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简称严打，为我国多次实施的以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为目标的运动。第一次严打自1983年7月开始席卷中国大陆。
迄今为止共出现过四次“严打”，分别为1983年、1996年、2001年、2010年。第一次也是最大的1983年严打是最令社会记忆深刻的一次严打。

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通称1983年严打
，是于1983年9月启动的一场治安运动，前后持续了三年之久。
1983年的“严打”是针对文化大革命后社会治安混乱、恶性犯罪事件频发的社会实际而发动的
，据公安部的资料记载，1980年全中国立案达75万多起、其中大案50,000多起，1981年立案89万多起、其中大案67,000多起，1982年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64,000起。
                        
                        
                        
                            
中国司法体系在文革期间遭到严重破坏，“严打”开展于中国法制重建初期，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开始实施，1982年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生效。

1983年9月起，在持续3年5个月的“严打”三大战役中，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查处团伙成员87.6万人，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其中2.4万人被判处死刑，劳动教养32.1万人，
社会秩序明显好转。
“严打”过程中，在上海、天津以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都有各级干部子弟落网甚至被处以极刑，被认为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部分人只是因为道德问题就被制裁，并且严打的犯罪学效果渐渐失去，未彻底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引发了一定争议。
1、背景
因文革期间许多年轻人没有学习与工作，并热衷于批斗运动，使得治安严重败坏。据统计，1979年，我国城市积累的待业人员已达2000万，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待业人数的最高值。如北京市待业人员4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8.6%，平均每2.7户城市居民中有一个待业人员。天津市待业人员最多达到3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1.7%。待业人员包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及新增的城市闲散人口，其中前者占多半。
因为无业可就，加上受到红卫兵武斗的影响，大批待业青年拉帮结派，组成了大小团伙
，其中最知名的就唐山菜刀帮、湖南斧头帮等团体，在街上抢劫、调戏妇女。
在江苏常州，有团伙，专门在夜晚守在城乡结合部、纺织厂附近等地，猥亵、强奸下班女工。
1980年引进中国的美剧《加里森敢死队》，剧情是一帮监狱囚犯在美军将领的带领下深入德军敌后破坏的故事，被认为对中国待业青年产生不良影响，未播完就被电视台宣布剧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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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加里森敢死队》播完15集就停播，并直接导致当年的“严打”

严打以前几年的社会治安已经极度混乱，妇女不敢单独上夜班、父母不敢让小孩出门。
有一些犯罪团伙，奉行“
大法不犯，小法常犯，气死公安，难死法院
”，只从事盗窃等一般违法犯罪。车站、码头、渡口等地也是小偷横行。流氓分子或在车站和客车上扒窃，或是利用猜红蓝铅笔、猜扑克牌等形式骗钱和敲诈。或在公路沿线对过往车辆丢石头挑衅，侮辱妇女等。
在北京，1980年10月29日发生火车站自杀性爆炸事件。拖拉机厂工人王某，因为失恋，就在北京火车站二楼南走廊制造自爆，造成火车站内9人死亡，81人受伤。

1981年4月2日，有3名外逃劳教人员来到北海公园，对在北海公园游玩的三位女中学生劫持、并强奸猥亵。
1980年1月22日晚，在广州，以周某某、劳某某为首的青年团伙，携带刀枪在滨江路斗殴。被警察卜东昌阻止后，团伙就对卜东昌进行围攻，卜东昌鸣枪警告无效，击毙三名人员，仍被青年团伙打至重伤，手枪也被抢走。
1979年9月9日上午，在上海，执勤交警发现一青年抢劫农民出售的螃蟹，就抓获这名青年，附近群众在旁围观。一些人开始围攻多位警察，还拦车砸车，推翻农民菜车，抢夺路人财物、猥亵妇女等。直到晚上8点，杨浦公安分局和上海市公安局联合派出300多人警力才控制住局面。事后，31个嫌疑人被抓获，7人判刑，11人劳动教养。
1982年，朱德之孙朱国华涉嫌与他人共强奸妇女15人，强奸未遂7人，玩弄奸污妇女21人，猥亵妇女26人，拦截妇女17人，共计86人。1983年9月18日，朱国华等六人被判处死刑。
1983年3月8日，退伍军人转业记者安珂，因追赶偷了自己钱包的小偷，被小偷联同三名同伙袭击，身中九刀死亡。

1983年6月16日发生的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强奸杀人案、“东北二王”悍匪杀人案等，都被指是1983年严打的导火索。
1983年6月16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红旗沟农场，于洪杰、韩立军、杨万春3名有盗窃、犯罪纪录的流氓青年，邀约王守礼等另外7名青年一同喝酒，趁着酒醉，
一群人竟约定血洗红旗沟。于洪杰等8人在红旗沟农场持刀杀人，主要目标为男性，一小时就杀死16人。后将农场内的一群女场员绑架，实施了强奸、轮奸的罪行，又杀死其中几人。
酒醒后，于洪杰和韩立军自知死罪难逃，点汽油自爆，韩立军死亡，于洪杰重伤。几个女青年逃出农场向外求救，警察赶来抓获了剩余七名流氓分子，事后两名主犯于洪杰、杨立春被判死刑，其余罪犯因未达年龄未判死刑。
诸如此类影响恶劣的事件一时难以遏制。
还有一说，一位外国女记者在北戴河被强奸被指也可能是严打发起的导火索。
2、开始
1983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正式开始1983年严打，此次严打持续三年。《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中称，“要全党动员，首长动手，层层负责，广泛发动群众，统一组织行动，一网一网地撒，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务必做到有威力，有震动。”“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依法将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

198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及《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其中前者规定对流氓罪等十几种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后者规定在程序上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要迅速及时审判，上诉期限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天缩短为3天。
1983年8月至1987年初，连续三年开展了分为三个战役的统一行动、集中打击。
3、成果
1983年严打开展之后，截至1983年9月23日，全国各地的政法机关收到群众检举揭发犯罪分子的材料达44万多件，已经有三万一千余名犯罪分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1984年10月31日，《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第一战役总结和第二战役部署的报告》中称仅在严打“第一战役”中，“全国公安机关共逮捕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等罪犯1,027,000人，检察机关起诉975,000人，法院判处861,000人、其中判死刑的24,000人，司法行政部门接收劳改犯687,000人，劳教人员169,000人。”

1983年严打之后，1984年、1985年的犯罪率的确下降，社会秩序明显好转。
2013年，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汪明亮表示，“严打能够起到展现国家威严以及安抚公众的作用。该策略之所以获得公众的支持，主要是对于公众而言，这一严厉谴责与惩罚的过程，具有在面对犯罪与不安全时抒发紧张与维持团结一体感的功能，是一种标准的‘表达式正义’姿态。”

1983年的严打早已成为烟尘往事，留给我们的有经验，有教训。但应该相信，在法制建设越来越健全的今天，在老百姓法律意识越来越强烈的今天，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人道主义精神正在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