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华 辛文玉：道体：总体与本体（3）

三、现象学方法的实质是追问根源

回到“法”本身其实透显出一种哲学方法，而这种哲学方法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是相通而一致的。现象学之所以在20世纪成为一种“运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回到事物本身”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为人们提供了面对哲学困难时的一种崭新思路——所应采取的“追问根源”的思路。

以“回到事情本身”为理念的“现象学方法”分三步或三个方面：第一步是“现象的搁置”，指将已存在的观点“悬置”起来。胡塞尔说：“我们必须进行现象学的还原，必须排除一切超越的假设。”第二步是“本质的还原”，指在“被给予”的东西中“发现”原初被直接给予的东西，即在“非纯粹的”“具体的”现象中发现“纯粹的”“一般的”现象。“这一切的根本都在于把握绝对被给予性的意义，把握排除了任何有意义的怀疑的被给予的绝对明晰性的意义，一言以蔽之，把握绝对真观的、自明的明见性的意义。”第三步是“先验的还原”，指将现象置于“世界本原”角度去考察，发现“世界本质”，从而为“本质”提供根据。“在这条道德上我们最终将会理解，超越的、实在的客体如何在认识行为中被切中(自然如何被认识)，它首先被意指为何物……我们还会理解，经验客体如何地构造自身并且这种构造方式是如何被规定给它的，这规定是指：按其本质，它就要求这种有步骤的构造。”在此，透过“超越的、实在的客体”而理解的“经验客体”便是“世界本质”。

在海德格尔看来，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相通的，它们或者主张“事情达乎自身”，或者主张“本己的在场”，但实质都是主张“回到事情本身”。“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是这样一个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事情本身达乎其自身，进入其自身的到场了。胡塞尔的方法应将哲学之事情带向终极原本的被给予性，也即说，带向其本己的在场了。两种方法尽可能地大相径庭。但两者要表达的事情本身是同一东西，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经验到的。”海德格尔不仅关注胡塞尔与黑格尔的相通之处，而且还依照“现象学方法”来思考形而上学的困境及其重建。

海德格尔认为，要重建形而上学，在根本上需要由“存在者”返回“存在”，因为传统形而上学“陷入”了“存在者”，而“遗忘”了“存在”，而“存在者”是以“存在”为根据的。他说：“我们追问无的问题是要把形而上学本身展示于我们之前。……形而上学就是超出存在者之上的追问，以求返回来对这样的存在者整体获得理解。”这里，“无”和“存在者整体”指的就是“存在”。海德格尔的意思是，形而上学在“存在者”当中已经“飘摇”够了，需要从中“解脱”出来而直逼“无”本身。他说：“关键性的事情是：首先给存在者整体以空间；其次，解脱自身而入‘无’，也就是说，摆脱人人都有而且惯于暗中皈依的偶像；最后，让此飘摇状态飘摇够了，终于一心回到此直逼‘无’本身处的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中：为什么就是存在者在而‘无’倒不在？”质言之，要重建形而上学，要“超出”对“存在者”的追问，转而开展对“无”的追问。正是基于对“无”的追问，海德格尔以“思”为基础，以“此在”为出发点，建构起“基本存有论”。“基本存有论”与传统形而上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放弃了基于“因果关系”而有的以“第一因”来安立世界，而改之以作为“意义无尽藏”的“存在”来安立世界。历史地看，“基本存有论”的奠立，解决了形而上学的困境，开辟了形而上学发展的“新纪元”。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新纪元”的开辟虽直接源于海德格尔的工作，但它却是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成果。

“现象学方法”主张“回到事情本身”，而这样一种方法在中国哲学史亦有揭示，且其出现的历史要久远得多。对中国哲学史的这些说法进行反观，会有助于理解“现象学方法”。

首先，《老子》的关键理论之一是“反者道之动”。四十章曰：“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王弼对“反者道之动”的注为：“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有以无为用，此其反也。动皆知其所无，则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动’。”这里，“反”表面上是副词，为“相反”“对立”义，实质上是动词，通“返”，为“返回”义。因此，王弼在注《老子》同一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时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这段注的意思是，要保全“有”，必须要“返回”到“无”，因为“无”是“有”的本源。总之，“道”的“动向”是“返”，此乃“反者道之动”的本义。

其次，除了《老子》，孟子也非常重视“反求”，甚至可以说“反求”乃其关键思想。如其言：“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从“怨胜己”中超越出来，在自身找原因即“反求”。在孟子，“反求”是道德修行的重要途径，因为“万物皆备于我”，而且，“反求”必有实效，故会“乐莫大焉”。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可见，“反求”乃“求仁”最有效的方法。这里，虽然孟子“反求”乃是求诸“我”“心性”，不同于《老子》的“返回”于以“无”为本的“道”，但从方法的角度看，二者是相通的。而且，“返回”“反求”亦都与“回到事情本身”是相通的，而正是这种相通，使“回到事情本身”具有了方法上的普遍性。

不过，所谓“回到事情本身”，不仅包含“返回”“反求”一个因素，还包含“事情本身”这一因素，而且，后一个因素比前一个因素更重要，因为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那么，如何理解“事情本身”呢？

毋庸置疑，“事情本身”指的是“根源”或“本源”。就“现象学方法”的三步看，第一步即“现象的搁置”不涉及“事情本身”，后两步即“本质的还原”和“先验的还原”都直指“根源”，只不过前一步为“认识论”的根源，后一步为“存在论”的根源。基于此，海德格尔揭开“存在者”背后的根源“存在”，以之寻求化解形而上学困境之道。《老子》所言亦是如此，第一章即揭明“道”为“根源”，为“反者道之动”的目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论是“可道”“可名”，还是“常道”“常名”；无论是“无名”，还是“有名”；无论是“始”，还是“母”，它们均指向的是作为“根源”的“道”。正因为如此，尽管天地万物有多种存在和运动方式，但它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运动——“复归其根”。十六章云：“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同样，孟子之所以主张“反求诸己”，原因即在于“我”乃“万物皆备之所”。因此，要认识万物，要“求仁”，就须“返回”到作为根源的“我”。“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总之，“现象学方法”概之以“返回”和“根源”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可进一步概之以“追问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