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面镜子，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辉煌与衰败。

清朝，这个曾经主宰东亚数百年的帝国，在短短几十年间，从不可一世的“天朝上国”沦落为列强宰割的对象，最终走向灭亡。

回顾晚清的种种决策，会发现它所犯下的错误远远不止“落后就要挨打”那么简单。它的失败，既源于对国际形势的误判，也源于对自身实力的盲目自信；既有对外部世界的封闭抗拒，也有对内的压制与剥削。

今天，我们回看晚清时期，看看它怎样一步步走向衰败。

在我们的教科书上总会把清朝描述成“落后才挨打”的这么一个角色，但如果我们仔细复盘晚清时期每一场战争，会发现它似乎总是在没有任何获胜把握的前提下，主动挑衅、主动挑起战争，有种又菜又爱装的感觉。

这里我们不讨论这些战争的正当性，谁是正义的，谁是不正义的。就算你认为西方列强必然入侵我们，我们和西方列强必有一战，但起码你在发动战争之前要先做好战争的准备吧？

但是清廷似乎每次都没有任何准备，做决策的时候都是非常冲动，似乎没有任何规划就和对方开战，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其实一直贯彻着外邦皆是蛮夷的错误世界观。清廷打心底就看不上别人，即使对方发展的比自己要好、实力要比自己强也是如此。

这种狂妄根植在他们心中，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他们就产生了两个扭曲的世界观。这两个世界观，使得他们夜郎自大，总是做出一些玩火自焚的行为。而这两个扭曲的世界观，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

一个是“世界离不开我”，一个是“我可以离开世界”。

先说说这个“世界离不开我”，这种思想在大清的具体表现就是“大黄茶叶论”。那“大黄茶叶论”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看这些晚清官员说过的话，比如林则徐就曾经说过：“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禁绝茶叶、大黄，有以制服其命。”

大概意思就是，外国人不能缺少茶叶和大黄，而只要中国不出口茶叶和大黄，就可以轻松拿捏住这些外国人的命门。为什么会认为茶叶和大黄是外国人的必需品？他们的逻辑很奇怪，认为之所以外国人如此需要茶叶和大黄，是因为茶叶和大黄是有通便的功能。

当时的直隶总督琦善就说过：“外夷土地坚刚，风日燥热，且夷人每日以牛羊肉作为口粮，不易消化，若无大黄，则大便不畅，夷人将活活憋死。”而江南道御史周顼也曾经说过：“外夷于中国内地茶叶、大黄，数月不食，有瞽目塞肠之患，甚不能聊生。”

这里的茶叶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啥玩意，而大黄其实是一种中药。现在应该普通人都不吃这个大黄了，大部分人可能一辈子都没吃过大黄。

这种观念在当下当然看起来十分滑稽，不过却是当时清廷的主流观念。可以说，正是这种观念给了林则徐虎门硝烟的勇气。

而除了这种扭曲的“世界离不开我”的想法，当时还一贯有一种“我离开世界可以活得很好”的错觉，这个比较典型的就是“地大物博论”。

还是那个虎门硝烟的林则徐，他曾经说过：“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盈，并不籍资外夷，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清廷坚信，以中国之地大物博，完全可以不依靠他国而存活。

所以，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能做出任何离谱的决策，似乎都是合理的，并且也是命中注定的。

说完对于世界的看法，我们要再说说清廷对对于内部其他阶级的看法。

在爱新觉罗们的视角下，所有的人民、民间经济都是家奴、工具，其所作所为都只不过是为了维护爱新觉罗家的地位。如果某样事物维护不了爱新觉罗家，那统统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自然也会产生一些扭曲的操作：

比较典型的就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失败，大家总是说是因为“中体西用”。自然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那为啥爱新觉罗们会坚持洋务运动，会坚持“中体西用”呢？

那是因为洋务运动的出发点，从来就不是什么完成现代化来提升民众的生活质量。其本质出发点，就是通过洋务运动来维持爱新觉罗家高高在上的地位。

比如，洋务运动之初，其核心就是为了组建北洋水师，以此来对抗西方列强，而不是通过洋务运动来发展经济。

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家奴思想”，使得无论是北洋水师，还是民间企业家，在清廷眼里都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自己人。

因为不是自己人，所以清廷对于这些东西也具有天生的敌意，十分不放心。即使允许他们发展，也采用了非常强的限制手段，主导思想是即使发展民间经济也要在其掌控之中。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即使“中体西用”搞的也不是西方那样的私营企业，而是大肆推行官办企业，打压真正的私营企业家。

比较典型的是，中国最早的企业其实就是李鸿章旗下的“三大局”，它就是一种官办经济。而像一开始的民间企业家，比如说张謇其实也是张之洞指派经商的官员。

即使是这样，爱新觉罗依然十分不放心，毕竟李鸿章、张之洞之类也不被他们看作是自己人。

所以，在整个北洋水师的搭建过程中，老太太就一直在给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以及各种官办企业使绊子，克扣他们的经费。

因为她要的是一个“刚刚好”的北洋水师——假设日本军队的战斗力为10，而她要的是一个具有11战斗力的北洋水师。这个战斗力再多一点，都是她不想要的。因为这些多余的战斗力，在她眼中就是对自己的威胁。

甚至在老太太的想法中，北洋水师打不过就打不过了。打不过西方列强，最多就是赔钱赔地；而如果自己人起来了打不过了，可能爱新觉罗家的位置就要丢，因此也才有了“宁予外邦，不予家奴”的名言。

在上述一系列思想的指导下，甲午海战的一败涂地似乎也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其实咱们现在看来，老太太做出这些决策，纯粹是因为她蠢吗？或者说做到最后的那个样子，是她一个人的错误还是整个体制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两者都有。她做的所有操作，有权力结构导致的原因，也有她自己缺乏远见的原因。但是，不论怎么样，她都不是一个智者，不是一个具有远见的人。她不能像曾经的日本明治天皇一样，走出历史的周期，做一个主动的改革者。

综上，清朝的衰落并非一时的偶然，而是长久以来错误认知的积累与爆发：从对外的狂妄自大到对内的高压砖职，似乎每一步都在将自己推向深渊。

但清朝的衰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这其中，它曾有过短暂的觉醒，也曾试图做出某些改变，然而每一次改革都因其固守旧制的本能而变得畸形。

如果我们将晚清的历史展开来看，会发现它的灭亡其实是由四个不同的阶段一步步推进的。每一个阶段，都承载着清廷的挣扎与幻灭，也映射出它最终走向终结的必然性。


第一阶段是1840年之前，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前。这个时候的清廷不仅狂妄自大，还拒绝和外国交流。

第二阶段则是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进入了“洋务运动阶段”。这期间大清认识到了和西方的一个差距，开始进行“中体西用”来对抗西方，来维持自己的地位。

这段时间确实大大提升了大清的国力，使得大清至少在纸面上来看，能和日本进行一战。

第三阶段，则是甲午海战和八国联军侵华阶段。爱新觉罗们在受了几十年的窝囊气之后，进行了他们眼中十分有效的改革，又妄图开始称霸世界，寻求和世界对抗。在这一阶段，发生了甲午海战和八国联军侵华两场大的战争，但都以清朝失败而告终。

而在经历这一系列失败之后，大清彻底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即“君主立宪阶段”。只是清政府最后的改革速度不够快，赶不上民众掀桌子的速度，最后亡于1912年。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小插曲，譬如说义和团。

当年，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老太太第一次来检验自己洋务运动的成果，但不幸的是最终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

这个时候，实际上她已经没有有效的军队去再去对抗，理论上已经打不过西方了。

但是她却另辟蹊径，开始了以民制夷的方略。具体做法就是人为地制造“狂热”，其典型代表就是义和团。

而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是有两个好处的：

第一个好处可以转移矛盾，把矛盾、仇恨转移到洋人身上。

在甲午海战失败之后，大清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在精神和经济上都重创了当时的清朝，使整个清朝社会弥漫在巨大的失败氛围之中。

而民众在面对这种失败、面对生活失意的时候，往往是要找原因的，或者说需要找到一个仇恨的锚点。

这个时候民众的选择其实就只有两个：一个是洋人，一个是爱新觉罗。那爱新觉罗们肯定是希望大家恨洋人，而不是恨自己。那显而易见让大家搞义和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二个好处是在民众被鼓动起来之后，老太太可以做缩头乌龟，躲在后面。

如果团民们打赢了，她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如果打输了，那就是乱民惹事，也算不到她自己头上。

然而，这种策略注定是饮鸩止渴，不仅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加速了危机的爆发。

首先，这种运动只会摧垮经济，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即改善民众的生活质量。闹来闹去，大家会发现日子只会更难过。

另外，这种运动非常容易失控——当年的义和团一路北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有的人只要和洋人讲过一句话、卖过一件商品，都逃脱不了被残忍杀害的命运。

而到了京城之后更是彻底失控，直接开始杀戮使馆人员，最终导致外交事件，引来了八国联军，属于是反噬了爱新觉罗们自身。

然而清廷看似成功地操控了民间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被蒙蔽，也不代表整个社会就此沉沦。

事实上，在义和团狂热蔓延的同时，另一股截然不同的力量也在悄然崛起——那些真正意识到变革必要性的人，已经开始探索新的道路。

比如说，1900年是中国闹拳乱的巅峰时期，可以说是爱清主义者的巅峰狂欢时刻，但在同年10月，孙中山发起了惠州起义。

也就是说，两种观念、两种人，是可以并行存在于华夏这片土地上的。

今天的我们站在百年后的节点回望，晚清的教训依然刺眼：当林则徐在虎门焚烧鸦片时，日本正将《海国图志》奉为维新指南；当北洋水师的炮弹填满沙土时，明治天皇的舰队已驶向现代海军的黎明……

若将民力视为威胁，将改革异化为权谋，将世界拒之门外，那么无论地有多广、物有多博，终将被时代巨浪吞没。

而那些曾被嘲笑的“大黄茶叶论”，或许正以新的名义，在某些角落悄然复活。

历史不止是一面镜子，照见的也不只是过去，透过它我们还可以预见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