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所大学创立时的经费，以及后来陆续增加投入的费用，都来自基督教会在英、美等国的募捐所得，尤其是在美国的捐款。 但是它们与庚子赔款，没有直接的关系。
当年基督教会在中国投入很多，不仅仅是经费而已，后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 赛珍珠，她是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家庭出身，回美国受了教育，成年以后又回到中国，在金陵大学教书。她就是众多的欧美传教士、教师中间的一员，所以能以描述中国普通农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 《大地》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人知道 司徒雷登的名字的很多，大半是因为 毛泽东写过一篇《别了，司徒雷登》。但是像司徒雷登一样，一辈子在中国教书，行医的还有很多，如 金陵女子学院的代理院长 魏特琳（Wilhelmina Vautrin）曾经在 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在学院的校园内设立保护区，保护了许多中国妇女免受倭寇的侵害。还有的如 圣约翰大学的校长 卜舫濟 （Francis Pott），22岁到中国，83岁在上海去世，除去二战中有五年离开了之外，一生都在中国，贡献给中国的教育。在他的努力之下，使得圣约翰大学能得到国际的认可。 另外 如二战后出席东京战犯审判替检察官 梅汝璈（清华毕业生）搜证的 倪征燠，也是上海 东吴大学法学院训练出来的。当年这些教会大学的学者、教授，无论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毫无疑问是诚心为中国人而奉献出自己的心力的。
凡是诚心为了协助中国进步而奉献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外国人，都值得我们的感谢。他们各自的祖国的政府，可能有为自己的私利，怀有比较复杂的动机。 但是这些帮助过中国的人士，和那些权谋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感谢在南京大屠杀中 出面救援的 德国人 拉贝，和德国的纳粹政府的是非 是无关的。 一码归一码，我们不应该抹杀这些站在正义这边的外国友人当年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