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开始，沙特政府暂停向公职人员发放生活津贴，7月1日起增值税税率由5%升至15%。此举旨在应对新冠疫情和油价暴跌的双重影响，纾解财政困难，但绝非临时性措施，它传递了沙特等海湾产油国经济模式急剧转型的信号。由于石油市场供大于求已成常态，预计未来油价反弹高度有限，这预示着中东产油国即将迎来“后石油时代”，中东依赖油气收入的“食利经济”模式行将瓦解。这个变化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将重塑中东政治和经济秩序。

此次危机发生在海湾产油国实现去石油化目标的关键阶段。近年来海湾国家已开始为“后石油时代”未雨绸缪，以沙特“2030愿景”为代表的发展规划，目标便是逐步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实现经济软着陆。然而，新冠疫情和油价暴跌导致石油收入骤降，油气资源和相关金融资产贬值，产油国将在尚未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以“硬着陆”方式去石油化，前景不容乐观。

历史经验表明，油价下跌将阻碍产油国经济多元化。低油价条件下，油气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未必下降。去石油化进程初期，非石油产业发展所需资金主要来自石油收入。此外，税负增加影响营商环境、抑制消费，不利于非石油产业发展。

海湾产油国经济转型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和风险，最突出的是当前的转型方向将导致经济“再食利化”。比如部分海湾国家采取“投资立国”战略，大手笔投资初创公司，收购跨国公司股份，有国家扮演风险投资基金或股权投资基金角色的趋势。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沙特主权财富基金便已收购嘉年华邮轮公司、英格兰足球俱乐部纽卡斯尔联队、壳牌和道达尔等欧洲能源公司股份。

然而，这个战略蕴含较大风险，负面影响不小。首先，投资收益受经济周期影响波动，与受油价波动影响无甚区别，将加剧产油国经济脆弱性和依附性。海湾产油国大部分对外投资流向国际投资中介机构，如沙特出资450亿美元与日本软银公司合作设立软银愿景基金。但该基金表现不尽如人意，去年亏损167亿美元，今年预计亏损达300亿美元。该基金投资的88家公司半数以上严重亏损，其中33家已破产。

其次，沙特对外投资属纯资本型，不携带技术，不参与管理，没有技术和管理溢出效应。因此，这部分投资收益仍属于租金收入，将导致有关国家经济二次“食利化”。

第三，政治因素促使海湾国家做出非理性投资决策。部分国家将对美投资作为巩固与美国同盟关系的手段，大多数对外投资最终流向美国，其中多有回报不佳的项目。

以迪拜为代表的石油储量较小的地区，利用区位优势，发展房地产、金融、航空、转口贸易等新兴产业，已基本摆脱对石油的依赖。但是，比食利经济更难克服的是食利文化。海湾国家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多属非实体经济，仍具有食利性特征。有学者认为这些国家已进入“食利经济末期”，即它们不再依靠出口单一自然资源，经济来源变为多元化的租金收入。这种模式与中东传统经济模式相比，已实现转型升级，但仍具有依附性和脆弱性。这些新兴产业多属资本密集型，债务风险高。海湾国家耗费巨资引进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却无法推动本土科技创新。

因此，海湾产油国经济转型是从油气产业跨越到同样具有食利性的非实体经济，未得到实体经济支撑。转型后海湾国家产业再次同质化，导致内部竞争。

从地区层面看，产油国经济去石油化，将拖累整个中东经济。海湾六国占阿拉伯国家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中东非产油国通过援助、投资、侨汇等形式分享石油收入，产油国经济困境将殃及非产油国，后者转型压力增大。最近黎巴嫩等多个阿拉伯国家陷入财政危机，没有国家向其施以援手。沙特、阿联酋等对阿拉伯国家的投资预计将大幅减少。疫情和油价下跌使埃及等劳务输出大国侨汇收入剧减。

不可忽视的是，中东产油国经济转型有其政治后果。食利经济落幕将改写社会契约，产油国政府不再可能继续独立于公民和社会而存在。同时，海湾国家建立在财力基础上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也将受损。石油不再稀缺，海湾产油国已同美国、俄罗斯形成能源竞争关系，将使海湾和中东战略地位下降，更容易受大国掣肘。

中东产油国如能发挥产业优势，主动加入全球价值链，用余额不多的“石油红利”为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奠定基础，仍有机会转型成功。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计划对接，将是中东经济转型的可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