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其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军委本来设有特务工作科，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央机关的安全。国共两党势同水火后，特务工作的重要性大大增加。共产党员被捕而叛变者，需尽快铲除，一为减少损失，二为杀一儆百；被捕而未叛变者，需要采取各种手段营救出来。国民党方面那些对共产党危害特别大者，也需要尽可能使之从人间消失。这样，原附属于军委的特务工作科，就扩充为中央特科，直属中央，实际由周恩来直接指挥。中央特科又附设狙击队，即所谓“红队”。“红队”队员人人身怀绝技，个个百步穿杨——顾顺章的“才智”更有了用武之地：中央特科科长和“红队”队长，都由他担任。如果说周恩来是中共特科之父，那顾顺章就可说是仅次于周恩来的第二创始人。

因为是工人出身，也因为劳苦功高，在1927年4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顾顺章成为中央委员，在同年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俨然中共要人。担任特科科长和“红队”队长后，顾顺章干得十分出色，国共两方面死于其手者不计其数。

顾顺章跌足长叹：“抓不住周恩来了！”

1931年3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在汉口，将张、陈二人送走后，顾顺章居然登台表演魔术。他之所以敢如此弄险是因为对自己的身手过于自负。顾顺章有着高超的化装术，每次都化装后登台，但千虑一失，被此前的中共叛徒认出，于是被捕。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由于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担任特务首脑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并迅速通知了周恩来，也由于周恩来过人的应变能力和组织才华，才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诸要人和整个机关避免了全体覆灭的结局。历史的偶然性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如果其时在上海的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博古）、康生、张闻天、陈云、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等一大批中共要人同时被捕，如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整体毁灭，那此后的历史，毫无疑问是要大大改写的。

顾顺章本在中共党内专门负责惩治叛徒，他非常清楚叛变意味着什么。他之所以一被捕就敢于叛变，是因为他自信能借助国民党之力摧毁整个中共中央机关，将周恩来、陈赓们悉数抓获，从而也为自己解除后顾之忧。他本来的确可以做到这一点，只是由于国民党方面配合不周，才未能成功。顾顺章是知道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有中共人员的，在汉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鱼的兴奋，还是将顾顺章被捕并叛变的消息电告南京，而在南京接收这电报的，就是钱壮飞。据说，当顾顺章得知已向南京发报时，跌足长叹：“抓不住周恩来了！”

但周恩来再能干，也只能让上海的诸要角躲过此劫——顾顺章还是让中共遭受重创。毕竟他知道得太多，许多基层的“交通线”、“联络员”是他亲手建立和安置的，这些周恩来不可能都知道，即便都知道，也来不及——通知。顾顺章叛变后，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全部被捕杀。也有几个中共要人死于顾顺章之手：其时，恽代英被关押在南京，但化名王作霖，国民党方面并不知其真实身份，而中共方面的营救也有望成功。顾顺章一到南京，恽代英立即被处决；时任中共中央“一把手”的向忠发，因顾的叛变需要转移到江西，但他临行前不顾周恩来的告诫偷偷与情妇会面并迟迟不归，终于落入顾顺章安排的人之手。

如果说顾顺章是本领高强的城市流氓，那向忠发就是个草包流氓，在中共党内也不过是傀儡。他虽然也像顾顺章那样一被捕即叛变，但对于国民党来说，终无长期利用价值，还是立即把他给杀了。顾顺章还亲自带人到香港，抓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被捕后也遭残杀。1933年，陈赓赴“苏区”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罗网，只因陈赓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蒋介石才不得不“放虎归山”。顾顺章在中共党内原本专门负责杀叛徒，他成了叛徒后，中共方面便没了能杀他的人，最后还是国民党把他杀了。

顾顺章的叛变改写了中共党史

顾顺章的叛变，极大地影响了中共的历史，当然也就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历史。1933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这在中共党史上其实是一件大事。本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途”。也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当毛泽东等人热衷于农民运动，热衷于创建农民军队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曾忧心忡忡，一再地敲警钟、泼冷水。在顾顺章叛变前，要说把中共中央迁往乡村，那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