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华 辛文玉：道体：总体与本体（4）

四、总体·本体·道体与形而上学困境的化解

如前所述，形而上学所面临的挑战可分为五类。若仔细分析，第一类即实证主义的挑战可不予以考虑，因为它以“科学”为标准衡量“形而上学”，这种衡量可比之以由数学衡量文学，属于“不在同一频道”的言说。第二、四、五类即语言分析哲学、后现代主义、民间儒学可归为一类，其实质均为“抛弃”或“解构”“超验世界”，返回到“经验世界”或“生活世界”。这样一种理路的根本错误在于否定形而上学，而如前所述，形而上学是不能否定的。而且，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是走出“经验世界”，走向“超验世界”。雅斯贝尔斯在论及“轴心时代”时说：“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走向普遍性”包括“哲学的突破”和“宗教的突破”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同作为“超验世界”的建构者，共同开启、塑造了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因此，若“抛弃”“解构”“超验世界”，不仅为“开历史倒车”，有从文明返回野蛮之嫌。值得重视的是第三类，即，海德格尔将“形而上学的终结”定位于“转型”，即，谋求形而上学的新发展。之所以说将海德格尔的说法“值得重视”，在于其由“存在者”返回“存在”的理路，而“存在”乃“存在者”的“根源”。质言之，海德格尔所遵循的“追问根源”的理路值得重视。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根源”是什么？或是说，什么是“根源”？当然，就形而上学来讲，所谓“根源”是以“世界”为语境的，指的是“世界本源”，而这个“世界本源”从本体论角度讲即是“世界本原”。当然，所谓“世界本原”是相对于“人”讲的，因为形而上学是人的建构，即“世界本原”需要人的建构；若没有人的存在，不会有形而上学这门学问。质言之，所谓“世界本原”是指，从人的角度看，世界的根源性实体是什么。

要讨论这个问题，前提是必须要肯认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思想。如前所引，哈贝马斯曾讨论形而上学的特征，认为其基本特征是“同一性”，即追求“一”和“全”的哲学思维。尽管哈贝马斯是从批评角度来讨论形而上学的，但毋庸置疑他的概括是非常准确的。此时的问题是，“同一性”可以否定吗？答案是否定的。具体来讲，“同一性”包含“一”和“全”两个方面：前一个方面指“整体性”，后一个方面指“普遍性”。首先，“整体性”不能否认，因为无论对世界持何种认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是一个总体。海德格尔认为，就“存在者”的角度看，世界无非是“存在者”构成的“总体”，因为除“存在者”外“别无他物”。他说：“世界所关涉的就是存在者本身——再无他物。每个态度赖以选定其方向的，就是存在者本身——别无他物。进入存在者整体时用以进行科学探讨的，就是存在者本身——此外更无他物。”“别无他物”是“遮诠”，而由这种“遮诠”可以推知世界是一个“总体”。其次，“普遍性”亦不能否认，因为“普遍性”是人类走出“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即是“文明”之所以为“文明”的基石。如前所引，雅斯贝尔斯认为，“轴心时代”的重要突破是人类“走向普遍性”，是这种突破开启了人几千年人类文明。因此，若否定“普遍性”，会导致人类抛弃文明而重返野蛮。

前文曾言，所谓“世界本原”是指从人的角度讲的，而这个角度其实透露出一个重要问题——人作为一个构成因素，就生活在这个“世界根源”里面。而且，人在其中扮演的是“参赞者”的角色——因为人具有主动能力，故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正是因此，海德格尔认为，“此在”不在“世界”之外，而“在世界之中”；它不与“世界”对立，而与“世界”浑然一体。“此在本质上就是：存在在世界之中。”所谓“此在”，指“此时此地”的“存在”即“人的存在”。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作为“此在”具有两大特征：其一，“此在”能不断领悟自己的存在意义；其二，“此在”无法脱离所生存的世界。正是因为“此在”无法脱离所生存的世界，而且可以领悟存在的意义，故而才会去认识“世界本原”、去建构世界本体。正是因为“此在”无法脱离所生存的世界，故而才会去把握“世界根源”、去探究“世界本原”、去建构世界本体。

那么，“世界根源”是什么呢？从总体的角度看，由休谟的论说推论，世界乃是由“事实”与“价值”构成的总体。休谟的相关论说包含两层意思：其一，人们通常认为，命题或判断用以表达“事实”，以“是”(to be)作系词。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命题或判断，它以“应该”(ought to be)作系词。如果前者称为“事实判断”，那么后者可称为“价值判断”。其二，“价值判断”通常紧跟“事实判断”之后，或者说是由后者推导出来的。那么，为什么“事实判断”之后会紧跟“价值判断”呢？“应该”问题是从哪里来的呢？这需要“举出理由加以说明”。这两层意思合在一起，就是所谓的“休谟问题”。“休谟问题”问世三百年来，其诘问在今天仍然有效。在此，吾人无意回答“休谟问题”，而是受此启发而推知：世界乃是由“事实”和“价值”两部分所构成的总体。所谓“事实”，主要指自然界，包括人类在内；既包括物质现象，亦包括精神现象；“事实”是“静态”的、“自在”的。所谓“价值”，面向人类社会，主要指人类的行为；“行为”不仅涉及客体，亦涉及主体；“价值”是“动态”的、“自为”的。

既然“世界根源”是由“事实”“价值”构成的总体，那么形而上学的对象不外乎“事实”“价值”或“事实与价值的总体”三个方面。或者说，本体论所建构的基础不外乎这三个方面。就哲学史上已出现的本体论来看，大致可归为如下两类：

第一类，指基于“事实”建构的“事实本体”，它的特征在于“事实”及其“客体性”，故可称为“客体”本体。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还是唯物论的“物质”、唯心论的“精神”，都属于这类本体。“事实本体”的意义在于它对于“事实”这个世界组成部分具备解释力。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以“事实本体”为核心的形而上学受到了空前的冲击，而受冲击的原因主要在于它只能解释“事实”世界，而对之外的“价值”世界却无能为力。第二类，指基于“价值”建构的“价值本体”，它关注的是人的存在本身，着力于对行为的意义、价值的探究。如果说“事实本体”称为“客体”形态的话，那么“价值本体”因为凸显了“主体”，故而可以称为“主体”本体。例如，孟子基于“万物皆备于我”所建构的“心”本体，因为它聚焦于人的行为，故而属于“价值本体”。王阳明在对佛、道进行汲取的基础上，建构起的“良知”本体也是“价值本体”。“价值本体”的意义在于它对于“价值”这个世界组成部分具备解释力，但亦不可否认的是，它表现出明显的“主体主义”倾向，容易发生忽视“客体”进而忽视世界总体的流弊。

很显然，无论是“事实本体”还是“价值本体”，它既有合理的一面，亦有局限的一面。那么，其局限性的根源在哪里呢？如何化解其局限性呢？吾人认为，其局限性的根源为或者只顾“事实”“价值”之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即忽视了“世界根源”这个总体。既然如此，要化解这种局限性，就需要跳出“事实”“价值”之片面性，将本体建基于“世界根源”这个总体，而基于这个总体所建构的本体作为“世界本原”可名为“存有”，“存有”所表示者乃天、地、人交与参赞所构成的总体根源，它意味着一个最高的、最普遍的超越性概念。之所以说其“最高”，在于它超越了“事实本体”和“价值本体”而为“世界本原”即真正的“世界本体”；之所以说其“最普遍”，在于它涵盖了“事实”和“价值”，为真正的根源性总体——“世界根源”。

很明显，这样一个概念与中国哲学的“道”是相通的。林安梧说：“这里所说的‘存有’……就此源出状态而说为‘存有的根源’，相当于华夏文化传统所说的‘道’。‘道’是‘人参赞于天地万物而成的一个根源性的总体’，它是具有生发功能的总体之根源。”这里，“道”作为“根源性总体”或“总体之根源”，即道家所言之最高的、最普遍的超越性的“道”，而“道”作为本体，故又称“道体”。质言之，“存有”作为根源性总体即是“道”。《老子》二十五章：“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章的意思是，人生存于天地之间，作为具体的实存故而谓“人法地”；人虽作为具体实存生存于天地之间，又有高明而普遍之理想，故而谓“地法天”；这高明而普遍之理想的最终依据乃作为根源性总体的“道”，此即“天法道”；“道”的属性是自在、自生、自长的，它以“自然而然”为原则，此乃谓“道法自然”。

“道体”作为本体，既不同于“事实本体”，亦不同于“价值本体”，它在保存“事实本体”“价值本体”两面的同时，亦克服了各自对“价值”或“事实”的忽视。具体来讲，“道体”不仅包括“事实”，亦包括“价值”；不仅涵盖宇宙，也凸显其中的人生。或者说，“道体”既不同于“事实本体”“价值本体”，又同于“事实本体”“价值本体”，因为它是对两者的综合与超越。质言之，“道体”乃是“人参赞天地万物”所构成的“根源性总体”。因此，如果说“事实本体”具有“客体性”，“价值本体”具有“主体性”，那么“道体”则具有“客体性”和“主体性”之“总体性”。也正因为如此，它既对“事实”有解释力，亦对“价值”有解释力，还对“事实与价值之总体”具有解释力。

总而言之，“道体”乃是面对已有本体论之局限性而建构的本体形态，它的“合法性”主要体现在：其一，形而上学以本体论为核心，为“道体”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性根据。其二，现象学方法即“追问根源”的方法为“道体”建构提供了方法性根据。其三，对“事实本体”“价值本体”局限性的化解为“道体”提供了现实性根据。基于这样三个方面，吾人可以说，“道体”乃本体论及形而上学的未来发展方向，也是化解形而上学困境的出路。当然，围绕“道体”还有诸多理论研究需要开展，不过至此可以说“道体”已证明本体论和形而上学“没有终结”，所谓“拒斥形而上学”便失去了理据，即，形而上学的困境由此而化解。

五、结论

20世纪初叶至今的百多年来，形而上学遇到了空前的困难，而本体论是形而上学的核心，故形而上学的困难实质是本体论的困难。然而，若仔细地进行学理分析可知，这些困难并不意味着“本体论”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已有的本体论理论出了问题，故所谓的形而上学困境并非“绝境”。即，这些问题只是“人病”，而不是“法病”。既然如此，合理的做法便是，“诊断”已有的本体论，为本体论的重构开出“药方”。在现象学方法的启发下，这个药方可概之以“追问根源”。基于这样一种方法，回顾已有的本体论可以发现，它们或者为基于“事实”而建构的“事实本体”，或者为基于“价值”而建构的“价值本体”，而无论哪种本体，都在解释力方面有局限性，因为人所生活的世界、所面对的宇宙是一个总体，这个总体是由“事实”“价值”共同构成的。因此，仅以“事实”“价值”之任何一面来建构本体均有缺陷，而解决缺陷的途径便是以“事实与价值之总体”为面向建构新的本体；这个新本体因同时涵盖“事实”“价值”故可名之为“存有”，而“存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道”是相通的，故而亦可名之为“道体”。这便是本文对于化解形而上学困境之出路的思考，也是本文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