果理论，纯形式或者数学形式，由于其与自然物的本体论差异，无法满足作为动力因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与之相对，从因果角度的考量出发，可以发挥动力因的形式自然不得不需要具有某种质料维度。这样，查尔斯就得出支持形式的非纯粹性的因果论证（Argument from Causality=AC）：

（AC1）自然物是运动原则在于自身的质形复合物。（自然物定义）

（AC2）X与Y发生因果关系的必要条件是X与Y属于同一类型或者分有同一类型的质料（一般因果原则）。（《论生成与毁灭》1-7，尤其324a35-b9）

（AC3）形式是自然物运动的固有动力因。（形式在自然界的因果角色）

（结论）形式，作为固有动力因，本身需要具有质料性（来自前提1、2和3）

通过这个论证，查尔斯得出非纯粹主义的形式界定：自然物的形式是它的本质，即其在定义上与质料活动或质料属性不可分离。这样，我们得到了交织质形论的一个形而上学界定。如果将它运用到心灵领域，我们就得到了交织质形论的一个核心论题，即前文提及的（A）：心灵作为不纯粹的形式与作为质料的身体不可分离，而前者的定义总是需要涉及身体活动或身体属性。

查尔斯如何论述交织质形论的后一半界定（即论题（B））？与以愤怒作为论证的出发点类似，他对于（B）的论证同样以直观事例开始：纺织，奥德修斯妻子佩涅洛佩（Penelope）的技艺。我们固然可以仅仅从佩涅洛佩的手臂运动、织布机和织料的物理变化来描述这一活动，然而这些描述——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看——都不能恰当地被称呼为她的纺织。因为这些具体的物理运动为何会发生、朝什么方向发展，都受到她意图的掌控和技艺能力的影响，他称呼这样的物理运动具有“模态深度”（modal depth）。由于这些意图和技艺能力等心灵因素，佩涅洛佩才会以这样（例如熟练地）而非那样（例如笨拙地）的方式来织布。因此织布的物理活动的完整描述必然是心理—物理的，不可能脱离织布者主体的心理状态和能力。当我们仅仅对于佩涅洛佩的身体运动进行纯物理描述时，即使我们的描述是完全精确的，我们也还没有把握到纺织。此时它仅仅是可确定者（determinable）、某种抽象物。可以设想完全一样的物理动作——即同一个可确定者——伴随不同的心理因素，例如佩涅洛佩不是一个织工，而是一个演员。如果同样的动作伴随着表演的意图和技艺，最后的确定者（determinate）就不是纺织技艺的运作，而是模仿技艺的运作。从这一角度看，我们不可能用纯粹物理的方式规定纺织，它必然是心理—物理交织的。如果这一例证可以拓展到所有切近质料，查尔斯就达成了（B），即物理性质也与心灵性质不可分离，前者需要通过对后者的指涉才能作为物质原则发挥作用。

查尔斯强调，如果（A）和（B）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得到的不是一种过时的物理学，而是更好的形而上学。其基本图景如下：（1）解释鸿沟：由于身心不可分离，那么物理属性与心理属性之间不存在无法解释的粗暴关联。（2）统一性：由于形式—质料不可分离，生物自然作为非偶然的统一体，即具有不可分割的心理—物理主体的地位。（3）因果性：心理活动，因为其心理—物理交织性，从而可以作为固有原因在生物体活动中发挥作用。而质料，因为其心理—物理交织性，从而成为确定的质料原则。这一图景维持了心理独立的因果作用，也没有过度决定的危险。

上述讨论意味着身心难题并不期待被解答，而是需要被解构。同时，交织质形论并不与当代物理学相互抵牾，但是为物理学提供了恰当的约束，因为它告诉我们：物理意义上奠基性的事物并不一定是形而上学意义上奠基性的事物。物理主义者，甚至反物理主义者，常常不假思索地混淆两种奠基性。但根据交织质形论，物理主义者应该意识到物理学以及相关自然科学实际建立在抽象的基础上。就像数学关注抽象出来的数学对象和几何对象，物理学关注抽象的物理对象。然而，正如柏拉图主义者误把（经过抽象得出的）数学对象理解为形而上学实在，后笛卡尔的世界观往往把物理学家抽象出来的实在直接等同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基础存在者。

四、评论与反思

尽管查尔斯与雅沃斯基都是当代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并且都以质形论为主要武器来回答或者解构当代的身心难题，但二者的差异也同样是巨大的。甚至从理论的具体构成来看，它们的差异或许大于共识。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查尔斯感到有必要与结构质形论划清界限。

（一）结构与心灵

雅沃斯基对于形式存在的论证奠基于来自科学的论证，从科学实践对于结构和相关词语的使用推断出结构的存在。就像柏拉图为了知识的奠基而设置超验理念的存在，雅沃斯基为了解释科学命题的真，而将结构视为一种基本存在者。然而，认为结构实存是一回事，认为结构是一种基本存在者是另一回事。让我们利用数学对象做一个类似的来自科学的论证（Argument from Science*= AS*）：

（AS*1）：科学家在描述和解释他们所研究的现象时经常诉诸数学公式或模型。

（AS*2）：对于这种科学实践的最佳解释是认可其表面价值，即认为相关命题字面为真。

（AS*3）：如果这些命题为真，那么数学对象作为使真者需要存在。

因此：

（AS*4）：数学对象存在（结论）。

AS*是模拟雅沃斯基支持结构作为基础存在者而做出的科学论证。它看起来像蒯因、普特南等人用来支持数学柏拉图主义的“不可或缺论证”（Indispensability Arguments），毕竟雅沃斯基的AS也宣称借用了蒯因的自然主义。二者的核心都是利用对象X对于经验科学的不可或缺性来推论X应该实存。如果雅沃斯基是正确的，那么接受AS的人，没有理由不接受AS*。然而，结构质形论者很难同时是数学柏拉图主义者。正如之前提及的，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结构质形论提出的核心动机给出了一个介于虚无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的中间理论，用来说明哪些事物值得被称为基础存在者，即由结构统一的质形论个体，其落脚点是自然生物。如果AS*成立，那么这一动机似乎面临坍塌。AS*不仅增加了另一种基础存在者，即数学对象，而且由于数学对象和结构无所不在，导致复合存在者种类和数目大幅度增加，并且失去了维持生物在整个本体论空间中享有特殊地位的理由。很难说生物由数和质料，还是由灵魂和质料构成。

此外，正如前文所提及的，雅沃斯基多次强调结构质形论的自然主义特征，他认可物理学的基础地位以及其对于基本粒子和因果关系的基本刻画。然而，如果接受AS*，即接受数学柏拉图主义，这不仅意味着存在某种不具备因果效力的基本存在者，而且我们对这类存在者具有知识。这一结果似乎威胁了预设的自然主义框架。事实上，雅沃斯基不仅将形式等同于特普，即具有权能的殊相，一种具有因果力的自然属性，而且他明确强调形式不是“数学的或者逻辑的属性”。

事实上，就像很难说科学或数学实践支持了数学对象作为基本存在，也很难说科学实践在经验上支持了结构作为基本存在。许多科学家或数学家要么并不关心这一问题，要么像关心这一问题的哲学家一样，并没有对科学论题以及科学对象的本体论地位达成充分共识。甚至不同于否认科学命题字面为真的反实在论者，即使科学命题确实为真，其如何成真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这里并不必然设定一种独特的存在对象作为唯一的使真者，更不用说将其作为不可还原的基础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