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不喜欢坐专机

据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撰写的回忆文章中介绍，五十一年前五月的一天，他曾为中共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有过一次驾驶专机飞行的经历，这次经历令胡萍终生难忘，这不仅因为那次是毛泽东首次乘坐专机，还因为就是这次专机飞行却在返回北京途中，意外遭遇雷雨区，与地面失去联络半小时，搞得当时的中共高层都惊出了一身冷汗。虽然那次飞行最终是有惊无险，但毛泽东此后出行就再也不肯坐飞机了。
一九五六年五月，毛泽东决定坐飞机去广州，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坐飞机。当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对第一任专机团团长胡萍说：“毛主席这次到广东去视察，原来考虑安排毛主席乘坐苏联顾问团的飞机去，但毛主席对乘外国飞机不放心，一定坚持要坐我们自己的飞机，那就只好任命你亲自驾驶了。”
胡萍当即向刘亚楼司令员表示说：“请首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其实刘亚楼说是由于毛泽东对外国飞机不放心，也不太对。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坐的就是美国人的飞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应苏联邀请参加十月革命节纪念，也坐的是苏联人的飞机。
再者，在那时候坐外国包租的飞机也的确不太安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到印度尼西亚出席万隆会议，租借了印度的“克什米尔公主号”。据说是台湾特务在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导致机毁人亡。周恩来因临时换乘另一架印度飞机，逃过一劫。这个血的教训就发生在一年前，毛泽东对此心有余悸，当然才不敢再坐外国的飞机了。
刘亚楼当时也对胡萍叮嘱说:“我相信你有能力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但是一定慎之再慎，不能出一点点的闪失。”胡萍当即信誓旦旦地表示说:“我们保证安全、圆满地完成任务，飞出中国空军的志气来。”
胡萍是山东乳山人，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时才十四岁。胡萍全家都是革命者，他大哥、二哥是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家里是共产党的联络点，少年时期的胡萍就经常骑着自行车四处送情报。为躲避国民党追捕，小小年纪的胡萍不得不离开家，成为职业革命者。因为工作努力，他十七岁时入了党，担任区委书记。以后，他又参加解放军，成为一名团级干部。解放军空军成立后，飞行干部奇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中央军委建议，从陆军抽调一批优秀的营、团级干部到空军航校学飞行。胡萍读过高小，在那时就算“大”知识分子了。于是，他被选送到哈尔滨第一航空学校学飞行。一九五二年五月被分配到北京西郊机场，担任空军专机团（独三团）第一任团长，以后又担任专机师第一任师长。
从一九五四年起，胡萍就多次为周恩来飞过专机。此后，他作为机长开辟了非洲航线，送周恩来出国访问。胡萍还为越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家领导人飞过国内航线。他不管是自己驾机，还是指挥专机，从思想、技术、组织及地面保障，都做到了万无一失。所以，毛泽东第一次坐专机，驾驶任务非胡萍莫属。当时拟定毛泽东的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
北京西郊机场位于颐和园以南、香山以东，是北京最老的机场，也是距离北京市区最近的机场。该机场一九三八年由日本人修建，一九四九年被国民党接收。一九四九年一月，人民解放军华北航空处正式接管西郊机场，成立了由国民党起义飞行员组成的华北空运大队。一九五二年五月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独立第三团，隶属华北军区空军。独三团成立后，即开始担负专机飞行任务。说得简单点，专机就是专门供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乘坐的飞机。
例如，一九五三年初，为接达赖喇嘛和庞大的西藏代表团到北京谒见毛主席，独三团派八架飞机来到成都新津机场，这是专机团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专机机群。那时西藏没有机场，专机还不能飞到西藏，达赖喇嘛一行是坐小毛驴从西藏走到成都的。这次专机飞行责任十分重大，因为国外反华势力一直想分裂西藏，不管发生什么原因的意外，都将会授人以柄。幸好，后来专机团一路平安，圆满完成任务。
专机飞行员的职业特点，就是心理稳定、目标明确，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为准备毛泽东的专机，独三团挑选了最好的飞机。一九五六年的时候，最好的飞机是苏联的里－2。里－2是小飞机，只能载十几位乘客。毛泽东坐的主机是八零二五号，机长胡萍。还有一架里－2作为副机，机长时念堂，任务是一旦主机故障，就让毛泽东改坐副机。同时副机载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先飞，为主机开道，提供气象与航行资料。
一九五六年四月三十日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专程到机场检查专机的准备情况。因为毛泽东喜欢睡硬床，他要求把飞机上临时安放的软垫换成大一点的棕垫。后来，又因为棕垫装不上飞机，机场的修理厂连夜加工木板床，为毛泽东布置好了卧室。
一九五六年五月三日是个晴朗少云适合飞行的好天气。一大早，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主持空中试飞，检查飞机、发动机及机上设备，确认一切良好后，专机在停机坪待命。刘亚楼早早来了，正式下达了飞行命令。上午七点三十分，毛泽东来了。机长胡萍代表机组敬礼:“飞机已经准备好，请毛主席上飞机。”毛泽东和机组成员一一握手，并询问了每个人的名字和年龄，说:“你们都很年轻啊！”接着，刘亚楼向毛泽东报告飞机、航线及天气情况，然后和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陪毛泽东登机。
按计划副机先升空，主机随后。这一天中国上空实行了净空，国内所有飞机一律停飞，沿途的气象、导航设备都在全力保障。胡萍让飞机保持在海拔二千七百米的高度。在飞行过程中，刘亚楼几次到驾驶舱查看。虽然有自动驾驶仪，但胡萍怕自动驾驶仪工作不理想，一直和副驾驶陈锦忠轮流人工操纵。副驾驶陈锦忠熟悉胡萍的飞行风格，后来他也担任了专机团团长。担任领航员的是团领航主任张振民，他是专机团的领航权威，仅靠一把尺子和航行资料，就能精确计算出从北京到广州二千公里，因为里－2时速仅二百二十公里左右，最大航程短，必须中途落地加油。先飞过黄河，再飞过长江，当天中午，专机到达长江以南的武汉南湖机场，吃饭、加油，再从武汉起飞，进入山区上空。
五月正处于气象学上的“华南静止锋”，过了湖南长沙，基本上是在云中飞行。飞机上下晃动，颠簸得很厉害，但也没有办法，毕竟里－2的飞行高度只有三千米左右。这是因为客舱里没有氧气，也没有增压设备，所以里－2爬不到云上边。
广州白云机场的云更低，只有海拔一百二十米，水平能见度仅五公里，飞行员根本看不见机场跑道。尽管这样，时念堂还是凭着高超的技术，安全把副机降落到地面。胡萍更不在话下，他曾在云高一百米、能见度二公里的恶劣条件下安全落地，加上他曾多次在白云机场落地，完全根据仪表，对正了跑道，平稳落地。
飞了近八小时，毛泽东毫无疲态，他和江青走下飞机，和前来迎接的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毛泽东陶铸、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握手。毛泽东高兴地说:“还是坐飞机快，当天就到了广州。”在毛泽东提议下，大家合影留念。
六月四日，毛泽东返回北京。这次仍由时念堂飞副机开道，胡萍飞主机。前面的航程挺顺利，但在快到北京时，让人提心吊胆的情况出现了。在河北衡水上空，前面的副机飞过去了，后面的主机却遭遇了大片的积雨云。乌云滚滚，闪电频频，飞机剧烈地颠簸起来。罗瑞卿不放心，几次到驾驶舱询问。胡萍和领航员张振民分析天气图，得出结论:“积雨云只是局部对流，不是大范围的系统，我们不进入雷雨区，完全可以避开危险。”
随后，胡萍尽量保持飞机平稳飞行，先绕到河北沧州，再折向北，经天津杨村返回北京。由于受到雷电干扰，专机的无线电通信中断了半小时。这让已经先期回到北京的刘亚楼守候在机场塔台，焦急不安……
而飞机上的毛泽东，由于飞机的剧烈颠簸，他的眉头已经紧缩，用焦虑的目光盯着公安部长罗瑞卿的脸，看得罗瑞卿的心里一阵发毛。后来飞机穿过了积雨云层，终于平稳下来了，毛泽东阴沉的脸才和缓下来。而守候在北京西郊机场的刘亚楼终于看到专机平安归来，从塔台跳下来，急冲冲奔向停机坪，对胡萍说:“刚才我真有点担心啊！”
胡萍说:“开始我们也有点紧张，后来仔细观察了天气情况，认为可以绕过去。”
刘亚楼嘘声说：“刚才我可是出了一身冷汗，这要是出了点闪失，可是谁都担待不起的。”这时毛泽东也走下飞机，连声说:“同志们辛苦了！”接着，他还幽默地说:“祝你们腾云驾雾，在暴风雨中成长。”
但是毛泽东此后再也不肯坐专机出行了，他宁可坐蜗牛一样的火车出行，谁再提让他坐专机出行，他就和谁瞪眼睛。原来真正的原因就是他那次坐专机被吓着了。也有人这样解释说，毛泽东这个人比较迷信，曾有个有修为的道长点拨毛泽东，说他是土命的草头天子，是离不开土地的，一旦离了土地，他就会命悬一线，会有生死之忧。究竟是那种说法符合毛泽东当年的心态，现在已经无法去考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