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要查，一个要捂
© 徐敏｜文

1960年初，周恩来总理收到一封人民来信，反映安徽和县、无为县民众因饥饿而死的情况。周恩来将人民来信附上自己的亲笔信后，转发给曾希圣：

希圣同志：转上一信，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是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转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的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这一点。请查后复我一信。

周恩来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就在周恩来写信要求曾希圣调查两县饿死人情况之前，1960年2月19日至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已经对安徽进行了视察。这次视察尽管级别很高，但似乎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否则，周恩来不可能在一个月后，仍然给曾希圣转发人民来信，要求曾希圣“派人前往两县一查”。

但周恩来显然太轻信曾希圣了。曾希圣其实是知道安徽境内饿死人的现象的，不过面对这样的局面，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解决，而是怎样隐瞒。

他的隐瞒手段可谓高明，不但让邓小平一行对灾情一无所知，还留下了一段佳话。当年，为欢迎邓小平一行前来视察，省委几位领导建议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以省委的名义招待中央领导。曾希圣说，用公款招待不妥。后来经不住几位领导反复劝说，只好同意，但是有个条件，由省委七位领导自讨腰包，每人5元钱，共35元，要求食堂用这35元钱做出一顿可口的饭菜来招待领导，不得动用公家一分钱。

宴客开始时，曾希圣指着一桌丰盛的饭菜对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说，这是我们省委7位领导出钱宴请你们，不是公款，你们尽管放心吃好了。邓小平高兴地说：老曾啊！你这个办法好嘞，请了我们的客，又不花公家一分钱，就像当年在延安一样，要得哟！

这则佳话，后来被用来赞扬曾希圣为官清廉，一心为民的高贵品质，其实是用错了地方。人家曾希圣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在迷惑视察组，以便掩盖真相罢了。

邓小平一行离开安徽之后，中央领导接踵而至：1960年5月9日至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二书记董必武视察安徽；6月24日至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视察安徽；10月28日至11月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陈云视察了安徽。

当这些中央领导密集视察安徽的时候，也正是安徽民众处在极度艰难的时候，每天都有人被饿死。大量饥民拖儿带女外出逃荒，流离失所。交通沿线，死于途中者不在少数。整个农村一片萧条。

据1961年和1962年省公安厅两次反复统计，1960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员是210多万（详见《读曾希圣给中央的检查》）。甚至出现了大量人食人的现象（见《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记录》）。

令人扼腕痛心的是，先后前往安徽视察的中央领导，竟然都没有发现安徽问题的严重性，自然也就无人采取措施制止灾情的蔓延，拯救安徽饥民于死亡边缘，致使饿死人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61年下半年。

更令人痛心的是，曾希圣不但没有因饿死人而丢官卸职，反而在1960年10月，还让他兼任了因饿死人多而被解职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的职务。

按理，上面要调查地方，地方一定会反调查，这是常识。故而上面要了解地方的真实情况，通常都会微服私访，在地方毫无防备或防不胜防的情况下，秘密出行，探查民情，以寻求掌握事实真相。这是老祖宗都懂的方法，哪有公开派出调查组，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反复依靠被调查者配合自己调查的道理？

此前，还在1959年，安徽无为县便已经发生饿死人的情况。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接到反映信后，立即前往调查处理，下令解散公共食堂，紧急调拨发放救济粮，果断制止了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的现象。结果被曾希圣告上一状，在庐山会议上受到点名批判，张凯帆因此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开除出党，撤销了他的副省长职务。

正义受到迫害，邪气必然嚣张，一时间省委领导层唯曾希圣马首是瞻，大刮浮夸之风，把左倾盲动主义推向极致。

为掩盖安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真相，在曾希圣的授意下，对上严密封锁消息，对下则严禁发出不同的声音。

以董必武视察为例，即可看出曾希圣们是怎么欺骗上层领导的。

1960年5月9日，继邓小平一行视察安徽之后，董必武也来到了安徽。行前，他从中央监委那里看到过不少安徽饿死人情况的来信，感觉人命关天，决心亲自来看看。董必武是国家副主席、中央监委第二书记，既然人民来信都反映到他的部门了，责无旁贷，他必须要来看看。动身前，他把自己视察安徽的行程告诉了安徽省委。如此一来，接到通知的安徽省委有的是准备时间，当然不会让他看到真实情况。

尽管董必武这次视察的地域广，时间长达10天，除合肥外，重点视察了安徽饿死人最多的蚌埠、阜阳一些县的公社。但在弄虚作假已然驾轻就熟的官员面前，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接待工作由省监委书记曾庆梅亲自陪同，省公安厅厅长邢浩具体安排。为了欺骗董老，不让他看到真实情况，要求沿途不准有浮肿病人和披麻戴孝的人出现。不准出现新埋的坟头，如有，坚决绕开，绕不开而又非经过不可的，必须平掉坟头，平不掉的，就用野草或树枝盖上。

为了让董老相信安徽人民生活得很好，在合肥参观江淮人民公社食堂时，特意将事先焖好的米饭放在簸箕里晾晒，对董老的解释却是社员吃剩的米饭，为预防变馊而摊开晾晒的。实际上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公共食堂就没有供应过米饭了，仅仅在靠杂粮、大锅清汤维持。

当董必武来到蜀山人民公社参观一个食堂时，看见案板上放着米粉肉。炊事员对董老解释说，这是给社员明天吃的。实际情况却是公社临时从肉联厂买来了几斤鲜肉，拌上米粉放在案板上让董老看的。董老走后，米粉肉立刻被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们分而食之。而董老接触到的那些所谓公社社员，都是从大队、生产队干部和基干民兵中临时抽调出来扮演的。

就是靠着这种拙劣的伪装，欺骗了一批又一批绝顶聪明的领导，把他们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盲人。

尽管，曾希圣以其貌似高明的表演，使视察安徽的高层领导没有发现安徽的问题，但反映安徽饿死人的人民来信仍在不断投寄中央监委，促使富有正义感的官员决心一查究竟。于是一场调查与反调查、封锁与反封锁的较量，在中监委与安徽省委之间拉开了大幕。

继董必武1960年5月视察安徽之后，8月，中监委选派张珉、曹思恒到饿死人比较多的宿县、萧县、全椒了解情况。11月又派李海到阜阳地区临泉县了解人口外流的动态。

由于安徽方面的严密封锁，中监委了解到的情况，和群众来信反映的情况相差很大。正在不知如何突破之际，一封署名“石求明”的人民来信引起了中监委的高度重视。信中写道：

中央并主席：

我打消了个人得失的念头，确立以党和人民的得失为重，才决心反映凤阳县去冬今春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据我所知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相当惊人的：一个死亡占5%，一个占11%强，一个占15%，一个占20%多。在死人最严重的时候，有的村子一天死5至6人，有的村子几乎荒无人烟，跑的跑，死的死。我亲眼看到，在我们临淮关收容的被人丢弃的儿童约三四百人，死的就有一百左右。

石求明 1960年端阳于临淮

后据了解，石求明的真名叫张少柏，是凤阳县委办公室主任，一位怀有正义感的共产党员。当时在安徽写这样的人民来信，是要被作为反革命信件来查处的，等待写信者的将是牢狱之灾。

为了不被查出，张少柏在书写时，不按笔画顺序，而是从下往上倒着写，一共写了两封。一封派一个小公务员拿到蚌埠发出，给了他几斤粮票、几块钱作为报酬。一封由张少柏自己亲手投入临淮关邮局。从蚌埠发出的那封信被公安局扣留，从临淮关邮局发的信则顺利寄出。

省委看到蚌埠扣留的信件后，由省监委书记曾庆梅指示公安厅派人到蚌埠破案。公安厅指派三处处长带领两名笔迹鉴定专家赶赴蚌埠，会同省、地、县三级公安机关一同破案。

专案组曾多次怀疑是张少柏作案，但笔迹鉴定明显不符。为此，省公安厅技侦人员甚至对张少柏的住处、办公室进行了秘密搜查，结果仍然没有发现相关线索，只好作罢。

但正是张少柏的这封人民来信，促使中监委派出庞大的调查组来到安徽调查非正常死亡的情况。调查组由中监委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领导，组员包括中央组织部、中央政策研究室、共青团中央、农业部派出的得力干部共20多人，在1960年11月23日抵达合肥，分头前往蚌埠、阜阳、芜湖、安庆等地调查。王维纲在张少柏的陪同下重点检查了凤阳县。

张少柏私下向王维纲坦陈，署名“石求明”的信就是他写的，并引导王维纲详细了解到了凤阳县饿死人的大量真实数据。

在调查组了解情况的同时，曾庆梅等人秉承省委指示，处处封锁消息，设置障碍，警告基层干部不得“胡说八道”。

即便在事实面前，盖子已经捂不住了，曾庆梅仍然坚持错误，不知悔改，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办法，向中央写告状信，企图阻止中监委调查组的深入调查。

告状信的标题是：《王维纲到凤阳县调查非正常死亡》，写好后送交主持安徽省委工作的常务书记桂林栖审阅。桂林栖将告状信报告了曾希圣，征得同意后，将标题改为了《王维纲到凤阳县调查非正常死亡，居心何在？》，并上报中央书记处和中监委。

由于安徽省委的强力反弹，中监委召回调查组听取汇报。

汇报会由中监委副书记王从吾、中央监察部部长钱瑛主持。汇报会上，调查组提供的大量数据，揭示了安徽非正常死亡情况的严重性。王从吾指出安徽方面对中央封锁消息是错误的，安徽省委不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是违背党章规定的。对张少柏给予了表扬，并强调不得对他进行打击报复。

1961年1月中旬，曾希圣兼任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被免职，表明中监委的调查得到了中央的认可，由此引发了安徽官场的震动。2月18日至3月4日，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县三级书记会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到会讲话，轻描淡写地批评了安徽省委的做法。安徽方面检讨了过去三年的错误，会上提出了“吃饭第一”的口号。但仍然拒不承认饿死了几百万人。

1961年4月，中监委再次指派农村处处长李坚和张珉到安徽进一步调查饿死人的情况。这一次调查组不按省委安排，直接深入一线，对蚌埠专区15个县、阜阳专区8个县，以及肥东、肥西、宣城等28个县大量饿死人情况展开调查。由于地方已经知道了中监委对安徽省委的批评，一些地、市领导也开始积极配合，向李坚和张珉如实反映了不少情况，如蚌埠专区监委书记邓衍，就汇报该地区15个县自1959年以来共饿死100万人。省监委副书记、老红军翁可业向李坚提供了省监委掌握的大量材料。李坚和张珉据此要求省监委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省委领导向省监委施加压力，不准他们向上反映。李坚将调查到的饿死人的情况材料送了曾希圣一份，曾希圣看后怒拍桌子，大骂李坚等人“在安徽搞特务活动”。

调查结束后，李坚向王从吾提交了调查报告，确认安徽饿死了350万人。为留有余地，只报称300万人。王从吾将这个调查报告以李坚个人名义上报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向曾希圣作了通报，曾希圣辩解说他不知情，是下面的人对他封锁消息。省监委副书记翁可业反驳说，他曾经向曾希圣报告蚌埠专区15个县饿死人的严重情况，曾希圣对此无动于衷。现在居然说是下面对他封锁消息，可信吗？。

不知是否因为饿死人太多，让曾希圣良心发现，他一改过去的激进做法，亲自带领工作组到农村搞试点，制定了《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文件，使“责任田”很快在安徽推广开来。1961年底，全省9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这一年，安徽粮食产量创历史纪录，“责任田”被城乡干部群众称为“救命田”。然而很快，“责任田”就被当作“单干风”、复辟“资本主义”而受到严厉批判。1962年2月，曾希圣被撤销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调上海专职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实际上等同于“赋闲”。

1965年秋，曾希圣重新获得任用机会，调西南局任书记处书记。不久文革开始，曾希圣遭到批斗。1968年在北京病逝。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曾希圣》

尹曙生《当年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为何要掩盖大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