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场由政府组织倡导的，持续时间最长、涉及面最广、影响最深远
的社会活动。针对这场运动，理论界进行了大量研究，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起源、进程和结局进行了大量分析，但
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动因、历史进程及政策终结的看法，以及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等问题，尚未达
成共识，存在较大争议。笔者认为，分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因和影响，对我们探索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实现
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实施“大学生村官计划”等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程分析
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可以分为两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1953～1968)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经济
因素为主导，以解决城镇就业压力、满足农村建设需要为主要目的;第二阶段(1968－1980)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
明显的政治倾向，以“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为主要目的。两个阶段“上山下乡”的基本动
因不同、影响各异，具体分析如下:
 ( 一) 第一阶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基本动因
1953 ～1968 年间，为新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上山下乡”，主要有两个目的:
一是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作为一个自古以来的人口大国，到1954年，我国人口突破6亿。由于人口基数大，增长
速度快，就业难问题日趋严峻。但当时建立在战争废墟之上的新中国，工业相当落后，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有限。加上
社会主义改造对商业、服务业和手工业的大幅度压缩，限制了第三产业对富余劳动力的吸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也就成为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有效手段:“新增加的1300万劳动力，能插入工业的不过百万，其余1200万要在乡村工
作” (李富春，1957) ;“城市人口太多了，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改造自身的最好办法” (叶剑英，1958) ;“计划生育搞
得好，以后知识青年就可以在城市里改造，而不必上山下乡了” (张春桥，1960)，这些批示，足见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口问题(尤其是城市就业问题)密切相关。
二是支持农村经济社会建设。农民文化素质低，是长期困扰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人民日报》
发表题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1953年12月3号)的文章，指出“建设农村需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个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任、生产队长、会计和技术人员，需要千千万万的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手”，率先通过中央报刊
呼吁组织青年到农村务农。毛泽东在《农业合作社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1955年)中指出“全国合作社需要
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儿去找呢? 可以动员大批高小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份工作”。正是在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的号
召下，大量知识青年返回农村、返回家乡，支持农村经济和社会建设，成为“上山下乡”的先行者。这表明让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深入农村，是党和政府提高农民素质、改造农村落后面貌的一次重要尝试。
( 二) 第二阶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基本动因
与第一阶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支持农村建设等经济动因不同，第二阶段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运动，主要是缘于政治因素:首先是“文革”时期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后来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在当时造成了
很大的影响，毛主席针对这种发展态势，发出“由工农兵给红卫兵以再教育”的指示(1968年9月11日)，红卫兵运动
转向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其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为防止西方势力的“和平演变”，毛
泽东提出了“反国内修正主义”，反对“死读书”，主张青年学生“到农村最艰苦的地方去，与工农群体相结合”;再次是知
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需要。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重要指
周旺东，男，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校教学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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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认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人、农民相结合，就会一事无成，就是‘资产阶级的尾巴’”，认为接受工人、农民的“再教
育”，是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而“上山下乡”则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必然选择。可见，这一阶段的“上山
下乡”运动，更多地是出于领导人对时局和政治因素的考虑。
( 三)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终结
“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暴露的弊端越来越突出，并被中央有关部门所察觉:反映知识青年问题的“李
庆霖上书案” ( 1973年) 获得毛泽东“全国此类事甚多，应当统筹解决”的批示后，中央有关部门开始着手解决知青问
题。就在毛泽东对“李庆霖上书案”批示后的第二天，周恩来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统筹解决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于随后组织了13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学习调查小组”展开调查。在此基础上，
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 ( 1973年6月)，检查、检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研究了“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之后，知识青年在“返城、就业、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获
得了较多的机会、较好的条件，开启了知识青年的返城步伐。
知识青年返城，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两招一征”，即“招生、招工和征兵”:首先是招生返城。一些知识青
年进入中专、技术或大学就读，无异于“衣锦还乡”，但这只是知识青年中一小部分人的幸运;其次是招工返城。20世纪
70 年代初，随着城市生产秩序的逐渐好转，以及工农业生产的逐渐恢复，城市用工需求大增，为知识青年返城提供了
更多机会;再次是招兵返城。这也为知识青年跳出“农门”开辟了极其重要的途径。二是“两退”，即“病退”与“困退”。
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初，针对知识青年自身或其家庭确有特殊困难、无法承受“上山下乡”的超强度体力劳动者，以
及受农村缺医少药影响而伤残者和未及时治疗的情况，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而给予“免下”或“缓下”的政策优惠;另一方
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实行规定(草案)》( 1973年) 提出“允许身患严重病残失去劳动能力的下乡知
青，经相关部门的批准返城”，为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城提供了重要途径。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成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大政策转折点，云南洪景农场知识青年
请愿风波之后，在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返城风潮。《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 1980年9月6日)
明确要求“能够不下乡的，就不要下乡”，1981年各省市级“知青办”的撤离，宣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终结。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我国的影响
在中国持续27年之久，人数超过1700万之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
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阐述:
 ( 一)“上山下乡”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影响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的一次有益尝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积极意义是不容置
否的: 首先，“上山下乡”不仅仅是解决城市青年学生升学、就业压力的途径，更是党和政府试图改革农村社会贫穷、落
后面貌的探索，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次，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
运动，在提高农民素质、推广农业技术、培养新型农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村经济和社会
建设、农村合作化组织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再次，知识青年进农村，对改造农民小农思想、坚定农民的社会主义理想信
念、普及农民科技文化知识、改善农民生产和生活习惯等，也有着积极意义。可以说，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输入了“生产的血液、科技的血液、现代的血液”。
( 二)“上山下乡”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对“城市化”的界定，目前理论界的争议颇多，有的以人口的集中度为评价标准，有的以生产结构的变化为评价标
准，更多的则是以城乡人口比例为评价标准。从城乡人口比例标准的角度来讲，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是中国的“倒
城市化”过程: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27年间，全国超过1700万的城镇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村。这期间，大多数
国家的城市化率迅速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率，由平均16．6%上升到30．6%;世界城市化率，由平均29%上升到
41． 4%。但是，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城市化率，却从1958年底的18．5%下降到1978年
的17． 8%。
从表面上看，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造成了中国城市化率的停滞。但是，这背后的原因是深刻而复杂的:首
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排斥了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工业化初期，资本极度稀缺，而劳动力供给相对丰
富，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吸收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建立在战争废墟
上的新中国，一开始就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排斥了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其次，第三产业发展滞后，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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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就业岗位的增加。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重产出、轻流通，重生产、轻服务”观念的影响下，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甚至
有停滞、萎缩趋势，影响了其对劳动力的吸收;再次，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的社会制度，影响了城市就业机会。所
有制结构方面，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消灭了外资经济、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致使就业门路相对狭窄。社会
制度方面，国家在实施“统包统分”就业分配制度的同时，又不能为毕业的知识青年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只能将他
们“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这既加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造成了人才资源的浪费，也影响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启示
( 一) 对解决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党和政府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建设过程中的现实困难，不得已而采
取的一项措施，能够被人民群体所理解。但是，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不能、也不应该成为长期政策，不能成为解决大
学生就业难问题的长期措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解决就业难问题，关键在于发展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并没有
继续实施“上山下乡”政策，但城镇不仅解决了几百万“返城”知识青年的就业，安排了几千万新成长起来的待业青年，
还吸纳了几千万农民工进城务工。相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继续推进，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城乡分割的
二元格局将逐渐被取消，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将变得更加畅通、更加符合市场原则，因为只有市场这只无形的手，
才能真正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高效利用。
( 二) 对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启示
主张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一个重要的观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主张。早在中国民
主革命时期，老一辈无产阶段革命家就强调理论联系实践，强调密切联系群众。在这一理论思想的指导下，大批知识
分子在群众斗争中磨练成为革命精英，领导人民历经无数战争考验，最终取得战争胜利，这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取
得成功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本想通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来深化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
但在实践中却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应该是形式多样的自主结合，但当时要求知识青年和
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甚至做一辈子农民，这种片面的、僵化的结合，是对“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误读;另一方面，
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本应该是一个互相学习、互相教育的过程，但当时的结合，只要求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的再
教育”，这种单方面的教育，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因此，我们要正确审视、理解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问题:两者的结合
应该遵循事实和需要，在市场规律和客观需要的引导下，互相结合、互相学习，达到相互帮助、互相提高的目的。
( 三) 对实施“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启示
自1999 年在海南率先试点“大学生村官计划”以来，我国越来越多的省份实施了这一计划，让人联想起文革时期
的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有人因此表现出担心、谨慎。笔者认为，两者在人口流向(从城市流向农村)和目的(解
决就业难问题)上有相似之处，但“大学生村官计划”不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简单复制:一是两者时代背景不同: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上山下乡”带有政治强制性特征，知识青年没有主动权;“村官计划”中的大
学生，能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是“理性经济人”的主动选择;二是两者主体文化层次不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
年，大多只有高小、中学学历，少数是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还有退伍军人，整体文化层次不高;“村官计划”中的大学生，
多是本科毕业生，也包括部分硕(博)士毕业生，文化层次较高;三是身份、待遇、时限不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落
户在农村，要与当地社员一起劳动、一起争工分，有的一辈子扎根在农村;“村官计划”中的大学生，到村任职有相应的
政策跟进，享受大学生待遇，并有相应的进退制度和渠道。可见，两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
动，对实施“大学生村官计划”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村官计划”必须充分尊重大学生的个人意愿和利益诉求，不仅要
改善下乡大学生的工作条件和待遇，还要为大学生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畅通的渠道、广阔的空间，让其充分施展才
华、发展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