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津

01.一次难忘的会面
1965年8月，我被上海交通大学派驻沪东造船厂，参加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四清”运动。作为一个大学生，当时我把参加“四清”运动主要看成是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努力造就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并在运动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了12月中旬，我得到一次休假，兴冲冲回家，准备接受父母的祝贺，可一进家门，就感到气氛不同往常。我看到会客厅的门口和走廊里站着好多人，有我父亲的秘书和警卫，也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他们都不说不笑站在那里，脸色都显得很凝重。
我一见到母亲，就问这是怎么回事。母亲对我说：“你不要多问。是你耀邦伯伯来了，他和你父亲有重要事情在谈。”
我想起了6年前第一次见到耀邦伯伯时的情景。
1959年4月初，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耀邦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是八大的中央委员。开会间隙的一天傍晚，我父亲请他到我家里作客，吃顿便饭。
我当时上初中二年级，那天下午放学后稍晚回家，一走进会客厅，就透过玻璃窗看见父亲与一个人在南面的院子里散步。我从来没见过父亲有如此亲昵的动作，他们两个人挽着手，边走边谈。那人个头不高，穿着一身中山装，很清瘦，年龄与父亲相仿。母亲正在厨房里帮助准备饭菜。过了一会儿，母亲叫我去喊父亲与客人吃饭。我跑过去传母亲的话，见到我，两人下意识地松开了手。没想到我父亲谈兴未尽，转眼间又挽起客人的胳膊来，朝反方向走去，真是越谈越来劲了！我回家如实秉报了情况，母亲见自己精心准备的一桌饭菜都要凉了，很着急，就亲自过去喊了。那位客人见状，就对我父亲说：“咱们还是回去吧。”
我真得很好奇这个跟我父亲这么亲密的人是谁，终于在饭桌上，父亲指着他问我：“这个人你认识吧？”我摇摇头。我父亲说他就是胡耀邦伯伯，我立即兴奋起来：“那我知道了。” 我父亲说：“他可是你们年轻人的领袖呀!”
我当时是一个中学生，是全国千千万万青少年大军中的一员，怎能不知道鼎鼎大名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耀邦伯伯呢？况且，耀邦伯伯又是父亲在我们面前常提到的一个人。我知道，他与我父亲都是党内著名的“红小鬼”，像我这年纪，他们就已为革命出生入死，而且关系非同一般。
耀邦伯伯笑着问我：“你入团了没有？”我摇了摇了头，说：“还没有”。耀邦伯伯又问：“入团申请写了没有？”我说“没有”。看到我很不好意思的样子，耀邦伯伯和我父母都笑了起来。
这次一进家门，我听说耀邦伯伯又来了，非常兴奋。几年不见，耀邦伯伯还认识我吗？这几年，我一直盼望见到他，很想告诉他：我不仅入了团，还入了党……
可是，父亲与耀邦伯伯正在谈话的会客厅房门紧关着，门外站着人。他们在谈论什么？为何如此神秘？我很好奇，也很想凑上去与耀邦伯伯说上几句话，便想出了一个主意。
站在会客厅外面的人是秘书和警卫人员。我走上去问他们：“你们怎么不进去送水？”他们说：“首长吩咐过了，如果不叫我们，就不让我们进去。”我便以送水的名义，推门而入。耀邦伯伯与我父亲正坐在沙发上谈话，他们一看到我进来，同时都不说话了，并且都表情凝重地望着我，谁也没有表示要与我搭话的意思。看到这种情景，我感到不便多停留，倒完水就立即退了出来。
我父亲如此与人谈话，是我一生中碰见的唯一一次。正因为如此，耀邦伯伯与我父亲这次会面的场景，格外使我难忘。当然，我相信，若不是事情非同寻常，他们绝不会以此种方式面谈的。
耀邦伯伯1915年11月20日生于湖南浏阳河畔的浏阳县，比我父亲年长4个月。两个人都出身于普普通通的贫困农民家庭，在同一年参加革命，当时年仅十三四岁。投身革命之初，耀邦伯伯曾任湘赣省委少共书记，我父亲曾任共青团长汀县儿童局、福建省委儿童局书记。1933年，两人先后调瑞金中央苏区，一同在团中央工作，同住在一间屋子里，朝夕相处。这是他们一生中第一次在一起工作。耀邦伯伯担任了青年部长、少共中央局秘书长等职，我父亲担任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共青团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等职。
长征结束后，耀邦伯伯在陕北继续担任少共中央局的重要领导职务，我父亲则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委书记、青年部部长。1938年9月，新四军组建后不久，延安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我父亲是南方参加代表大会的领队，成员包括周惠、钱敏等同志。他们一行经南昌、武汉、西安、三原到达延安。那时，耀邦刚刚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我父亲刚刚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两个人都历经了枪林弹雨的严峻考验，闯过了生与死的鬼门关，劫后重逢，分外激动，彻夜长谈。在延安期间，我父亲因病住院，耀邦几乎天天来看望他。
耀邦伯伯和我父亲两人在血与火的战争洗礼中锻炼成长，并逐渐崭露头角。解放初期，两人都担当起了重要领导职务。耀邦伯伯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军区政委、行署主任，我父亲任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兼苏南军区政委。1952年，党中央在考虑代替冯文彬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人选时，同时想到了具有丰富共青团工作经验的耀邦伯伯和我父亲，最后经毛泽东拍板，此职由经验更丰富的耀邦伯伯担任。耀邦伯伯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之后又“下放”湖南，主政陕西。同样在1952年，毛泽东签署命令，调我父亲任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后来相继担任了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等要职。这期间，尽管星转斗移，耀邦伯伯与我父亲天各一方，但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我更没想到的是，1965年底我父亲与耀邦伯伯在我家里关起门来的这次会面，后来还成为“文革”中我父亲受审挨批的一大罪状。有人揭发说：我父亲把“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耀邦接到上海来，两人还关起门来，到底密谋什么？
“文革”后期，我曾与父亲提起了他与耀邦伯伯这次令我非常好奇且念念不忘的会面，并提出了一个与揭发者同样的问题：“你俩到底谈了些什么？”父亲向我解释了当时的情况。
1964年底，耀邦伯伯奉中央之命，担任了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在陕西，因为被认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流毒很深”、“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大批干部和群众在这场运动中被当作敌对分子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遭到逮捕、惩办，不少人被迫害致死。胡耀邦目睹这种状况，十分忧虑。他坚定地认为，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使城市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耀邦认为陕西对干部的伤害过多，处理过重，必将带来严重的后遗症。根据他的提议，陕西省委、省政府宣布“三个暂停”，即：捕人暂停；“双开”暂停，留待运动后期处理；面上夺权暂停，待重新部署后再行动。他主持的陕西省委针对当时极“左”论调，下发通知指出：“这样成绩，那样成绩，生产搞上去了就是成绩；这样错误，那样错误，生产搞不上去，就是最大的错误。”1965年，耀邦在陕西批“极左”，而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批耀邦。虽然陕西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但耀邦却遭到了指责和批判，吃尽了苦头。
1965年6月中旬，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帅率张爱萍、张宗逊等来陕西考察军事工作。在西北局和陕西省委为叶帅等举办的“洗尘宴”上，张爱萍将军望着面色憔悴的耀邦，深有用意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又是一个大丰收。陕西肥了，耀邦瘦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饭后，叶帅单独与耀邦谈话，关切地询问他在陕西挨整的经过，建议耀邦随他回京。6月20日，叶帅带着耀邦同机回到北京。之后，叶帅给我父亲打了电话，讲了耀邦在陕西的遭遇，并说“你和耀邦是好朋友”，要我父亲多关心耀邦。
过去，我父亲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孩子讲，他13岁参加革命，人家都叫“红小鬼”，其实在中央苏区，“红小鬼”不是指他一个人，而是指一批人，比如耀邦、肖华、谭启龙、黄知真等。1933年，我父亲任团中央儿童局书记，耀邦伯伯任中央主办的刊物《时刻准备着》主编。当时他俩年龄都很小，身材也很瘦弱，在毛主席、周总理、陈毅、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眼里，他们俩都是“红小鬼”。
相同的岁数，相似的经历，生死与共的战斗友情，志同道合的革命境界使得他们情同手足。因此接到叶帅的电话，我父亲牵肠挂肚。1965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我父亲按叶帅讲的向周总理和小平报告了耀邦的情况，还邀请耀邦到上海，检查身体，以此放松心情。
12月16日，耀邦以体检、搞调查研究的名义，乘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同耀邦一起来的，还有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耀邦在上海一直住到26日。这期间，就发生了我父亲与耀邦伯伯在我家里关起门来说话这件事。这次谈话后，我父亲趁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之际，向主席反映了耀邦的情况。
我父亲与耀邦闭门谈话时，讲到了罗瑞卿事件的有关情况，以及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我父亲还讲到了上海搞“四清”的情况，介绍了上海的一些作法，还将上海关于“四清”运动的有关工作文件送耀邦，请他给予指正。
“文革”开始时，我是交通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也算是个应当承担责任的成年人了吧。作为这样一个家庭的长子，我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政治斗争漩涡，并理所当然地为家、国的安危而经受考验、奋起抗争。
02.我的大学
1963年，我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一系。
上海交通大学是我国最为著名的一所工科大学，也是上海历史最为悠久的高等院校。如果追溯校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清朝光绪年间的1896年，当时的校名是南洋公学。那是一所为数不多的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大学，学校一直到1920年才正式定名为交通大学。因为学校办学的指导思想是实业救国，而当时中国的官办企业主要是铁路交通，所以学校的课程设置大致也围绕这个方面展开，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交通大学的教学质量，在建国前就享有盛誉。我国许多著名的学者或领导人都曾在学校就学或任教过。像蔡锷、陆定一、邹韬奋、钱学森、汪道涵、江泽民等都在此求过学。学校的教学质量之高，举一个例子就可见一斑。当时学校教学的许多教科书，都是从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直接引进的，许多课程也是用英语直接授课。即使在今天，国内一流大学一般都做不到这一点。
建国后，交通大学发生了大的变化。50年代中期，出于战备考虑，认为上海地处东南沿海，在国防上不安全，同时也是为了支援建设西部，交大一分为二，一部分搬到西安，成立西安交大，另一部分保留下来，主要是造船部分。当时上海交大的基本任务是为国防工业服务，以造船为中心，军用为主，兼顾民用，这在交大的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现在来看，有利有弊，也因为这个原因，交大的面虽然窄了，专业却更为突出了，优势更集中了。
我当时进的一系即船舶设计与制造系，学的是潜艇设计与制造专业。为什么学这个专业呢？说来很简单，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当时赫鲁晓夫反华，撤回苏联专家，导致两国许多已达成的军工科技合作项目突然中断。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在苏联学军工的中国留学生都赶回来。面对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下决心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原子弹、导弹，培养我们自己的技术人才。而当时的情况，对阶级斗争、阶级成分特别强调，许多大学的学科都是保密的甚至是绝密的，所以特别强调学生的家庭出身。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也就顺理成章地都投身到军工和尖端的学科领域。当时，毛泽东提出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要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对年轻人寄托了很大的希望。我们当时是满脑子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认为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还在受苦受难，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要解放全人类。
我选择在上海上大学，学这个专业，现在回想起来，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不想去哈军工。哈军工全称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是完全按照苏联模式来搞的，成为当时许多人向往的、最有名的军事院校。可我为什么没去呢？因为中苏关系恶化后，许多人对哈军工也提出批评，主要是教学模式，就是毛泽东当时讲的，学校的教学方法是满堂灌、填鸭式的，把学生的身体都搞垮了。这样，我对哈军工就不太热衷了。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对国防建设中的海军建设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因为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有海无防”，几乎没有海军。毛泽东1953年2月21日在视察海军“南昌”号护卫舰时欣然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毛泽东后来在多次讲话中也强调了这一精神，说明他对人民海军建设的重视。
交大地处上海的徐家汇，虽然离我家比较近，步行只要十多分钟，但那时的徐家汇不像现在是一个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商业中心。当时，徐家汇属市区的边缘，过了中山路就是大片的农田，是上海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大的商店，最大的上海第六百货公司，也只有4层楼，在上海也并不知名。一到月上柳梢头，这里树影婆娑，幽静恬适，最有名的当属一座天主教堂，落寂地陪伴着与自己风格迥异的交大校园。因为交大历史上一直是中国人办的，校园虽不大，但建筑风格不同于十里洋场的欧式风情。学校在华山路上的大门，红墙黄瓦、朱门铜扣，独具肃穆端庄的中国民族风格。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1920年建造的校图书馆，虽然只有三层高，但却给人一种神圣感。
上大学以后，虽然父亲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但从我的内心来说，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相反，我倒是把自己看作是学生中普通的一员。交大的校领导也没有给我什么特殊待遇，相反，可能还因为我是市委第一书记的儿子，对我的要求更加严格。
记得我进学校不久，学校的领导就专门找我谈话，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两不准”，就是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并宣读有关文件规定。我那时很单纯，根本不会想到恋爱或结婚的问题，所以觉得学校作出这样的要求有点怪。但现在看来，这与当时学校落实中央关于干部子弟教育的文件精神有关，是对我们的严格要求。此前，有关部门曾在哈军工对干部子弟的表现做过一次调查，有几个高干子弟表现好的，如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等。有几个高干子弟表现不好的，如陈再道的儿子陈东平。陈东平就是那个睡在毛远新上铺的学生，即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中提到的犯了错误的那个学生，他不仅学习不认真，还收听“敌台”。
交大的高干子弟并不多，学校对高干子弟的教育，不像北大、清华、哈军工那样经常开高干子弟座谈会，多是单独谈话。起初，同班同学都不知道我的身份，我一口上海话，又很朴素随便，没有一点高干子弟的优越感，和大家一起住集体宿舍。宿舍楼位于学校不远的法华镇路，一年级在基础部时，二十几个人住一大房间，像一个大教室；二年级到本部以后，就是8个人一个宿舍，对我没有任何特殊照顾。
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国家经济情况逐步改善。刚上大学时，国家规定伙食费标准是每月12.5元。1964年以后，国家关心大学生的身体健康，又将每月伙食费标准增加了3元钱，变成15.5元。学校要求我们不能节约伙食费，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后来学生有意见，就准许我们这些星期六、星期天回家的上海同学退伙，我算落了点私人积蓄。
当时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并不是最好的，但始终名列前茅。第一、第二没我的份，前五、六名总归有的。我试过，不用功呢，就是第五、第六，用功呢，最多也就是第三、四名，在父母跟前也算交待的过去。而且，从当时来看，学校除了强调学习成绩外，还格外强调“政治第一”。
特别是1964年后，为响应毛泽东同毛远新讲话中提出的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全国各大学都组织学生参加“四清”运动，也算是培养青年人的途径。交大就组织我们到沪东造船厂参加“四清”， 和工人“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深入地了解工人工作、生活的真实状况，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可谓获益匪浅。那时的体验使我有了群众意识，现在想想对我一生都很有帮助。我们参加“四清”运动，用当时的话说，就是革命热情非常高。许多事情现在回过头来看，可能是比较“左”的，做过的有些事情还可能是可笑的，但当时整个精神状态是积极向上的，是很革命的，有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气势。
03.我难忘的1965年
进入1965年，我上大学三年级。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我平静的生活从此被打乱了。1965年成了我人生中难忘的一年。现在好好回想一下，1965年，不仅仅在我们党，我们国家政治历史上发生了很多大事，而且我们家、我自己也遇到了一些大事。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我父亲感冒发烧，身体不适，就到北京医院治疗。替我父亲作检查的医生是50年代在我父亲的关心下从上海调到北京的，他们在沪的亲人也得到了我父亲的照顾，免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这些医生对我父亲的身体状况非常关心，检查得非常认真，但没有找到病因。几天后，医生反复叮嘱我父亲：“现在你感冒好了，烧退了，但是白血球还是非常高，说明你身上仍有病灶，希望你回去后认真观察，把白血球高的原因找出来。”
我父亲回到上海以后，工作依然繁忙。特别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在文汇报“出炉”、罗瑞卿在上海挨批等等非同小可事情的发生，使他高度繁忙，殚精竭虑，根本就顾不上白血球高的问题，直到后来周恩来总理责成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亲自过问，邓妈妈也打电话来要我母亲多加关心，我父亲才到华东医院作了检查。但是，我父亲因去了几次都查不出什么结果，就更加不在乎了，别说是到华东医院住院检查，就是门诊检查也不愿意去了。
当时，华东医院的领导和大夫们非常认真，坚持一定要查出个结果来。后来，他们在我父亲的鼻咽部表面发现了有一个米粒头大小的异物，就抓住不放。最后，他们把切片送到北京，专家们经过会诊，定性为初期或者是零期的鼻咽肿瘤。中央领导非常关心我父亲的病况。经过周总理、小平同志的批准，我父亲马上住院，从1966年3月起治疗休息一年，这期间上海市委日常工作由曹获秋市长主持。
我父亲治疗期间，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叶剑英、聂荣臻等中央领导都来医院探望过，并经常来电话询问治疗进展情况。他们对我父亲的安危如此牵挂，不仅仅是因为我父亲当时是位高权重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还与他们长期以来对我父亲这位的“红小鬼”格外关心和疼爱有关。
我父亲1916年3月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南洋区官联坑的一个贫农家庭。1929年，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的红四军转战到了我父亲的家乡，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仅有13岁的我父亲，毅然投身革命，成为一名“红小鬼”。到1935年，我父亲历任福建省共青团儿童局书记、中央共青团儿童局书记、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等职。
在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后，我父亲和项英、陈毅同志及中央苏区领导机关的队伍一起突出敌人的重重封锁和包围，进入赣粤边游击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父亲调中共中央东南局任青委书记。当时东南局书记是项英同志，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是曾山同志。以后因陈毅陈老总亲自“点将”，我父亲又到了陈老总的身边工作，协助创建了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历任苏中区党委副书记、书记、苏中军区政委等等。
在解放战争期间，我父亲历任华中野战军七纵队政委、苏北兵团政委、苏中区党委书记、华中工委书记、苏北军区政委等职。
1949年以后，我父亲历任苏南区党委书记、苏南军区政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1952年，又调上海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上海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南京军区政委、华东局书记，上海市政协主席等职。
我父亲当时对自己的病情发展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很认真地对前来探望的周恩来、邓小平、陈老总等中央领导说：“得了这种病，我心情很沉重。但是，我已经经历了从1929年到1966年的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设时期，已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如果病情得不到控制，很快恶化的话，我也感到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如果病情能得到控制，如果能控制若干年，我则有幸为党、为人民再做几年工作，还可以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再打一仗。如果我的病能够治好，我还可以为党和人民做好些年工作。”
父亲当年跟我也曾说过这番充满忧患的话语，因为当时陈毅老总对中外记者的谈话，给我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侵略军的飞机轰炸了越南河内，并炸到了中越边界。所以我父亲时时惦记着跟帝国主义、跟修正主义再打上一仗。没想到“文化大革命”很快开始了，我父亲不仅跟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打了一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而且在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后，又为党工作了十多年。
为了治好我父亲的病，在中央领导的关心下，国内动用了最强的医疗专家力量。卫生部钱信忠部长和分管保健的副部长崔义田专程到上海主持对我父亲的治疗。治疗专家组由北京肿瘤医院院长吴恒兴亲自挂帅，汇集了一批当时上海、广州的著名专家教授。在专家教授的精心治疗下，我父亲顺利结束了放疗。但是，钴60的强烈照射对身体损害非常大，我父亲当时非常虚弱。大夫对我父亲能够战胜疾病感到欣慰，但同时又对我父亲的健康状况感到忧虑。他们表示：“治病救命已经做到了，但是，我们更希望陈书记能够恢复健康，恢复工作能力，能继续为上海人民工作。” 按照专家教授们的要求，我父亲1966年6月搬出医院，住到上海西郊开始疗养，慢慢恢复健康和体力。
我是家中的长子，照顾病中的父亲义不容辞。尽管我当时在沪东造船厂参加“四清”运动，并承担着繁重的任务，但我仍尽可能地挤出时间陪护在父亲身边，经常跑上跑下，不离左右。
在父亲生病住院及疗养这段时期，国内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各种事件频繁发生。我看到了许多，也从前来探望的各级领导、父辈们的言谈话语中听到了许多，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了一阵阵扑面而来的撼城之风。
1966年3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第一次杭州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批判杨尚昆、陆定一的事。在这次会议期间的3月18日，罗瑞卿在北京跳楼自杀，但只是摔断了腿，自杀未成。当然，这个情况参加第一次杭州会议的同志都知道了。我记得有一天我正陪父亲在西郊宾馆院里散步，父亲的秘书突然跑来报告，说魏文伯从杭州回来，要马上来见我父亲。魏老跟我父亲讲了罗瑞卿跳楼的事。当时我看到他俩脸色都很凝重，谈话气氛非常沉闷，魏伯伯直叹气。那天我父亲留魏伯伯吃晚饭，我看他俩吃得很少，也不多谈。
04.罗瑞卿问题

拿国家大事来讲，毛泽东下决心解决“罗大将”罗瑞卿的问题也在1965年。说起1965年发生的重要事件，或者1965年发生在上海的重要事件，肯定要谈到上海批判罗瑞卿的会议。

罗瑞卿对毛泽东忠心耿耿，这在党内是公认的。为了做好毛泽东的警卫工作，他50岁还去学游泳。他精明干练，很受毛泽东的器重。1959年以后，罗瑞卿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因林彪长期称病，罗瑞卿主管起了军队的日常事务。1964年，他主抓的全军大比武工作受毛泽东的好评，林彪对此很是嫉妒。加之罗瑞卿性格刚直倔强，处事原则性较强，有时暴露出作风生硬的缺点，难免使一些同志对他有意见。毛泽东在延安时曾送给罗瑞卿两句话对其教导：“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当林彪别有用心地提出所谓“突出政治”的口号时，罗瑞卿当即表示了疑问和不同意见，这就种下了祸根。1965年11月30日，林彪派出专机，让他的老婆叶群带着他的信和多份诬告罗瑞卿的材料到杭州，向毛泽东单独汇报了六七个小时。汇报时叶群还痛心疾首，痛苦流涕。林彪主要诬告罗瑞卿要篡夺军权，说他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唯恐党内出修正主义，大权旁落，是毛泽东的心病，当他决心冒着风险，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清除与他治国观点不同的所谓“反党集团”时，他必须倚重林彪控制军权，所以听到这些诬告，使他特别敏感和不安。12月2日，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样，罗瑞卿问题浮出水面。12月8日至16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罗瑞卿发起了“突然袭击”。

12月5日，毛泽东到了上海，住在当时的“414宾馆”，即现在的西郊宾馆。7日深夜，寝食不安的毛泽东让秘书徐业夫发出紧急通知，要中央政治局常委们8日都赶到上海毛泽东的住处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指示，朱德年龄大了，可以不来。毛主席也同时让徐业夫通知我父亲，要他8日早晨赶到西郊宾馆待命。

中央政治局常委们陆续赶到上海。刘少奇、周恩来等是从北京来的，我父亲到机场接了他们。小平是从昆明赶来的，林彪是从苏州坐汽车过来的。8日上午，这次极不寻常的“紧急会议”在毛泽东住处开始，这些领导们到开会时才知道是要部署召开批判罗瑞卿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8日上午的会议中间，周总理、小平从开会处出来，找正在待命的我父亲谈话。他们说，中央马上要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要找一个地方给罗瑞卿住，并且这个地方的安全、警卫工作都要由上海市委负责，还提出了很多细节上的要求，譬如房间里不装电话，房门不上锁。这是监护性居住啊，我父亲很是吃惊。

罗瑞卿长期以来负责毛泽东的保卫工作，而上海的警卫工作一直都是由我父亲分工负责的。因为这个原因，我父亲与罗瑞卿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工作上的往来十分密切。

我父亲跟罗瑞卿的交往，有两件事令我印象最深刻。

一件事发生在1956年1月9日，陈老总陪毛泽东在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馆)宴请一些毛泽东的老朋友，其中包括苏步青、周谷城等人。当大家给毛泽东敬酒的时候，一贯不善饮的毛泽东很高兴，举杯一饮而尽，突然脱口而出：“怎么我喝的不是酒，是白水啊?”全场都震惊了。当时陪同毛泽东的，还有罗瑞卿、陈伯达。宴会结束后，陈伯达显得非常紧张，专门提醒罗瑞卿说：“你赶紧去调查，不调查清楚，毛主席怪罪起来，你吃不消。”罗瑞卿就问了陈老总是怎么回事。陈老总脑子很快，大笑说：“我不知道，这种事情你就去问阿丕。”当时，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上海市警卫处处长王吉普等也在场，罗瑞卿盯住他们问，他们不敢回答，却把眼光都投向我父亲。我父亲很坦率的说：“这么多人都要给毛主席敬酒，如果我不做这个安排，对主席的身体健康不好。影响了主席的身体健康，你罗部长也不会赞成吧！”事后，毛主席果然问起此事，罗瑞卿立即主动向毛泽东作检讨，并且把我父亲也“供”出来了，当时毛泽东并未生气。罗瑞卿对我父亲说：“阿丕，也就你有这个胆量，我是不敢这样做的。”

另外一件事发生在1957年7月8日，毛泽东乘上海港监领航船视察黄浦江和上海港口。主席兴趣很浓，在船上听取了上海社会主义改造、市场建设、人民生活等的汇报，并且在轮上吃了一顿中饭。船上工作人员为主席准备了四季豆炒肉片、油面筋炒辣椒、红烧黄鱼、古老肉和榨菜肉丝汤，都是普通的家常菜。饭后，毛泽东兴致很高，打算横渡黄浦江，畅游一番。大家觉得在这里游泳很危险，但当时谁都不敢劝，包括陪同的上海市领导以及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上海市警卫处处长王吉普。因为罗瑞卿曾为了劝阻毛泽东在长江游泳，挨过毛泽东的狠批，毛泽东生气后，好多天都不理睬他。后来，我父亲想出了个劝阻主席游泳的想法，就跟主席说：“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下午有雷阵雨，建议主席这次就不要游泳了，下次再游。”一听这话，毛泽东就同意不游了。果然临近下午3点时，天空乌云密布，雷声阵阵，雨越下越大。此事以后，罗瑞卿碰到我父亲说：“阿丕，你真有本事，我劝毛主席不要游泳挨骂，你怎么就敢劝，而且还劝成了呢?”我父亲说：“我自己也不敢劝，但是我用上海气象台的气象预报来劝主席。主席相信科学，当然就同意了。”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是1965年11月25日，罗瑞卿正好在上海陪外宾访问，是柬埔寨的客人。罗瑞卿就问我父亲这篇文章是怎么回事。尽管江青交代过这件事什么人都不要讲，但我父亲基于跟罗瑞卿多年工作上的往来以及对他的高度信任，就对他讲了这篇文章的背景。我父亲当时肯定还不知道毛泽东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了，总觉得罗瑞卿是毛主席信任的人。罗瑞卿听了我父亲的话后，特意让秘书要了一本单行本。这件事后来成了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与罗瑞卿“通风报信，相互勾结”的一大罪状。

第二天下午，罗瑞卿见到毛泽东，还特意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要了一本单行本，还未看。”毛泽东笑了笑，没说什么。29日，解放军报就按罗瑞卿的指示，作了一个旗帜鲜明的编者按，并转载了该文。当时，这篇文章除了文汇报登了，上海的解放日报及华东局、华东各省的报纸也都登了，而北京的报纸都未登。华东片报纸的转载，是因为我父亲跟魏文伯通气以后，魏文伯交代华东各省的。可见那时的罗瑞卿已经有所预感，处处小心。

柯庆施死后，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等职务需重新任命。在1965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罗瑞卿对我父亲说：“阿丕，我愿意到上海来。最近毛主席批评我，对我不满意，阿丕你当第一书记，我给你当市长。”我父亲忙说：“这样我不能接受，我只能给你当助手。”

尽管我父亲与罗大将交情甚厚，也闹不明白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但中央的指示不得不执行。我父亲找了当时的市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梁国斌和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王鉴，具体落实找了几处住地，周总理都说不合适。最后找到了建国西路618号，以前是波兰领事馆的所在地，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后，波兰领事馆撤消了，这个小楼就一直空着。这样，罗瑞卿就被安排住在此楼里。

12月11日，我父亲奉周总理和小平之命，以东道主身份去接罗瑞卿，在机场见到吴法宪也在场。中央当时有规定，领导出差开会一般不准迎送，所以罗瑞卿、郝治平夫妇一下飞机，见到这种迎接阵势，感到很奇怪。一路上，罗瑞卿与我父亲及上海警卫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坐在一辆车上，这样的迎接就更让他感到奇怪了。罗瑞卿问我父亲中央在上海开什么会，急于想知道开会的内容。父亲在赴机场前，曾问过总理和小平：“如果罗瑞卿问起会议内容，该怎么回答？”。他们的回答是：“这个问题要问总理和小平。”因此，父亲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东拉西扯地谈些庄稼、雨水、工业生产等话题，就是不讲会议的情况，显得极不自然。我父亲还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跟罗瑞卿讲：“你以前来住的房子现在安排其他领导住了，我们就给你安排了另外一个地方，在建国西路。”罗瑞卿有些不太高兴，就直截了当问我父亲：“究竟开什么会？”我父亲只好用手指指坐在前排的司机和警卫，不言而喻，我父亲只能这样暗示，不能多说什么。后来，父亲对我讲，陪罗瑞卿进市区的这段路，他感到时间很长很久，真不好受啊！

等到我父亲陪罗瑞卿夫妇到达建国西路618号时，周总理、小平同志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周总理、小平马上找罗瑞卿谈话，我父亲则在总理的示意下离开了。郝治平阿姨也被直接送上楼了。当时，这座小楼里面的警卫人员都是周、邓从北京带来的，小楼外面才是上海的警卫人员。上面对这些工作人员有明确交代，罗瑞卿不能出去，出去、动用汽车这样的事情都要请示总理批准才行。

罗瑞卿抵沪的当天，他秘书邓丁提出要求，要装一部保密电话，要挂地图。我父亲一接到建国西路618号警卫的请示，立刻把这一情况告知周总理的秘书周家鼎。后来，周家鼎直接给邓丁打了电话，委婉地说：罗瑞卿的电话不要装了，地图也不用挂了，你们就好好的休息吧。当时，邓丁秘书半天没有话说，电话拿着好久才放下。此后，罗瑞卿又表示要跟总理通电话，经过请示，就用楼下警卫值班的保密电话跟总理通了电话。据说当时罗瑞卿在电话当中显得非常气愤，很激动，反复讲全年大比武是经过请示的，有什么错？还谈到了对林彪的态度问题。

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的各地领导接到通知很快到沪，其中有各大局的领导，如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等；还有军委及各大军区的领导。当时，周总理、小平等中央领导以及各中央局领导都住在锦江饭店南楼，刘少奇、贺龙、叶帅等住在兴国路的几栋小楼里。各大军区领导人都住在锦江饭店北楼，林彪住在岳阳路招待所。所有会议代表接到开会通知时，都不清楚会议内容是什么。会前，周恩来还专门宣布“不许记录”、“严格保密”等会议纪律。

我父亲参加了在锦江小礼堂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叶帅等人分在一个小组。会上印发了李作鹏等人写的对罗瑞卿、萧劲光的揭发材料。叶群在会议期间，分三次作了约十个小时的发言，以大量捏造的事实诬陷罗瑞卿如何逼林彪退位，要林彪“不要挡路”。她会上发言，会下串联，在“批罗”中极尽污蔑中伤之能事。会议揭发的罗瑞卿“问题”，归纳起来有这样几条：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有个人野心，向党伸手；“不尊重老帅”，等等。

在这几天里，罗瑞卿被“软禁”在小楼里，整个会议都没让罗瑞卿参加，据说是要“背靠背”。周总理和小平来看过罗瑞卿。总理、小平离开时，罗瑞卿出来相送，有人听他非常气愤地说了一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陶铸、李井泉、宋任穷等各大局的第一书记们，也都分别来看望罗瑞卿。

罗瑞卿在会议期间打电话给周总理，要求去见毛主席、见林彪。他可能觉得无论见到他们其中的哪一位，都可以把事情解释清楚。周总理知道这样做是不可能 的，以“恐怕不方便”劝阻他，罗瑞卿急切地说：“那我给林彪打电话。”周总理也激动起来，在电话里大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16日，总理和小平来到罗瑞卿的住处，他们宽慰罗瑞卿：“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这是第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检讨什么，回北京再说。”

会议结束后，细心的周总理交代我父母请罗瑞卿夫妇吃顿饭，算是给他们送行。我父母吃完饭，立即赶到锦江小礼堂。总理当时在跳舞，一见我父母进来，立刻换舞伴，让我母亲陪他跳。我母亲由于多年患梅尼氏症，不能转圈。总理说：“小超大姐不能跳舞，你也不能跳舞，你向小超大姐学习啊？”我母亲不好意思，只好陪着总理转了几圈。总理就利用这个机会，很认真地询问罗瑞卿夫妇吃饭时说了什么。我母亲后来记不起来当时原话说了什么，但有一句话报告了总理，说罗瑞卿显得很沉重、很沉默。

罗瑞卿离开上海的那一天，当他得知将与总理同机回京，特意提前半小时上飞机，还说“我们先上飞机，不与送行的人遇到”。

这次会议来势汹汹，但罗瑞卿却没有马上遭到彭德怀庐山会议的那样下场，只是被暂时挂了起来。为什么？不清楚，也许是盛怒之后的毛泽东冷静下来了；也许是在会议上听出了端倪，没有想好下一步；也许是出于政治斗争上的某种考虑。据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方志纯回忆，会议后的1966年1月5日，毛泽东乘火车巡游到南昌时，曾在火车上听取江西省委领导的工作汇报。这期间，毛泽东对方志纯和杨尚奎说起了罗瑞卿：“他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毛泽东还说过这样的话：“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

得知这些消息，我父亲暗自松了口气，以为事情过去了，却不料从魏文伯嘴里得知罗瑞卿在北京跳楼自杀的消息，这不能不使他痛心，不能不使他预感形势发展的险恶。

林彪叛逃事件出了后，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谈话时说：“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从此，罗瑞卿的问题有了定论。

1975年10月，小平报毛泽东批准之后，把解除监禁不久的我父亲调到北京。我母亲随后也离开上海，到了南京，正巧当时罗瑞卿夫妇住在中山陵，郝治平阿姨听说我母亲到了，要来看她。我母亲说：“还是我来看你们吧。”我母亲到了以后，两人抱头痛哭。两个人，两个家庭，两位老领导，都经历了一场浩劫，都非常激动，在一起谈得很晚很晚。这次，罗瑞卿对我母亲说：“丕显同志是好同志，是我们党内的红小鬼。你们知道吧，为什么1950年我到无锡？我的确是奉毛主席之命的。来之前，毛主席跟我说：‘罗瑞卿同志，你认识陈丕显吧？’我说不认识。毛说你该认识阿丕，这是非常能干的人，在我们党内是不多的，是红小鬼。”

罗瑞卿后来到国外治腿期间，不幸去世，我父母一直非常难过。父亲调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以后，多次请郝治平到湖北来休息、疗养，到北京之后也经常去看望她，这是后话了。

１９６５年９月，中央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我父亲应周恩来总理的询问，谈到了柯庆施去世以后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职务由谁来接替这件事。当时，我父亲、魏文伯、曹荻秋都希望“谭老板”谭震林来接替，因为谭震林是过去华东局的老领导，对上海的工作及上海的干部熟悉，对华东的工作及华东的干部也熟悉。我父亲说起这些，总理当即表示：这种可能性不大。

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明知世事难料，危机四伏，出于坚定的党性，父亲担负起上海市委第一把手职务，坚守在这个文革的“策源地”、“一月风暴”中心。果然，自罗瑞卿事件后，从６６年4月中旬到下旬，毛泽东又召开两次杭州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彭真问题也揭开了，彭真接受了批判。

参加这三次杭州会议的中央领导都是经过上海到杭州去的，会议结束之后他们也都是乘车到上海，再从上海乘飞机回北京的。在此期间，周总理、小平、陈老总、谭老板、叶帅、聂帅等领导都曾来探望、慰问我病中的父亲。陈伯达、康生等也来过。
05.山雨欲来

当代历史学家一般都将姚文元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作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前奏。因为这篇文章直接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当时的北京市委，并别有用心地将敢讲真话、刚直不阿的海瑞精神同敢在庐山会议上讲真话的彭德怀挂钩。现在，谁都知道这根本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探讨。但在当时，谁也没想到这篇文章竟隐藏着那么诡秘的政治玄机，其引发的矛盾与冲突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探讨的范围。更令一般人没有料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后来竟会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大浩劫的前奏。

如果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当时的政治气候，说“山雨欲来风满楼”可能最贴切不过了。

1962年7月25日，中央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即将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做好思想上的准备。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既然阶级存在，就要出反革命，而他们总是想复辟的，所以阶级斗争一万年也要搞。这次会上，批判了主张“包产到户”的邓子恢所谓的“单干风”，批判了上书八万言申诉的彭德怀及审看过小说《刘志丹》的习仲勋所谓的“翻案风”。接着，中央又在北京开了近一个月的预备会议。

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再次强调了阶级斗争问题，对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做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从此，国内的政治气候可以说是越来越“左”了。

阶级斗争这根“弦”一绷紧，就不乏假设敌，搞政治运动也就师出有名，各种大事便接连不断地发生。如城市开展了“五反”运动，农村开展了“四清”运动；文化艺术界开展“整风运动”，要求停演“鬼戏”，夏衍、田汉、阳翰笙等文化名人及《早春二月》、《谢瑶环》等一批文艺作品受到批判；学术界很快也受到波及：哲学界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经济学界批判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和企业利润观，史学界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以及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让步政策”，等等；农村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推广“桃园经验”……1964年6月23日，中共中央批准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领导权的报告，报告和批示把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和干部的作风问题都看成是阶级斗争问题，说企业已演变为资产阶级所有制。这是在大型企业中开展的夺权斗争。1964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并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1964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等人的文化部领导职务，等等。这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很多基层就演化为越来越多的夺权斗争，一直发展到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毛泽东引导着 “文化大革命”的脚步越来越震撼人心了。

当代历史学家们研究“文革”前夕的这段历史，往往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为其找根源。而对于我来说，更切身的体会还是从当时关于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问题开始的。

我记得，当时有这几件事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

第一件事是当时曾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提出的和平演变论。杜勒斯这个人物，可能现在已经有很多人不熟悉了，他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家。毛泽东曾经说，杜勒斯是个想问题的人，在美国真正掌舵的是杜勒斯。他1953年到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他提出的和平演变战略认为，西方正遭到一种用军事力量无法挽救的失败，应加强冷战攻势，用和平的方式把西方理想、消息和“善良愿望”的信息送到“铁幕”里面去，以加深共产党内部的困难。

1953年，他提出用和平手段解放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

1957年，他在答记者问时谈到了苏联发生变化的问题，他预期苏联将要发生的变化是演进性的而不是革命式的，如果赫鲁晓夫有子孙后代的话，那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

1958年10月24日，杜勒斯在白宫发表声明，攻击中国共产党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致命的威胁，宣称要用和平演变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

这些话，中国共产党后来概括为：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尤其是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的战略极为敏感。1959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就提议印发杜勒斯的三次演讲材料，要与会的同志们认真看一看。他说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毛泽东说：和平演变谁呢？帝国主义要用和平演变来腐蚀我们，就是要演变我们这些国家。毛泽东特别提到，杜勒斯的和平演变论在社会主义国家内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他说：不论是在老的、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正、作风不正的人，党内并不纯粹，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1964年前后，毛泽东又把和平演变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65年以后更是多次谈到这个话题。

第二件事是当时中共与苏共之间的论战。发生这件事的原因虽然很多，用邓小平后来的话来说，就是双方都不得不讲了一些空话和废话。我们党当时有一个判断，就是苏共走向了修正主义，而赫鲁晓夫就是苏联的第三代领导，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杜勒斯的理论。所以，我记得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于1964年7月14日隆重推出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在当时的中苏论战中影响很大。

“九评”中说：“毛泽东同志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地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九评”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即：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时还对这五条标准作了具体解释，他说：“这五条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是为谁服务的，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

第三件事是1964年毛泽东当时同他的侄子毛远新的那几次非常有名的谈话。

毛远新是毛泽东大弟弟毛泽民的儿子，出生于1941年2月。毛远新曾经随着毛泽民和他的母亲朱丹华在新疆坐过牢。1945年7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把毛远新托付给毛泽东。毛泽东待毛远新如同已出。毛远新上完中学，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毛泽东1964年2 月与毛远新谈话时说：“你主要的缺点还是不懂辩证法，不会辩证地分析自己和分析别人，不懂得一分为二。以前把自己看得了不起，现在又把自己看得一钱不值，这都是不对的。辩证法这个很好的东西，虽然你知道的东西不多，但是你要运用这个方法去分析是能够分析的。比如我吧，我知道的东西也不多，但我会分析问题，不明白的问题一分析就明白了。”毛泽东谈到对干部子弟的看法时说：“这些人也是可以分为左中右派的。看来你好象是属于左派，我看到一个文件又表扬了你，但这不是好事。象你这样的人，挨骂是少了，应该多挨些骂。作事情都是逼出来的，我写《实践论》、《矛盾论》，就是逼出来的。你好象是先进分子，什么叫先进分子，你知道吗？先进就是作落后人的工作，不然那叫作什么先进？”

1964年暑假，毛远新住在中南海。7月5日，毛泽东又和他作了一次重要的谈话。高等教育部11月9日转发了这次谈话纪要。毛泽东在这次谈话时说：“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哪里都有反革命，工厂里怎么没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县党部的书记长都混进来了，不管他们改变成什么面貌，现在就是要把人清查出来。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旁边吗？你们学院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毛泽东特别提倡在大风大浪中游泳，让毛远新坚持天天游泳。有一次，天气较冷，毛远新游泳后上来，觉得有点冷，就说：“还是水里舒服些。”毛泽东瞪了毛远新一眼说：“你就是喜欢舒服，怕艰苦。”毛泽东后来还说：“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毅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双膝跪下，乞求饶命啦。我们家很多人都是让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在谈到接班人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你要特别学会与你意见不同的人在一起工作。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吃的是蜜糖，耳里听的是颂歌，这是最危险的!”讲到哈军工的工作时，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我已和罗总长讲了这个问题。你们学校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学员都去，一个不留。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就去，早去比晚去好，一定要去。对于你不仅要去参加五个月的四清，而且要去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不搞四清，你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对社会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生呢？你毕业了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一课。”

虽然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这次谈话内容，但它在党内却广泛流传。因为毛远新是我们的同辈人，所以当我听到这些谈话的主要内容时，心灵深处受到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我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感觉到，保持革命江山不变色这样的大问题，会如此严肃、现实地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面前。我也像广大群众一样深信“阶级斗争”存在是正确的，激奋地等待着战斗号角的吹响，但是很快，我就犯嘀咕了，因为我越来越知道了一些内幕。

我当时能够知道一些情况，最主要是由于父亲的原因。我父亲这辈人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工作狂”，上班不分办公室和家里。他往往早上一起来就开始工作。许多市委的人，曹荻秋、魏文伯，也包括张春桥、马天水等，都是趁我父亲吃早饭的时候都来家里汇报工作。在“文革”暴发前，因为我父亲被检查出来有鼻咽肿瘤，需要放疗，这样陪护父亲的担子就更多地落在我的身上了。因此，与刚开始时住在学校不同，我有更多的时间回到家里。这样，父亲的许多谈话及看法，是我在旁边听来的。他们谈话，进进出出，也不避我，就像上海人讲“划着一记”。可能，我是孩子中的老大，我父亲有些事情也没有刻意要回避我，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记忆犹新。

1965年9月18日到10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过去有些人就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现在大家回过头来都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揭开了“文革”的序幕，是导火线。从姚文元的文章开始，到罗瑞卿问题、二月提纲、评“三家村”、”五一六通知”……当时的形势，犹如我们看一部情节较为复杂的电影，一开始有许多线索在同时进行、发展着，好像彼此间联系并不大，当事人也不知道，但随着剧情的发展，直到真相大白，人们才会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的啊！

当然，历史要比电影演绎的事情要复杂得多。那时许多当事人都不清楚局势的复杂性。许多事情，不要说我，就连身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我父亲都不清楚。

当时党内政治生活的逻辑就是这样令人不可思议。现在大家都认为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但在当时谁会想到这一点？上海“文革”前党政班子共有20多个人，而后来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骨干的，也只有三个人，核心就张春桥一个，还有马天水、王少庸，而且他在当时上海市委里的地位也不是最高的。“文革”前上海市领导的排位是：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张春桥、杨西光、王少庸……张春桥排在第六。谁会想到，张春桥这样一个人物，后来能当上中央常委呢？

具体说到姚文元的文章，文章公开发表是在1965年11月10日，但它的写作时间要早得多。江青1967年4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了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的写作，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在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关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上海市委绝大多数领导一开始都不知道，尽管这篇文章的初稿是在市委印刷厂印的。

为什么会选中姚文元呢？当时姚文元是搞文学批评的，在上海有点名气。但是因为文章涉及到历史，姚文元不熟悉，就需要组织写作班子。当时复旦大学历史系搞明史研究的朱永嘉，就是被从参加“四清”运动调来协助姚文元的。连张春桥办公室桌上，也放着一套《明史》。所以说，就像现在公布的材料说的那样，这篇文章搞到后来，市委的许多领导人还是知道了。客观地说，我父亲他们对这样的文章可能不愿意管，也管不了，因为他知道文章是由江青组织的，搞得神神秘秘，谁也不能多问。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的发表，也是在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文章涉及“路线斗争”问题，矛头是对准北京的，上海的报纸要发表它，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应该通知北京。而这篇文章不仅没有向北京市委透露半点风声，连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瞒着不报。江青甚至还有言在先：关于这篇文章的事不要同总理讲。在他们看来，同总理讲了，彭真他们就会知道的。有了江青的话，我父亲他们左右为难，不能与北京市委打招呼了。因为谁知道江青的话是她的意思，还是毛泽东的意思呢？《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见报前，曾象征性地拿到市委书记会上讨论过。毛泽东当时也在上海。这篇文章最后是让我父亲送到住在上海西郊的毛泽东手上定稿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后，彭真叫人打来电话，在电话里质问接电话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登这样的文章，为什么不事先向北京市委打招呼？北京及中央的大小报刊也不转载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北京市委对这件事的态度，触怒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上海就由张春桥组织，在几天内出了单行本，大量散发。

现在我之所以把这段历史说成是“山雨欲来”，因为我当时对政治局势的变化是有所感觉的，许多事情已经明显不同以往了。当时，我耳闻目睹毛泽东、周恩来还有林彪、江青等三天两头不断地到上海来，我父亲搞接待、布置保卫工作忙得团团转。就因为毛泽东在北京搞不动了，才来了上海。

其实，那时候党内斗争的对象是越来越明确和具体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后，是批判“二月提纲”，紧接着发表《评三家村》。当然，这也都是毛泽东布置的。《评三家村》的作者也是姚文元，这篇文章是经过上海市委讨论的，好像还争论过要不要署市委的名，最后是以姚文元的名义发表的。我父亲因为生病，没有参加那次讨论。这篇文章是由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曹荻秋拿到毛泽东住处的。原来的文章标题很长，毛泽东大笔一挥，改成只有四个字——“评三家村”。这篇文章一发表，全国奉命转载，批“三家村”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整个北京市委就成为政治斗争目标。

对于这样的运动，我当时问过父亲这样一个问题：“彭真出问题你想得到吗？”他沉默着，没有回答。我又问：“如果说是陈老总、谭老板出了问题，你会相信吗？”他毫不犹豫地说：“那我才不相信，他们不会。”可他没想到，不仅陈老总、谭老板，连他自己也很快成为了斗争的对象。

06.上海乱相

当我父亲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正在悄悄酝酿，并由远及近，不露声色地袭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京召开。这次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撤销了他们的一切职务。5月16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段话是毛泽东在原稿中特意加写进去的。

以”五一六通知”的逐级下达贯彻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暴发了。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宣告成立，陈伯达任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任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为核心成员。6月2日，上海市委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张春桥，副组长杨西光。

从6月1日开始，由康生、陈伯达控制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等中央媒体，连续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欢呼北大的一张大纸报》、《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文章。《解放日报》、《文汇报》等上海媒体纷纷转载，步步紧跟。

此时的“文革”运动还是在华东局、上海市委和各级党委领导之下进行的。早在”五一六通知”下发前的5月11日，市委就发出了一个电话通知，指出正在深入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大是大非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激烈而又长期的斗争。通知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应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以饱满的革命精神参加这一场斗争，同时要正确地掌握党的政策，遇到政策性问题要及时向上级请示，使得这一场重大斗争有计划有步骤地健康地开展。

6月初，华东局召集华东六省一市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在上海开会，传达贯彻5月在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我父亲抱病参加，叶飞、江渭清、许世友、江华、谭启龙、方志纯、李葆华、魏文伯、杨尚奎、刘俊秀、韩先楚等出席了会议。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与会的老同志们事先已感到当前政治气候的严峻。他们对”五一六通知”里提到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样的字眼觉得很难解读，所以在发言的人都不像以前那样踊跃，言语很谨慎，几天下来会议气氛总是活跃不起来。会议期间，在杭州的毛泽东通知参加华东局会议的代表们前去谈话，其间并没有讲“文化大革命”问题，而是特别强调了团结的问题。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怎么搞，搞了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这些华东地区省市的第一书记们仍然不明就里，心中无数.

几天后，毛泽东乘坐的列车路过南昌，毛泽东在车上接见了方志纯等几位江西省委负责人。毛泽东听了方志纯等的简短工作汇报，见到他们忧心忡忡的样子，就对他们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毛泽东还笑着对方志纯等人说：“你们这些人，我一个也不想打倒！”方志纯等顿时“如释重负”。

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里，也谈到了“通过运动，练练兵”的想法。毛泽东在信中谈到了他对林彪炮制的“天才论”的忧虑。他讲到：“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还说：“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同时，毛泽东也谈到了他对这场政治运动的考虑。他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这种一会儿给个宽心丸吃，一会儿又当头棒喝式的做法，更使得这些高干们找不到北在哪里了，只好各取所需，把事情往好里想了。

在上海，上海市委于6月10日组织了一场包括基层党支部书记在内的全市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万人大会，曹荻秋作动员报告，要求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同时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注意掌握政策。会议宣布，仿照北京市的作法，向教育系统及市委党校、社会科学院等部分单位派出工作组，领导那里的“文革”运动。

由于“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上海市委和各级党委只能不折不扣地遵照执行。但是，由于蓄谋已久的林彪、江青一伙别有用心地兴风作浪，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还同时掌控了上海文化革命小组的领导权，种种有悖于常理的现象便不断在上海出现。例如，张春桥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为诱饵，先后“钓”出了贺绿汀、周信芳、周谷城等八位“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通过报纸公开点名批判，给他们强行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共老手”、“反革命黑帮分子”、“‘三家村’学者”等大帽子。拿这八位名人开刀祭旗，上海“文革”运动一开始就迅猛异常，“大鸣、大放、大字报”横扫一切，洪流滚滚，高潮迭起。有的单位提出“横扫”、“纵扫”、“直扫”一起扫。有的单位提出“上下左右都可以揭”，“党内党外一起揭”，党委“引火烧身”……从6月下旬到7月上旬，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笼罩下，上海的教学、生产和社会秩序越来越不正常了。

我所在的交通大学，6月27日晚和28日先后有三十多批、近两百名学生到市委机关上访。他们情绪激动地要求市委负责同志回答一个问题：“交通大学党委是不是革命的？”事件的起因，是交大数学教研组一位老师贴出了一份由他弟弟从清华大学转寄来的《北京林业学院访北京新市委大学部许××同志讲话记录》，里面说：“这次运动的主攻方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前首先是要搞掉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运动的矛头，首先指向党委，而不是几个教授……运动依靠谁？谁革命就依靠谁，谁也没有提依靠党、团组织，你们知道他们是不是革命的？”很快，校园内针对交大党委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出现了两派意见相左的大字报。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两派师生都要求市委负责同志接见，给予明确回答。

社会上类似的骚动事件渐渐多起来了。甚至在一些学校里，开始出现围斗、打人、罚跪、戴高帽等混乱现象。

那个时期，曹荻秋伯伯经常跑过来看我父亲。谈话中，他们对社会上层出不穷的不正常现象感到十分困惑，对每况愈下的教学、生产和社会秩序表示出深深的忧虑，并一同商量对策，力求把握好方向，控制住局势。

为了确保正常的生产和社会秩序，由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于7月上旬、下旬先后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和《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补充通知》。通知明确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地专以上的党政机关一律要开展文化大革命……要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有计划、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进行。”上海市委完全赞同这一文件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并就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的生产中已受到的消极影响及建议报告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向全国各省、市批转了这一报告，并在按语中批出：“中央同意上海市委《关于当前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中提出的当前生产中出现的事故增多、某些产品产量下降和有些科研项目生产技术协作中断等情况，需要注意研究解决。其中所提四项措施，各地可参照办理。”

6月下旬，上海市委接到中共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简报说，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乱斗事件，北大工作组采取了以系为单位召开师生大会的办法，明确指出乱斗有害于革命运动，规定再批斗人要经过工作组批准，及时制止了乱斗现象。中央在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市委及时传达贯彻了这一精神。中央批转上海市委和北京大学的报告显示想要扭转文革出现的失控状态，把运动纳入在党委领导下的可以控制轨道，让这场“演习”赶紧走过场，避免滑入祸国的灾难，但是他们或是没意识到毛泽东要的就是“天下大乱”，或是意识到了，出于忧国忧民，不惜性命去堵决口，果然，到了8月5日，中央又宣布已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决定撤销这个文件。从此，上海乱斗成风，形势急转直下。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曹荻秋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先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复信说，红卫兵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对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要求他们“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几天后，毛泽东又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斗争矛头直指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也被牵连。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说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称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十六条》精神迅速传遍全国，一时群情鼎沸，“造反有理”等口号声四起。在上海，街头上的游行队伍络绎不绝。仅我所在的交通大学，就有6000多人到街上通宵达旦地游行庆祝。他们抬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高举红旗，像吃了Ｋ粉、摇头丸似的不知疲倦，高呼口号，到上海市委所在地送上喜报和决心书。8月18日，北京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并佩带上了红卫兵献上的红卫兵袖章。这一历史性的画面，极大地刺激了全国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把全国“文化大革命”带进了一个举国颠狂的时代。

那些噪动的红卫兵，都是与我一样热血青少年，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龄，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他们对党无限忠诚，疾恶如仇，但是，因为天真单纯、未经风雨，在林彪、“四人帮”蛊惑、煽动下，吸食了政治毒品，成为“为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人民日报8月30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中的提法。）

上街扫“四旧”，是红卫兵介入政治运动的开始。8月18日，林彪在首都庆祝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中鼓噪：“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8月20日起，北京红卫兵走上街头扫“四旧”，经“中央文革”控制的舆论媒体大肆吹捧后，迅速波及全国。上海红卫兵从上街改路名、换招牌、剃“大包头”、剪奇装异服开始，发展到了砸、抢、烧教堂、庙宇、坟墓、文物古迹、文化典籍等，甚至干扰公私合营、个体工商户经营等正常商贸活动，进而发展到了大规模残害“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打人，抄家，做出了很多违法乱纪的事情。

从8月下旬开始，率先起来造反的北京红卫兵小将们走向全国，传播革命造反的经验，从而掀起了全国大串联的狂潮。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连的人数最多，其矛头直接对准了上海市委。他们到达上海的时间，相对集中的有三批。

第一批北京红卫兵，是8月20日后陆续自发来到的，人数有几千人。他们在上海制造了一系列事端，引起很大社会震动。8月30日，他们把上海市委对北京红卫兵的欢迎会变成了声讨上海市委批判会。大会后，他们连续数次冲击市委机关，宣称“上海市委已经烂掉了”，亮出了“炮打上海市委”的大幅标语。这下可犯了众怒，上海是什么地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共中央长期的驻在地，举行过三次革命武装起义的英雄城市，有着“大上海”优越感的上海人从来领风气之先，不甘人云亦云。上海绝大多数群众干部不能接受北京红卫兵的观点，这些撇着京腔的小把戏只要一露面，就有群众、学生、干部自发组织起来与他们辩论，不管论水平还是比嗓门，都使他们颜面扫尽。北京红卫兵认为这是上海市委对他们组织的围攻。

得知战友们在上海嘬了瘪，不可一世的北京红卫兵立即组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于9月10日杀奔上海，这批人有数万之众。他们戴着一尺多宽的红袖章，拎着流星锤似的铜扣皮带，横眉立目到处煽风点火，揪斗、打人，制造“红色恐怖”，甚至还制造了涉外事件。我记得他们曾贴出这样一副对联：“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继人伏妖崽猛镇猛斩”，横批是：“谁敢翻天！”仅三天内，他们就制造打人事件30多起，有上百人被打。

第三批北京红卫兵，是l0月左右在江青、张春桥的煽动下来沪并组织起来的。他们组织了众多的驻沪联络站，参与了上海的夺权斗争。他们与一些工厂的反动派串连，煽动工人起来“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打倒上海市委”。

外地红卫兵像蝗虫一样遮天蔽日而来，给上海市的接待工作造成巨大负担。不到两个月内，来沪红卫兵总人数近38万！我所在的交通大学，原有学生4000人，可住进去的外地学生有5000多人，最多时达到7000多人。

随着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上海的串连活动也如破堤之水，一泻千里。不仅大中专学生和中学生北上串连，连部分小学生、机关干部、农民也参与其中。大串连行动造成铁路运输高度紧张，甚至造成了上海部分红卫兵拦阻列车造成铁路运输中断的事件。大串连行动也不可避免地冲击着上海市的正常工作，特别是越来越影响着上海经济工作的正常进行。

周恩来总理特别关心和挂念上海的形势，对上海的混乱局面一直非常着急。上海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五分之一，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命脉，又是全国的交通枢纽。

9月中旬，周总理直接打电话给我父亲，我父亲向他汇报了上海的有关情况。周总理明确表态说“你们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不是黑帮，要大胆地讲”，还要我父亲立刻把他的话转告曹荻秋。9月14日，周总理组织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经毛泽东批准后下发，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

面对日趋混乱的上海局势，我父亲十分忧虑。虽然他病弱的身体还需要静养，但外面各种吵杂的声音已使他寝食难安了。他感到，身为上海这样一个重要城市的主要领导，他有责任确保上海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就在他督促市委努力稳定局势时，在“中央文革”的不断煽动下，串联、造反越演越烈，使许多党政机关陷于瘫痪，交通运输陷入空前大混乱，部分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宣告停产。中央到底要干什么？怎么一脚踩刹车，一脚轰油门呢？9月30日，我父亲打电话到北京，了解党中央的最新精神。他了解到，党中央听取了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关于当前经济工作情况的汇报，总的精神是“要保证今年计划的完成，要保证明年计划不受影响，真正做到抓革命、促生产……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把当前的经济形势扭转过来。”中央还指出：“当前铁路运输问题最大最多。中央、国务院、军委要发出通告，火车轮船要正常运输，红卫兵不能随便上车上船、阻拦火车。”“学生串连问题，决定中学生不串连了，小学生要很快上课，中学生慢慢恢复上课。”我父亲立即把中央精神传达给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并一同商量稳定局势的措施。

我父亲的动向引起了林彪、江青等的严重关注。
08.“江妈妈”的蜕变

说起江青与我父亲、与我们家的往来，得从刚刚建国的年代说起。

1950年，刚刚解放不久，江青得了重病，苏联医生给她做了一个大手术，并进行了超剂量的治疗。生理上的不适，可能引起了江青心理上的变化。据说那段时间，她经常因饮食、起居、住行等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跟毛泽东矫情、吵架。有一次，陈老总向毛泽东建议，请江青到华东地区去搞搞调查研究，借机会散散心，这样也可以使毛泽东摆脱江青的胡搅蛮缠。毛泽东很高兴接受了这个建议。江青问毛泽东：华东这么大，领导我谁都不认识，我到哪里去啊？毛泽东对江青讲：你就去找陈丕显，他是我党有名的‘红小鬼’。当时，我父亲在无锡任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毛泽东对他十分信任。

江青先到了上海。当时，因刚刚解放不久，敌特分子活动猖獗。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饶漱石为了保证江青的安全，对她的限制措施比较严格，这里不准她去，那里也不准她去。而江青呢，生来就是一个不甘寂寞、不太安分的人，受不了这样的约束，所以，她很快离开上海，到无锡找我父亲。

陪同江青一起来的，是后来成为小平同志的“大警卫”、担任了中央警卫局第一副局长的孙勇。我父亲到无锡火车站迎接时，见孙勇扛了根扁担，一头挑着江青的被子，一头挑着一个大箱子，下车时一手扶着扁担，一手搀着江青。

江青以安全为由，提出不住招待所，住到我们家。江青是毛泽东夫人，出于对毛主席的尊重，我父母对江青也格外客气，把二楼的书房腾出来给她住。在这里，江青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一日三餐与我们吃在一起，白天有时出去搞搞调查研究，这样一住就是几个月。

那时，我刚满五岁，与江青、孙勇混得很熟。因为江青不喜欢别人叫她“江阿姨”，可能是“阿姨”这个称谓在旧社会有保姆之嫌，所以我们这些小孩子都要叫她“江妈妈”。那时的江青比较随和，经常用报纸折成小船、小猴子、小帽子、小鸟什么的，来逗我玩，有时还手把手地教我折上半天。高兴时，她还拿出苏联代表团送给毛泽东的高级糖果，犒劳我一番。每次江青从外面回来，我都会听她用浓重的山东土话在楼下喊：“孩啊，我回来了。”

一晃几年过去了，父亲调到了上海，我又见过江青几次。记得1959年庐山会议时，我已上了中学，正好放暑假，也随父亲到了庐山。在那里，我见到了孙勇叔叔。他高兴地跟我说：“你想不想去见见‘江妈妈’？”然后，就领我去见江青。当时毛泽东游泳去了，江青没有去。她看见我，热情地打招呼：“哎哟，小津，你现在都长这么大了！”

1960年，江青又到上海休养。我父亲一直客客气气把她当作客人，很少与她谈工作，总是想办法给她安排点事做，以免她惹事生非。上海有一个鼎鼎大名的摄影家，叫徐大刚，曾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总理、宋庆龄、邓小平等拍过照，我父亲便请他教江青摄影。江青一度学得很投入。江青很欣赏首度演奏《梁祝》的年轻漂亮的小提琴演奏家于丽娜，认为她有内在美，很上照，就经常找她当摄影模特。徐大刚经常在旁指点江青，如从哪个角度拍，于丽娜穿什么衣服、选什么姿势，是采用顺光、侧光、逆光，等等。后来，江青在徐大刚的指导下，拍出了几张水平比较高的摄影作品。其中有一张是在庐山拍的，当时徐大刚选定了外景，设计好了场面，调好了光圈、速度，等了几天，见天气、光线等外在条件都具备了，就打电话给江青，江青赶过来按了一下快门，就成就了一张非常精彩的照片。毛泽东后来专门为这张照片题了一首七绝诗，题为《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李进是江青的化名）。诗云：“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当然，尽管徐大刚教江青拍照有功，但因江青脾气坏、性子急，两人相处时难免产生了一些矛盾。徐大刚在有的场合中，也表现了对江青的不满。“文革”中，徐大刚也因此遭受了牢狱之灾。

江青很懂音乐，也擅长跳舞。但是，一般人不敢陪她跳，他们知道江青难伺候，怕跳得不好，引火烧身。后来，上海专门找到了解放前曾学过跳舞的王某某，江青对其舞姿、身高等都很满意，后来就成为江青在上海的固定舞伴。

我也曾亲眼见识了一回江青的个性和脾气。有一次，周总理、陈老总到了上海，我父亲他们策划为总理举行一个舞会，正好江青也在上海，就请她一起参加。我对周总理仰慕已久，很想见见他老人家，就早早地站到宾馆走廊里一处必经之地等候。舞会开始前，我见周总理和江青出来了，准备邀陈老总一道去舞厅。可这时，陈老总正在房间里与人下围棋，已进入“收官”阶段，因不忍弃盘，就想下完了再去。陈老总酷爱下围棋是出了名的，而且更喜欢与高手“过招”。正在与他下围棋的这个人，来自上海外贸学院的领导姚耐，是30年代享誉上海滩的围棋大师之子。当总理和江青站在走廊里时，陈老总还未起身，仍在专心下棋。江青着急了，就说“快点快点，叫陈老总一起去”。旁边有人过来劝江青说：“你们先进去，陈老总下完棋就过来。”江青不耐烦地说：“不行，继续催他，要去一起去。”总理见状，就过来请陈老总。他和江青走到陈老总房间门口时，江青站住了，总理自己进去了。没想到，总理不仅没有中断陈老总下棋，反而站到他身边帮他支招，助他早点解决“战斗”。江青就很不高兴地站在门口嘀咕着：“你看这个恩来，就有这份耐心，他是真会做工作哟。”此事虽小，但足以看出周总理和江青在待人接物上的明显不同。

江青比较爱打乒乓球，虽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水平还是相当高的。但不知道为何，她不喜欢跟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打球。而与业余陪练打球时，她性子急躁的毛病总是非常明显地暴露出来。若回合少了，经常捡球，她就会发火。但是，她倒是挺喜欢跟我打球，可能是因为我们水平差不多，球的回合也比较多。她横握球拍，球风跟她的性子差不多，没有什么过渡球，总是左一拍、右一拍，加力击球。

1962年，江青有一次在上海艺术剧院（现为兰心剧场）看了话剧《第二个春天》。我陪父亲也去看了这部剧。此剧讲的是海军的故事。记得江青看完此剧后，对我们说：中国的海军太落后，毛主席对中国的海军一直很关注，有过很多批示，“帝、修、反”对我们欺负、侮辱太多了。江青还饶有兴致地问我：“小津，你要考大学了吧？我的女儿，我原来也想让学军工的，如学船舶什么的，但因都是女儿，就没有让她们学。你准备考哪个学校？”我说：“还没有定。”她就说上海交大很好，又是为海军服务的，劝我考交大，还点了一通其他军工院校的缺点。客观地讲，我未必是听了江青的话才报考交大的。当时我也听说上海交大在教学上搞得比较活，而且交大又有国防军工保密专业，交大和南洋模范中学的很多老师也都劝我报考交大。

江青在上海期间，逢年过节，我父亲等上海市委的领导都要礼节性地去看她。虽然她总是以“主席的秘书”自称，只是做些“哨兵工作”、“参谋工作”，但她特殊的身分，不能不使人对她客气三分。可能是通过长时间的接触，江青当时对我父亲的印象算好的。我认为，她对我父亲的好印象，主要来源于毛泽东、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年代对我父亲的好印象。而在“文革”前，没有出现“文革”中公开暴发重大冲突对决的场面，她没见识过我父亲的党性原则。所以，从根本上讲，江青并不真正了解我父亲。

我作为一个历史大事的旁观者，现在回过头来看江青这个人，认为她并非天生就是一个坏女人。江青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在学生时代、青年时代，包括30年代在上海时，都称得上是反帝、反封建主义的，是要求进步的。后来她去延安投身革命，也是她要求进步的表现。但是，自从江青摇身变为毛泽东的夫人，由于种种原因，她的毛病和缺点就渐渐表露出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放大到了顶点，人就变得越来越张狂、越来越歇斯底里了。她之所以一步步地蜕变成为祸国殃民、千夫所指的野心家，是有其内在和外在原因的。江青在解放初期患的疾病，对她的生理和心理伤害都比较大，甚至使她时常出现了病态的心理反映。而且，江青自感到一直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中。解放后，江青由于长期养病不工作，游离于组织和群众之外，缺乏实践锻炼。在养尊处优的生活状态中，她经常感到怀才不遇，总想崭露峥嵘。而她性格上的自以为是的弱点，更加重了她精神上的扭曲程度。再加上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中国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农民革命，很多跟随毛泽东革命的老干部、开国元勋们，对没有当过红军，没有参加过长征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没有在根据地参加过武装斗争的江青，多多少少都有点不以为然。更何况江青并不是毛泽东的原配夫人，并且30年代在上海十里洋场上绯闻不断，所以尽管她曾经是要求上进的，但在党内还是被大多数人瞧不起的。

而“文化大革命”的暴发，似乎使江青感到是她施展政治报复的天赐良机。一次又一次激烈的党内政治对决令她亢奋，一有机会，她就要施展手腕、表现自己，结果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成了历史的罪人。试想，如果毛泽东当初对江青性格当中的弱点有所察觉，如果毛泽东对江青膨胀的野心及早发觉、及早制止，如果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不用江青作“传声筒”和“指挥棒”，那么，江青可能不会落到如此身败名裂的地步。客观上讲，毛泽东对江青的信任与利用，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江青的堕落。当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归根结底，江青的下场还是由她扭曲的人格及膨胀的政治野心造成的。

1965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且还发了会议纪要。这个会议纪要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此举使江青找到了感觉，也为自己大显身手、大干一场请到了林彪这个“尊神”。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在上海的江青更加亢奋，经常睡不着觉，身体上各种毛病也表现出来了。6月29日，她给毛泽东写了信，诉说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并转述了我父亲、魏文伯等市委领导对她的建议。我父亲他们对江青说：动不如静，上海各方面的条件如医疗、住房等都相对好一点，希望她在上海多休养一段时间。7月8日，久未与江青通信的毛泽东回信了，信中对江青谈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

我父亲虽然对江青一直很关心，但通过叶群的热情相邀与探望，江青的两次请吃，张春桥的谈话，以及“老夫子”陈伯达的故作姿态，已经察觉到了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他很清楚，如果拒绝了江青一伙抛来的“橄榄枝”，等待着自己的将是被打倒的命运。但是，江青一伙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这些野心家们的倒行逆施明显违背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违背了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我父亲这些有着几十年革命经历的老一辈革命家断然不会上他们的“贼船”。在几十年残酷的武装对敌斗争中，他们已百炼成钢，无论遇到何种惊涛骇浪，都始终不会失去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崇高信仰，都不会失去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在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面前，他们必然旗帜鲜明，针锋相对，任何时候都绝不会含糊，绝不会暧昧，绝不会“骑墙”，更不会倒戈。这就是我父亲在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关键时刻，即使面对着江青等人的威逼利诱，也必然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江青对立面的根本原因。江青等始作俑者“全心全意”拉我父亲“入伙”的企图，自然而然要落空了。

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青的两顿请吃令我父亲备感压抑，而陈老总请吃的一顿饭却令他感到无比畅快。09.陈老总的豪迈

我父亲与陈老总的友谊很不同寻常。1929年，我父亲通过看红四军的布告，知道了“朱毛”，也知道了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从此投身革命事业。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我父亲跟随陈毅在赣粤边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在这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里，他们二人同住一个窝棚，同吃一个锅里的野菜竹笋。“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集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是在他们遭到搜山敌军的大火包围时，陈毅一挥而就的“绝命”诗。特殊的革命经历，使我父亲与陈老总两位老一辈结下了生死不渝的友谊。

我父亲与陈老总共事最久，相知最深。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成立后，陈老总任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一支队司令员，并率部东进苏南，开辟了茅山抗日根据地。我父亲留在皖南军部担任东南局青委书记、青年部长。1940年9月，苏中区党委成立。陈老总兼任苏中区党委书记后，立即提名我父亲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这是他们第一次直接以正副职务共事。1941年元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宣告成立，陈老总出任代军长，担负起新四军的领导工作。苏中的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一师，我父亲担负起整个苏中的地方党政领导工作。解放后，陈老总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我父亲担任苏南区委书记，同在华东地区工作。1952年2月，经陈老总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央调我父亲到上海市委任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向陈老总报到，陈老总非常高兴地说：“阿丕，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他们又共事两年，为上海的恢复与发展呕心沥血。1954年，陈老总奉调中央工作。他到了北京，但还是经常回上海，与我父亲经常相聚。1965年我父亲患上鼻咽肿瘤后，陈老总十分焦急，经常询问他的病情。他对孩子们说：“阿丕比我小十几岁，正是担负重任的时候，可是却得了这样的病，真可惜啊！”

我父亲与陈老总的交往，称得上是师生之交、战友之交、生死之交、患难之交。两人的交往轶事，后来还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影《永不分手》，于2003年公开放映，成就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1966年10月在陈老总家的这次聚会，是我父亲与陈老总的最后一面。随着“文化大革命”风云突起，越来越多的老干部被卷入斗争的漩涡之中。与我父亲一样，其他华东局几个省市的老领导，如叶飞、魏文伯、谭启龙、江渭清等，都感到很压抑，心绪不宁。当我母亲受张茜阿姨的委托，通知这几位老同志到陈老总家吃饭时，他们都很高兴。陈老总创造这样一个让大家聚在一起发发牢骚，说说心里话的机会，自然是煞费了一番苦心。

聚会的那个傍晚，我父亲他们几位老同志按照陈老总的吩咐，格外小心地分乘几辆红旗轿车，悄悄地从京西宾馆出来，穿大街、走小巷，一路躲避着到处“火烧”、“打倒”的红卫兵，好不容易才绕到了中南海陈老总的家。

我父亲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记下了他们在陈老总家里聚会时的情景：

陈毅和张茜早在等候了。张茜当着他们的面埋怨陈老总说：“真是的，请人来吃饭也不好好准备准备。”大家忙说：“要什么准备？吃是次要的，说说心里话才是要紧的。”菜是四川菜，老总的家乡菜，又红又辣，还有酒喝。

大家边发牢骚边干杯。

性格豪爽的陈毅，一开口就埋怨说：“现在有些大字报怎么好这么搞呢？连朱老总都骂上了，说朱总司令是大军阀！从红军的一套到解放军的一套，还是朱老总南昌起义时传下来的呢，说朱老总是大军阀，说得通吗？”“过去我们和北洋军阀斗争，现在我们倒成了军阀、修正主义、反动路线了。”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陈毅关心地问起我父亲的病：“阿丕，你怎么搞的，怎么得了这个病？”

我父亲把得病的经过和治疗情况大概讲了一遍。陈老总说：“你的命很大啊，得了这个病还那么健康！”

我父亲告诉他说：“多亏发现早，治疗及时得法。发现我得了这个病之后，总理派了北京肿瘤医院的吴桓兴院长长住上海，亲自为我诊断治疗，镭放射科又专门开“小灶”为我治疗。像吴院长这样的专家，真正是病人的福星！可是前两天我去看他，他因为是华侨，被红卫兵抄了家，连病人都不准他看了。这事令我感慨万千。”

陈老总说：“阿丕，既然有病，你就好好养你的病嘛，来开什么会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我父亲把叶群打电话，江青叫他站出来的情况讲给陈老总听，我父亲说：“回去以后，病恐怕也养不成了。”谁都明白我父亲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回去之后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管它呢！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今天我们喝酒！”陈老总不愿意把他们这次好不容易的好友聚会弄成离愁别恨的场面，于是陈老总和他们不断碰杯，并不断劝酒说：“喝，大家喝呀！说不定是最后一次啦！”大概是“最后”这两个字犯了忌，张茜把脸一沉说：“你怎么瞎说！”

张茜拉拉陈毅的袖子，示意他说话注意。

陈毅甩开张茜的手，索性站起：“各位不要垂头丧气。我知道现在大家很困难。困难谁没见过？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捣乱不困难吗？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

大家屏气聆听，生怕漏了一个字，就像当年听他下战斗命令一样。

陈毅凝视着手中的酒杯，仿佛是在斟酌字句。片刻，他猛抬起头：“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

“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亲生父亲还亲。怎么样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

“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么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都知道，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说到最后一句时，陈毅浓眉倒立，怒目圆睁，一字一顿，斩钉截铁！

众人像陡闻一声炸雷，受到强烈的震动！

“我这个人从来就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陈毅大手一挥，似乎一切善恶都在他的眼前报应了。

没想到陈老总的话竟一语成谶。后来的事实证明，一切都被陈老总不幸而言中。那次酒会确确实实成为他们和老总之间最后的一次聚会。分手之后，他们每个人便立即被卷入“文化革命”风暴的漩涡之中，沉沉浮浮，生生死死。当我父亲从八年铁窗囚禁之中被放出，重新分配工作来到北京时，陈老总已逝世多年了！

陈老总性格上刚烈豪放，直言快语，敢作敢为。“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时，陈老总面对林彪、江青一伙乱党乱军的种种煽动与攻击，不仅毫不退缩，而且不断“重炮”还击。他曾在外交部红卫兵大会上说：“我已作好准备，落个被罢官、撤职、坐班房，这都不要紧哟。有人劝我陈老总少讲一点话，他们都是好心哟。我压了又压，可还是压不住，有啥子办法？”

1966年11月13日，陈老总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10万人大会上说：今天，我陈老总在这里给你们泼点冷水，有些话讲出来可能不好听哟，但还是要讲。无非是有人到外交部来揪我，贴我的大字报。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可是现在有人拿对付敌人的一套对付自己的同志，对付人民的军队，搞什么“逐级升级”，口号越提越高，斗争对象越搞越大。总之，越“左”越好。这种简单化、扩大化的做法，最终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11月29日，陈老总又在这个工人体育场大会上，继续畅快地吐露着13日未尽的心声：我上次的讲话，是有意识对准一些人的。我是一个“保守派”。现在我担心，主要是目标不明。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统统说成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讲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黑帮，就都是“黑帮”。这样，打击面太大、太宽，等于否定毛主席的领导，否定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否定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的讲话有些刺人，但我讲的是真话，是老实话……

叶帅、聂帅、徐帅三位老帅与陈老总并肩作战，在同一场合也发表了不少类似的慷慨陈词。老帅们的这些讲话，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十一月黑风”。一股“揪出陈毅”、“要陈毅出来检讨”的恶浪，随即扑向陈老总及他所在的外交部。而站在正义立场上的人民群众听到老帅们的这些话，则备感舒心爽气。

可令陈老总万万想不到的是，在随后的交锋中，尤其是所谓“二月逆流”之后，他自己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摧残，于1972年1月6日因病不幸去世。

陈毅去世的消息，对毛泽东的震动相当大。毛泽东与陈毅在井岗山时期就是密切共事，陈毅多次在关键时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两人长期以来有着不同寻常的友谊。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了毛泽东知道陈毅去世后的情况：“几天来，毛主席精神一直不好，他吃饭、睡觉都不正常。他的脸色苍黄，一脸阴霾，是焦噪，是困倦，使人难以琢磨。看到我们，也不像往日那样主动说话，问这问那，而是不管见了谁，都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1月8日，周恩来阅改了中央军委起草的陈毅追悼词，连夜送毛泽东审阅，并随信说明了追悼会的日期、规格等。毛泽东在原悼词上删掉了关于陈毅功过评价的文字，并批示：“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1月10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决定参加下午在八宝山举行的陈毅追悼会。当毛泽东出现在悲伤弥漫的追悼会现场时，大大出乎人们的意外。陈老总的儿媳秦昭回忆了当时的情况：“毛主席亲自出席追悼会，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那天，毛主席突然来到八宝山，连胡子也没有刮，衣服也没有换，只在睡衣外面加了一件夹大衣。得到消息我们悲喜交集。当被叫进休息室的时候，看见主席坐在沙发上，婆婆泪流满面地讲诉着公公临终时对主席的怀念，表达对主席亲自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感激。总理在一旁用白手绢不断地擦拭着眼泪。毛主席说：‘我与陈毅是井冈山的老战友，我们有过分歧，那是同志间的争论，和林彪不同。陈毅是好同志。’主席的到来，令很多人积聚在内心的悲痛一下子奔涌出来，这在“于无声处”的当时，成了一件举世瞩目的事情，慰问信、悼念诗词、挽联像雪片一样寄来……”

毛泽东对张茜说： “陈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毛泽东还对应邀前来参加追悼会的西哈努克亲王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他还指着在场的周恩来、叶帅等人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周恩来致完悼词后，毛泽东在陈老总的遗像前郑重地三鞠躬，表达了深深的悲痛之情。据《毛泽东传》一书记载：“毛泽东离开八宝山时已无法自己上车。他的腿明显无力，几次迈步都登不上汽车，不得不依赖工作人员的帮助，才勉强登上车。”

11日，人民日报等在头版用整版篇幅浓墨重彩地报道了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及相关的消息。此后近一个月，新华社又连续播发了国内外悼念陈毅的各种消息。中央对陈毅的悼念活动大大超过了原定的规格和范围。

毛泽东突然出现在陈毅的追悼会上的举动，极具震憾力。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只参加过两个人的追悼会，一人是任弼时，另一人就是陈毅。人们从毛泽东的举动中看到了他对陈毅这位老部下的哀痛心情和歉疚之意，也看到了其中蕴含的象征意义，即包括对“文革”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在内的广大老干部是好的，应该适时给予“解放”和平反。

周恩来不久后同回国述职的驻外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时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之后不久，一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一个冰雪消融之春天已悄悄临近了。

父亲是在监禁中得知了陈老总去世的消息。闻知噩耗，父亲心如刀绞，悲愤不已。而且，当他得知陈毅等老帅们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中，因解救包括自己在内的一批老战友与林彪、“四人帮”一伙直面抗争时，更表现了对老师长的无限缅怀之情。父亲重获自由后，在报刊上写过很多篇怀念陈老总的文章。他也像很多老同志一样，把对陈老总的怀念转为对其子女的关心，两家人处得就像一家人。

1995年8月25日，在我父亲去世的当天，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曾十分感慨地对陈毅长子陈昊苏说：“你们两家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江总书记的一番话，不仅道出了陈毅和丕显之间的深厚情谊，也给两个革命家庭传承老一辈的密切交往留下了一段佳话。
11.阴险狡诈的张春桥

提起张春桥这个人，实在应该多费一点笔墨，勾勒一下此人的嘴脸。原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宋季文，曾以他擅长的诗词，给张春桥画了这样一幅像：“一付鹰鼻眼，阴阳怪气声。沪上有识者，早已知其人。借得戏改革，勾结女江青。拍马得赏识，从此上青云。文化革命起，狗头军师称。躲在阴暗处，专门陷害人。”

1952年，我父亲调到上海任市委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时，张春桥任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从那时他们就认识了。一直到“文革”爆发前，张春桥一直是在我父亲的领导之下。

张春桥的父亲是一个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的反动官僚、汉奸。1932年至1934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了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1933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反动的“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1935年5月，张春桥到了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他化名“狄克”，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1938年1月，张春桥混入延安，当年8月又混进党内。他长期隐瞒了其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了其地主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

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员时，被日寇俘虏，自首叛变，当了日本特务。

张春桥这个人平时不苟言笑，工于心计，遇到重大问题从不先表态，总要察言观色、掌握火候和时机。一旦事情出现了波折，他很快就能把态度调整好，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此人城府很深，阳一套阴一套，不好合作。对于张春桥的为人和他夫妻俩的历史疑点，我父亲是了解的，上海市委也不是没有对他进行审查，但张春桥深得柯庆施的器重、庇护，后来攀上江青。

1958年9月初，柯庆施从北戴河会议上回来，把有关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些精神告诉了张春桥。张春桥摸准了柯庆施的脉，投其所好，立即写了一篇《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登载在上海《解放》半月刊上。人民日报10月13日予以全文转载。张春桥顿时名声大噪。柯庆施后来到郑州开会时，就把他也带到了会上。薄一波后来评论说：“张春桥文章的发表和讨论，为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农民财富的‘共产风’的蔓延滋长进一步制造了舆论，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在理论认识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误解。”

1964年3月至5月，江青来上海搞所谓的“戏剧改革”、“文艺革命”时，向柯庆施提出要一个助手，挑三拣四，都不称心，经柯庆施介绍，江青看中了时任市委候补书记的张春桥。张春桥从此与江青搭上线，开始了狼狈为奸的勾当。

在江青勾结张春桥插手京剧现代剧《智取威虎山》过程中，张春桥竭力吹捧巴结江青。该剧上演后，张春桥曾对市委宣传部的文艺处长讲：“应该这样向记者讲：《智取威虎山》这出戏搞成功全是江青之功。你要知道东北战场上辽沈战役作战方案，是林总制定的，送到主席处给主席看了看。你能说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林总的吗？这是主席的了。搞创作和指挥作战不是两回事，是一回事。”

张春桥拍江青的马屁都到了厚颜无耻地步。京剧《沙家浜》上演时，张春桥对当时文汇报社一位负责同志说：“人家说我们宣传样板戏是拍江青的马屁。这个马屁就是要拍，这个马屁是拍定了。”

“文革”暴发后，张春桥更是步步紧跟江青，捧江青为他们一帮人的首领，公开宣称“上海是江青为首的左派堡垒”。

其实，张春桥追随江青并不是出于崇拜，而是另有所图。从他的老婆李文静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写的一份交待材料中，不难看出他的真正用意。李文静写道：“一九六四年春天，江青住在上海，想捞政治资本……后来张春桥去了。张放弃了一切工作，一心一意扑在江青交给他的‘改戏’任务上。江青很高兴，两个人很谈得来，而且关系越来越密切。”“张春桥对我说过，江青这个人主意多变，而且今天刚出了一个主意，明天就全盘否定，好象以前的话她根本未说过一样。估计可能是从主席那里听到什么风，马上改口，又不承认自己原来说错了。我问他‘那你怎么办呢？’他说‘那有什么办法，她怎么说就怎么办，我还能给她捅穿了？她那个自尊性可强呢！’……”“我劝他和江青疏远点，他瞪着我大声说：‘不通过她，我接近不了主席！’”

除了一己私利，以“革命理论家”自居的张春桥毫无信仰可言，信义可言。

江青曾在《为人民立新功》的那次臭名昭著的讲话中说：“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而后来据朱永嘉等“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交待，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炮制这篇文章时，张春桥却暗中向主要被批判人之一、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透露了消息，企图给自己留条后路。

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刊出前，张春桥假意叫人拿着“清样”，找一些学术界著名人士和领导干部“征求意见”。文章原封不动地发表后，张春桥亲自指使文汇报社出面召开所谓的上海史学界、文艺界座谈会。座谈会开始时，主持人只说是内部谈谈，听听意见，不会抓辫子。而当大家纷纷提出了不同意见，尤其是对姚文元乱打棍子、捕风捉影，硬是把学术争鸣扯为政治问题的蛮横霸道作风表示反响强烈时，张春桥才凶相毕露：“这一下好了，有了靶子了！”他还不加掩饰、得意洋洋地把这一手法称为“引蛇出洞”。结果，贺绿汀、周信芳、周谷城等上海一大批学术界、文化界人士在这场政治运动中惹火烧身，有的被迫害得家破人亡。

同样，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两篇文章出笼前，张春桥也假惺惺地把稿子送市委负责同志审阅。对《评＜三家村＞》文章中关于“挖根子”的提法，当时曹荻秋持反对态度，这也成了他在“文革”中遭受疯狂揪斗的一项罪名——“破坏对‘三家村’的批判”。

上海市委和中央有关部门并不是对张春桥及其妻的历史问题不追究。他也有过心惊肉跳，甚至想与李文静离婚，以求自保的危机时刻。

我父亲的老部下、原上海市人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范征夫，对张春桥的阴险奸诈深有体会，对于他的历史问题也早有了解。他说：“张春桥对我们这些人，一贯盛气凌人，以马、列、毛理论专家自居。但在1956年审查干部时，他却告了‘病假’，灰溜溜地在衡山公园埋头散步。那时我曾经问过曹荻秋，张为何情绪不高。曹低声告诉我，组织上正对他的历史进行审查，他入党、入伍有些问题没有搞清楚。但不久，由于柯庆施发话，张的审查就‘保护过关’……”

关于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我在“文革”结束后还曾先后问过我父亲和魏文伯。他们都跟我说确有此事。我父亲曾长期主持上海市委的常务工作，并一直分管上海的干部工作。魏文伯也在上海市委长期分管干部监察工作。他们对张春桥的历史问题都是很有发言权的。我父亲“文革”结束后就任湖北第一书记期间，曾就此事问过5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同志。安子文说：这事我们早就知道，但是柯庆施坚持要一提再提。

魏文伯后来也向我讲了柯庆施包庇张春桥的事实。那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我父亲、胡立教等老同志在会上提出：魏文伯的问题拖到现在有好几年了，为什么还不解决？会议把他们的发言登在三中全会的简报上，这才促使当时的上海市委加快了解决魏文伯问题的步伐。12月30日，党中央批复了上海市委关于解放魏文伯的报告，并且任命魏文伯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兼秘书长。魏文伯到北京之后，因在北京没有家，就住在厂桥附近的中直招待所。我去看魏伯伯时，他跟我讲，张春桥本来要调离上海市的，可后来没调走，留下了。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本来大家都知道，但是“柯大鼻子”柯庆施还是要重用他、提拔他，又把他介绍给江青。

对于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上海市委每位领导都知道她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但由于得到了柯庆施的庇护，李文静一直留在市委的机要部门担任要职，甚至还要提拔。据范征夫回忆，有一次市委常委会讨论提拔李文静当上海新华社分社副社长的干部问题时，他列席了会议，并叙述了当时的情况：“我仔细看了一下她的历史组织结论，有严重政治问题。心想：这样的人不仅不能提拔任命上海新华社分社副社长，就连她现在担任的市委办公厅三室主任也不适宜。当然，那次她的任命‘建议’，由于柯庆施不在场，陈丕显主持会议，被市委常委们否定了。”柯庆施死后，张春桥为避嫌，重提将李文静调到人民日报、新华社驻上海站工作，去给该站当时的负责人杨英当助手。此事上报后，时任人民日报、新华社负责人的吴冷西早闻其女人的刁钻跋扈，敬谢不敏，这件事就耽搁了下来。以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宋季文曾也这样对范征夫说起李文静：“这女人不是个好东西，你要当心。”“张春桥是柯庆施的大秘书，她是张春桥的管家婆，如果她在张面前说三道四，再传到柯耳朵里，对你很不利。”

“文革”中，张春桥成为上海的“太上皇”，李文静更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她先后担任过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材料组、联络组等要害部门的负责人，管过专案等工作，享受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的政治待遇。正如徐景贤于1977年2月交待的那样：“王、张、江、姚和我们这些‘四人帮’的余党，十年以来，长期包庇、窝藏文静这一叛徒、特务，犯下了滔天的反革命罪行。”

曾经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狼狈为奸、沉瀣一气的大野心家康生，因与“四人帮”起了内讧，1975年底，在即将撒手人寰之际，向毛泽东“告发”张春桥和江青在历史上都是叛徒，并说这件事他在延安时就清楚，但一直没有向中央和毛泽东反映。

实际上，中央和毛泽东之前并非不知道张春桥和江青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据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披露，周恩来与小平在1973年4月9日有过一次推心置腑的谈话，一向言语谨慎、从不在背后议论人的周恩来明确指出：“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

1974年12月22日到27日，周总理不顾重病在身，赶到长沙会见毛泽东，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周总理为大权不旁落，用自己的政治生命进行了最后的一搏。那一次，周总理知道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和毛泽东推心置腹地长谈了，就坦诚而又严肃地向毛泽东谈了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问题。

但历史是公正、无情的。像张春桥这样一个奸佞，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时，可以追腐逐臭，曲意逢迎，在柯庆施、江青的豢养、提携下，由一个因历史问题要被调走的解放日报总编辑，反而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一升再升，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一直爬到分管宣传工作的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后又爬到“中央文革小组”核心成员的位置。但是，这种阴谋家、野心家只能得逞一时，不能得意一世，最后粉身碎骨，遗臭万年是其必然结局。

12.野心家的“赌博游戏”

在处理“安亭事件”时，张春桥的“两面派”嘴脸及其阴险的政治野心更加暴露无遗。

1966年11月12日午夜，刚从北京飞过来的张春桥，在首都三司”的“红卫兵小将”的陪同下，直接来到了安亭车站。与王洪文、潘国平等“工总司”、红卫兵头目谈判过程中，张春桥一方面搬出陈伯达的电报，说这封电报“党中央都知道”、“请示过毛主席”，说阻拦列车造成铁路交通运输中断将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你们这样干是犯法的，是要杀头的”，想把这些人吓回去；另一方面，他又竭力引导造反派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极力讨好他们，说：“上海的文化革命搞得不好”，“过去都是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办事”。张春桥当场信誓旦旦地表示：“第一，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第二，我和你们一起干革命；第三，不解决问题，我不回北京……回去不整你们，我可以通知给各单位。”张春桥甚至还厚着脸皮恳求道：“最好你们给我这样一个荣誉，打电话给中央，说我第一个任务完成了，向中央汇报，向领导同志汇报，转告毛主席，说你们很听毛主席的话，叫你们回去都回去了……”

在其他造反派对张春桥的话将信将疑、懵懵懂懂的时候，最善于投机钻营的王洪文却从这番话里嗅出了味道，赶紧靠上去表示“同意”。这样，王洪文既帮了张春桥大忙，又得到了张春桥的好感。12日中午时分，王洪文率领本厂的人爬上汽车，带头先回上海了，而另一个造反派头头耿金章信不过张春桥，带领约500名队员执意北上，后来步行到了苏州。

上海市委了解到安亭车站的情况后，12日当天即向各单位发出了“沪委［66］第113号”文件。文件中说：“市委要求你们，在他们回厂的时候：一、对他们听党的话，回厂同广大职工一起闹革命、搞生产的行动表示欢迎。二、对他们的行动不要指责，不要跟他们辩论，不要扣帽子。三、他们这次离厂期间的工资，可以照发。下不为例。”

工厂敞开大门，欢迎浪子回头，可造反派头头黄金海等人想想又后悔了，闹了半天，闹得鸡飞狗跳墙的，最后除了张春桥开的空头支票，什么实惠也没捞到啊，就聚集在文化广场，大叫大嚷：“北上的人还在步行去北京”，“问题根本没解决，我们不能走” ……

从当时的情况看，如果按照市委的第113号文件继续做些疏导工作，问题是可能妥善解决的。但是，张春桥获悉此事后，却另有打算。13日上午，张春桥自行决定到文化广场再度同“工总司”头头谈判。

中午，上海市委得知了张春桥要与“工总司”谈判的消息，立即召集常委们开会，让张春桥也来参加。会上，市委对“工总司”可能提出的要求进行了认真研究，绝大多数人认为：绝对不能承认全市性跨行业的“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绝对不能承认这批人在北站强行登车、在安亭卧轨拦阻列车的行为是革命行动。张春桥在会上对此并未表示任何不同意见。

曹荻秋为了慎重起见，会议中间挂电话到北京，向陶铸汇报了上海市委处理“工总司”问题的想法。陶铸当即表示同意，并指出张春桥没有群众工作经验。曹荻秋担心张春桥过后不认账，就要张春桥过来直接接听陶铸的电话。陶铸又严肃向他重申了不能承认“工总司”这个跨行业的造反组织，不同意“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并表示同意上海市的处理意见。张春桥口头上表示要按照陶铸的意见办，可他此时已经心怀鬼胎，决心玩一个步步为营的“政治赌博”游戏了。

当天下午3时多，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开始与“工总司”头目潘国平及北京部分红卫兵、交大红卫兵“反到底兵团”头头等谈判。一开始，红卫兵指责陈伯达的电报是错误的，张春桥不该去安亭把工人们动员回上海，应该支持他们上北京告上海市的状。没想到张春桥马上接过话茬，说陈伯达的电报是听了上海市委的片面汇报后写的，是“受骗上当”，而他本人也是在安亭车站听了“造反队员”的“控诉”后才了解了全面情况，并说陈伯达是“马列主义理论家”，相信如果陈伯达了解了情况也会同意张春桥的看法的，等等。谈判期间，王洪文通过黄金海知道了谈判的消息，连忙匆匆赶来。

在红卫兵的帮助下，“工总司”草拟了他们的“五项要求”，主要包括：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组织；

二、承认11月9日大会以及工人被逼去北京控告的革命行动；

三、这次造反造成的铁路运输中断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全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出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的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令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喜出望外的是，张春桥看了这“五项要求”后，立即表示同意，还建议在第二条要求后面加上一句，就是今后遇到类似情况，可以派少数代表上北京。最终，张春桥在这“五项要求”下面大书两个字：“同意。”王洪文抢先抓过这张纸，跑到文化广场的讲台上向“造反队员”们宣读这一“好消息”。

意犹未尽的张春桥还走到讲台中心，对下面的“造反队员”说，他之所以同意“工总司”这五项要求，是由于“上海市不支持你们，我支持你们”，还说什么“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不认为你们是坏人，如果认为你们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啦！”“你们要和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曹荻秋的检查一次不行，要让他来第二次，第三次……”。在他的挑拨、煽动下，台下大声喝采，一片狂呼乱叫。此时的张春桥，俨然成了这股“造反”力量的“救世主”，他不仅把几小时前上海市委常委会讨论决定的谈判原则全部抛弃了，还把上海市委及曹荻秋统统出卖了！

张春桥从文化广场回来，没有与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同志联系，却急切地与陈伯达通了电话。晚上，陈伯达打来电话说，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了张春桥的汇报，他和江青都认为张春桥对“工总司”这个组织及对他们的行动作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张春桥这样做也是正确的。同时，陈伯达表示他原先写的电报“太匆促了”……

1966年11月13日晚上，正在西郊宾馆养病的我父亲从前来汇报工作的曹荻秋、魏文伯那里知道了张春桥当天在“安亭事件”问题上阳奉阴违的卑劣行径，非常气愤，当场给陈伯达打电话问个究竟。

陈伯达因为是福建人，说一口一般人听不懂的闽南方言，所以他开会讲话、对外表态或接听电话，经常让王力“做翻译”。我父亲打通陈伯达的电话时，王力的声音先冒了出来。我父亲就很生气就跟他讲：“我也是福建人，我听得懂老夫子的电话，用不着你来当翻译。”听到陈伯达的声音后，我父亲随即严词责问他：“第一，张春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有没有权力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背着华东局、上海市委，就同造反派签字？第二，张春桥眼里还有没有国家法令？有没有党中央的指示政策？他是不是可以不顾国家法令、不顾党中央的政策，擅自达成违背法令、违背政策的协议？”“为什么张春桥签字以前，不与华东局、市委商量一下？为什么一切后果要华东局、市委负责？”

陈伯达被问得无话可说。但那时，陈伯达已与张春桥通过电话，也与江青商量过了，所以他一反此前反对成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的态度，吱唔着说什么“要让春桥大胆处理这个问题，要相信张春桥，给他这个权”，“事情发生在上海，你们负一点责任吧……”陈伯达还劝慰我父亲：“阿丕，我的老乡，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好好商量。已经签了字，怎么办呢？我们好好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后来，我父亲的这次电话，成了他“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项“罪名”。江青听了陈伯达的告状后，十分恼火地说：“没想到陈丕显给伯达同志打电话，态度那么坏，一句一个为什么。”

11月14日上午，上海市委书记处的其他同志都知道了张春桥在文化广场所干的勾当。在当天曹获秋主持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张春桥的两面派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委们的批判，没有一个人表示同意张春桥在文化广场的签字，使张春桥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当然，这次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后来被江青反革命集团诬为“炮打中央文革”、“围剿张春桥的反革命事件”。

市委常委扩大会结束后，曹荻秋再次给陶铸打电话，汇报了有关情况，把市委与张春桥的矛盾与斗争报告了中央委员会。下午5点半钟，陶铸回了一封电报，电报中说：“工厂文化革命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掌握，要进一步研究。工人不搞全市性的组织，联络性质的组织可以，但不能建立机关；搞文化革命不能影响生产。生产时间以外，可以交流经验。春桥已同意，那要做工作，改变性质，要春桥多做那一方面的工作，市委做另一方面的工作。”很显然，张春桥串通中央文革造成的既成事实和来自毛泽东的压力，使得陶铸不得不退了一步，他想用釜底抽薪的做法平息事态，使“工总司”由全市工人造反组织的领导机构变成联络性机构，并且要求张春桥做“工总司”方面的工作，要求上海市对当时为数众多反对“工总司”这种“造反”行动的人们也做好相应工作。

上海市委根据陶铸的电报批示，14日当天就给各单位下达了一个口头通知，内容如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他们搞起来的。昨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按照结社自由的原则，就同意了。

关于组织问题，中央精神是，工人不建立全市性的造反司令部这一类性质的组织。区以下，在不影响生产、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在业余时间，可以建立交流经验的联络性组织，但不设机构。

已经建立了造反司令部这一类性质的组织，要按照中央这一精神，加以改变。

关于这个问题，中央将有通知下达。

而此时，陈伯达打电话给张春桥却说，中央常委会同意了张春桥的作法。原来，上海方面对待“工总司”问题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反映到中央后，中央常委扩大会开了会。会上，毛泽东明确表态，支持工总司的要求，并且还拿出宪法表示工人有结社的自由。这显然是针对着我父亲的。很明显，是陈伯达把我父亲电话中所讲的都向毛泽东报告了，毛泽东才亲自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并且拿出了宪法作为同意工总司的依据。这让张春桥感到腰杆更硬了！

11月15日，张春桥胁迫韩哲一、曹荻秋去了苏州，与步行北上到那里的耿金章一伙造反派进行“谈判”。耿金章提出了一个更为苛刻的“五项要求”，除包含了与文化广场造反派所提的类似内容外，还要求“绝对保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每个人员的政治、人身安全、经济保障”，要上海市委用“宣传机器对前阶段谣言进行辟谣”……这里，耿金章竟把“安亭事件”一些群众揭发“工总司”拦阻列车、破坏交通交通运输的真相称之为“谣言”。没想到，张春桥不仅表示同意耿金章等的要求，还拉拢、煽动这伙人说：“陈丕显、曹荻秋说你们是社会渣滓，我说你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要争气啊！”

对于耿金章的无理要求，曹荻秋坚决不同意。他与张春桥在苏州争论了两个小时，拒绝签字，并表示：“让他们把我押到北京去。”张春桥凶相毕露，说：“你不签，我签！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签字。”最后，曹荻秋不得不表示：“我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意见。”他和韩哲一不得不与张春桥一起在耿金章的“五项要求”上签了字。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我父亲又给陶铸打电话汇报此事。陶铸同志明确表态：“张春桥的做法是错误的。看来这个人不仅没有实际工作经验，顶不住造反派的压力，还可以通过这件事，看出他的品质有问题。”

在处理“安亭事件”的态度上，我父亲、曹荻秋等市委主要领导与张春桥尖锐对立，短兵相接。但是，迫于最高领导已表态的压力，上海市委不得不将“工总司”的“双五条”内容印发全市，使自身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境地。从此，曹荻秋等市委领导陷入了各造反组织揪斗的重围之中。

张春桥和王洪文终于“赢”了这场“政治赌博”游戏！其实，“安亭事件”闹大以后，形势对自己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张春桥一开始心里并没有底的。他明白，借“安亭事件”押宝，搞“政治赌博”，押准了，封官晋爵；押输了，坐牢杀头。事后，张春桥曾与他共同“押宝”玩“政治赌博”游戏的王洪文说：“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中央是有争论的，我参加了。陶铸是反对的。陶铸叫我来，就是想把工人由安亭撤回去。中央对此没有决定，我是提着颗‘郎头’（脑袋）签字的。我想过，可能弄不好坐班房，真想不到以后主席肯定了。”“处理这件事，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

在解决“安亭事件”中，充分暴露了张春桥阳奉阴违、出尔反尔的卑劣人品，使得人人对他侧目而视，他也感受到了。总想又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张春桥专门到我父亲住处，来解释他不得不签字的苦衷。我父亲冷冷地说：“你既然来了，你既然签字了，那你就不要回去了，你就留下帮助荻秋、帮助市委把今后的工作做好吧。”

父亲说这话不仅仅是出于愤慨，而是事出有因，别有用意的。因为10月份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张春桥找我父亲汇报工作时就讲过，毛泽东要他和姚文元早些时间回到上海，帮助市委工作。而当时张春桥借口北京有些工作没有处理完，就一直拖着没有回上海。事实上，那时他认为时机还未到，不敢、不想也不愿回上海。通过这次处理“安亭事件”我父亲意识到张春桥的政治阴谋，他不愿意曹荻秋和上海市委再被耍弄；他想把张春桥留下，在市委的领导下把他推到造反派的面前，这样既可以减轻曹荻秋的压力，以收“借力打力”的效果。狡诈的张春桥哪肯上这个当，又借口江青要找他修改稿子，很快就离开上海回北京，遥控上海造反派，坐山观虎斗了。

13.批判张春桥“有什么关系！”

11月下旬，中央召开工交企业文化革命座谈会。当时，“中央文革”的陈伯达、王力等人起草了一个《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简称“十二条”），主要内容要取消对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性规定。心怀焦虑的周恩来总理就把草稿交给由谷牧主持的这个工交座谈会上讨论。谷牧是1966年9月初与余秋里一起调到国务院协助周总理抓经济工作的。 周总理多次指示谷牧：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然而，毛泽东从1966年8月18日到1月26日先后八次共接见了1300多万名红卫兵和学校师生，对生产建设带来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中央文革”炮制的“十二条”得以通过，对经济工作来说必将是雪上加霜。所以，这次涉及工交企业如何开展文化革命的座谈会非常重要。

谷牧在周总理的支持下，会前做了认真准备。他与我父亲通了电话，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我父亲50年代刚调到上海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谷牧时任副书记，两人共过事，住地仅隔着华山路一条马路，两家关系也很好。

我父亲在电话里讲了上海经济受到的冲击，并问谷牧：“你究竟还要不要上海这全国五分之一的国家财产？”谷牧跟我父亲说：“阿丕同志，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一定把你的意见结合到会议的精神中去。这个时候如果有话不讲，有情况不汇报，就是对历史不负责任。与其以后被批评‘不负责任’，不如现在讲实话，把问题都摆清楚。”我父亲跟谷牧同志开玩笑说：“谷牧，你还真有点‘造反’精神吗。”谷牧说：“要说‘造反’精神，我们几十年前就有了，关键看造谁的反，怎么造反，为什么造反。”我父亲对他的话表示赞同。

这次工交座谈会开过后，谷牧又很高兴地给我父亲打电话，说他们会上把陈伯达等人搞的“十二条”批得体无完肤，对“十二条”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到工厂串连等内容表示强烈反对。“老夫子”陈伯达非常狼狈，还大发牢骚：“谷牧，你是当权派，你说了算，我是小小老百姓，我讲不过你们”。

谷牧还告诉我父亲，马天水在这次会上表现不错，还当面跟张春桥顶起来。

当时，马天水还未上“四人帮”的贼船，尚未沦为他们的死党。在代表上海参加中央这次座谈会前，马天水曾专门到我父亲住处汇报上海市工业生产情况，请示在中央座谈会上如何发言。他对张春桥在上海支持“工总司”搞乱了全市的做法很有意见。马天水讲：“陈伯达、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秀才们根本脱离实际，根本不懂生产，这样子搞下去我不干了，让他们来管上海的工业吧。”我父亲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和指示。去北京前，马天水还专门搜集了上海工人中成立各种组织的情况，准备会上与“中央文革”争辩，并且说：“我要组织几个人批斗陈伯达。”

工交座谈会期间，马天水不断打电话来上海，说“关于工厂企业文化大革命问题，各省市与中央文革小组意见分歧很大，看来一场大辩论不可避免。”他还传达余秋里的话：“现在是反映情况的时候了，不反映情况是不对的。”马天水还要上海方面为他收集一些“工总司”成立后工厂两派激烈冲突的材料，由他报送中央。

这次工交座谈会后，谷牧根据会议意见和周总理的多次讲话精神，起草了《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称“十五条”）。而陈伯达也急不可待地在原“十二条”基础上修改提了一个《工业十条》草案，上报中央。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陈伯达起草的《工业十条》（草案）。谷牧作了实事求是的汇报后，立即招来“中央文革”一伙人的围攻批判。林彪最后作了一个彻底否定工交座谈会及谷牧《汇报提纲》的总结讲话，其中相当大程度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陶铸、谷牧等迫不得已作了“检查”。会议正式通过了《工业十条》，并由毛泽东批准下发，为工矿企业成立派别组织、学生到工厂串连开了绿灯。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之初，马天水根据上海的情况，向“中央文革”提了意见，决心把“官司打到底”。会后，张春桥认为马天水的态度很坏，狠狠地批了他一通。马天水也看清了“风头不对”，吓得胆战心惊，立即检讨，表示自己“犯了路线错误”，要求“改正”。

据马天水在粉碎“四人帮”后交待，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后，临回上海前又找了张春桥，张春桥对他作了三点“路线交底”：第一，文化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第二，无产阶级司令部到姚文元为止，只有八个人；第三，出修正主义主要在中央和省、市的主要负责人。张春桥要马天水“赶快回到造反派一边”，“揭发陈丕显、曹荻秋”。

马天水回来后，果然“反水”，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时，大肆贩卖林彪、康生的一些观点，说什么要“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搞乱了各级党政干部的思想，帮了张春桥等人的大忙。当然，马天水的卖身投靠，也得到了张春桥等人的赏识。1967年4月4日，马天水率先被宣布“解放”了。张春桥还特意找他谈话：“你在北京工业座谈会上，带头反对‘中央文革’，反的那么凶……性质是严重的，你要吸取教训。你解放后，一定要注意多和造反派头头联系，你要领先他们，才能搞好工作。”感恩戴德的马天水这是这样一头栽进了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怀抱。

在林彪及“中央文革”的煽动下，“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又扩大到了农村。到1966年底，全国的形势发展已如脱缰之马，越来越令人担忧了。特别是工业交通企业集中的上海，局面越来越失控了，地方党政部门的工作越来越被动、越来越难开展了。

在上海，“工总司”的成立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全市从此一下子冒出了大量明目繁多的全市性造反组织。这些组织大搞武斗、“炮轰”，组织人搞规模盛大的游行、集会，各级领导干部纷纷受到迫害和冲击，经济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的影响。

而张春桥在上海签字同意“工总司”提出的“双五条”消息传出后，上海广大人民对此极为愤慨，纷纷自发地以集会、游行、散发传单、刷大标语等形式，要求中央撤销“双五条”，并要张春桥向上海人民作检讨。1966年11月18日，张春桥被迫接见上海19家工厂的代表，被批驳得体无完肤，理屈词穷。他一会儿说上海市委不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是因为市委“正在向中央请示，不好表态”，一会儿又说“如果市委工作靠前一点，工作就会主动一点”。张春桥还说，他签字同意“工总司”的“双五条”，与陈伯达的电报是一致的，只是二人从不同的角度讲的，陈的电报是从生产角度讲的，而他的签字同意是从“文化大革命”角度讲的……这种颠三倒四的狡辩和骗人的谎言，激起了群众更为强烈的愤怒。

11月19日，为了与“工总司”对抗，上海80多家工厂单位发起组织了“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总部”（简称赤卫队）。12月6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了二十多万人成立大会。在社会各界的抨击下，张春桥在当时的处境非常狼狈。

江青在北京听到这一消息后，十分着急，忙派聂元梓等人南下“增援”。聂元梓一到上海，就以“中央文革小组的代表”自居，要“工总司”、“红革委”、“红三司”等造反组织“联合起来”，“揪住常溪萍，打开市委缺口，打倒上海市委”，“罢陈丕显的官，罢曹荻秋的官”。而聂元梓来上海兴风作浪的消息一传出，上海街头立即出现了“不要聂元梓到上海来当保姆”、“聂元梓滚回北京去”等大幅标语，不少人到她住的地方找她“辩论”，吓得聂元梓到处躲藏。

11月25日，由聂元梓等人在幕后策划，由“红革会”出面筹备的“揭批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了。聂元梓和“首都三司”“司令”蒯大富等“应邀”参加，曹荻秋被揪到会场。大会的横幅是“万炮猛轰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场内外贴了“上海必须大乱”、“曹荻秋必须彻底交代”等标语。聂元梓对着曹荻秋叫喊：“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等口号，煽动群众把火烧到上海市委头上。

会后，他们要解放日报发消息、做报道，遭到报社的断然拒绝。27日，“红革会”又派代表到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要求将他们次日出版的《红卫战报》特刊随当天的解放日报同时发行，还说“解放日报的毒流到哪里，我们就要消毒到哪里”，他们要“寸土不让，寸土必争”。他们的无理要求也遭到了邮电局方面的拒绝。29日晚，“红革会”两三百名造反派又闯入市报刊发行处，再次要求将《红卫战报》特刊与解放日报夹在一起发行，仍然遭到拒绝。他们便闯进解放日报社，向报社负责人提出三项要求：（一）《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内一起发行，版面要与《解放日报》一样大小；（二）解放日报必须全文转载《红卫战报》的《＜解放日报＞是上海市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三）把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和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他们。这些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解放日报社负责人再次拒绝。

“红革会”为什么一定要跟解放日报过不去呢？因为聂元梓之流认为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发行量大，在党员、群众中又具权威性，根据以往造反经验，把它据为自己的喉舌，就取得了上海市的话语权。攻克解放日报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他们鸡蛋里挑骨头，终于发现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8月11日解放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评文科教材——周扬在大学文科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大阴谋》的文章。作者署名“罗思鼎”。他们知道“罗思鼎”是“螺丝钉”的谐音，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化名，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再经过解读，他们认为这篇文章是借批判为名，实际上为了标谤中共上海市委宣传、教育部门曾经顶过周扬，企图把这些部门说成是一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红线”上。于是，聂元梓之流布置上海“红革会”精心撰写了一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的文章，把《评文科教材——周扬在大学文科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大阴谋》一文先定性为“假批判真包庇”，目的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对抗中央十六条”；接而又以解放日报之所以敢登“罗思鼎”的大毒草，说明他们“串通一气，狼狈为奸”；再接而挖出“炮制”这篇文章的后台是上海市委和杨西光。他们逼迫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把登载《＜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的《红卫战报》特刊随当天的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就是为了让解放日报自己掴自己的脸。然而，这次由于他们“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差点上演了一出“伪军打皇军”的滑稽戏了。

这篇文章确实是市委写作班子的朱永嘉、王知常等人撰写的，杨西光看后，根本不同意周扬在搞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说法，扣下不发，而张春桥看后却认为这是一颗轰击中宣部的炮弹，审改后同意发表。当张春桥一伙知道了“红革会”要抓这篇文章的黑后台，把炮弹往自己头上吊，气急败坏给“亲爱的小将们”打招呼，不许《红卫战报》发表批判“罗思鼎”的文章。

这一炮给张春桥闷回去了，聂元梓之流不气馁，心想一份办了几十年的报纸，发了数以万计的文章，还挑不出一点“修正主义黑材料”？于是派人到解放日报搜集材料。他们获悉该报采访部主任徐学明曾写了一张题为《不能拿原则作交易》的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中的表现，便如获至宝，认为这是解放日报“炮打中央文革”的证据。聂元梓之流的胡作非为激起了上海市广大群众的不满。

“文化革命”到底应该怎么个搞法？曹荻秋是否应该被打倒？聂元梓应不应该“滚”回北京去，《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捆绑”发行的要求是否合理……围绕这些问题，社会上泾渭分明的两派观点激烈争论，吵得不可开交。当时，反对张春桥、聂元梓的学生和群众是“多数派”，他们对有些问题搞不清楚，就到市委来讨说法，要求领导接见。市委领导包括我父亲都忍辱负重，想方设法做好这部分学生和群众的思想工作。

1966年11月29日上午，我父亲抱病接见了复旦大学的红卫兵代表，就一些问题谈了看法，表明了立场。

有同学说：对聂元梓到上海，大家议论很多。她到上海后，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到处贴。有的造反派２７日上午还到南京路新华书店仓库里，把刘少奇同志的像片烧掉了。他们还污蔑党的“七大”、“八大”的报告是修正主义的，吹捧聂元梓是“伟大的左派”。他问我父亲对这些事情怎么看。

我父亲说：“文化大革命是考验大家，包括你们在内，我也在内……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少奇、小平同志的问题是内部矛盾，这是中央认为的。如果是敌我矛盾，他们还能当中央常委吗？如果是敌我矛盾，他们还能当国家主席和总书记吗？现在，他们已不再当权，现在是林总、总理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们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向我们作了检查，表示要改正，我们当然应该相信他们。我说你们要相信总理的话：这个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了。当然，你们对聂元梓有意见，我也不反对。是左派不是左派，不是靠说的。我也说自己是左派，你说我这个市委第一书记还不是左派吗？但现在，有人说我不是左派，不相信我嘛。谁是左派，有的现在可以看得清，有的现在还看不清。”

我父亲还说：“我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知道，这条路线地方上属于敌我矛盾，全国只有两个，其他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有些人对上海市委看法不同，把曹荻秋看作敌我矛盾，我不能不让人讲，你们去分析……该打倒的要打倒，不该打倒的就不能打倒。你们要是问我，我当然说上海市委、曹荻秋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要我认为曹荻秋是敌我矛盾，要摆出大量的事实，让我信服。没有材料，就讲要‘打倒’，就是几大罪状，我们不怕。有人提出要罢我们的官，中央没有罢我们的官，我们就不能自己罢官，我们还是要革命的。我接触到一些思想较激烈的同学，他们也是允许市委改正错误，允许曹荻秋同志改正错误，允许我们革命的。我因没有发表演说，他们抓不到我，如果我主持市委工作话，我可能错误犯得更大些，那又以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

有同学针对有人把上海市委当作北京市一样看的问题，问我父亲怎么看。我父亲说：“哪里有那么多跟北京市一样的？北京难道只有主席、林总、总理他们三人正确？其他人都不行了？你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毛主席不是说干部分四类，一、二类的是大多数了。你们不要人家一讲，就糊涂了，忘记毛主席的教导。”

同学问：“现在全国都在轰省、市委，这样搞下去，不要都轰倒了吗？”我父亲说：“我们头脑有些旧的东西，世界观还没完全改造好，解放十几年来，做官当老爷惯了，冲冲也要嘛。正确是打不倒的，如果打倒了也好，中央再派人，我们都下放，到你们复旦，找个工作做做。革命的，打倒也是要平反的。”

我父亲还就各种组织、派别频频到市委上访，搞得市委不能正常办公的问题，对学生们进行劝导：“现在我们几个书记每天都要参加这个会议、那个会议。当然，参加会议，话不是那么好听，但我们还是要听，有时甚至饭也捞不到吃。这里是我们书记、常委休息的地方，有时也碰碰头，现在，也有人来这里找，我们就不能好好休息。现在你叫我晚上不休息，我当然不行喽。”

有同学不满地说：“市委有个‘罗思鼎写作小组’，负责人是我们学校的朱永嘉，是历史系总支委员，8月份曾到学校来过两次，放了不少毒，我们要批判他。他说：你批判‘罗思鼎小组’，就是批判张春桥同志，因我们写的每篇文章，都是张春桥审查、批准的，你们批张春桥，就是反对中央文革。”

我父亲说：“这个问题我不清楚，但是，我看有错误就要批判，就要造反，怕什么！张春桥同志是我们的市委书记、文革小组长，现在不是也有人在批判他，有什么关系！”

我父亲的言谈话语，很快通过“四人帮”在上海市的爪牙传到了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耳朵里。尤其是关于张春桥可以批判的表态，令他们感到非常恐慌。于是，他们加紧谋划向上海市委发难，并授意上海市委写作班子赶快起来“造反”。他们要变本加厉，白刃见血了。

17.“没罢官前，照样工作”
由张春桥遥控，“工总司”一手制造的“昆山事件”，造成途经上海的铁路全线瘫痪，近百辆客货列车不能开行，数万旅客行程受阻，上海工业生产因原材料供应短缺而难以为继。“昆山事件”很快传到了北京。
从北京方面传来了消息，说周总理将就解决铁路交通问题直接打电话给我父亲。还在病中的我父亲闻讯后，再也无法休息了，立即拖着虚弱的身体，赶到上海北站了解情况，找来制造铁路交通中断事件的人做工作，并通知市委电话总机，如有周总理的电话，就直接挂到北站铁路公安局。1967年新年元旦，我父亲就是这样在上海北站度过的。
1月1日凌晨3点多，周总理的电话来了。总理在电话中先是问了我父亲的身体情况。我父亲回答说：“身体还好，可以坚持工作，有什么任务，总理您就下命令吧！”总理忧虑地询问了“昆山事件”的情况，然后对我父亲说：“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昆山事件’要尽快解决，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中断。”“对于昆山事件，不能使事态发展下去，要缓和一下形势。”“革命秩序要搞好，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 我父亲十分坚定地说：“我听从总理指示。我现在已在铁路局，我们正在做工作，力争明天通车。”总理高兴地说：“那好，我等着你的回音！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听到总理亲切的询问，我父亲很激动，就把长期以来郁积心中的种种困惑和苦恼向总理诉说起来：“总理呀，有些问题我真想不通啊。上海市委、市人委已被造反派斗得不能工作了，荻秋同志处境异常艰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前些时候是‘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今天是‘昆山事件’，明天又不知什么事件，这样下去不行啊……”听着我父亲的诉说，总理也十分坦诚地说：“阿丕，这些问题我很难回答你啊。但有一条，大不了就罢官嘛。没罢官之前，照样工作。你好自为之吧！”总理的话十分恳切，但又分明透示着一种难言之隐。
我父亲放下电话，思前想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后来对我说：“对于总理的指示，我没有任何犹豫。叶群要我‘出来’，我可以搪塞；张春桥找我谈话，我可以不理；江青要我‘抓工作’，我可以应付过去；可今天是总理亲自向我交代工作，我能不挺身而出吗？尽管那时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形势又是那样险恶、复杂，但我知道，我必须站出来了。荻秋同志已被搞得焦头烂额，总理那时也是处境艰难，有多少事等着他去处理，总理的日子也不好过啊！我应当为敬爱的总理分忧啊。”
这充分反映了父辈革命家们在党和人民最危难的时候，总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总是把确保所分管地区工农业生产、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当作不可推卸的天职。那一段时期，我正好在父亲身边，对此有比较充分的认识。父亲在病中，仍然支持在一线的曹荻秋、魏文伯的工作，经常与学生代表谈话，交换看法，也及时向中央汇报，提出意见，给总理、陶铸打电话请求指示。由于他们有多年丰富的斗争经验，对各种情况都作了最怀的准备。我父亲即使在重病中，听说总理要他出来工作，便奋不顾身地站出来主持工作。他虽然对“四人帮”帮派分子极度反感，但还是顾全大局，耐心地与之对话，四处“救火”、“堵漏”。当然，这种高贵的品质不仅仅体现在我父亲一个人的身上，而是体现在他们这一代人的身上。例如我父亲的亲密战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当时尽管白天被戴着高帽游街，可批斗一结束，他回到家，洗把脸，就开始处理公务，批阅文件，召开常委会……他们这一辈人任何时候都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为尽到自己的领导责任可以完全不顾个人的毁誉安危。
我父亲与总理通过电话后，立即通知各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到市委东湖招待所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而在北京的张春桥，也很快得知了周总理要我父亲出来工作的消息，对此极为仇视。周总理与我父亲刚通过电话，张春桥也给上海打了个电话交底，说了总理要我父亲出面抓上海铁路交通等问题的情况，要求不能由此而动摇揪斗陈丕显的信心。张春桥恶狠狠地说：“曹荻秋不能出来了，现在要陈丕显出来。陈丕显的账，你们要清算，以后算。”
凌晨5点多，王洪文、耿金章等人以及一些外地红卫兵的代表陆续到达东湖招待所。我父亲在会上传达了周总理几小时前的电话指示，要求大家一定要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和总理的指示，不要武斗，不要继续扩大事态，尽快动员铁路员工和沿线群众恢复铁路交通运输。
尚未获得北京“旨意”的王洪文，在会上一声不发，对讨论的问题也不表态。
经我父亲苦口婆心再三做工作，多数造反派和红卫兵头目终于表示要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办，同意我父亲提出的当场起草一份要求工人造反队立即从昆山撤回的通告。该通告于当日凌晨5时付印发出。会议还根据我父亲的提议，推举几个工人和红卫兵代表，负责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一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会后，王洪文立即给张春桥打电话请示，但没有打通。次日，他实在按捺不住，就带着陈阿大等亲信飞到北京，拜见张春桥和姚文元。3日晚，张、姚二人在解放军报社二楼接见了他们。王洪文说：“陈丕显出面，出乎我们意料。他秘书说他病得厉害，怎么突然出来了？我们想请示一下。”张春桥说：“这件事我们商量过。曹荻秋说话显然没人听了，没人出来不行。我们三番五次劝陈出来工作，他硬是拖着，不着急出来。你们从上海来的人都说陈丕显是幕后操纵，应该拖他出来表演一番。现在出来了就好了。”“要警惕，否则会失去群众的，你们还是要抓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你们不批判，又帮助他解决问题，他们很高兴。”王洪文说：“陈丕显一出来就高姿态。”张春桥说：“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张春桥叫王洪文等不要动员工人回到生产岗位、恢复铁路运输这些事，并要他们继续揪斗我父亲。
就在我父亲抱病出来主持工作的1967年元旦这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这篇社论说，新的一年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这是以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中央文革”反对周总理、蓄意夺权的“总攻令”。
我父亲深知他所对抗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他们有什么样的政治背景，但他已经做好粉身碎骨的思想准备。他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尽其所能，一步步地开始扭转上海的局势。
上海市委派出一些干部到昆山，作了很多工作，平息了武斗，滞留人员陆续返回上海。1月3日，中断的铁路恢复通车。
1月4日，我父亲签发了由红卫兵起草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篇文章虽然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为基调，总体贯彻了“文革”的“左”的观点，也有混淆事实、是非的地方，但全文的主旨是克服社会经济混乱局面，号召“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抓革命，促生产”。批准发表这样一份文告，对于当时贯彻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这份文告印刷了20万份，在上海广为散发。
张春桥在北京坐不住了。他说过“上海的桃子熟了”，而我父亲这是要抢夺“胜利果实”。1月4日，张春桥偕姚文元飞回上海“摘桃子”，并“投入上海的决战”。
19.终生难忘的告别

1月12日上午，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策划在人民广场召开“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就在他们这次批斗大会的前几天，许多得知内幕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将消息透露给我父亲及家人，说这次批斗不同往常，可能会有大动作，要我父亲做好准备。

1966年12月30日，我陪我父母专门去了位于上海巨鹿路872号，上海市警备区司令廖政国的家里。一开始，我父亲和廖政国说话，我在一旁听着。我听父亲向廖政国讲了上海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国民经济的一些情况。廖振国讲，南京军区已经给他们指令，让他们稳住部队，密切关注文化革命的情况和进展。到后来，父亲让我离开，他和廖司令两人又关门说了很久。回到家后，父亲专门找我谈了他对下一阶段上海形势乃至全国形势会进一步恶化的预计，并且要我离开上海一段时间，如果有可能到北京去一下，见一见陈老总，把有关情况向陈老总汇报，请他向毛主席、周总理反映上海的情况，另外还可以了解一下北京“文革”的情况。

第二天，即12月31日的白天，我奉父亲之命，离开上海北上。这是我父亲被打倒之前我见他的最后一面，所以与父亲告别的那一刻，我终生难忘。记得父亲送我走出他养病所在的西郊宾馆三号楼，接我去火车站的车就停在大门口。临上车前，我从我父亲的眼神里看出，他似乎好像还想说点什么，但是没有说出来。我又回过身来与父亲、母亲拥抱告别。这是我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和父母拥抱，而且是第一次和父母拥抱着告别！

我走后没几天，父亲打电话给当时的空四军军长周建屏，要他想办法把弟弟东棋送到北京。一天晚上，周建屏派了一辆专车过来，还给东棋送来了一套带帽徽、领章的军装及军大衣、军人证，另有一张飞机票。有了这些，东棋当晚在虹桥机场顺利乘上了去北京的民航班机。

多年以后，曾有人问起我这样的问题：你父亲为何在他被揪斗得最厉害的时候，先后让两个儿子从他身边离开？我想，父亲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当时明白，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伙磨刀霍霍，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即将来临，而他自己很难幸免。他看望负责上海市卫戍和治安的廖政国司令员，表明他对时局的变化已作了最坏的准备，希望部队在上海人民最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确保一方平安。而父亲让我和弟弟相继离开上海，也是为了他自己能够轻装上阵，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与张春桥一伙的生死斗争之中。而且，当时父亲与北京的联系极不通畅，他要我到北京见陈老总等领导同志，也是希望借此了解外界的情况，并力争向毛主席、周总理反映情况，扭转上海的混乱局面。

父亲知道，张春桥一伙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1月12日早晨，父亲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又特意穿上了一套新军装。父亲当时不仅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局书记处书记，还是南京军区政委、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他有穿军装的权利。身披军装上阵迎接这场“生死斗”，是我父亲慎重考虑后作出的决定。他认为，穿着军装，造反派就不好拳头、棒子往他身上乱砸了。

父亲向我母亲和家人告别时，为了减轻她们的思想负担，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上班去了，你们多保重。”母亲此时已经明白，今天的批斗非同寻常，父亲此去凶多吉少。母亲拉住父亲的手说：“阿丕，你要多加小心。”父亲对母亲说：“如果我出了事，你就带孩子们去找陶勇。小津现在可能快要到北京了，有事小津会和你联系的。”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里生动地记载了他1月12日挨斗的情景：

进会场之前，一个押解我的造反派对我说：“陈丕显，你这身军装换下来。”大概他也考虑到了穿着军装，走资派威风就扫不下来的问题。

我强硬地坚持说：“不能换，我是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你们有什么权力要我脱军装。我有什么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但是军装我决不能脱。”

我的强硬态度使他们为难了。他们商量了一阵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叫我把领章、帽徽取下来，军装仍由我穿着。大会开始后，我和曹荻秋被押上台。还好，没让戴高帽子、弯腰和挂黑板，只是让我们低头站着。台下一遍遍鼓噪：

“打倒陈、曹！”

“陈、曹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毕竟不是第一次挨批斗了，站在台上，我显得比较坦然。可是，面对台下几十万狂热的人群，面对自己呕心沥血工作了十几年的这座城市，要说不难过、不痛心那是假的！难道群众就是这样给我们判了“死刑”吗？中央就是这样给我们下结论了吗？这是一个有着八百万人口的全国第一大工商业城市，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啊！这么大一个摊子，这么重要的位置，中央真的对此就一点不考虑，撒手让它进入疯狂的无政府状态了吗？

……

这次批斗大会后，我父亲失去了人身自由。他先是被造反派非法关押，随时随地接受批斗，一个多月后被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以“上海市革委会”的名义“隔离审查”。在长达八年的漫长岁月里，我父亲过着囚徒般的生活，饱受了“四人帮”及其死党的残酷迫害、折磨和凌辱。

上海在“一月风暴”中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上海区、县、局有49个单位，在三天之内被夺了权。各造反派还为了争夺权力，互相勾心斗角，上演了一幕幕现代版的“活闹剧”。

2月5日，张春桥一伙又经过一阵密谋，在这一天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并得意忘形地说：“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旧市委、市人委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垮台了，标志上海无产阶级广大人民夺了权，当了政。”张春桥、姚文元这些阴谋家、野心家终于如愿以偿地篡夺了上海党政领导权。

可是，对张春桥等把夺权后的权力机构起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创举，毛泽东并不赏识。毛泽东不但不许人民日报转载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有关消息，还严厉批评了张春桥。2月12日，毛泽东把张春桥、姚文元找去谈话：“你们取了‘人民公社’的名称，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不要？要不要改国号？叫中华人民公社？大家都改了，外国承认不承认你？”后来，中央专门发了通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规定各省市不准用“人民公社”这个称号。张春桥、姚文元只好把他们精心炮制“上海人民公社”又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上海刮起的这股全面夺权“风暴”，在全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全国各地造反组织争相效仿，一时动乱四起，武斗升级，国家民被推进了深重的灾难之中。

20.欲加之罪，红变黑？

在1967年1月12日的“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宣布，陈丕显从此“监督劳动”、“随时接受群众批判”、“交代罪行”。大会结束后，王洪文手下的几个“造反队员”突然对我父亲采取了闪电行动，不容分说地将他推搡上车，七拐八拐，带到王洪文起家前的老窝——上海国棉十七厂关了起来。第二天，王洪文一伙就迫不及待地把我父亲押上大卡车游街示众。此后，各造反派就轮番揪斗我父亲，而且要随叫随到。批斗中，造反派们花样繁多，肆意侮辱，甚至打人。连日的折磨，使我父亲疲惫不堪，难有喘息机会。

在那个年代，任何一个群众组织，不需任何法律手续，也不需作任何说明，便可以把他们认定的“走资派”抓走，要他们接受批斗。其他派系的群众组织也可以来把这个斗争对象抢走。几天后，我父亲以及同样被关押批斗的曹荻秋、马天水一起，就被“工总司”下属最具实力的“二兵团”从王洪文手中抢走了。

“二兵团”司令耿金章是个典型的草头王，由于在“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中“战功赫赫”，成了上海滩上一个不可一世的人物。他瞧不起张春桥、姚文元，更不把“工总司”“总司令”王洪文放在眼里，曾几次尝试单独夺权。他费尽心机地把我父亲等人抢到手中，就是为了与王洪文争权夺利，密谋组建“新上海人民公社”。

耿金章心怀鬼胎地对我父亲说：“你受惊了！我们把你从‘工总司’那里抢出来，是怕王洪文这家伙害你……” “你是‘红小鬼’，在上海干部、群众中威信很高，我们都支持、拥护你，希望你能站出来支持我们‘二兵团’。”他还装模作样地吩咐看守人员：“你们要好好地对待陈书记，要保证他的安全，照顾好他的生活。出了问题，我拿你们是问！”他的手下也不断向我父亲透风：耿司令对你很好，要我们保证你绝对安全，他希望你支持他，以后他会把你当作革命领导干部结合到新政权里。

据父亲后来回忆，在被耿金章关押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确实少受了一些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这期间，关押他的地方不断变换。每次批斗，要先征得耿金章本人的同意才行，而且还有一二十人为我父亲“保驾”，不让其他造反派动粗。我父亲缺衣少穿，耿金章即派人到我家里去取，只是陋习不改，忍不住要“揩点油”。一次，家里给父亲捎了一双毛皮鞋御寒，耿金章一见到鞋，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把鞋穿走了。为了拉拢我父亲，耿金章透露了不少外界的情况，其中包括他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矛盾以及他们搞的阴谋诡计。这使我父亲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下一步斗争的残酷性有了更充分的思想准备。

但是，在搞阴谋诡计方面，耿金章毕竟不是张春桥等人的对手。2月25日，耿金章被逮了起来，他苦心经营的“二兵团”也随之土崩瓦解。此后，张春桥一伙宣布对我父亲“隔离审查”。

在“隔离审查”初期，我父亲是由林彪死党王维国专门派军人看押，由徐景贤控制的“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所谓“陈丕显材料组”直接审讯、批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声中，从市委到区、县、街道、公社以至里弄、大队党支部，上海各级党、政领导不用审查，一律先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打倒、批臭。我父亲作为市委主要领导，自然首当其冲。所以，这个“陈丕显材料组”，早在“一月风暴”前就已在张春桥的授意下成立了，从一开始就承担了罪恶的使命。

“陈丕显材料组”先是大造舆论，极尽丑化和诬陷之能事。徐景贤等人利用窃取的上海市委文件档案，采取断章取义、移花接木的卑鄙手法，炮制了一本又一本诬陷我父亲的材料，罗织了大量莫须有的罪名。据粗略统计，在我父亲受到“隔离审查”初期，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案办公室上报中央的，有关我父亲“罪行”的专题报告有8份之多，在报刊、广播、电视中发表的诬陷文章有139篇，还搞了四部电影、一部话剧和成千上万张大、小字报。1967年3月，《陈丕显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摘录材料汇编》和《陈丕显是上海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继出炉。他们罗列的黑材料只想证明一点：我父亲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的“三反分子”，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上海的代理人。

同时，为了彻底打掉我父亲在上海市的威风，张春桥指挥“陈丕显材料组”连续组织对我父亲的批斗会。据不完全统计，从1967年2月至5月这段时间，针对我父亲的批斗会多达213次，平均每天要批斗一次半。从1967年2月起到1968年10月这段时间，全市性的批斗大会有三四十次之多。至于上海各部门、各单位召开的中小型批斗会就更多了。

我父亲对于种种不实和污蔑之词，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在一次全市电视批斗会上，我父亲利用电视向全市人民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对于群众的揭发、批判，我认为有三种情况。一是工作中的问题，如有事实、有道理，我要诚恳接受，认真检查。参加革命几十年了，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只要说得对，我一定接受，认真改正。二是与事实有出入的，那我要澄清事实，做出申辩。三是与事实完全不符合的，我不能承认，更不能检查。” 还有一次，他们在全市电视大会上宣布了柯庆施的两句话“我身边有一个最坏最坏的人，一定要挖出来”，“陈丕显当权，一定要搞修正主义。”我父亲就问：“柯庆施是不是政治家、马列主义者？若是，为什么他和老婆说这个话？”造反派被我父亲问得张口结舌，很没颜面，从此再开批斗会时，总是把话筒放得远远的。

面对专案组批斗和审讯中的肆意侮辱，我父亲毫不示弱地予以回击。他们辱骂他是老反革命，他就说“你们是法西斯，你们这样迫害我才是真正的反革命”，他们骂他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就反唇相讥，“我没有死，怎么是死不改悔呢？”。他们大声叫他“滚”，他立即转身就走。他们指责他态度不老实，很嚣张，他就说，“你们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搞逼供信”……

喽罗们整不服我父亲，江青出面了。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她的那个《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点了我父亲的名，指红为黑，称我父亲是“黑小鬼”。从此，张春桥一伙更加紧了对我父亲的迫害，千万百计地收集我父亲所谓“黑小鬼”的罪证。5月3日，张春桥把“陈丕显材料组”更名为“陈丕显专案组”，并把“陈丕显专案”列为上海市第一号大案。“陈丕显专案组”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直接领导，下面有“三王一李” 即王维国、王少庸、王承龙及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具体负责。专案组下设了许多小组，最多时多达13个，有正、副组长17人。专案人员最初有50多人，最多时扩充到156人。

专案办、专案组的人都是张春桥等人精心挑选的。最初，专案组里有的人还比较实事求是，但张春桥等人听了他们尊重客观事实的汇报后，十分恼火，立即下令将其调离专案组。张春桥说：“阶级斗争不可能不反映到专案组来”。他要求调那些对我父亲有深仇大恨的人进专案组，并且在专案组内反复动员对陈丕显“要恨得起来”、“要穷追猛打”、“打不倒陈丕显，上海一千万人民不舒坦，不答应”。

在对我父亲被隔离审查的前半年时间里，“陈丕显专案组”主要在我父亲的所谓的“三反罪行”上做文章，花了不少气力。随着江青把我父亲由“红小鬼”变成了“黑小鬼”，他们感到，这些问题即使搞得再大，也不能至我父亲于死地，不能彻底打倒他。

1967年7月，马天水、王少庸在杂技场的一次电视批斗大会上叫嚣：陈丕显“不是红小鬼，是黑小鬼”、“老反革命”。王少庸还装腔作势地说，他这是向大会“郑重宣布”。10月，王少庸又在“市革会”材料组组长会议上讲：“张春桥说，按陈、曹的问题，现有材料定走资派已足够了。但走资派、路线问题，用字松了一点，还是内部问题。投敌叛变自首是政治问题，就不同了……他这一讲，我就领会了。”

王少庸在粉碎“四人帮”后的《认罪书》中作了如下交待：“陈、曹大批判组的解散，随之成立了陈、曹两个专案组，这是对陈丕显、曹荻秋同志的迫害的继续和加紧。从两个专案的情况反映上看，‘四人帮’早已把诬陷的内容、情节编造好了。张春桥还亲自听取专案组的汇报，出题目，提要求，阴谋诬陷陈、曹为叛徒。我就是顺着这条路子看材料，听汇报，考虑问题的。”

这就看出，他们就是在张春桥等人的授意下，先定罪名，然后再去搜集所谓证据。他们前后花了七八年的时间，集中全力专攻我父亲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所编造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几十个之多。其中有：

“1930年被捕后认贼作父、叛变投敌问题”。

“1930年AB团被审查问题”。

“1931年的社会民主党问题”。

“家庭出身问题”。

“1937年的瑞金旅馆留难问题”。

“1938年‘瑞金事件’中有否被捕问题”。

“1939年在福建开扩大会议的问题”。

“1940年来沪看牙问题”。

“1942、1943年秘密来沪问题”。

“金柯策反问题”。

“通过刘万里和敌特挂钩问题”。

“谢志成四十年代三次来沪治病为我和敌特挂钩问题”。

“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

“窃听林彪谈话问题”。

“窃听江青讲话问题”。

“窃听周总理同罗瑞卿谈话问题”。

“参加彭真领导的秘密组织问题”……

这些罪名哪一个成立，都是罪在不赦。张春桥等人为了搜集我父亲的这些所谓“政治历史问题”罪证，先后派出外调、审讯人员达两万多人次。这些外调、审讯的人员，跑遍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翻阅了无数档案和材料报告，调查了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他们一次次地把四处搜集来的诬陷之词作为绝密材料上报“中央文革”，对上邀功请赏。但是，假的真不了，红的黑不了。事实最终证明，这些所谓的“政治历史问题”统统是胡编乱造，子虚乌有。
21．“我有什么罪，你们拿出证据来！”

我父亲和胡耀邦、谭启龙、黄知真等是红军时期有名的“红小鬼”，这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都这样称呼的。如果把“红小鬼”变成“黑小鬼”，那就从根本上判处了陈丕显在政治上的死刑。他们还真从我父亲几十年的档案中找到了１９３０年我父亲被捕的经历。江青知道后大喜过望，马上用她特有的形象思维推理，被捕而没牺牲，那只有投敌叛变啊，马上信口雌黄地公诸于世。为了落实我父亲是“黑小鬼”的罪名，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召集“陈丕显专案组”、《解放日报》社和市委办公厅造反队组成联合调查组，共有十余人前往我的家乡闽西调查此事。李文静指示：“重点调查1930年被俘一事，这是关键。”

那么，被李文静们如此看重的所谓“陈丕显30年代历史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0年6月，红军主力从福建长汀开往长沙。国民党反动派乘机向长汀疯狂反扑，留守的长汀县苏维埃机关被迫向上杭一带转移疏散。当时，刚满14岁的父亲任县宣传队分队长，转移途中病倒了。7月2日，父亲和一批红军伤病员分乘两条船顺汀江南下转移。当船行至长汀县河田镇蔡坊村时，遭到当地地主“民团”武装的伏击。船上的人纷纷跳水，有的牺牲，有的突围出去，父亲及十余个红军伤病员被俘。

由于这两条船上的红军伤病员都是临时凑在一起的，大家相互间并不认识，敌人也无法确认他们的身份。有一位同志在敌人搜查时大胆逃脱，但跑出两里路后被抓住，因他身上带有身份证明，暴露了身份，被敌人当场杀害。三十多年后，父亲从专案组人员的嘴里，才知道这位牺牲的同志是红军的一个大队长，叫涂应达。

父亲当时没有暴露身份，因年纪小、个子小，敌人把他当成“红军小孩”，交给一个姓刘的农民家里看管。父亲在他们家里住了十几天，每天帮助他家劈柴、烧火，这家人很喜欢和同情我父亲。姓刘的老乡告诉父亲，听乡里人传言，民团头子看中了他这个“红军小孩”，想收为义子，但又嫌他年龄太大了一点，怕养着不亲，正犹豫着。一天，民团开去打长汀了，这家老乡就用船悄悄送父亲过江，还给了一点钱，要他赶快回家。父亲上岸后，跑了四五里地，终于在河田镇找到了红军队伍。

这种事情在战争年代，尤其在敌强我弱的红军时期是经常发生的。“文革”前，我父亲把自己的这段难忘的经历以及那个民团头子想收他为“义子”当成革命故事，在不同场合多次讲给我们这些青年人及身边工作人员听，目的是帮助我们了解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历史，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而且，对于这段经历，父亲在干部登记表上填写过，组织上也审查过，本来是一清二楚的。可“四人帮”及其爪牙为实现其不告人的政治目的，硬是抓住此事大做文章，不遗余力地编造历史。在“文革”中，救过我父亲的这户刘姓人家，竟被诬蔑为“恶霸地主”、“民团团长”，受到了迫害。

这段历史实实在在是太清楚了，连一点可以编造的余地都没有。1967年10月，专案办的调查人员只得向张春桥汇报说，陈丕显1930年被捕过，当时只有十四岁，穿便衣，是和伤病员一起被捕的，没有暴露身份，没有发现叛变自首行为。

不可能，江青同志都宣布了，怎么不叛变？张春桥听了十分恼怒，重新调整了专案人员，要他们再赴闽西调查。从1967年至1972年，一批又一批调查组连续在闽西调查了五年之久，派出的人员多达20多批、990多人次。他们先后到过闽西的龙岩、长汀、上杭、清流、宁化和江西赣南地区的16个县的32个公社，调查了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调查组所到之处，总是先要用大喇叭、大字报、大标语大肆鼓噪一番，说“陈丕显是老反革命、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制造恐怖的高压态势，接着，要召开群众批判大会，揭发批判所谓的陈丕显“三反”罪行、“叛变投敌”历史，要大家与陈丕显划清界线。然后，再把熟悉我父亲或我父亲共过事的人集中起来办学习班，逼他们揭发陈丕显的历史问题。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对其中的一些知情者，他们采取了批判斗争、隔离审查和威胁、辱骂、捆绑殴打等法西斯的手段逼供材料，甚至不惜动用专政工具逼迫原伪职人员出具伪证。为了向“四人帮”交差、请赏，他们为此在闽西制造了很多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数以百计的干部、群众及我父亲的亲属受到株连，有人被迫害致死。

调查组先后十几次纠缠一位叫张德胜的老红军，采取捆绑、关押、拳打脚踢、罚跪、手枪威吓等下流手段，逼其揭发所谓“陈丕显曾在长汀出卖革命同志，打死伤员一名”等问题。这位当时70岁高龄的老红军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们捏造的材料，说：“要我捏造事实，陷害陈丕显同志，说他在蔡场打死伤兵，叛变革命，我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就是枪毙我全家四口，我也不说。”最后，这位老红军受不了这些外调人员的折磨与迫害，含冤自杀身亡。

调查组的种种卑劣行径激起了闽西干部群众的极大愤慨。他们坚持实事求是，证明我父亲历史清白，没有叛变投敌。

在他们污蔑我父亲的诸多政治问题中，所谓的“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也是他们看重的一枚“重磅炸弹”。在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制造的诸多冤假错案中，以此案最为骇人听闻，受株连的人多达数百人。直到我父亲1974年11月获得“解放”出来，张春桥等人仍死咬不放，成为继续攻击我父亲的“悬案”。

实际上，所谓的“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纯属子虚乌有。1965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遭人诬陷，说他对毛主席搞过窃听。中央决定由由彭真主持查清此案，抽调大量专家和公安人员，对毛主席在北京和上海等地住处全面检查。上海市委指派分管政法的市委书记处书记梁国斌负责此事，市公安局也全力配合公安部的检查。结果，上海没有查出任何窃听装置。我父亲和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在给中央写的报告上签了字。“文革”中，张春桥一伙为了攻击彭真包庇杨尚昆，彻底打倒我父亲和市委其他领导，并借机清除和打击公安队伍中的异己势力，居然旧案重提，根据一些人无中生有的揭发大做文章，制造出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案件。他们指控我父亲是主谋，牵涉的人也越搞越多，先后有300多人受到株连，许多人被打伤、致残，有的人被逼自杀。

“外调”没结果，就要口供。张春桥、王维国、王少庸等加紧了对我父亲的批斗、审讯，企图从中获取他们所需要的定罪根据。从1967年5月至1972年12月，我父亲经受的大小批斗会和审讯有数百次之多。专案组人员明知我父亲身患肿瘤疾病，体质虚弱，却千方百计地变着法折磨和摧残他，大声辱骂，拍桌子瞪眼睛，罚站……最残忍的是搞“车轮战”、“蘑菇战”，接连几天提审，一两个月不间断地批判。在我父亲被专案组押到奉贤“五七”干校搞所谓“田头批斗”期间，他一天要被批斗几场，白天稍有空隙就被逼迫扫猪舍、挑猪粪，晚上还要写交代材料，每天只让睡三四个小时。不要说像我父亲得过重病的人，就是身体健康的人，也受不了这种折磨。尤其是1972年4月，已爬上中共中央副主席高位的王洪文，见“陈丕显专案”迟迟几年不能定案，就亲自召集专案办和专案组人员开会，说此案不能再拖了，要求上半年结案。于是，在从5月9日到7月5日的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我父亲连续遭到了68次批斗、审讯。专案组每天只准我父亲睡三四个小时觉，企图从肉体和精神上把我父亲整垮，在神经错乱中交代出他们迫切需要的所谓材料。对于专案组里的某些人来说，一说要批斗我父亲、迫害我父亲，似乎成了一种乐趣。人性会扭曲到这种程度，是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但是，我父亲也让“四人帮”及其爪牙们见识了“红小鬼”的硬骨头！父亲把每一次审讯都看成是为维护真理、为维护共产党员光辉形象而战。专案组要我父亲交代1930年被捕的问题，父亲说：“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你们说我1930年有罪，那是你们欺骗毛主席，欺骗群众。”他们说：“陈丕显，你的历史问题经过几年的调查，情况已经查实。”父亲说：“我有什么罪，你们拿出证据来。既然已经查实，你何必还问我呢？”他们说我父亲不老实，父亲就说：“你们搞的是假案子，是逼供信。你们才不老实。”，“我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我要对党负责。没有的事，硬逼我，我不能讲！我这也是用的毛泽东思想”。他们诬蔑父亲是“老反革命”，是“叛徒”，父亲严正声明：“我三〇年没有罪，是光荣的历史。你们这样迫害我才是反革命，是叛徒。”“你们搞的证据都是假的。我要组织上给我讲清楚。”他们大声吼叫，父亲也提高嗓门，毫不示弱。有时，父亲被斗得筋疲力尽，就不吭声，保持沉默。我父亲被囚禁八年，专案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都对他无可奈何。

关于“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专案人员对我父亲进行“重点突破”，使尽各种阴谋诡计进行诱供和逼供。1970年3月4日至13日，在9天之内诱逼他16次。但是，我父亲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据理斗争。1972年，我父亲含着热泪专门给周总理写过一封信，指出他们搞的所谓“侦控案件”完全是一个冤案，要求党中央过问这件事。信是通过专案组上交转呈的，估计此信因揭露了他们逼供的情况，被张春桥、王洪文扣下了。

1975年，专案办最后一次就我父亲的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写报告。这份材料上报前，由于关于我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主要证据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根本站不住脚，最后只好从原稿中抽掉。“四人帮”一伙为了置我父亲于死地，费尽心机折腾了八年之久，最后一无所获。

22.岁寒识松柏

上海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是江青一伙猖狂夺权、祸国殃民的重灾区。尤其“一月风暴”发生后，一大批干部、群众被诬蔑陷害，上海从此陷入史无前例的动乱之中。陈老总生前赋诗云：“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在与丑恶势力的激烈对峙中，除了马天水、王少庸等少数变节分子卖身投靠外，以我父亲、曹荻秋为首，包括王一平、梁国斌、杨西光、杨士法、张祺、黄赤波、秦昆、李研吾、李干成、宋季文、石英、宋日昌、张承宗、金仲华、赵祖康等在内的十几位市委书记、常委、市长、副市长全部遭到了张春桥一伙的残酷迫害，多数人身陷囹圄长达数年。有的领导，如曹荻秋、石英、金仲华等，被迫害致死。但他们始终不惧淫威，傲霜斗雪，宁折不弯，共同谱写了一曲曲撼天动地的正气之歌。

在上海老一辈中，一提起“陈、曹、魏、杨”，经历过“文革”的上海人大都不会陌生。“文革”一开始，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这四位父辈同时被抛到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上，同时被打成“上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刘少奇、邓小平在上海的代理人”，同时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这“两报一刊”在全国点名批判……

当时，各省、市、自治区被全国“两报一刊”点名“打倒”的领导一般只有一位，很少有两位，而上海一下子就揪出了四位，很耐人寻味。陈、曹、魏三位被打倒似乎还可以理解，我父亲是市委第一书记，又是党内知名的红小鬼，不仅位高权重，而且极具威望；曹荻秋是市长，在我父亲养病的情况下代理主持市委领导工作，从运动一开始就千方百计与各种动乱行为作斗争，毫不妥协；魏文伯是华东局书记处书记，被诬为刘少奇、邓小平在华东地区的代理人。可杨西光时任市委候补书记，在市委领导班子中排名很靠后，为什么也榜上有名呢？后来经过查证，原来与上海造反派在“一月风暴”前喊出的“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口号有关。据说这个口号经由张春桥一伙汇报到毛泽东那里，还得到他的称赞，由于“钦定”，杨西光由此也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在“文革”中被“两报一刊”点名打倒的省市级候补书记。

在1967年1月刮起的夺权“风暴”中，“陈、曹、魏、杨”等上海市、华东局主要领导经历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我记得在1月14日的批斗中，曹荻秋伯伯被造反派强制跪在一辆修理无轨电车电线的高架车上，反剪双臂，脖子上挂着木牌，在南京路等繁华闹市区游街示众。且不要说这样很危险，就是这种充满人身侮辱的作法，也只有变态狂希特勒干得出来！

“陈、曹、魏、杨”四位父辈一同被关押在康平路71号的一栋小楼里“隔离审查”。那栋小楼本是荣毅仁的家， “文革”中被没收了。“陈、曹、魏、杨”每人分别有一个专案组，每人单独关押在一间房里，单独放风。为了彻底打倒这四个“旧市委”的老领导，张春桥一伙抓住他们在革命生涯中都有过被捕的经历，蓄意给他们强加了同样的罪名：“叛徒”。各专案组以此展开了长达几年的所谓调查取证工作。

其实，“陈、曹、魏、杨”四位父辈的政治历史问题，早已被中央审查过，没有任何污点，清清白白。他们有过的或多或少的被捕经历，恰恰是他们在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大义凛然、英勇斗争的光荣史。

曹荻秋伯伯和我父亲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认识了。那时曹伯伯是苏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我父亲是苏中区党委书记，两人经常有工作上的联系。后来组建华东工委时，我父亲任工委书记，他任副书记，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多了，工作配合得也很好。1952年起，两位父辈一直在上海市委、市人委工作，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曹荻秋被诬陷为“大叛徒”是因为他1932年曾在上海被捕过。曹荻秋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四川领导了震惊全省的“广汉起义”，1931年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后到上海做地下工作。1932年3月，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在敌人审讯时，他说自己叫张云清，从乡下来找一个老乡谋个差事，因走错了路、找错了人家才被抓了来。后虽经多次审讯，并有叛徒指认，曹荻秋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曹荻秋的这次被捕问题，中央在1957年10月的“肃反审干”运动中就已经作出明确结论，认为“曹荻秋同志在被捕期间政治上是坚定的”。国民党当年留下的关于曹荻秋从被捕、审讯到判刑的档案中，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曹荻秋五年刑期届满时“未肯将过去错误坦白承认，虽经晓谕，未有表示”。正因为如此，曹荻秋又被国民党押至苏州的江苏反省院关押。抗日战争暴发后，曹荻秋组织在押的政治犯开展绝食斗争，并作为大家推举的三位代表之一要求国民党无条件释放在押的政治犯。经过与敌交涉，以及周恩来总理的营救，在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的大背景下，曹荻秋与难友在1937年8月下旬全部被释放。

为了蓄意陷害曹荻秋为“叛徒”，张春桥、王洪文、马天水之流根本不顾历史事实，指挥“曹荻秋专案组”跑遍全国，甚至采取诱供、逼供、制造假材料等手段，不遗余力地调查取证。与我父亲一样，曹荻秋在关押期间也遭到了“车轮战”、“蘑菇战”式的审讯。但是，他坚决抗争到底，决不接受叛徒的罪名。一次审讯中，他拍着桌子对专案组人员说：“我是共产党员，谁也不能污蔑我！”

几年下来，他们在曹荻秋伯伯身上并没有找到想要的任何“罪证”。在1972年7月26日王洪文主持的市委常委会上，“曹荻秋专案组”提出了“根据外调材料，曹定叛徒证据不足，定不上叛徒”的意见。王洪文、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王少庸、黄涛等立即训斥专案组“严重右倾”，说什么“曹荻秋定不上叛徒，还有谁能定叛徒”、“曹荻秋的问题否定了，我们就被否定了，张春桥不是要下台了吗”……

1973年2月，“四人帮”及其党羽被迫决定解除对曹荻秋的所谓监护，5月把他送到奉贤的市直机关“五七”干校监督劳动。9月，他们炮制的《关于叛徒、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罪行的审查报告》上报中央。曹荻秋再次严正表明态度：“按照政策，我定不上叛徒，如果市里定了，我要向中央申诉。”他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写信，申诉冤情，但不仅这些信都遭到无理扣押，他本人还背上了“翻案”的罪名，继续受到迫害。后来中央没批这个报告，此事不了了之。1975年秋，“四人帮”及其党羽再次正式向中央提交关于曹荻秋的定案问题的报告，狡诈地说什么“是否要定为叛徒？党的组织生活是否予以恢复？我们还吃不准”，“请中央来决定”。马天水、王少庸暗地里对赴京汇报的“专案办”人员讲：“中组部若问上海的意见，就说市委倾向定上。”

1976年3月29日，身心交瘁的曹荻秋伯伯突发心脏病，因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含恨辞世，未能熬到“四害”被一举铲除的历史时刻。曹伯伯含冤去世后，我父亲内心里常为此感到十分难过。父亲感到曹伯伯在“文革”经受的苦难，有很大一部分是代他受过的。值得欣慰的是，1978年4月，中央批复上海市委的专题报告，为曹荻秋同志彻底平反昭雪。

如果仅以是否被捕过、被捕次数多少来圈定一个人是不是叛徒，魏文伯是最能引起“四人帮”的兴趣，因为他曾四次进过国民党的监狱。

魏文伯是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在狱中上过敌人的老虎凳，灌过辣椒水，还在东北军中当过“地下党”。解放初，他任华东局秘书长兼上海市委秘书长，后调北京任司法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等职。从1955年起，魏文伯调回上海，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后又相继担任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组长。因他领导有方，到1958年，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全国有15县(市)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记者的实地采访报道后，激动得夜不能寐，气势磅礴地写下了《送瘟神》的著名诗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1961年，魏文伯重回华东局工作，任华东局候补书记、秘书长、书记。

“文革”开始后，华东地区尤其上海地区日趋混乱。魏文伯挺身而出，于1966年八九月间连续三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紧急电报，呼吁立即停止红卫兵大串连，控制各地的混乱局面，保证工农业的正常生产……可是，魏文伯的直言相谏不仅没有引起中央重视，反而因此接到了北京的通知，要他就“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作检查。“安亭事件”后，魏文伯面对更加猖狂的黑风浊浪，多次在机关某些会议上忧愤地说：“‘文革’是乱搞，不乱到家不算完。才吃了两年饱饭，再挨饿就知道错了。”“‘文革’这样搞法，总有一天要被清算的。看将来还有没有文章，如果就这样完了，没有另外文章了，是不能服人的，将来一定要算账。”“我书记不干，也要提意见。”“中央文革一些人不懂生产、不管生产，都是些秀才，没有实际工作经验。”

上海“一月风暴”后，魏文伯落入造反派手中，多次遭到揪斗，同时被解除一切职务。不久，他与我父亲等一起被监禁在康平路71号。“魏文伯专案组”成立后，张春桥对专案组长说：“魏文伯是叛徒，要抓紧清查。”

“魏文伯专案组”为了逼迫魏文伯承认自己是“叛徒”，经常两三天连续审问他，不许他睡觉，也不让他吃饱饭。1968年10月，魏文伯作了一首小诗《遣怀》抒发心声：“饥饿思饭好，疲劳知床亲。岁寒识松柏，贫困见人心。”

专案组人员反反复复地要魏文伯交待几次被捕及“叛变”的情况。可魏文伯先后写了几百遍，都是同样的内容。专案组人员为了达到目的，甚至还丧心病狂地采取非人道的审讯手段。他们明知道魏文伯心脏不好，却故意用橡皮胶带把魏文伯的嘴巴、鼻子封住，只留一点点透气的小孔。1968年3月，专案组人员为了逼他承认1930年第二次被捕时出卖过同志，连续两天两夜批斗和审讯。到第三天晚上，魏文伯病倒了，头昏，发冷，四肢发抖，可专案人员仍不放过他，叫医生在旁边观察，继续审讯。后因魏文伯被折磨得出现抽痉现象，医生说有脑溢血的危险，才被送到医院急救。1969年12月，专案组在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所谓“对敌斗争经验”的启发下，又对魏文伯发起了一个11个半天和一个晚上的连续审讯攻势，直到折磨得他精神恍惚，神志不清。

无论专案组使出什么样的手段，魏文伯始终拒不认罪。1968年11月，他以一首《自励》激励自己：“幽居久病唤如何？人到白头阅历多。年老心红犹未晚，随时努力莫蹉跎。”他坚信自己的问题一定会有解决，几个跳梁小丑横行霸道的时代终将结束。“花落花开自有期，上台终有下台时。长途跋涉防迷路，一举一言仔细思。”

1973年3月29日，魏文伯与曹荻秋同时获释回家，但仍无行动自由。魏文伯以诗记述了他当时的心情：“大厦忽倾垂，双燕声叫危。望到清明日，重见燕飞回。”这位老人就是这样永不放弃希望，当专案组在最后上报中央的结论中认定他“在北平四次被捕，其中三次叛变，后来又公开发表反共文章，罪行极其严重。……戴上叛徒帽子，永远开除出党”。魏文伯表示强烈抗议，先后三次给市委写信，并请送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对强加的叛徒罪名予以坚决驳斥。张春桥对此大为恼火，恶狠狠地批示：“专案组可以再同他谈一次，驳回他的翻案，他的信可以存专案组，不必干扰中央。”

魏文伯是压不垮的。他以居所前一棵巍然挺立的高大雪松自喻，自号“老松”，以示自己不屈不挠反抗“四人帮”的决心。

杨西光也被张春桥一伙扣上了“叛徒”的大帽子。他1933年在上海大公职业学校求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春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时，暴露了身份，被校方开除，之后在南京、芜湖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到北京大学学习，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并于193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以后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杨西光在东北军中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在抗日大后方重庆从事过团结抗日的宣传活动。解放前后，他历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福建日报总编辑，福建省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福建省委委员等职。杨西光于1954年9月调回上海，之后的十年间历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解放日报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等职。“文革”初期，杨西光在市委分管教育工作，又兼任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所以，当“红卫兵运动”蔓延到上海时，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市委领导里最先受到批斗冲击的对象，多次惨遭他所呕心沥血培育的学子们的殴打。

“一月风暴”后，造反派抓住杨西光在1934年被职业学校开除一事，处心积虑锻造冤案。张春桥别有用心地散布谣言，说那个学校的校长是国民党的什么委员，发现了共产党决不会轻轻放过。就凭张春桥的胡说八道，上海市专案办就立了案，对杨西光“隔离审查”。正如王少庸1978年在《我的认罪书》中供认的：“对杨西光同志的历史立案审查，更无根据。”杨西光被非法监禁、迫害长达七年之久，身心上受到严重摧残。但是，尽管如此，他始终坚持原则，不说假话，保护同志。直到1974年2月23日，杨西光才获得“解放”。

宋季文和李干成两位原上海市领导，是我父亲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战友、老部下。“文革”中，他们拒绝与“四人帮”同流合污，与我母亲一起关押在上海少年犯管教所，同样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上海少年犯管教所位于浦西曹河泾，这里先后关押了两百多名上海的重要干部和知名人士。1967年底，张春桥、王少庸、王承龙等要上海有关部门找一个秘密关押受隔离审查的领导干部的地方，要求“安全”、“近郊”、“与居民隔绝”、“既不象监狱，又要达到的目的”。他们后来就选中了这里。

宋季文曾与我父亲共同战斗与工作了数十年。抗日战争期间，宋季文在苏中根据地协助我父亲开展后勤保障工作，曾任苏中四分区税务局局长、新四军第一师供给部部长、苏中三分区财政经济处处长、苏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和生产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在解放战争期间历任苏中根据地财政处处长、苏北军区供给部部长、苏北兵团供给部部长、华东野战军第十兵团后勤部部长等职。建国后，宋季文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委副主任、财办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56年后任上海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兼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

在上海工作期间，宋季文一直看不贯张春桥那付阴阳怪气的嘴脸，两人“文革”前还因工作上的事争论过几次。对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中背着上海市委大搞“两面派”的卑劣行径，宋季文气愤难当，批评张春桥的言辞最激烈。“安亭事件”发生后，在那次被江青反革命集团诬为“炮打中央文革”、“围剿张春桥的反革命事件”的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上，宋季文质问张春桥：“现要工厂里许多人纷纷责问市委，张春桥、韩哲一、曹荻秋为什么要签字？这样做是否符合中央指示精神？是否符合主席思想？是否符合十六条？问题提得很尖锐。群众要求开万人大会，声讨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要采取革命行动，捣毁造反司令部，说要找张春桥辩论……”张春桥后来还到我父亲那里去告宋季文的“黑状”，我父亲未予理睬。

“文革”一开始，宋季文料到张春桥会借机报复自己，思想上已有所准备。他年轻时就喜爱诗词，不同时期写下了不少作品。“鉴于历史上的文字祸，恐招是非，遂一火焚光。”在劫难逃的宋季文竟被张春桥一伙人关押了5年之久，受到了各种非人的折磨。为纪念关押地曹溪路少教所，他将自己的诗集取名为《梦溪诗词集》，记叙他在“隔离”期间的遭遇。

按规定，宋季文晚上9时才能睡觉，有一天他体力不支，晚上8时就坐在床上闭目休息，被造反派瞧见，就打开房门质问他为什么提前睡觉。宋季文反问造反派：“坐着怎么能算睡觉？”与他们大吵了一场。还有的造反派以趁宋季文出去放风之机，偷拿他的香烟，偷窃行为持续长达一年之久。宋季文被迫向上反映此事，也招到报复，此后不给他看病，不让他吃饱饭。他便写下了一首《病中有感》：

有病无医病自多，

寒冬苦冷可如何？

耳鸣不是阳春曲，

腹叫犹如下俚歌。

黑犬隔墙空吠影，

黄牛浮水自过河。

过春节不让理发，也是“四人帮”死党折磨、污辱受关押老干部的一种刑罚。宋季文的记述是：

已去春光何处觅，

终日无言，独自窗前立。

忽觉今宵是除夕，

长须长发惊如雪。

还有一次，宋季文因久居牢房，渴望重见天日，思念亲人，偶然长叹两声，被造反派听到了。造反派打开房门，同宋季文大吵一场。宋季文气愤之极，填了一首词《鹧鸪天?无题》，描述了自己的境况：

紧闭牢门又一春，

铁窗风味总关情。

无端小子来寻衅，

不许长叹一两声。

颠狂甚，

无亲人。

只能夜夜伴孤灯，

卧床空听潇潇雨，

欲取门锤斗鼠群。

宋季文先是被监禁在少教所里，后来又被赶到奉贤“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受难期间，宋季文始终同丑恶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老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一腔报国之志。如他所言：“心中自有千重恨，头上徒增两鬓霜。烈士暮年情尚烈，老骥伏枥愿途长。”

粉碎“四人帮”后的1982年，宋季文任国家轻工业部部长、国家经委顾问，跟朱鎔基在一起工作。他们相处共事，关系甚好。1996年，宋季文因病去世。朱鎔基专门写了这样一段话纪念他：“忠贞不渝，刚直不阿，清正廉明，诲我良多。”

李干成也是一位铁骨铮铮、令人敬佩的上海老一辈革命家。1929年，李干成在上海建设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转为共产党员，并于当年冬季辍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担任上海闸北区团委宣传部长。从1930年开始，李干成先后担任中共宿迁县委、邳县委书记，共青团徐海蚌特委、吴淞区委、沪西区委书记等职。1931年，李干成在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期间，到上海开会，因叛徒出卖，全部参会者被国民党反动派一网打尽。李干成后被判刑六年，关押在苏州陆军监狱。“八一三”淞沪抗战暴发后，苏州面临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危险。国民党陆军监狱将在押的政治犯全部无条件释放。李干成出狱后，回到家乡江苏涟水，成立抗日同盟会和地方抗日武装，历任抗日同盟会理事长、抗日义勇队队长、八路军南进支队第八团政治部主任。1940年苏北淮海抗日根据地建立后，他又相继担任淮海行政公署民政处长兼粮食处长，中共泗沭县委、宿迁县委书记，淮海地委组织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李干成先后担任淮海区第二中心县委书记、华中支前司令部副政委等职。1953年，担任苏南区常州地委副书记、代理书记的李干成调到上海，先后担任市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交通工作部部长，基建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1962年，他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在我父亲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数十年。

“文革”初期，张春桥一伙考虑“三结合”问题，曾经想拉拢李干成与马天水、王少庸一道上他们的贼船，条件是必须揭发陈丕显和曹荻秋“三反言行”。李干成严辞拒绝，随即被打倒，长期关押在少教所。专案组人员抓住李干成1931年被捕问题大做文章，对他进行疯狂批斗和审讯，逼其承认是“叛徒”。李干成的这段历史问题，1941年在华东整风运动中已作出明确结论，并恢复了他的党籍。而审讯人员仍不放过他，采取了“车轮战”、“蘑菇战”。倔犟的李干成毫不屈服，直到被折磨得中风倒下，神智不清达20多天，报了病危。李干成在少教所关押期间，还患上了肺结核，不得不入院治疗。直到1974年，李干成才得以重见天日。

说起深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上海老一辈，我还要介绍一下我父亲的老朋友，原海军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悲惨遭遇。

陶勇叔叔是我军历史上一员功勋卓著的战将，许多著名的战役都留下了他的英名，如黄桥决战、苏中七战七捷、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淞沪战役以及解放后的抗美援朝战争等。他与我父亲在抗战初期就认识了，当时我父亲在苏中区党委，他在第四分区，两个人在工作中有很多接触，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结下了生死之交。

陶勇叔叔性格刚烈，宁折不弯，是一个典型的军人。在1965年海军党委会议上，当林彪一伙开始暴露分裂海军党委、篡夺海军领导权的阴谋诡计时，陶勇拍案而起，愤然离席，并向贺龙元帅报告了有关情况。在中央军委和叶帅的领导下，陶勇与林彪及其死党作了坚决的斗争。1966年7月，中央军委在北京讨论了海军的斗争问题，传达了中央的决定，指出林彪的死党是“搞地下活动，是想黄袍加身”。会议期间，陶勇应叶帅之邀到会，痛斥林彪的一伙死党说：“你们搞地下活动，伸手夺权，这是同毛泽东思想根本不相容的，也是党的纪律绝不允许的。这样搞下去，哪里还有什么党的利益、党的原则？哪里还有党的团结、党的统一？”林彪死党的夺权阴谋破产了，迫使林彪不得不走到前台，公开干预，亲手扶植其死党上台。

1966年底，叶帅打电话给我父亲，要父亲转告陶勇“海军的风要变”，提醒陶勇警惕。陶勇当时还患有严重的胃病。许世友专程到上海看他时，对他说：“海军的事你不要管了，到南京去养病吧。”可陶勇仍然坚持说：“我要在这里顶着。”“一月风暴”袭来时，上海陷入空前的混乱。1月21日，陶勇对家人说：“戴高帽子游街有什么了不起，它和党的事业相比算不了什么。近来有很多事情我也不太理解，可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有了这两点，就什么也不怕了。”可就在当天下午却发生了“陶勇自杀事件”，陶勇被发现死在东海舰队司令部一口深不没顶、宽不及米的浇花井里，头上还有着明显的硬伤和瘀血。陶勇遇害不到四个小时，林彪一伙就盗用海军党委的名义作出了陶勇是“叛徒”的结论。他们指使暴徒破坏出事现场，把陶勇的遗体拖在地上，倒上墨汁，戴上高帽，在脸上打上×。他们还准备抬尸游街，因引起了人民群众和部队指战员的强烈愤慨，才不得不作罢。几天后，陶勇的尸体被恶毒地以“亲属不看，骨灰不要”的方式处理了。

陶勇遇害的当晚，一伙暴徒闯进陶家，向朱岚阿姨及孩子们宣布了“陶勇自绝于党，今天下午已经自杀”的消息，并看管他们不准离开家。朱岚阿姨愤怒地对看守呼喊：“陶勇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打了一辈子仗，他绝不会自杀!”“你们害死了陶勇，你们要交出杀人凶手!”……连续三天，陶家被造反派反复查抄洗劫。1月24日晚，家中又来了一卡车暴徒。此时，朱岚阿姨已三天水米未进，神志恍惚。暴徒们要她跪下，她轻蔑地摆了摆头，说道：“我没有罪，为什么要跪下？!有罪的是你们——杀人的刽子手!”话音未落，朱岚阿姨就被几个人强行摁倒在茶几上。一个家伙吼道：“你是叛徒的老婆!”朱岚阿姨针锋相对地回答：“我是共产党员!”那个家伙威胁朱岚阿姨喊“打倒陶勇”，她就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站在一旁的孩子们也跟着妈妈呼喊“共产党万岁”。暴徒们恼羞成怒，立即对朱岚阿姨一顿拳打脚踢，致使她昏死过去，从茶几上摔下来。可没等朱岚阿姨完全苏醒过来，暴徒们又把她拖上茶几，继续殴打、审讯……

朱岚阿姨对女儿说过：“我等着党和人民为你爸爸申冤的一天，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要斗下去!”她到处为夫申冤，同时经受着一次比一次更为残酷的迫害。1967年8月的一天，朱岚阿姨突然被秘密关押起来，罪名是“日本特务”。审讯人员还要她交待陶勇的所谓罪行，以及陶勇与周总理、叶帅的关系。朱岚阿姨严词拒绝，坚贞不屈，受到轮番围斗和拷打。棍棒、竹板打断了好几根，被打断了肋骨，遍体鳞伤，没过多久便被折磨致死。

张春桥获知朱岚已死后，恶狠狠地对东海舰队的死党说：“人死了，灭了口，线断了。”尽管如此，林彪、“四人帮”一伙仍借陶勇之死，策划了一个以死人整活人的阴谋，先后整理了三十多个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的黑材料，几百人因此受到株连蒙冤。

我父亲直到结束了八年囚禁生活后，才得知老战友陶勇夫妇去世的消息，顿时心痛如绞。他坚定地认为，陶勇决不是自杀，他与在“文革”中无数被害的同志一样，死于一小撮阴谋家之手，而林彪、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就是罪魁祸首！

“文化大革命”尤其是上海的“一月风暴”，把我父亲、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李干成、宋季文、陶勇等老一辈抛到了风口浪尖。这既是他们最凄惨、最悲壮的人生时刻，也是他们最英勇、最辉煌的人生时刻。在黑风浊浪中，他们同仇敌忾，同舟共济，谱写了一曲令人回肠荡气的抗争之歌。

24.令人发指的残害
张春桥在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权后，多次叫嚣“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为了实现“改朝换代”的野心，张春桥一伙在迅速扩充其帮派势力的同时，疯狂残害上海各级领导干部。在“文革”前800多名部局级以上干部中，受到严重迫害的干部约占四分之三。其中，一批久经考验的党的优秀干部被极其残暴地夺去了生命。我所熟悉的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党委书记兼院长赵明新和原中共上海市委员、市委教育卫生部长常溪萍，就是被迫害致死的两位高级领导干部。
赵明新193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天津市团市委宣传部长、青工部长。1932年，他在天津被捕，一直到1936年10月才获释。1935年，赵明新由狱中党组织批准转为中共党员。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鲁北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中共胶东区党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等职。从1949年起，他开始长期在我父亲手下工作，担任中共苏南区党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苏南区党委第二副书记。1952年底，他调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人事局局长。1955年，他调吉林任一汽党委书记。1965年9月又调回上海，任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党委书记兼院长。赵新明平易近人，又长期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对党员干部十分关心，深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爱戴。
1966年8月，康生、江青阴谋挑起了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赵明新是遭诬陷的六十一人之一，也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这六十一个人，都是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入党、入团的老干部，其中“文革”前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有22人，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这些人大多在30年代初因河北省委遭到破坏而被捕的，长期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里。在狱中，他们秘密建立了党支部，并同外面党的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与敌人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坚决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到1936年，虽然有的人刑期早满，但因拒绝在“反共启事”上按手印，仍然在狱中坚持斗争。1936年春，刘少奇领导下的中央北方局为了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做出组织决定，并报党中央批准，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当时在北方局工作的柯庆施通过关系将这一决定通知了狱中党支部。于是，从1936年8月到1937年3月，先后有52位同志按照中央的指示，分批履行手续走出了反省院，另有9位同志也以其他不同方式获释。这批同志出来后，党组织立即为他们分配了工作。到解放前，其中的10位同志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幸存下来同志逐步成长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文革”刚开始时，一些红卫兵组织借题发挥，揪斗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中央为此发出两封电报，说明刘、赵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要红卫兵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而老奸巨滑的康生对这件事本来心知肚明，他曾在1948年对中央土改工作团的同志讲起这批党员出狱的经过，但为了打倒刘少奇及这批老干部，故意把水搅浑，于1966年8月重新提出这件事，并让专案组立案审查，得到江青一伙的积极呼应。
从1966年11月下旬起，南下的南开大学、吉林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和长春一汽的造反派先后找到赵明新，纠缠他调查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问题。赵明新解释了自己的获释经过，并请示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魏文伯明确答复：“此事中央知道，这是组织决定。”
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后，中科院华东分院各造反派组织开始夺权，疯狂批斗迫害领导干部，赵明新首当其冲。赵明新身患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被揪斗得住进了医院。1967年1月14日，一个叫“革命造反团”的造反派组织不顾医院的意见，非要将赵新明揪回长春批斗，强迫医生开具出院证明。医生特地在出院证明上注明需继续治疗，并开了三个星期用量的药品、针剂。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是须臾离不开药物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造反派不仅断绝了赵新明的治疗，连医生给的这些救命药物也扔了。他们把赵新明关押在中科院华东分院七号楼的“革命造反兵团”总部。1月16日，造反派在衡山电影院召开“砸烂华东分院党委，打倒大叛徒赵明新大会”，赵明新被批斗、折磨长达8个小时。他多次向造反派坚定地表示：自己“历史问题从来不认为是问题”，“在监狱中从未承认是团员、党员”，“办出狱手续是服从组织决定，中央批准的，完全可以搞清楚”。18日中午，家人前来探望，赵明新说自己的病情又恶化了。似乎造反派们也知道这么虐待一个重病号是会激起民愤的，当晚，把他秘密转移到生理研究所办公楼旁的一间不见阳光的废弃工场里，并禁止家属探望。19日，造反派又审问了赵明新一通，要他交代与陈丕显、魏文伯这条“黑线”的往来关系。得知造反派要将自己押往严寒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批斗，赵明新当天还亲笔给夫人罗军写了一张纸条，嘱她买棉衣、皮靴等必需品。但是，当罗夫人20日中午准备来送这些东西时，却接到通知，要她去中山医院。罗夫人急急忙忙赶到医院时，赵明新已经停止了呼吸。
关于赵新明的死因，上海市公安局治安处的技术鉴定是“系高处坠落颅脑损伤，引起死亡”。20日上午11时，生理研究所有人发现赵新明仰面躺在生理所办公楼的外面，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他究竟是如何“坠落”的，当时并没有认真追查。赵明新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在“一月风暴”中被迫害致死了。
“文革”发端于文化、教育口，身任市委教育卫生部长的常溪萍理所当然地成为江青、张春桥一伙轰开上海市委“堡垒”的突破口，除此之外，常溪萍与聂元梓的一段宿怨也是他在劫难逃的原因。
常溪萍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政治部宣传干事、黄县县委组织部长、中共胶东区委秘书长。解放后，常溪萍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1954年6月调华东师范大学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1964年11月，中央要求全国各地抽调200多名干部到北京大学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上海从各高校抽调了40名干部，由时任市教育卫生部副部长兼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常溪萍带队前往，并担任北京大学社教队党委副书记兼西语系工作组组长。在如何看待北大的“阶级斗争”总的形势、如何对待北大党委特别是党委书记陆平的问题上，常溪萍与时任社教队党委书记的中宣部副部长Ｚ某产生重大分歧。Ｚ某听信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的介绍及建议，认为“北大党组织严重不纯，坏人混入了党内”，片面夸大了北大问题的严重性，工作队进驻后不久就夺了校党委的权，仅仅根据揭发材料就揪斗了50多个校、系干部，而且不问实际情况，规定各系一律在十天内形成批斗高潮。校党委书记陆平被视为“坏人”，挨了打。而常溪萍对这种明显脱离实际的“左”的作法有不同的意见。1965年1月中央制定下发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常溪萍在学习《二十三条》过程中，认为这些规定确实打中了北大社教工作队存在问题的要害，建议工作队认真学习《二十三条》。而工作队的Ｚ某竟在常溪萍写的一份报告上批了一个大大的“右”字。
常溪萍回上海过春节期间，向上海市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张春桥和候补书记杨西光汇报了北大社教的有关情况及自己的意见。张春桥和杨西光听了后，都表示同意常溪萍的看法，并认为有意见可以在工作队里提，也可以向中央反映。
3月3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北大的社教问题时，对北大工作队的这一作法提出了批评。常溪萍听了这次会议精神的传达后，对照北大社教运动的实际情况，又向Ｚ某提了意见。但Ｚ某不但不接受，还把常溪萍调离了西语系。3月4日和11日，常溪萍先后两次写信给张春桥和杨西光，信中说：“在总结工作中，我提了意见，基本上都遭到拒绝，我没有再说什么，以免形成顶牛。不知可否，请速示。”张春桥首先圈阅了这封信，还批给市委其他书记阅。这件事还在一次书记办公会上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常溪萍向中央反映问题。
3月17日，常溪萍遵照市委的指示，向中央负责同志写了信。随后，中央办公厅约他谈了话。4月初，中央调整了北大工作队的领导成员。在新的三结合“社教运动核心小组”领导下，常溪萍等对过去揭发的材料进行认真负责的调查核实，推倒了那些不实之词。6月底，工作队放假，常溪萍回到上海，经上海市委决定并报中央同意，他不再回北大社教工作队工作，提任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本来，常溪萍在北大参加“社教运动”的一段再正常不过的工作经历，在“文革”初期却成了他横遭诬陷攻击以至受迫害致死的源头。
1966年5月25日，由聂元梓等七人署名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横空出世。这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是康生通过她的老婆曹轶欧怂恿、组织聂元梓等人撰写的。6月26日，曹轶欧把北京大学13人写的一张题为《常溪萍在北京大学反革命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及有关材料，别有用心地寄给在上海的张春桥。大字报中“揭发”常溪萍是北京大学社教工作团“内部跳出来的反攻倒算的急先锋”，为北大“极端严重的反革命复辟活动立下了汗马功劳”。张春桥接信后，让市委办公厅把大字报及有关材料摘要印发给市委各位书记。20多天后，聂元梓等人又炮制了一张题为《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的大字报，一式两份，想一份贴到常溪萍现在的工作单位，一份贴到华东师范大学，但没有寄出。聂元梓等人在大字报中，给常溪萍扣上了许多吓人的大帽子，如“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三家村’黑店的新伙计”等。
7月26日，“中央文革”的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一批人来到北京大学，准备当晚召开师生大会。会前，江青找聂元梓等所谓“左派积极分子”谈话，聂元梓乘机向江青告上海市委的状，说大字报一个月前就送去了，却没有动静，“中央文革”能否把这张大字报帮助转到上海贴出来。江青当即表态“可以帮助转”，还狠狠地说：“上海不贴，我去贴！”并把大字报交给了张春桥。在骄横的江青面前，老奸巨滑的张春桥虽对所谓的常溪萍问题非常清楚，但他仍点头哈腰地附和着，答应叫上海市委把大字报贴出来。而就在第二天，张春桥把两张大字报交给了来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曹荻秋，也许是碍于当初他曾认可过常溪萍的做法，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把自己也填了进去，所以当时他未对曹荻秋讲任何处理意见。
接到大字报的曹荻秋认为不应草率地把大字报贴出来，就去请示小平同志。邓小平指示：北大的社教问题，中央书记处已经作过处理，这个问题就不要再挑起了。小平说“可以不贴”，并要曹荻秋再同康生研究一下。曹荻秋在会场碰到康生，康生说：“研究研究再说。”因此，曹荻秋在给杨西光打电话时说，贴大字报一事可暂缓处理。
上海不贴大字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江青耳朵里，她火冒三丈。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的8月6日，她找来曹荻秋，要求上海把北大批判常溪萍的大字报贴出来，并疾言厉色地说：“不贴，你们市委要被动。”
而此时看清了风头的张春桥也于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这一天，给曹荻秋写了个条子，替江青帮腔，要曹荻秋回到上海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上海市委被迫将这两份大字报贴了出来，同时不得不宣布停止常溪萍的市委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的领导职务。
9月20日，聂元梓等成立所谓的“常溪萍问题揭发小组”，并又写一张长达8000字的大字报，题为《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是个叛徒，是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镇压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反革命倒算的急先锋》。11月20日，聂元梓受江青指使，以“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份来沪兴风作浪。她说：“常溪萍问题上下都有根子，上面的根子是邓小平、彭真，下面的根子是以陈丕显为首的上海市委。”在上海，揪出了常溪萍，就意味着上海市委负责人包庇了“黑帮分子”，造反派就可以此为借口“炮打”上海市委，这就把矛头指向了上海市委。
常溪萍被“揪出”后，立即陷入了被红卫兵揪斗的旋涡之中。上海许多大专院校的红卫兵造反派争抢着把他弄去批斗。挨斗时，常溪萍被戴上高帽，挂上黑牌，长时间弯腰、罚跪，经常遭拳打脚踢。有一次批斗时，常溪萍从头到脚都被贴上大字报，衣服上沾满了浆糊。1966年底，在“华东师大造反大队”等组织的所谓“红色风暴”事件中，一些造反派在校内外游斗常溪萍，居然用几根绳子套住常溪萍的脖子，从不同方向拖，哪边劲大，人就得往哪边走，还一边开心地喊着“绞死常溪萍”，一边拿竹杆赶打他。“文革”啊，居然拿人命取乐，道德沦丧！
“一月风暴”后，对常溪萍的揪斗更加频繁了，谁想拉去批斗都可以，几乎不受任何限制。有一段时间，他被从早斗到晚，深夜押回来，还要继续写“交代”材料。常溪萍的一条腿被打坏了，不得不用一根木棍撑着走路；长达数小时批斗，他实在支撑不住，要求跪下来。造反派不仅不允许，还对他拳打腿踢。一次他到厕所大便，有学生到房间没见到他，就说常溪萍逃跑了。一群造反派把他从厕所里拖出来就是一顿痛打。还有一次，一个造反派一面呵斥常溪萍，一面用小榔头狠狠地向他头部敲去，鲜血立即从他头上往下流，而他忍受着疼痛，一声不吭。学校文艺小分队演戏时，造反派假戏真做，把常溪萍拉上台扮演被打倒的“走资派”。台下一喊“打倒常溪萍”，台上就将常溪萍猛然推倒在地，几只脚踏上去，狂喊“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有时还会用枪托等砸下去。常溪萍被打得爬不起来，就被拖到后台一丢了事……
当常溪萍被造反派批斗得焦头烂额、遍体鳞伤的时候，一直躲在幕后指挥这一切的张春桥终于要落井下石了。
1968年1月15日，已当上上海“革委会”主任的张春桥，亲自来到华东师大，参加全体师生大会。他在大会上狡诈地说：“华东师大在我们上海地区是很有名的，这个有名无非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出了常溪萍。有了常溪萍这个对立面，就有红卫兵……”“你们红卫兵有打倒常溪萍的战功！”他别有用心地说：“不要认为校革委会成立了，就太平无事了！要把队伍清理好，把坏人清除出去！”华东师大造反派心领神会，自然把常溪萍当作最大的“坏人”进行清除。当时的《新师大战报》上，就赫然登载了这样一篇肉麻的文章：
“敬爱的张春桥同志，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他最坚决最坚定地支持我们新师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他，将揭发大叛徒常溪萍出卖北大社教的大字报转到了上海，燃起了我校革命造反的熊熊烈火；是他，在毛主席的身边亲自授给我们“文革会”的大印，宣判了常家王朝的死刑；又是他……”
张春桥视察华东师大半个月后，造反派变本加厉对常溪萍进行折磨。他本来就有糖尿病、慢性肝炎、胃病等病症，经此摧残，病情明显加重，但他还倔强地活着。不把常溪萍从这个星球“清除”掉，张春桥是不甘心的，1968年4月4日，他在“上海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再次公开点名攻击常溪萍，说：“我们上海有没有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我们说有的。最近几天我看到材料，华东师大不是有人起来为常溪萍翻案吗？常溪萍这样的人，我看全市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了，现在居然有人跳出来要给他翻案，说常溪萍是个好同志！”文汇报等“四人帮”控制下的报刊纷纷大放厥词，其中文汇报一篇题为《右倾翻案风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的社论中说：“最近，在一个大学里，还有人公然跳出来，为臭名昭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常溪萍鸣冤叫屈。”该报还在4月11日一篇“编者按”中说：“值得深思的是，像常溪萍这种投靠彭真的大叛徒，为什么居然还为他翻案呢？这就说明，要彻底打倒这一小撮凶恶的敌人，还要花很大的力气……谁想为他们翻案，那就和他们一起上‘西天’！”
尽管常溪萍并不知道有人为他写大字报鸣不平，但因他又被张春桥点了名，而且又被报纸宣传是“时时刻刻准备翻案复辟”的“凶恶的敌人”，等待他的命运如何便可想而知。张春桥大放厥词一个星期后的4月11日晚上，常溪萍被一批打手拉到文史楼的一间小教室里殴打，打折了三根扫把柄后，就换上木拖把再打，打得常溪萍在地上打滚，不断凄声呼唤着：“求求小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我吃不住了，我吃不住了。”凄惨的声音，使人毛骨悚然，不忍卒闻。可这个打人凶手仍然边打边骂：“打死你这条老狗！打死你这条老狗！”又朝常溪萍身上猛踢几脚。还有一个造反派，竟用一根头上带有铁钉的三尺多长木棒朝常溪萍身上打去，打得常溪萍在地上打滚惨叫，瘦瘦的脸立即肿胀起来，眼睛几乎都张不开来，嘴角上淌着血……
旧病新伤，使常溪萍奄奄一息，可造反派不给他看病吃药，也不许常溪萍理发、洗澡。关押他的那间屋子臭气熏天，连来向他了解情况的“外调”人员都受不了，只好把他带到室外问话。
5月25日，常溪萍上午还在写一篇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心得体会，下午快两点时被发现从三层楼窗口坠下。在送往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抢救时，他仍然清醒着。医生问他：“你为什么要自杀？”他很艰难地回答：“我……不是……自杀。”一个小时后，常溪萍经抢救无效，含冤离开人世。这时，距张春桥最后一次点他的名不过两个月。这是张春桥欠下的又一条人命！
25.三位大家的苦难
父亲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与上海各界许多知名人士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与他们结下了真挚的友情。我也耳濡目染，与很多名人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例如中国文坛巨匠巴金。我们家住在武康路117号时，与住在武康路113号上的巴金家仅有二三十米，我经常在路上与巴老不期而遇。其他在上海的著名艺术家，如京剧泰斗、麒派创始人周信芳，“人民音乐家”贺绿汀等，也都是我十分敬仰的大家。
“文革”中，与上海各级领导干部一样，各界知名人士也成了张春桥一伙残酷迫害的重点对象，几乎无人幸免，其中不少人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我仅以巴金、周信芳和贺绿汀三位大家的受难经历，来揭露这些知名人士在“文革”所遭受的深重劫难。
周信芳从7岁就登台演戏，艺名“麒麟童”，青少年时代便饮誉大江南北。他一生中演过近六百出戏，创作、改编了两三百出戏，成功创造了一大批经典的戏剧人物形象。他主演的《打渔杀家》、《徐策跑城》、《追韩信》、《乌龙院》、《四进士》等剧目，成为脍炙人口、流芳百世的艺术精品。从五十年代起，周信芳先后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上海京剧院院长等职务。1959年，年届64岁的周信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对周信芳的入党问题非常关心，也非常支持。同年，受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之托，主演并导演了倡导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京剧《海瑞上疏》，在上海市庆祝建国十周年之际与观众见面，引起了轰动。
周信芳及夫人裘丽琳在三十年代曾是“上海滩”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他们对当时化名为“蓝苹”的江青其人，有相当的了解。从1963年起，以“文化旗手”自居的江青到沪搞“文艺革命”，其中《智取威虎山》和《海港》是她主抓的两出样板戏。周信芳对江青从不阿谀奉承，对她到处插手“摘桃子”、窃取别人创作成果的行径也十分看不惯。在创作“样板戏”方面，周信芳给江青提了不少意见。例如，他不赞成在每出戏里都给主要演员安排很多大段唱腔。1965年，江青下令上海京剧院停下锣鼓，单打一地搞这两出“样板戏”。身为上海京剧院院长的周信芳严正提出本院编排两出现代戏的排练时间过长，“劳民伤财”，“耽误演员的青春”……睚眦必报的江青对周信芳恨之入骨，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周信芳的历史不清楚，又说自己不愿意与他这样的人坐在一起。1964年6月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经周总理亲自提议而担任了大会顾问的周信芳写了一篇文章，谈到自己早年对京剧革命作出过的一些尝试。这篇文章拿到张春桥那里，没想到他面孔一板，把文章往抽屉里一丢，阴阳怪气地说：‘你也来抢头功!’”这正好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跟着江青鞍前马后搞“文艺革命”不可告人的目的。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刊出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点了《海瑞上疏》的名。随后，张春桥窜到上海京剧院，借讨论《智取威虎山》为名，当众讨伐周信芳，说《海瑞上疏》中的雨伞是为民请命的“万民伞”。1966年2月12日，在江青、张春桥的指使下，解放日报刊登署名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把《海瑞上疏》说成是“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诬称《海瑞上疏》“尽量在骂字上做文章，因此在吴晗同志称之为‘全国一盘棋’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大进攻中，起了先锋‘卒子’的作用”。5月26日，张春桥又指使解放日报发表《<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的文章，说“《海瑞上疏》是一棵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并公开点名批判周信芳。这三篇文章把周信芳抛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风口浪尖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向周信芳压来，他被责令交待问题。6月中旬，上海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周信芳的文章，诬蔑他是“反共老手”、“京剧界的南霸天”。
8月22日，周信芳和儿子周少麟正在京剧院交待问题，一群红卫兵造反派到长乐路的周信芳家里抄家。周信芳的儿媳敏祯遭到毒打，昏死过去。造反派抓到周信芳的小孙女玫玫，把她的一头短发剪成“牛鬼头”，玫玫从此被逼疯了，后来被收进上海市精神病医院。周信芳和儿子回家后，造反派在周家开起了批判会。周信芳面对造反派的逼问，只是平静地回答：“我不是反革命，我是共产党员!”造反派随后在周家乱打乱砸，把他穿着戏装，与周恩来总理、陈毅陈老总的合影统统撕得粉碎，还用墨汁在墙上涂上“打倒周信芳”的标语……
“一月风暴”中，周信芳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游街示众”。他胸前挂着写有“反动权威周信芳”的白色大牌子，其中“周信芳”三个字上面打了三个红色的“×”。周信芳被造反派打得口鼻流血，脸上青紫一片。此后，他被关进了“牛棚”，没完没了地接受批斗、打骂。
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质问周信芳：“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周信芳回答：“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造反派说：“你演《海瑞上疏》，还不是反对毛主席？”周信芳提高了嗓门说：“你们自己硬要把嘉靖皇帝跟毛主席扯在一起，这是你们的反动，是你们对毛主席的大不敬啊!”造反派被说得恼羞成怒，对周信芳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周信芳与夫人裘丽琳数十年来患难与共，感情深厚。裘丽琳自己多次被造反派拉出去殴打，被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可是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这样对付周先生了。”她还对女儿说：“让他们打死我好了，不然他们要打死你父亲的。”有一次，裘丽琳与其他几个文艺界的女“牛鬼蛇神”被一伙造反派拖上卡车，押到西藏路的一所中学里。几个造反派把裘丽琳拖进在一间空教室里，没问她一句话，抡着木棍和铁管就是一顿乱打……还有人把裘丽琳背到背上，像甩口袋一样一次次地从头上摔出去，直到她昏死过去。临近半夜时，家人发现裘丽琳蜷伏在楼梯底下。她的头脸已经肿得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模样，鲜血从衣裤里渗出来。裘丽琳从此卧床不起。
周信芳的儿子周少麟先是关进“牛棚”，在木工车间劳动改造，后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身陷囹圄。
1968年11月14日，经张春桥亲自批准，73岁的周信芳以“三反分子”的罪名，被“隔离审查”，关进了少年犯管教所，与我母亲关在一地。在狱中，他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审问，写交代材料，但他始终不屈服。他戴着1600度深的眼镜阅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密密麻麻地写下心得体会。有一次，有个专案组人员想给他一个下马威，一上来就拍桌子，破口大骂。可周信芳不慌不忙，冷冷地问旁边的人：“他们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共产党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1969年，周信芳和周少麟先后被释放回家。而此时，裘丽琳已经病逝。家人就瞒着周信芳，说裘丽琳正在住院，不让他去探望。周信芳很快觉察到其中的变故，但并不追问，不再提起夫人，只是经常面壁而坐，痛哭饮泣。转过年，周少麟因看不惯江青一伙在报上大批夏衍及《赛金花》，私下对人讲起江青三十年代曾争演赛金花失败的不光彩历史，第二次就被拘捕，并以“防扩散”的借口判处五年徒刑，押到安徽劳改农场服刑去了。但是，这些灾难和变故并没有击倒周信芳。他对儿媳说：“我相信毛主席、周总理总有一天会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的，我要好好地活下去，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1974年秋天，上海市革委会就周信芳、巴金等上海文艺界几个头面人物的定性结论问题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参照北京“六厂二校”的经验，对他们做“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予“解放”。报告递上去，张春桥十分震怒，提笔在报告上写下了这样的批示：“对周信芳、巴金这样的人，不枪毙就是宽大了。如果他们不是反革命，那我们就是反革命了。”张春桥的这个批示在上海流传开来，也传到了周信芳的耳朵里。张春桥一伙最后给周信芳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宣布开除其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周信芳明确表示：“我不接受这个结论!”宣布结论的人怒气冲冲地离开后，周信芳仍然平静地埋头读书，时而轻声哼起《徐策跑城》中的一段唱：“湛湛青天不可欺，是非善恶人尽知。善恶到头终有恨，只是来早与来迟……”
1975年春节过后，周信芳终于盼到了儿子周少麟刑满释放，但此时他已经80岁了，因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华山医院。3月8日，心力交瘁的周信芳含冤病逝。这位“相信毛主席、周总理总有一天会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的……要好好地活下去”的艺术大师眼巴巴地等待着还他清白的一句话，但没等到。他的遗体抬出病房时，住院的病人闻讯纷纷跟在后面送行。
1978年8月，上海市委作出为周信芳平反昭雪的决定，并于16日举行了平反大会及骨灰安放仪式。同样经历了一场生死磨难的上海市文联主席巴金，声泪俱下地为老朋友致了悼词。
巴金比周信芳年轻近十岁，两人早在三十年代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时就已相识，解放后长期在上海负责文联的领导工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还曾一同远赴前线慰问志愿军，友情非同一般。
早在三四十年代，巴金就已经是蜚声海内外的文学大家了。他创作的《家》、《春》、《秋》的“激流三部曲”和《雾》、《雨》、《电》的“爱情三部曲”，成为中国几代人爱不释手的优秀文学作品。他一生笃守“说真话，做好人”的人生信条，尤其在历经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梦魇般的悲惨岁月后，他更加强烈地呼吁人们讲真话，一如既往地感动人民。巴金晚年的一个梦想，是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希望人们以史为鉴，永远不让如此惨烈的人间悲剧重演。
巴金说过，他在八年抗战期间“身经百炸”，没有给炸死是侥幸；在十年“文革”中“身经百斗”，没有“含恨而死”也是幸运。他曾回忆说：“那十年中间每个人都有写不完的惨痛的经历，说惨痛太寻常了，那真是有中国特色的酷刑：上刀山，下油锅以及种种非人类能忍受的‘触皮肉’和‘触灵魂’的侮辱和折磨，因为受不了它们，多少人死去。”
“文革”一开始，全国的知名作家大部分靠边，巴金也在其中，他预感到自己在这场来势汹汹的“大革命”中在劫难逃。1966年8月，他刚在机场送别亚非各国的作家，就被当作专政对象关进了“牛棚”，由人变成了“牛”。他先是被编在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一个创作组里学习，组长是一个工人作家。同在作协分会的叶以群8月2日跳楼自杀了，巴金不知老友已死，在批斗他的大会上被迫跟着人们喊“打倒叶以群”，什么也不敢想。同在作协公会的孔罗荪被揪出来了，造反派要巴金写揭发他的材料，巴金不会编造，只写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造反派不满意，于是揭发批判巴金的大字报越来越多。造反派到处散发巴金的“言行录”，张贴打倒巴金的大标语，在马路边竖起对巴金的大批判专栏。被人民日报、文汇报等点名批判后，巴金又陷入抄家和揪斗的风暴之中。
有一次，巴金正在作家协会的厨房里劳动，一个上中学的红卫兵突然闯了进来，用鞭子抽打巴金，要巴金带他去自己家里接受抄家。这个红卫兵不知道巴金是干什么的，只听说他是“坏人”。巴金被打得只能拼命奔逃，非常狼狈。幸亏本单位的造反派出现了，拉着巴金到大厅去给外地来串连的学生“自报罪行”，那个拿鞭子的中学生只好另找别的“坏人”了。
那几个月里，巴金白天在作协分会，一天几次地被外地来沪串连的红卫兵叫出去当众“自报罪行”；晚上在家，还要应付一批又一批翻墙入室抄家的红卫兵小将们。他每天靠服药才能睡上三四个小时，夜晚一听到捶门声就浑身发抖。
张春桥一伙篡夺了上海市的领导权后，巴金被扣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反动学术权威”等大帽子，多次在上海杂技场等电视批斗大会上接受批斗，挂大牌子，坐“喷气式飞机”，低头认罪……杀气腾腾的造反派叫嚷着要“砸烂”巴金的“狗头”，而巴金自己也不得不跟着举手高呼“打倒巴金”的口号。巴金还被揪到工厂、农村、学校游斗，后来又被宣布“隔离审查”，被赶到奉贤“五?七”干校劳动……他回忆说：“十年浩劫的头几年特别可怕，我真像一个游魂给带去见十殿阎王，过去的经历一桩桩一件件全给揭发出来，让我在油锅里接受审查、脱胎换骨。十幅阎罗殿过堂受审的图画阴风惨惨、鲜血淋淋，我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是兽是魂，是在阴司还是在地狱。” “在‘十年动乱’中我不知写过多少‘思想汇报’和‘交代’，想起它们，我今天还感到羞耻。在我信神最虔诚的时期中，我学会了编造假话辱骂自己。”在反思这场人间悲剧时，巴金仍感到自己的心在出血，对那个“由人变兽”的年代不堪回首。与他同时代的老舍、赵树理、杨朔、海默等很多杰出作家没能逃过劫难，而他却顽强地活了下来。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那个时期，‘四人帮’及其余党千方百计不要我多活，我却想尽办法要让自己活下去。在这场我要活与不要我活的斗争中，没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不行的。”
对巴金打击最大的，是他夫人萧珊的悲惨去世。因为被诬为巴金派到《上海文学》的“坐探”，萧珊也进了“牛棚”，成了“牛鬼蛇神”，被罚扫马路。有上学的小孩见到她，骂她是“巴金的臭婆娘”。当时造反派让萧珊清扫武康路、湖南路一带的马路。我有好多次经过武康路、湖南路的时候，总能见到一位五六十岁的老人在弯腰扫地。她那清瘦的背影与我母亲很像，我每次见到她时，总想起我的母亲。至今，每当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心中仍然难受不已。
有一次，北京来的红卫兵深夜闯进来“抄家”，萧珊为了保护巴金，害怕他被揪走，就偷偷跑到街对面的派出所请民警干预。派出所当时只有一个民警，不敢管。恼怒的红卫兵当着民警的面，用铜头皮带抽打萧珊。她被打得左眼乌青，押回来与巴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在巴金“日子难过”的日子里，她也跟着挨斗，但她情愿多受一点精神折磨以减轻巴金的压力。她一天天憔悴下去，终于病倒了。当时巴金正在奉贤“五?七”干校接受审查。有人劝萧珊打电话找巴金回来，萧珊说：“他在写检查，不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等巴金从干校回家休假，她已经卧床不起了。巴金想给夫人好好检查一下病情，但是好不容易到了医院，医生或实习医生随便开点药就把他们打发了，连拍一张肠部的X光片都办不到。假期满后，巴金又请了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情日趋严重的夫人。但请假最多不能超过一个月，当巴金再次要求延长假期时，单位里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巴金第二天就回到干校。巴金的女儿、女婿也向那位头头求情、解释，但是他严词拒绝，还说巴金“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巴金只好第二天回干校了。
萧珊后来靠一位亲戚的帮忙两次“开后门”，才拍了片子，查出患的是肠癌，且早已经扩散了。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但她只活了三个星期。值得欣慰的是，那个“工宣队”头头“开恩”，在萧珊入院前一天，允许巴金回了家，让他有机会陪伴夫人度过最后一段生命时光。萧珊去世后，巴金一面拍着紧裹着她遗体的人形白布包，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
“世纪老人”巴金一直到2005年10月去世时，都始终把夫人的骨灰放在自己的卧室里，仿佛两人从未分离过。孩子们遵照父亲的遗愿，把二老的骨灰合在一起，撒向东海。
贺绿汀是从“文革”这场劫难中顽强地幸存下来的又一位上海杰出的“世纪老人”。巴金主张“讲真话”，贺绿汀提倡“干实事”。巴金享年101岁，贺绿汀1999年4月去世时也已经是96岁高龄。
贺绿汀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湖南农民运动、广州起义和海陆丰暴动，二十年代末坐过两年国民党的大牢，“七七事变”后相继在大后方、苏北根据地和延安从事革命工作。他的成名作钢琴曲《牧童短笛》开创了西洋音乐“中国民族化”的先河，他创作的《游击队歌》唱遍抗日战争的大江南北。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音乐人才。
贺绿汀与“四人帮”一伙的交锋，早在1963年就开始了。江青来上海蓄谋建立“文艺革命试验基地”，十足音盲的姚文元5月在文汇报上发表一篇批判19世纪法国作曲家德西的文章，散布“防修反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谬论。敢于坚持真理的贺绿汀对这位随心所欲地乱打棍子的年轻“批评家”很看不惯，虽然知道这篇文章大有来头，仍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的文章，严正而善意地要求“批评家”不要强不知为知，并指出了姚文元文章中的十多处错误。贺绿汀说：“如果自己对某个问题不是很熟悉的话，最好也要谨慎小心，多下点功夫，实事求是，不能‘好读书不求甚解’，更不能‘望文生义’。”此文一出，一片哗然。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说“这个音乐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自己跳出来了，要抓住他狠狠地批”。江青一伙以“学术研讨”为幌子，以文汇报、光明日报和《人民音乐》杂志为阵地，对贺绿汀展开了长达半年多的围攻。
1966年“文革”大幕拉开后，江青一伙控制下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借用上海音乐学院师生的名义，仿效聂元梓等人炮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腔调，于6月8日开始“炮轰”贺绿汀，说“贺绿汀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两天后，贺绿汀与其他几位上海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在文化广场上召开的万人大会被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贺绿汀随即成为红卫兵造反派们争相揪斗的“革命对象”。他的家遭到了“毁灭性抄家”。家中所有生活用品、上万册藏书、数十年的工作手稿等全部被洗劫一空。连贺绿汀从国外给女儿带回来的一个洋娃娃，竟也被捅上几刀，开膛破肚。“打倒”的标语，从床头一直贴到大门口。
有一段时期，贺绿汀和同是老共产党员的夫人姜瑞芝不堪造反派的搔扰和纠缠，每天一大早就乘公交车躲进西郊公园，直到天黑才敢回家。可是有一天晚上，夫妇二人还是被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造反派抓到了学校。造反派用皮带打得两位老人鼻青眼肿，还逼迫他们跪在教室里，给他们剃了阴阳头。批斗快结束时，这些造反派用浓浓的墨汁泼在他们身上，高声叫着：“瞧!这对黑帮!”
贺绿汀一度被关押到音乐学院的一间小屋里，失去人身自由。姜瑞芝与两个女儿躲在家里，晚上不敢开灯。岁末寒冬的季节，家中被抄得只剩下有一条破棉絮，母女三人只好紧抱在一起，互相取暖御寒。很快，姜瑞芝也失去了自由，与丈夫一起被游斗、隔离。
贺绿汀被囚禁音乐学院期间，他仔细阅读批判他的文章，逐一剖析，后来写成反驳不实之词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在大批判栏里。贺绿汀这一勇敢的举动激怒了丑恶势力，也遭来了更猛烈的批斗浪潮。张春桥一伙成立了“打贺指挥部”，对贺绿汀批斗的范围也从音乐学院扩大到全市。
1968年3月13日，上海召开了一次批斗贺绿汀的全市电视大会。面对电视直播的摄像机镜头，贺绿汀坚决地说：“我是不会屈服的。”造反派教训他：“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贺绿汀回答：“我死之前有两个要求：第一，完成我的七首管弦乐小品；第二，我要澄清事实，把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罪名都驳斥掉!”电视直播被迫中断。两周后，贺绿汀被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戴上手铐，关进漕河泾的少教所。
一些富有正义感的人民群众对“四人帮”一伙的罪恶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对贺绿汀的遭遇十分同情。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十分恐惧，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所谓的“贺绿汀翻案集团”，并成立了专案组，以此加强对贺绿汀及其亲人的迫害。他们把贺绿汀的次女贺晓秋、三女贺元元以及贺元元的男友叶华利软禁在学校里审问，派专人监视。贺晓秋曾独自跑北京找有关部门为父亲申冤，失望而归。学院革委会据此诬陷贺晓秋是“反动学生”，逼她交代是否帮贺绿汀递送“翻案书”以及发表过“攻击江青”的言论。我当时也被打成“反动学生”，造反派以“攻击中央文革”的罪名把我关进了交通大学的牛棚。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还就贺晓秋的问题专门向上海市委写了一份报告，诬陷说贺绿汀及其亲人等在组织“翻案集团”。徐景贤4月3日在这份报告上批示：“此案十分重要，是一个十足的翻案阴谋，请上音革委会查清后，好好开一次电视斗争会，同时在报上揭露，工作要做得扎实一些。”
徐景贤的恶毒批示很快制造了一幕幕新的人间惨剧。姜瑞芝被诬陷为“翻案集团”的“罪魁祸首”，后来又被定性为“叛徒”，关进了少教所。三个女儿都被定为“翻案集团黑干将”，受到“隔离审查”……专案组人员4月4日拿到徐景贤的批示后，加紧了对贺晓秋的审讯，并拿出批示内容恐吓她。4月7日，贺晓秋趁看守她的红卫兵不注意，逃回家中，开煤气自杀，刚刚大学毕业就走上了绝路。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假案，竟先后波及株连了多个地区的30多人，除逼死1人外，还逼疯1人，致残4人，隔离批斗20多人!
4月25日，在张春桥的幕后操纵下，紧锣密鼓准备的批斗“贺绿汀翻案集团”电视大会在上海杂技场举行。在会上，倔犟的贺绿汀针锋相对地当众揭露“四人帮”及其死党的无耻造谣，迫使张春桥不得不中途叫停电视直播。会后，贺绿汀被毒打一顿，戴上手铐坐牢。
贺绿汀在狱中多次受到严刑拷打，受尽了凌辱和折磨，但他坚强地捍卫自己的原则。他每被提审一次，就会写一份材料为自己辩白。一次，他对提审人员说：“你们把我关在屋子里打，我没有办法。但要开大会和群众见面，我就不客气了。你们敢把我写的几十万字的材料公布于众吗!”看管人员打他，他就大声喊：“×××打人喽!”关在同一幢楼里的著名演员张瑞芳，就是通过这个喊声，知道那边关的是贺绿汀，而且他还没有屈服。
张春桥曾说过：“贺绿汀不是反革命杀我的头!”贺绿汀关在少教所期间的一言一行，都有《简报》直送他。可当周恩来总理多次追问贺绿汀的情况时，张春桥却装聋作哑。幸运的是，贺绿汀有个曾是毛泽东的多年同班同学的三哥。正是因为三哥进京面见毛泽东求情，他才于1973年1月24日懵懵懂懂地走出了关了五年的少教所。当得知心爱的次女已不在人世的噩耗，受尽无数折磨也不曾落泪的贺绿汀顿时放声嚎啕大哭，猛捶自己的胸脯……
“四人帮”在上海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26.北上见闻

该说一说我本人的一些亲身经历了。

1966年12月31日，我离开上海后，先到了南京，住在当时南京军区副司令刘飞的家里。叶飞任苏中根据地三分区司令时，刘飞是他的部下，而当时我父亲任苏中区党委书记。我父亲调上海工作后，刘飞曾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两个人有过较密切的工作接触。在上海工作期间，刘副司令不幸患上了肺部肿瘤，医生早已确诊，病痛也折磨得他经常半夜翻来覆去，痛苦不堪。但他一直不愿意动手术，他的夫人、孩子及华东医院的医生们都感到很为难。后来我父亲到医院看他时，与他作了一次长谈，要他相信医生、相信科学，帮他打通了思想，最后动了手术，而且手术很成功。刘飞副司令见到我时，感到非常亲切，再三问我父母的情况，并且热情地留我住下。通过谈话，我看得出，他对当时上海、江苏文化革命的混乱形势忧心忡忡。

我还了解了我父亲的老战友、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伯伯在南京的情况。“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与上海的情况相同，以江渭清为首的江苏省委虽然抵触情绪很大，但还是“不理解也要执行”，尽最大努力来控制局势。但是，随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造反飓风席卷全省，局势失控了。到7月份时，全省的30多所高校全部夺了权，全部高级中学和中专技校停课“造反”，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权威”、“牛鬼蛇神”、“黑帮分子”被制造出来。10月中下旬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南京地区红卫兵和造反派成立了跨行业、跨地区的“造反”联合总部，“停产闹革命”、“踢开党委闹革命”已成燎原之势。从12月下旬起，造反派和赤卫队两派群众组织剑拔弩张，日夜围住省委，还成千上万地拦截火车，造成津浦线一度中断。我到达南京后的1967年1月3日，两派群众终于大打出手，武装冲突持续了三天，约300人受伤，酿成了震惊国内的“江苏饭店事件”。

我在南京住了大约三个星期，到了1967年1月中下旬，刘飞副司令很多老战友、老部下在外地串联的孩子们都跑到他家里来住。我感到在刘司令家住的时间已经够长了，就搬到了朱辉叔叔家里。朱辉叔叔原是上海市委政法工作部部长，与我父亲很熟悉，我在他家里又住了约一个星期。当时上海“一月风暴”的情况我都知道了，而江苏的情况也越来越乱。1月26日，南京“造反”组织效仿上海的做法，发布了“夺权声明”，夺了省委、省政府和南京市委、市政府的权。之后，江渭清等省委领导陷入了被轮番批斗的汪洋之中。

按照父亲当初让我离开上海后到北京呆一段时间的交待，我于1月底到了北京。在北京，我先后住过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刘晓家里；住过曾任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后任国务院内务部副部长黄庆熙的家里；住过曾任上海市委常委、上海总工会主席，后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副主任钟民伯伯的家里。我前前后后在他们家里住了一两个月。这段时间里，我难与上海的父母取得联系，就一直通过大字报、传单和报刊关注着上海的情况。

我在北京的这段时间，正是国务院各部委的造反派疯狂夺权的时期。一方面，毛泽东号召所谓“革命左派”夺权，并要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广大群众”。林彪、江青一伙乘机鼓噪“全面夺权”。林彪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江青说：“一切权都要夺，统统的夺。”张春桥说：“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造反派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狂潮，两派群众激烈对峙，发生全面内战。另一方面，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对空前大混乱的局面心急火燎，虽然感到无力回天，但是仍倾尽全力苦撑危局。周总理在一些群众代表会上反复强调：“党中央的权不能夺，党的领导权不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可以夺；政府业务、生产的领导权不能夺，只能监督；属于中央的外交、国防、财政、公安和宣传工具的领导权不能夺，监督也必须加以限制。”

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当时周恩来总理下令逮捕了一个操纵造反派夺财政部大权的副部长杜向光，一时遏制了造反派的嚣张气焰。此前，周总理得知此人要夺财政部大权后，让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找他谈话，发出警告，但他置之不理，还念毛主席语录以示对抗。2月17日这天晚上，周总理和李先念接见各部造反派代表，各部领导干部都没有通知参加，而杜向光却不请自到。周总理和李先念得知后，让工作人员通知他退场，他赖着不走。周总理亲自点名要他退场，他仍然拒不离开。见此状况，周总理愤然下令拘留杜向光。周总理随即警告在场的造反派代表：财政大权不能夺，财政部是代表中央执行财权的。我要提醒你们：你们要走到邪路上去了。我申明，没有经过中央承认的夺权，都不算数，要一个一个地审查。

“二月逆流”发生前，我正住在钟民伯伯家。钟民伯伯是我父亲任苏中区党委书记时的老部下，他和我父亲、叶飞伯伯都是非常熟悉的，他们在战争年代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意。钟民伯伯调离上海市委后，曾经在福建省委任过几年书记，后来又调中央任工业交通政治部副主任。一天，我与钟民伯伯正在家里说话，突然来了一位小姑娘，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她是叶飞的女儿，叫叶葳葳，小名叫小毛。

小毛当时是北京大学西语系70届的学生。我第一次见到她，是1962年的夏天。当时正值我高中期间的一个暑假，一场中日友好乒乓球比赛在上海陕西南路的市体馆举行，中国出场的有徐寅生等著名运动员，我去看了这场比赛。我对徐寅生多变的发球非常痴迷，但我当时是个近视眼，即使戴上眼镜也很难看清楚乒乓球的左飞右旋，所以特别渴望能就近观摩学习。最近处就是赛场隔板外了，能在那里呆着，必须要有特殊的入场证才行。赛前，尽管我想尽办法，也没有搞到一张特殊场区入场证，只搞到了一张观礼台上的座位票。比赛期间，我从望远镜里突然发现赛场的隔板边上站着一个小女孩，年纪不过十四五岁，正在静静地看着比赛。这是谁呀，怎么能搞到连我都搞不到的入场证？一打听，原来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女儿，叫叶葳葳。她的票是通过上海市体委副主任张振亚搞到的。张振亚曾经是叶飞的作战参谋。咳，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条路子，当时后悔死了，所以对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小毛与钟民伯伯讲话时，我就在旁边听着，她并不知道我是谁，也没跟我说话。

从他们的言谈中我知道了一个重要信息。2月5日和10日，毛泽东连续对陈伯达、江青等人打击老干部的做法提出批评。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周恩来商请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四位副总理写出报告，提出被保护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名单。四位副总理先后两次递交报告，列出了一个包括叶飞、我父亲在内的省、市、自治区领导同志名单，建议把他们调来北京，“一方面可以打通思想，一方面使之休息一下”。2月8日，周总理将这两个报告转报毛泽东，并建议把叶飞等这些人“先接来北京养病”，得到毛泽东批准。叶飞由于来京时非常匆忙，没顾上带换洗衣服，身上穿的一身衣服也已多天未洗了，他就派小毛到钟民家来借衣服。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从小毛叙述中得知了一个重要消息，就是我父亲还没有到京。周总理、陈老总、谭老板、李先念、李富春等领导来看望叶飞时说，这个保护名单是他们提出来并报主席批准的，名单里本来有陈丕显，但他在上海被扣住了。

没想到，就因为我父亲没有到北京，最终成了“二月逆流”中“三老四帅”们大闹怀仁堂的导火线。

27.我经历的“二月逆流”

“二月逆流”时，我正在北京

“二月逆流”发生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的混乱时刻。所谓的“二月逆流”，实际上发生在从1967年1月19日开始到2月18日的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是老一辈的革命家在不同场合进行的一系列的斗争。

在1月19日、20日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两次在京西宾馆奋起抗争，由此揭开了“二月逆流”的序幕。这一阶段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稳定军队的问题，也就是说这场斗争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从2月7日开始的由周恩来召集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老一辈革命家们再一次主动出击，向中央文革一伙人多次展开面对面的抗争。陈老总、谭老板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捍卫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奋不顾身，大义凛然，在不同场合用不同方式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判，对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乱党、乱军的罪恶行径给予了愤怒的斥责。

2月16日，周恩来总理继续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出席会议的有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王力等“中央文革”人物，也有陈毅、叶剑英、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等老同志。这次会上，双方针锋相对，最终酿成了“大闹怀仁堂”事件。

开会前，谭老板和张春桥在怀仁堂门口狭路相逢。谭老板知道，经毛泽东批准的保护名单里有我父亲，中央也派了专机接他，飞机在江湾军用机场上等了好几天，可张春桥在上海硬是不放人。性烈如火的谭老板瞧着张春桥的那张奸臣脸就来气，突然质问张春桥：“陈丕显为什么没来？”张春桥扳着面孔阴阳怪气地说：“他来不了啦！” 谭老板更是被这东西激怒了：“咦，毛主席批准的，而且还专门派了专机去接，怎么来不了了呢？”张春桥有恃无恐地说：“群众不答应呀！”谭老板怒吼道：“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呀！如果什么都由群众说了算，还要党的领导吗？”张春桥反唇相讥说：“党？党组织不管用了。在上海，科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老板恨得咬牙切齿，讥讽地对张春桥说：“噢，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在谭老板的威严前，张春桥不敢再自讨没趣，阴沉着脸进去了。

事隔多年，谭老板向我父亲讲述了他与张春桥在怀仁堂门口的这场“遭遇战”。谭老板诙谐地对我父亲说：“我这一番话把张春桥气得脸色像猪肝一样。不过，我也气得不得了，恨不得上前煽他两个耳光。”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一场口舌“激战”，我父亲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样记叙的：

碰头会刚一开始，谭震林便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重问张春桥：“进京的老干部中，为什么陈丕显没来？”

张春桥还是那句话：“群众不答应啊！”

谭老板一下气炸了，连珠炮似地向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发火了：“群众！群众！不要张口闭口用群众压人！陈丕显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省委第一书记有什么问题？毛主席都批准保他们，为什么你们不让陈丕显来北京？”

张春桥在谭震林的逼视下不阴不阳地说：“群众起来了，这些事都要跟群众商量，他们不签字嘛！”

“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形而上学！”

谭老板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地继续吼道：“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倒。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明明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他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好些话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工作！”说完，谭老板穿上衣服，拿起文件夹起身便走，一边走一边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谭老板这一番大义凛然的慷慨陈词和责问，说出了与会的老帅们郁积心中已久的心声，引起了在场的老帅们、前辈们的共鸣。他们早就按捺不住了。

陈毅接着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义。现在有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谁是拥护毛主席的吗？”

谢富治不断插话，以老干部身份替中央文革说好话，真是奇怪之至。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王力则一言不发，低头匆匆猛记笔记。这里引用的怀仁堂上老同志们的发言就是根据谭震林同志生前的回忆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的记录整理的。他们没有想到经他们亲手记录下来的材料，恰恰成了老一辈革命家铮铮铁骨和他们卑鄙嘴脸的见证。

谢富治又一次插话说：“文革小组经常讲震林同志好话。”‘

先念同志说：“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老板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身边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老板说：“我从井岗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老板立即回击道：“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先念同志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逼、供、信。这个搞法是从1966的第13期《红旗》社论开始的。”

《红旗》13期社论的标题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里面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发表在1966年10月。听先念同志如此说，总理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是分管《红旗》的，《红旗》杂志的重要文章，都要送他审查，而且许多文章是由他授意组织的。这篇社论明明是他参与炮制的，康生却当面撒谎道：“我没有看过。”

叶剑英同志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

老一辈革命家们正义凛然、义正词严的批判，使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色厉内荏，只会在背后搞鬼的家伙瞠目结舌，没一个敢出来也拍拍桌子。那么多老同志在高层会议上痛快淋漓当面驳斥陈伯达、康生中央文革等人，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是仅有的一次。

2月17日，谭老板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没想到2月19日林彪把这封信转给了毛泽东，并附上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因林彪、江青、张春桥、王力等添油加醋般的汇报和挑拨，毛泽东于2月18日深夜至19日凌晨召集会议，按照康生的说法，毛泽东在会上“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毛泽东说：我马上走，林彪也走!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把陈伯达、江青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和林彪带着叶群，再上井岗山打游击!……周总理劝毛泽东不要这样生气，并作了自我检讨，才缓和了紧张的气氛。毛泽东决定召开对陈老总、谭震林和徐向前进行批评的生活会，让他们三人停职检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连续召开“政治局生活会”，江青一伙趁机发起对“三老四帅”的责难和批判。造反派诬蔑陈老总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三反分子”、“外事口最大的走资派”，公开提出“打倒刘邓陈”的口号，连续召开大会批判陈老总。

我在北京这一段时间里，为了与住在中南海的陈老总家联系上，我专门到北京八中找他的儿子陈晓鲁。晓鲁当时在八中上高三。他小时候身体不好，1958年得了肝炎，第二年又得了肾炎，前后治了五年病，休了两年学。刚得肝炎时，他先在北京治疗了一段时间，未见好转。我父亲听说后，就建议让他去上海的华东医院治疗。一开始，张茜阿姨陪儿子在华东医院治病，而她因吃东西过敏，也住了院。这可忙坏了我父母，一有空就去医院看望这母子俩。晓鲁出院后，陈老总夫妇听从我父亲的建议，让他继续在上海疗养了一段时间，前前后后在上海呆了半年时间。

我第一次到北京八中没找到晓鲁。他的同学说，陈晓鲁这几天没有来。我就给晓鲁留了一张纸条，约他见个面。接下来，我天天到八中去等晓鲁，三四天以后才见到了晓鲁，跟他沟通了一些情况。

这期间，我还去探望了谷牧。在钟民伯伯的指点下，我在百万庄申区找到了谷牧的家，那是一个两层楼的小院。谷牧和牟峰阿姨自“文革”以来受冲击得很厉害。在周总理的保护下，谷牧当时一边艰难地工作，一边接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批斗。谷牧和牟峰阿姨对我父亲在上海的处境很关心，问了很多情况。

28.我“态度最坏”惹来镣铐加身

1967年3月初，我离京返沪。这时各学校早已经“停课闹革命”，我尽量深居简出，在家里复习复习专业课，尽量远离尘嚣，但也关心着北京的情景。然而真应了那句“树欲静而风不止”的话，我们 “陈、曹、魏、杨”四家的子女们的存在终归是张春桥、马天水等人一块心病，总是暗地里密切监视。到了1968年春天，又一波风暴起来了，这次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面又把我们的父辈拉出来批斗，一面警告我们这些“走资派”的子女：要接受再教育，要划清界限，要站在人民这一边，不要当陪葬品。自然，我们是不会理睬的。当时，上海市革委会根据对我们这些子女的调查，整理了一份有关上海市“走资派”子女动态的密，认为“态度最坏的是陈小津”，“要把他们关起来”。尤其是上海交大“反到底”的造反组织，诬陷我是“反动学生”，“走资派的孝子贤孙”，比铁竿还硬的“金刚保皇”，“李顺之、戚拯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张春桥马上授意上海交大造反派借“清理阶级队伍”，于1968年3月剥夺了我的人身自由，关进交大“牛棚”，处以劳动改造。

他们扣在我头上的这四顶大帽子中，前三顶我都听说过，知道是啥意思，但对“李顺之、戚拯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这一罪名实在是莫名其妙，一头雾水，后来经多方打听，才知就里。

李顺之、戚拯二人解放前曾在苏南工作过，与江苏、上海一些老干部熟识，也许是对“文革”的很不理解，加上局势抽筋似的变化，小道消息满天飞，他们可能为打听上面的动向，走动的多了点，引起了张春桥豢养的一个特务组织“游雪涛小组”的兴趣，上报给张春桥，以讨得赏识。疑神疑鬼的张春桥筛选了10个他最不放心的厅局级干部，把他们的照片提供给游雪涛，督令赶紧摸清他们的活动情况。张春桥挑选的这１０个人大都是苏州、无锡、常州地区的老干部，其中大部分是我父亲当年的部下、或是部下的部下，都是对“文革”不满的。游雪涛得令后，精神大振，一面撒出密探，24小时蹲守在上海各大旅馆、饭店，对这些老干部进行盯梢，看他们和上海哪些人员接触；一面把小组中在沪宁沿线各城市中有亲友关系的人全部派出去摸情况，连蒙带唬，捕风捉影，编成《动态》简报，上报张春桥，说这１０个人果然不出张春桥所料，是一个反革命性质的“老人串连会”。张春桥接到情报，亲自询问并指示游雪涛，“老人串连会的人现在都抓起来没有？能不能了解一下，他们是怎样住到这些大饭店里去的？通过什么关系？哪些人跟陈丕显有关系？他们跟上海军队里面谁联系？”四天后，游雪涛又杜撰出一份密报，题为《陈丕显在磨刀——我们对苏南一支革命地下武装的调查和看法》，在这份材料中，情况又更复杂、严重了，文中说：“我们分别派人到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昆山、江阴、太仓等地走了一圈，初步证实了我们原来的想法：即在整个长江以南，存在着一支以各种名称出现的反革命地下武装。这支反革命武装受十人指挥部（老人串连会）领导，下同上海红卫军勾结，而后台可能是陈丕显。”尽管这些材料明眼人稍加分析便漏洞百出，但却迎合了张春桥等政治上的需要。张春桥急忙“批示”：“这些材料还是初步的。请与江苏省‘革委会’取得联系，请他们负责调查江苏的情况。”并要游雪涛“集中精力，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彻底弄清这一支反革命地下力量在上海的上下左右的联系”。于是，1967年11月18日，戚拯先被抓起来，接下来是李顺之等人。随后，“市革会”专案办专门成立了“11．18”专案组，对涉案人员大搞刑讯逼供，根据所谓的口供材料，锻造成案，于1968年1月10日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等报纸上刊载了他们“清理阶级队伍的伟大成果”。5月8日，上海、江苏两地联合召开声讨 “李戚反革命集团罪行大会”，并把我父亲等与李顺之、戚拯一起押到台上批斗。通过电视转播，张春桥等上挂下联，叫嚷“李、戚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是谭震林、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陈光、包厚昌、江渭清等，顺便也把我“发展”成为“李顺之、戚拯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一锅煮了。

我被关进上海交通大学“牛棚”接受劳动改造，每天主要干三件事：一是修游泳池；二是每次打上四大桶热水，用平板车拉着，灌满学生宿舍各个楼层的保温水桶里；三是打扫学校的男女厕所。在我们这支劳改队伍中，大部分是“交大”的校领导和“反动”学术权威，像我这样是学生身份的很少。

我被“专政”了，他们还不放过那些比我小许多，正在上中学的小阿弟、小阿妹们。1968年2月，王少庸两次给时任徐汇区“革委会”主任的黄克布置任务，要他把家住在徐汇区的华东局、市委负责干部的子女“管一管”。于是，5月9日至6月中旬，由“徐汇区红卫兵军区”主办的第一期“叛徒、特务、走资派子女学习班”在上海县北桥公社黄二大队一座孤房子里开班，历时35天，有“学员”46人。第二期班从7月初开始，历时45天，有“学员”92人。这两期“学习班”共集中“叛徒、特务、走资派”子女138名，全部是从14岁到20岁的初、高中学生。他们的117位父母全部是被关押、隔离、靠边审查的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黄克等人对这些青少年学生用尽了威胁、恐吓、欺骗等手段：不许回家，不许与家里通信，搞“一帮一”监督；大会套小会，个个要表态，搞人人过关；揭发父母亲的“问题”，搞“家庭斗争会”；要大义灭亲，与“反动父母”划清界限……在两期“学习班”中，他们先后11次组织“学员”们参加对他们父母的批斗大会，逼迫42名“学员”在大庭广众之下，当面揭发父母的所谓罪行。这种卑劣的“学习班”，使一部分青少年受到了蛊惑和蒙骗，造成了家庭分裂和人格分裂。这些“学员”中，先后中有3人患了精神分裂症，其中1人自杀身亡，1人离家出走后下落不明。

“学习班”结束后，根据张春桥 “还是要把这些孩子分散到农村去劳动”的批示，这些小阿弟、小阿妹们大多数被迫远离家庭，去生存条件最恶劣的农村插队落户。

我本该1968年毕业，但因所谓政治问题审查没有结束，一直没有分配工作，1969年被放出了“牛棚”，又赶上党的“九大”召开，全国人民要忙着“雀跃欢呼”、学习“九大”文件，又顾不上我了。等“雀跃”的腿也疲软了，“欢呼”的嗓子也嘶哑了，该发配我了，“中央文革”又搞出了一个关于1969年应届毕业生推迟一年分配的通知，于是我被继续留校跟着“120教研组”老师们一起劳动、下乡。我实在想早一点离开这朝不保夕的交大，果然，到了1970年初，全国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更加浩大的打击现行反革命，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我又在劫难逃，成了他们重点整治的对象。

我记得1970年2月初，在春节刚过的一天晚上12点钟左右，上海市公检法人员突然进驻武康路117号“陈、曹、魏、杨”四家合住的小楼，把我们住在里面的人全部抓走。他们此次行动是张春桥亲自授意的，主要是针对我们四家的“黑五类”子女，说我们攻击“中央文革”……随后，他们连续在楼里蹲守了三天，凡是来访的人，来一个，逮一个，然后过滤审查，把他们感兴趣、认为有问题的扣下。

我是所有被抓孩子中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年龄最大，学历最高，父亲职位也最高，而且态度最差。他们审讯我时，我非常不服气，一次又一次地质问他们：“你们这是算什么？你们矛头搞错了，违反了毛主席关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的。”对我如此桀骜不驯，他们倒没再拿“牛棚”来吓唬我，干脆把我投进了监狱。其他孩子因为都是中学生，他们的处理结果不是很严重：有的被关起来写交代材料；有的享受“假释”待遇，早出晚归要报告；还有的是要随时随地接受训斥。

如果在文革前，真是打死我，我也不会相信自己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监牢会有缘的。我是1972年2月被投进监牢，一直关押到8月份。实际上，我关的是看守所，比监狱还恶劣。与我关在一起的是交通肇事、流氓盗窃、投机倒把等一些嫌疑犯，都在等待判刑。他们称背负“反革命”罪名的人是“P字号”，我就是“P字号”的。监牢的窗户上装着栅栏，没有遮掩；屋里是水泥地面，铺一层板子就是床；墙角一条下水道是用来拉屎撒尿的。就这20平方米的屋子通常关五六十号人，睡觉时人挨着人，这个人的头对着那个人的脚，不要说是平躺，就是侧卧都得笔管条直，动弹不得。到了白天，每个人要把被子叠好，老老实实地坐在铺上，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把蹲监狱叫成“坐班房”，这也算是实践出真知吧。我们一天只有两顿饭，每月偶尔有放风时间，但放风时要两个人带一个手铐。监狱里经常让我们背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诗词，最常背诵的是《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由于我的身份特殊，他们还布置专人监视我的行动，我的一言一行都有人向他们汇报。我一开始在里面时，心情非常不好，对他们的卑劣行径非常气愤。后来，我慢慢让自己平和下来，把在这里的生活当成一种考验和磨砺，就算是体验父辈干革命、打江山的艰难吧。我经常跟身边的这些三教九流的人聊天，消磨时光，这也是一种社会阅历，也拓宽了我的知识面。但最主要的，我确信自己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此时无非要吃点苦头，他们早晚要放我出去的。

1970年夏天，“一打三反”的风头过去了，按中央指示，全国应届大学毕业生都要分配，他们就把我给放了。我刚从看守所回到家还不到48小时，就被校工宣队、军宣队派来的两个人押送着，上了开往湖南的火车，流放到湖南常德地区汉寿县一家军垦农场。

这家农场对外也称0646部队，下放在这里的人主要有四部分：一是像我这样有着牢狱经历的特殊学生；二是昆明军区被打倒的将领，如秦基伟、李成芳等；三是第二军医大学的一部分人；四是第七机械工业部的一部分人，如叶挺的儿子叶正光、周扬的女儿周密、叶帅的养女傅凝等。

我还听说叶帅和曾山伯伯当时也下放到湖南湘潭，很想去看望他们，但苦于无法知道具体地址，只好作罢。他们在1969年被下放的，原因是当年3月，中苏两国在珍宝岛暴发武装冲突，边境局势日趋紧张。毛泽东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自恃武力强大的苏方在中苏、中蒙边境加紧调兵和演习，甚至还叫嚣用带有核弹头的导弹随时准备对中国进行“毁灭性的核打击”。10月，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特别是对苏联入侵的危险的估计，中央决定：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20日前把在京老同志全部疏散。朱德、董必武去广东，陈云去江西，陈毅去张家口，聂荣臻去邯郸，徐向前去石家庄，叶剑英和曾山去湖南。

1971年夏天，我一边在军垦农场里劳动，一边等待着落实分配政策的消息。9月份以后，我突然被告知今年又不能按时分配了。后来我从北京传来的消息得知，9月13日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二号人物”林彪出事了。国庆前后，我们在军垦农场大礼堂里面听传达文件，看着外面有全副武装的战士把守，气氛相当紧张，我心里犯了嘀咕。因为我知道湖南省属广州军区防区，而广州军区主要是林彪的四野部队，万一林彪的余党垂死挣扎，兴兵作乱，造成南北割据的局面，我不是从狼窝又掉到虎穴里了吗？于是我借口牙痛，军垦农场卫生院治不了，请假到长沙治病。到了长沙，我就偷偷跑去拜访下放在这里的江渭清伯伯。等到局势平静了，我才回到军垦农场。

回来后，听说叶帅的养女傅凝比我更果断，当时也离开了军垦农场，而且还是不辞而别，闹得整个长沙地区都在抓她，广州军区还派人到北京找她。傅凝1966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自动控制专业，分配到航天部一院十三所当技术员。她的生父傅大庆是抗战时期被日本宪兵杀害的烈士。也许是“文革”的一番经历，傅凝后来改行到光明日报当了记者。
29.投奔“解放区”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的1971年12月某天，我终于接到了分配的通知，要我去湘西山区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报到。那里既不通铁路，也没有公路，一旦分到那里工作就等于被困在大山里，想出来很难，于是我打定主意，说什么也不能去那里报到，把自己的户口证明、粮油关系、工作介绍信等统统揣在身上。这样的户口当时叫“袋袋户口”。

“九一三”事件后，中央解决了林彪在江西省的“代理人”程世清的问题，黄知真、刘俊秀、白栋材等老干部重新恢复了工作，使江西成为“文革”中一个十分宝贵的“解放区”。其中，黄知真担任了江西省省委副主席、革委会副主任。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经常听父亲向我讲述他与黄道、黄知真这对革命父子的深厚友情。所以，我听说黄知真叔叔复出的消息后，就决定到江西去找他，投奔“解放区”。

黄知真的父亲黄道在江西与方志敏、邵式平齐名。他192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该校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同时又是北京学联的领导人之一。黄道 当时与陈毅陈老总很熟悉，陈老总是另外一所大学的党支部书记。1927年，黄道参加了南昌起义，与方志敏、邵式平等一起创建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团。在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他领导了闽北游击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黄道既是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主要负责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又是新四军驻赣办事主任，身兼数职，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可谓筚路蓝缕。1939年5月23日上午8时，黄道同志被国民党第三战区特务头子张超派人借看病之机注射毒剂杀害。黄道同志去世之后，中共福建省委在江西候口举行了追悼大会，我父亲陈丕显代表东南局宣读了悼词。数以千计的群众不顾国民党当局的禁令，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黄道同志的悼念会。1950年，谋杀黄道的两名主犯吕和年、王欲成被人民政府依法处决。黄道去世后，陈毅同志亲自撰文给予他很高的评价，称他为江西人民革命领袖、中共革命的优秀领导干部、马列主义的优秀活动家、新四军的创造者之一。

黄知真是由父亲亲自领上革命道路的。1927年，年仅7岁的黄知真就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人站岗、放哨。方志敏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能干的小孩，称他为“红色的小警卫员”。

我手里有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摄于1938年1月。当时，南昌三岩井高升岗1号的原满清遗老“辫子军”大帅张勋公馆刚刚挂上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驻赣办事处的牌子，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就在这里办公。由于东南分局的项英、陈毅等负责人经常在前线指挥作战，分局机关主要由曾山、黄道领导。黄知真当时任中共东南分局青年部干事，被曾山、我父亲、谭启龙等人唤作“小老弟”。这一年的春节，分局留守人员是曾山、我父亲、谭启龙、刘英、涂正昆和黄知真一起到照相馆合影留念。这也是黄知真第一次照相。这张照片一直被军事博物馆收藏陈列，取名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部分领导干部合影”。

1938年，南昌成立了抗日民族先锋队东南总队，我父亲任党组书记、总队长，黄知真任宣传部长。1938年8月20日，东南分局青年部的刊物《青年团结》正式创刊发行，该刊由我父亲和黄知真主办。1938年秋，黄知真奉命撤离南昌，到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工作。1941年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黄知真到苏中地区工作，任苏中区党委东台县县委委员兼民运部部长。1941年9月中下旬，中共苏中区党委调黄知真同志到区党委工作，任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长、干部科科长。解放战争期间，黄知真在叶飞、谭启龙的领导下，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一纵队后勤部政治委员。他为一纵队组织了一支坚强的后勤队伍，为苏南、苏北、菜湖战役及鲁南突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49年，不到３０岁的黄知真就担任了江西省上饶专署专员，成为我党最年轻的高级干部之一。解放后，陈老总想起了“背在父亲背上闹革命”的黄知真，很想安排他上大学，后来才听说他已经身居上饶专署专员要职，只得做罢。黄知真知道此事后，非常感谢陈老总的关心。黄知真1952年9月任江西省政府秘书长，1954年5月任省委秘书长，1956年被选为江西省委常委，1960年8月任江西省委候补书记。

1960年9月，汪东兴结束在江西的任职锻炼，回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据汪东兴回忆，他曾向毛泽东介绍了黄知真的情况。毛泽东早就知道他是黄道烈士的儿子，便风趣地说：“知真，知真，他知道真理啊。知来源于行，行是知的基础，即认识来源于实践，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毛泽东从黄知真的名字引出了深刻的哲学道理。1961年8月，中央工作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会议开始前，时任省委候补书记兼秘书长的黄知真担任了会议的接待委员会主任。7月下旬，中央领导同志陆续来到庐山，黄知真专门去拜访了住在庐山东谷180号的毛泽东，汇报会议接待、安排等准备情况。毛泽东又拿黄知真的名字开玩笑说：“啊，知道真理的人来了。”

“文革”爆发后，江西是重灾区，黄知真成为造反派们“炮打”、“火烧”的主要对象之一。1966年9月上旬，数千造反派冲进省委，围攻省委领导人，几天几夜不退。黄知真、刘俊秀、白栋材等省委领导人轮流出面做工作。面对造反派的压力，黄知真明确表态：“如果说各级党的领导机关都要统统打倒，各级党委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不能同意。”造反派恼羞成怒，不准黄知真坐下，要他站起来。黄知真就站起来对造反派说：“站着就站着，我是站得住的！共产党员是站得住的！”黄知真还针对康生讲的“戴高帽既不是文斗又不是武斗”的谬论，与省委几位领导商量后，以中共江西省委的名义向中央发电报，指出康生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1966年10月，黄知真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华东组讨论时，他带头发言，明确表示：“要罢官就在这里罢官，要砍头就在这里砍！”他的发言得到与会的同志，特别是各省市委第一书记们的赞赏。

中央工作会议后，江西造反派的活动越来越嚣张，省委和各级党委从11月份以后逐渐陷入瘫痪。方志纯、黄知真、杨尚奎、刘俊秀等江西省委领导一个个被扣上“走资派”、“三反分子”的帽子，被轮番押到各单位“炮打”和“火烧”。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大家对这种混乱局面都表示不能理解，非常忧虑。一位领导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毛主席他老人家带领下参加革命的，怎么我们都成了‘走资派’？他老人家也不管了呢？”方志纯说：“你不知道，这是江青插手干的。江青是什么人？我们在延安就清楚，‘国家衰亡，必有妖孽’。”后来，有人揭发了这件事，这可变成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方志纯被诬为“江西最大的走资派”、“大叛徒”、“刘少奇在江西的代理人”，受到了令人发指的迫害。

“文革”初期，方志纯先后被批斗了500多场，几乎每天都有批斗会，有时连续一整天，备受折磨和凌辱。有一次，他因长时间的连续批斗，跪着跪着，就昏死过去。而造反派仍不依不饶，叫医生给他打了一剂强心针，醒过来后又继续批斗。还有一次批斗会上，几个造反派揪住方志纯的头发，用竹棍子朝他的背部狠戳，打得他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他的一只肾被打坏了，身体留下了很多内伤和后遗症。

与我父亲一样，方志纯在“文革”中有八年是在监禁中度过的。其中，有6年时间被关在一间又黑又臭的小屋子里，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屋里的马桶没有盖子，几天都不倒一回，经常溢出粪便，臭气熏天。到了夏天，蛆、臭虫满屋爬，蚊子到处飞，老鼠四处跑。到1974年他折磨得病危，才被送医院监护治疗，1975年4月终于获得自由。他的家属子女、亲朋好友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均受到了株连。

方志纯挨斗时，黄知真差不多每次都要陪斗。他被强制戴上铁制高帽子，跪板凳，坐“喷气式”，被揪头发，甚至被造反派踩伤了一只脚。他的家不知被抄过多少次，最多的一天甚至有十几批人来抄家。黄知真在这种逆境中却非常沉着冷静，无所畏惧，据理力争，气得造反派经常骂黄知真“顽固不化，又臭又硬”。黄知真在思想上做了最坏的准备。他说：“我不是‘三反分子’，但是要做最坏的准备。许多老同志像陈丕显、叶飞、谭启龙、江渭清、江华，都被打倒了。我知道他们决不是‘三反分子’，他们能被打倒，我也一样会。”

1967年9月，毛泽东视察江西，对黄知真做了肯定的评价。他说：黄知真是背在别人背上参加革命的“红小鬼”，在江西做了许多工作。毛泽东讲了话后，周恩来亲自给江西省革委会打招呼，点名要黄知真和白栋材到北京学习，实际上是将他们保护起来。

党的九大召开后，经毛泽东、周总理的再次批示，黄知真于1969年8月被重新安排工作，担任江西省革委会政治部教育组副组长。1970年4月，经中央批准，黄知真又增补为江西省革委会常委。12月，黄知真当选省委委员、常委，被任命为省革委会政治部负责人。黄知真等人通过大力落实各项政策，开展批林整风，抓经济发展，使江西动乱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在当时全国各地“四害横行”、黑云笼罩的情况下，江西称得上是一块十分难得的“解放区”。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2年春的一天，我偷偷跑到南昌找黄知真叔叔。

我怕白天引起别人的注意，没敢直接到省革委会找黄叔叔。好不容易捱到晚上，我踅进革委会门口的传达室，告诉门卫我找黄知真。门卫警惕地问我“从哪里来，找黄知真有什么事”。门卫告诉我黄知真不在办公室，想打发我走。可我已打定了主意，这次来一定要见到黄叔叔。我过去从父母那里听说过，黄知真夫人的名字叫虞和珍，于是请求门卫接通黄知真家中的电话。电话接通后，我怕惹麻烦，没敢说父亲的名字，只说了我母亲的名字。虞和珍阿姨一听到我母亲的名字，忙问我在哪儿。我像终于找到亲人的孩子，忙说：“我叫陈小津，我不知怎么到你家里来。”虞和珍阿姨告诉我：“你就等在那儿，我让我儿子去接你。”虞和珍阿姨是知道我家当时的处境和我身上背着的“黑锅”的，可她说这话时没有丝毫的犹豫。

当时黄叔叔正在外面开会，知道了我的消息后，第二天晚上就从会场赶回家来。当晚，我们促膝长谈到第二天拂晓。从此后，我这个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反革命分子”在黄知真夫妇那里却得到了慈父、慈母般的爱，使我在远离父亲、沦落漂荡的生活中又找到了家的感觉。

30.粟大将透露好消息！

在黄知真叔叔的帮助下，我在江西很快拿到了同意接收我的商调函。但是，我要调到江西来，还要湖南省负责大学生分配工作的“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办公室同意放人才行。如何打通这个关节？我想到了久违的北京，那里有粟裕伯伯、耀邦伯伯等一大批父辈们。

我先给粟裕伯伯写了一封信。“九一三”以后，周恩来为了整顿“文革”以来经济工作中面临的混乱局面，决定成立国务院业务组，负责管理经济工作及工交企业的生产，业务组成员有李先念、纪登奎、粟裕、华国锋等。当时，粟裕伯伯分管铁路、交通、邮电、造船等工作。楚青阿姨一收到我的信，立即回信，信中说怕我着急，先回一封信，并说粟伯伯已把我的信转给了同在业务组工作的华国锋，一有消息再给我来信。果然没过几天，楚青阿姨的第二封信就到了，说华国锋把我的信批给了湖南省领导万达同志，我可以去找他。

犹豫再三，我还是决定去一次北京，这不仅仅是为了调动工作一事，更主要是为了解救父亲，探听些消息。林彪摔死后，我听说北京对待被打倒的老干部们政策已经有所转变。我从报纸上看到，陈毅伯伯去世后毛泽东亲自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与张茜阿姨亲切握手。一些被关押、隔离的老同志都可以与家属见面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好消息。我很想到北京实地了解一下这方面情况，希望通过父亲在京的老领导、老战友们的指点和帮助，早日把父亲从监禁中解救出来。

1972年春天，我怀着激动而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了北京的“破冰之旅”。说心情激动，不言而喻，可说到忐忑不安，还需要解释一下，因为我是通过“逃票”去北京的。

由于那几年我不是坐牢，就是接受劳动改造，好不容易分配了工作，又没有去上班，囊中极度羞涩。那时从长沙到北京的火车硬座票要二十多块，我买不起，于是想起了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大庆王“铁人”的名言，“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逃票！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逃票也不能像一般“盲流”那样靠藏在厕所里躲避列车员检票，得有点高智商。当时，下放在湖南长沙的江渭清伯伯有个儿子叫江小林，正好他也要到北京跑他父亲“解放”的事。我跟江小林商量：“我贴你三毛钱，你买一张从长沙到通县的火车票(这样他拿着这张票出北京站时，因是提前出站，可以不撕票)。出站后，你把火车票用我已经写好地址、贴好邮票的信封，寄到你父亲在长沙居住的地方。”江小林答应了。事情果然如我设计的那样，我很快在长沙拿到了这张火车票，又花了八九毛钱，买了一张短途火车票，在长沙至北京方向的第一个小站下了车。过了两三个小时，又有从长沙到北京的火车路过这里，我就拿着江小林给我的那张票堂而皇之地上了车，并最终抵达北京。

我后来了解到，在那个动乱年代，像我这样父母被关起来，没人管、没有经济来源的“走资派”孩子们大都有着类似的乘车“逃票”的经历。有一次，我妹妹从上海到北京去投奔凌奔阿姨，因为没钱，也逃了票，结果火车走到天津站时露了馅，当场被揪下车，关进了天津市收容所。我在清华大学的弟弟东棋得知这一信息后，与小毛一起，骑着自行车长途跋涉八九个小时到了天津，接到我妹妹后，再骑自行车带着她长途跋涉回北京。叶飞的大女儿叶小楠和安子文的女儿安黎从清华大学毕业后都分配到了东北，她们在北京到东北这段铁路线上也有过“逃票”的经历。

我几经周折到了北京，顾不上找住处，就赶到位于地安门雨儿胡同33号的粟大将家。

我父亲是粟裕的老部下、老战友，两人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就开始倾心交往，抗战时期又长期在苏中抗日根据地共事。1940年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成立时，陈老总任指挥、政治委员并兼任地方党的领导职务，粟大将任副指挥，我父亲协助陈老总和粟大将负责地方党的工作。1942年，党中央决定实行党政军领导一元化，粟大将兼任中共苏中区委书记，我父亲任副书记。楚青阿姨当时就在苏中区党委机关我父亲的领导下工作。苏中根据地在华东抗日战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多次历经日军扫荡、清剿和清乡的血与火考验，却始终岿然不动。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几位老一辈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结下了非同寻常的革命情谊。粟大将曾对楚青阿姨说，苏中抗日斗争时期的领导班子是他一生工作中感到最舒畅的领导班子，是“团结合作，生死与共”的领导班子。大家在日常工作中是团结合作的，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是生死与共的。

1952年，粟大将奉调北京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我父亲也调任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两人尽管不在一处工作，仍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往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始终相互关心，患难与共。

1958年5月，身为总参谋长的粟大将遭到暗算，突然被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历时50多天。此后几十年中，粟大将虽多次申诉，却一直蒙冤，身心极度痛苦。在他蒙冤之初，不少人担心受牵连，敬而远之，楚青阿姨形容是“鬼都不上门”。粟大将和楚青阿姨也怕牵连别人，与人少有来往，但与我们家仍然来往密切。在“文革”以前，我父亲每次来京，总要去粟大将家拜访。“文革”开始后，粟大将听说我父亲受到揪斗、监禁，十分挂念他的安危。得知我解除隔离后，来上海的粟裕伯伯冒着极大的风险，夜访我父亲所在的武康路117号。老一辈兄弟般的深厚友情，经受住了特殊时代政治风云的考验。

我的突然登门拜访，令粟大将和楚青阿姨非常高兴。粟大将知道我父亲患有鼻咽肿瘤，一见面就问我父亲身体怎样。我只好说：“我一直见不到父亲，非常惦念他。”

粟大将告诉我，他看到过一份材料，是肿瘤医院吴恒兴院长写的。周总理交待吴院长一项任务，让他总结一下为什么在患有肿瘤的党的高级干部中，有“两个人治好了，两个人没治好”。粟大将说：“我看了那份调查报告，一看到那个故意隐名为‘XXX’的人，就知道是指你父亲。你父亲身体情况看来还可以。”粟大将还分析说，“两个人治好了”的，一位是我父亲，一位是江苏省省长惠浴宇；“两个人没治好”的，一位是陈毅，一位是谢富治。也就是说，我父亲的鼻咽肿瘤治好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想立即去吴恒兴院长那里详细了解我父亲的病情。粟伯伯马上替我与吴院长联系上了。我便告别粟大将和楚青阿姨，去拜访吴院长。

吴恒兴院长就是1966年春天负责给我父亲治病的主治专家，我认识他。吴恒兴院长一见到我，十分高兴。他说，他奉周总理之命，要去上海做医学上的调查研究。但是，张春桥等人很坏，不让他见我父亲，只让上海的医院把数据查清楚后再告诉他。吴恒兴通过这些数据作判断，认为我父亲的身体健康已经没有大的问题。

就是这么巧，吴恒兴院长说惠浴宇有个弟弟在北京，叫周惠，刚刚来电话打听关于哥哥肺部肿瘤治疗的情况。我听说过周惠这个人，他与父亲是老战友，只是我没有见过他。当年新四军下山以后，我父亲一度在南昌工作。周惠当时是一名紧紧追随共产党、满怀革命激情的中学生，在学校里经常与国民党“三青团”的学生展开辩论，甚至动手打架。我父亲为了保护他，在1937年9月带队前往延安参加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时也把他带去了，并成为他入党的介绍人。会议结束后，我父亲把周惠留在了延安。周惠从此在革命洪流中锻炼成长。1959年，周惠任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后来由于在“庐山会议”中受到牵连，被降为交通部水工局的副局长。

吴恒兴院长与周惠通电话时，说了陈丕显的儿子正在他家里，也是探询父亲病情一事。周惠立即要跟我通话，要我快去找他，把他家的地址也告诉了我。第二天，我便去月坛附近的铁四区宿舍拜访他。周惠一见到我就拉起我的手，问寒问暖，对我的情况、我父亲的情况非常关心。当时北京的天气已经很燥热，而我仍光着脚穿着一双破旧的高筒翻毛皮鞋，上身穿了件满是汗渍的旧长袖衬衣，里面没穿汗衫。衬衣袖子破了，我在里面用胶布粘着，因袖子挽起来时胶布露了出来。周惠抓起我袖子上的胶布问：“这是什么东西？”我很不好意思。那件衬衣的领子也有我的“创意”，就是把正面磨破了的领子，先挑开线将布面调换过来，再缝好继续穿。周惠见我生活如此窘迫，立即叫他的女儿惠鲁生（后任国家质监总局副局长）给我买了两双袜子、两件汗衫，还给了我几十块钱。此情此意，令我终生难忘。
31.与曾山伯伯的最后一面

我这次来京期间，还特意去东四九条57号拜访了曾山伯伯和邓六金阿姨。曾山伯伯不但是我父母的老领导，还是我父母结婚的“批准人”。两家的老一辈曾长期在一个地区战斗和生活，彼此间结下了厚重的革命情谊。

曾山出身于一个光荣的革命家庭，“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出了四位烈士，可谓满门忠烈。曾山1925年投身革命，1926年10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抗缴地租，打土豪，组织暴动。1929年2月，曾山奉调中共赣西特委工作，同年10月任赣西革命委员会主席。1930年2月，曾山主持了在吉安县陂头村举行的红四军前委、赣西、赣南特委、红四、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与毛泽东、刘士奇等组成联席会议主席团。这次会议决定，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领导赣西南、闽西、东江等根据地并指挥红四、五、六军的“总前委”，曾山与毛泽东、刘士奇、朱德、潘心源一道担任共同前委常委。此后，曾山先后担任了赣西苏维埃政府主席、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1930年10月，江西成立了全省统一的革命政权——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1931年1月，相当于省委的中共赣西南区委在吉安富田成立，曾山与陈毅、陈正人、朱昌偕、杨成芙等组成临时常委会。在同年1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山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在中央苏区，曾山因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受到排斥、打击。王震后来回忆说：“当时中央派驻的代表在江西推行王明路线，他们极力排挤和打击毛泽东同志，逼迫曾山同志反对毛泽东同志，曾山同志不顾个人的安危，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央苏区的发展，红军队伍的壮大是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和指挥分不开的。曾山同志为此受到排挤和迫害，一度被调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岗位。”但是，曾山同志并没有动摇革命的理想信念，尽心尽力地协助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工作。

1934年，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中央决定主力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中央还决定，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调红军总政治部担任副主任，随军长征，由曾山任江西省委代理书记，留守江西苏区，开展游击战争。临危受命的曾山毫不犹豫地向党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并立即组织领导江西地方红军等各种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全力掩护红军主力长征。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相继占领了中央苏区的全部县城和交通要道。1935年1月，江西省委和省直机关部队被国民党军队团团包围在宁都小布地区，被迫分三路突围。结果有两路被敌人打散了，李赐凡等壮烈牺牲，只有曾山率领的一路突围到达东固地区。曾山率领红军游击队在崇山峻岭中对敌开展游击战争，历尽千难万苦。在一次突围战斗中，曾山与老战友、老部下胡海不得不悲壮地分别。曾山找出一面写有“艰苦奋斗”四个大字的红旗对胡海说：“这面红旗我们各拿一半，一则用艰苦奋斗的精神互相勉励；二则我们今后胜利会师时，重把它缝合起来作为纪念。”他们将这面红旗从中间剪开，曾山拿了“艰苦”半面旗，胡海拿了“奋斗”半面旗。后来，胡海在突围中被俘，于1935年6月被国民党反对派杀害。而曾山则九死一生，突围出来。随他突围出来的那写有“艰苦”两个大字的半面旗，至今仍存放在江西省吉安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里。

曾山突围出来后，只身千里奔波，到上海寻找陈云领导的党组织。1935年8月，曾山终于重新投入党组织的怀抱，不久便随陈云等领导人一起远赴苏联学习。两年后，曾山与陈云等同机抵达延安，再次见到了毛泽东。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了两项主要原则：一是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大部分要下山集中，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二是成立党的领导机构，确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项英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负责领导东南各省党的工作；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为委员，项英为书记，陈毅任副书记。1935年初，曾山协助项英在南昌新四军军部召开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成立会议，南方各游击区的领导人黄道、叶飞、陈丕显、江渭清、谭启龙、涂正坤等都抵达南昌汇报情况。九死一生的老战友们再次见面，分外激动，留下了珍贵的合影。在这次会议上，我父亲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青委书记、青年部长，开始在曾山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父亲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期间，年纪二十来岁，经常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也有不少女同志对他有好感，但项英、陈毅都不同意。后来，项英和陈毅把同在新四军军部做机要速记员工作的谢志诚介绍给我父亲。1940年2月13日，经曾山批准，我父母亲结婚了。

可能令很多当代人不能理解的是，当时革命队伍里“一切行动听指挥”，包括年轻人的谈婚论嫁也要经过组织批准才行，这是铁的纪律。我后来还确实见到了一位当时别人曾想介绍给我父亲的阿姨，她当时是一个从上海投奔苏区的进步女学生。我在1972年后到北京为解救父亲奔波时，曾在她家里住过。她亲自为我下厨做饭烧菜，待我非常好。父亲在1974年解除隔离后，她拎着大闸蟹，不避风险地前来探望、问候，父亲很是感激。我记得父亲、母亲送她出门时，父亲还学着电影里的样子，吻了一下她的手。

在皖南，曾山和我父亲同住在一栋房子里。有一次，组织上安排曾山和邓六金到外地执行任务，而他们的孩子丁儿才出生几个月。曾山和邓六金就把丁儿交给我父亲照看。我父亲还抱着丁儿照过一张像。

由于我们两家间有着如此特殊的关系，曾山伯伯和邓六金阿姨见我登门拜访，对我嘘寒问暖，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曾山对我说：“毛主席、周总理都很了解你的父亲，现在由于运动的复杂性，你父亲的问题最终肯定是会解决的。” 通过与曾山伯伯交谈，我对他的“文革”经历也有了一些了解。

“文革”暴发后，曾山执掌的内务部也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曾山想方设法维护本部门的稳定，尽其所能地保护老干部。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到1966年底，曾山成了国务院各部中为数不多的没被打倒的干部，自然成为江青一伙的眼中钉。12月18日，张春桥在单独接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时，迫不及待地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此后，造反派诬蔑曾山不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压住内务部阶级斗争的盖子”，从1967年8月起把他当做内务部“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斗、批判。“九大”上，曾山和陈毅分在一个组里，林彪、江青一伙点名要曾山揭发批判陈毅，遭到了曾山的抵制。曾山认为，陈毅对党对革命是一贯忠诚的，并作出了巨大贡献，没有什么可以揭发批判的。1969年10月，曾山和叶帅一起被疏散到湖南。次年5月，曾山因患痔疮需手术治疗，经周恩来批准，回京住院治疗，从而结束了半年多的“流放”生活。

1972年初，陈毅和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两位老战友的相继逝世，深深剌痛了曾山。陈毅住院期间，曾山前往探望。两人谈到老干部受迫害时，都很激动。陈毅说：“天要报应。”1972年1月，陈毅去世，曾山参加了追悼会，心情十分沉痛。仅过了三个月，与曾山在江西革命根据地中患难与共的陈正人，也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中含冤去世。在陈正人追悼会上，曾山为老战友致了悼词。而在此前讨论悼词时，曾山因坚持要写上“陈正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与造反派吵了起来，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曾山才遂了心愿。

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与曾山伯伯的这次见面竟成了与他的诀别。1972年4月16日，就在我们见面的数十天之后，曾山伯伯因突发心脏病溘然仙逝。噩耗传来，我如五雷轰顶，悲痛欲绝。

在北京期间，我还到红霞公寓去看望了姬鹏飞伯伯。我父亲与姬鹏飞伯伯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在中共苏中区党委，陈毅是党委书记，我父亲是党委副书记，姬鹏飞是下属地委的党委书记；陈毅调走以后，我父亲是苏中区党委书记，姬鹏飞是下属地委的副书记；我父亲调任华中局以后，姬鹏飞接任苏中区党委书记。

姬伯伯对我很关心，问了很多关于我父亲的情况。他说：“江青、张春桥这伙人简直是无聊透顶！不过，他们老是追查你父亲十三四岁时的所谓‘被俘投降’问题，死抓这个问题不放，恰恰说明你父亲没有问题。”

32.又见耀邦伯伯

我到北京后没几天，叶飞的大女儿叶小楠就带我去了耀邦伯伯家。

小楠与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安子文的女儿安黎是清华的同学。1968年，安黎告诉小楠，她有个男朋友是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让小楠陪她一起去见见胡德平，并请她帮助参谋参谋。就这样，小楠就知道耀邦家的地址，以后又去过多次，与耀邦也熟悉起来。小毛是北大的学生，她到清华看姐姐小楠，也认识了安黎，后来也多次到过耀邦家。这都是1969年5月耀邦到河南黄湖“五七”干校之前的事。1971年冬，耀邦回到北京，到家里来拜访的那些被打倒、受迫害的老干部及其家属子女们很多。小楠告诉我，耀邦伯伯有一次见到她时，曾经问起她：“你和阿丕家有往来吗？”可见他十分惦念我父亲的情况。

小楠见到耀邦伯伯时说：“耀邦叔叔，我给你带来一个年轻人，他想见见你。”耀邦伯伯看到了我，指着我说：“这是谁家的娃娃？”小楠没说话。我有点犹豫，也没有马上说我是谁。突然，耀邦两眼一亮，手一指，说了一句：“你是阿丕的儿子！”

此次距我1965年在家里碰到耀邦伯伯已有七个年头，我的相貌和个头已有明显的变化，可耀邦伯伯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想，这里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他记忆力特别好，还记得1959年、1965年两次见到我时我的模样；第二种可能，是他断定跟着叶飞女儿在一起的年轻人一定是与华东地区及当年新四军的领导有关系的子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的神态、相貌很像父亲，这让曾经在青少年时代就与我父亲亲密相处的耀邦伯伯一见到我，就突然有了似曾相识之感。

我第一眼看见耀邦伯伯时，感觉他比几年前明显消瘦了，但是目光仍炯炯有神。耀邦伯伯与我父亲在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里生死与共，在后来的历次政治斗争中也心心相印。“文革”初期，江青诬蔑我父亲是“黑小鬼”，诬蔑耀邦伯伯是“胆小鬼”，两位久经考验的“红小鬼”都成为林彪、“四人帮”打倒的目标。这样，耀邦伯伯在刚刚经历了主陕“纠左”的斗争考验之后，又经历了揪斗摧残和“牛棚”囚禁，以及两年多的下放劳改生活。面对有生以来最大的磨难，耀邦以一个“红小鬼”的气概和操守，宁折不屈，顽强地经受住了磨难。1971年底，就在我前来拜访的几个月前，他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才以检查身体、养病的名义奉调回京，结束了黄湖农场的劳动生活。

耀邦伯伯认出我后，立即上前拉着我，坐在他的身旁，问寒问暧，还拿出了白壳子的“北京牌”香烟招待我。他问了我父亲的情况，问了上海和江西的情况，尤其是非常关心一些老干部们的情况。看得出来，耀邦伯伯对我说的一切都很感兴趣。

我知道，在“文革”暴发后，团中央是北京中央直属机关中第一个受到红卫兵运动冲击的单位，身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耀邦伯伯自然首当其冲，身心上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和凌辱。所以，我很关心耀邦伯伯的身体状况。耀邦伯伯说：“我的身体还行，还能再干几十年。就是有时候腰有点痛，天气变坏时，腰痛病就会复发。”

这是十年“文革”在耀邦身上烙下的一大印记。“中央文革”顾问康生派王力到团中央煽动红卫兵造反。耀邦在底下气愤地说：“康生是老左！”面对红卫兵的责问，耀邦总是这样回答：“我在文革中有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红卫兵问他：“你和刘、邓怎么来往的？”他就说：“同志们，这些往来都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可说的。”在批斗过程中，耀邦被长时间地反扭双臂，弯腰低头，时不时还要受到拳打脚踢和皮带抽打。被摧残得最厉害的一次，是被戚本禹操纵下的铁道部长辛店机车车辆厂造反派揪斗的那一次。那天，耀邦和胡克实、王伟等团中央领导都被造反派像麻包一样扔到大卡车上，喝令他们跪在车上，动辄就是一顿打骂。在车辆厂批斗现场，凶神恶煞般的青年工人造反派质问耀邦：“你是不是‘三反分子’？”耀邦说：“我不是，我忠于毛主席。”造反派说：“你不读毛主席著作，反对毛泽东思想。”耀邦执拗地说：“毛选四卷我读上好多遍。”气急败坏的造反派一拥而上，拳脚相加还不算，还抡起铜扣皮带猛抽。耀邦被打倒在地，上衣被抽烂，鲜血直流。即使被虐待到这种地步，不该说的，他一句也不说。那次批斗回来后，他多天不能走路，从此落下颈椎、肩膀和腰部时常作痛的病根。

耀邦伯伯告诉我，他总结出一个经验，就是在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揪斗时，你说得越多就越说不清楚，越解释就越会顶牛。所以，后来无论他们如何批斗、折磨他，无论怎样逼他承认所谓的“三反罪行”，他只是重复同样几句话：“我是胡耀邦，贫下中农出身”，“我工作上有错误”，“我不是走资派”，“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和刘少奇、邓小平是工作关系”。耀邦伯伯还告诉我，路线斗争中一定要给自己划几条明确的杠杠，这样别人就拿你没办法。这也是耀邦伯伯与 “四人帮”抗争的基本方法。

江青一伙指挥下的红卫兵、造反派为何如此处心积虑地把胡耀邦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派”呢？原来，“文革”一开始，就有人揭发胡耀邦“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反对林彪副统帅”、“一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还罗列了几项所谓的“证据”。一是说耀邦曾讲过，“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也要分析，作为一种政治愿望可以，但从生理学讲就不科学，人哪有活一万岁的呢？二是说耀邦讲过，提倡学习《毛主席语录》有好处，也有不好处，不好处是把分析的东西都去掉了，只剩下了结论。还有，针对“林彪副统帅”提倡的“政治挂帅”，耀邦说过：现在到处讲“政治挂帅”，什么都联系政治，这样搞就不是政治挂帅，而是“政治当兵”了。他还说“林彪副统帅”提倡的一切都“突出政治”讲不通，比如游泳怎么突出政治？游泳要突出鼻子，不然会呛水……

耀邦告诉我，他下放到位于河南信阳黄湖农场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期间，军代表专案组认定耀邦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要他做检查。耀邦说：“检查可以做，但我不是‘走资派’”。军代表认为胡耀邦是“顽抗”，“对自己的问题老是认识不上去”，就命令他去接受批判。耀邦每到一地，首先都要说“是我不好，连累了大家”，然后真诚地要大家多给他提意见，帮助他提高认识。结果，大家对他都十分热情，实事求是地指出他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却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些缺点、错误够得上“走资派”罪名的。耀邦所谓的“走资派”问题一直僵持到1971年初还不能定论，而当时团中央书记处的其他领导都已“落实政策”回京了。军代表感到，如果不把胡耀邦定为“走资派”，不好向“中央文革”交待，就强行给耀邦作了个“走资派”的审查结论，逼他签字承认。耀邦表示坚决不同意签字。军代表火了，拍了桌子，威胁说：“你在‘文革’初期承认自己是走资派，现在翻供了？”耀邦说：“那个时候嘛，形势看不清楚。我是团中央的一把手，我不承认，别的书记受不了。现在把形势看清楚了，我不但不是三反分子，也不是走资派！”还对军代表说：“你急什么嘛！你可以把你们对我的结论报到中央去，我在结论的后面写上我自己的看法，让中央来决定嘛！”这个军代表不得不接受了耀邦的意见。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毛泽东为叶帅等在“二月逆流”中挨整的几位老帅们正了名，说了“文化大革命，整几位老帅，是林彪搞的”这样的话。周恩来乘势推动老干部的解放工作。1971年10月，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同意，确定由李先念、华国锋等协助国务院工作，由李德生、余秋里、张才千等分别主持军委三总部的工作，并撤销原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帅主持工作。同时，周恩来迅速将胡耀邦等一批老干部调回北京治病。

回到北京，耀邦伯伯还是“本性难移”，曾多次与老朋友说：“看他们把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了？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苏联还比我们强呢！”

耀邦伯伯与我谈话间，深切地怀念起了陈老总。他对我说，1972年1月7日，他从广播里听到陈老总去世的消息，感到非常难过。耀邦说：“二月逆流”实际上是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我非常钦佩陈毅、谭震林等人的义正词严。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以陈老总为代表的老帅们，敢于跟林彪、江青一伙作殊死的卓绝的斗争，值得我们永远学习。”耀邦还特意找了1967年2月16日老帅们大闹怀仁堂当晚，陈毅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时的一段讲话记录念给我听：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现在把刘少奇的100条罪状贴在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呀？”

“朱老总今年81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

“贺龙是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子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5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11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11个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要很长时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

“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

耀邦伯伯还跟我讲了他对上海“一月风暴”、“安亭事件”等事件的看法。问到上海的老干部时，耀邦伯伯特别问到了冯文彬的情况。长征之前，耀邦伯伯当时因为“AB团”事件，差一点被杀掉，是冯文彬救了耀邦伯伯。在延安时，冯文彬和耀邦伯伯又一起工作。1949年建国后，冯文彬是团中央第一书记，他调离后，毛泽东就圈定由胡耀邦接替他。1963年至1964年，冯文彬在天津工作，处境不太好，耀邦伯伯就和我父亲商量，将冯文彬调到上海任市人委工业生产委员会担任副主任。“文革”开始后，冯文彬受到了冲击，后被下放到上海“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耀邦伯伯一听我说到过江西，就问江西的情况。耀邦伯伯对重新恢复工作的黄知真、刘俊秀这些人都很熟悉，向我详细打听他们的情况。当我讲到雇工出身的刘俊秀敢对康生“骂娘”的时候，耀邦哈哈大笑，说：“党内这样的人多两个有好处呀!”

耀邦伯伯与我的首次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中间赶上了吃饭时间，他留我吃了饭。饭后我们又继续谈。我向他讲述了我的“文革”主要经历，从进牛棚、大学毕业待分配、挨批斗、进监狱，讲到进到军垦农场劳动。耀邦听罢，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文化大革命中像你这样的年青人很多，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经历，也都吃了很多苦头。这种苦头，对你们今后的成长是有好处的。这实际上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是一种非常好的锻炼。越往后，这种考验会越严峻，你们得到的锻炼也会越明显。”耀邦伯伯鼓励我面对困境要坚强起来，放眼未来。他说：“今后的50年，是你们为中华民族、为国家奋斗、为国家服务的50年。中国的希望，就看你们这些40年代出生、60年代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了!”

我改日又拜见了耀邦伯伯一次，想请他写张条子帮我解决工作调动的事。耀邦伯伯是湖南人，他曾下放到湘潭当过地委书记，与湖南省当时的领导很熟悉。碰巧的是，那天贺平也在，而且也是因为工作调动的事来找耀邦帮忙。贺平的父亲贺彪早年是江湖赤卫队队员、红二方面军的卫生部长，解放后担任了原中央卫生部副部长，在“文革”中被打倒，后被下放到卫生部在江西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文革”爆发时，贺平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因被打成所谓的“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成员，与我一样蹲了一年多的监狱，后来被发配到湖南沅江0645部队军垦农场里劳动改造，跟我所在的0646部队相邻。贺平很想快点离开军垦农场，调到北京的东方红炼油总厂工作。（即现在燕山石化的前身）

耀邦伯伯对我们俩说：“好啊，我给你俩写个条。”耀邦伯伯的条子，还是写给湖南省委领导万达，请他帮助解决我和贺平的工作调动问题。这样，一张条子上就写了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两个人的事情。我不好意思让耀邦伯伯给我们分开写，就很客气对贺平说：“这张条你拿走吧，你去找万达，给了他，他自然会晓得有我这个事。”

1972年春，我的北京之行收获很大。我不但见到了耀邦、粟裕、曾山、姬鹏飞、周惠等我父亲的老领导、老战友们，还从他们那里了解了政治动向，得到了无私的帮助和温暖，受到了教育与指点。这让我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与各种困难及险恶作斗争的信念。

33.“解放区”的生活

我的工作调动一事，可谓一波三折。

万达把耀邦伯伯写给他的条子转到了湖南省“四个面向”办公室，没想到，贺平工作调成了，我却没调成。

贺平很聪明。他知道申请调动必须要有一个正当理由，就先跑到北京的东方炼油总厂，找到哈军工的一个女同学，让她帮个忙，假装承认是他的女朋友，让东方红炼油总厂出个证明，证明与他有恋爱关系，请求把“男朋友”从湖南调过来。结果，湖南省“四个面向”办公室没有拦他，他的路走通了。而我没有任何借口，在“四个面向”办公室碰了钉子。接待我的那个领导对我说：“你知道吗，湖南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世界人民热爱她，难道你不热爱她，不想把她建设得更美好吗？不行!”我气得跟那个人斗嘴：“那你把我分到韶山冲吧，那里才真正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当然，那只是斗气，人家不放，我也没办法。

不过，我还有粟裕伯伯通过华国锋批转给万达的信。后来我专门去了万达同志家，他过问了我调动工作的事，这样我才终于调到了江西，投奔到黄知真叔叔身边。

黄知真叔叔把我安排在南昌汽车附件厂一个车间当模具钳工。那家工厂坐落在青云浦，离小平下放江西时的住处不到一公里。黄叔叔之所以把我安排在那里，是因为这个厂的领导和老工人都是在“文革”初期力保省委的“赤卫队员”，一小撮造反派都敬畏他们三分。他们都很同情我的遭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正是在南昌汽车附件厂党委的帮助下，我长达十年的预备党员身份终于转正了！

前面已经提到，我是1965年12月9日在沪东造船厂开展“四清运动”期间入党的。“文革”暴发后，我所在的上海交大党组织被砸烂了，我没法按期转正。我应该1968年毕业，但由于“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别有用心地审查我的所谓问题，不让我离校，强制我劳动改造，接着被掐监入狱，那时不要说党籍转正，不把我开除出党就万幸了。等出狱转到湖南军垦农场时，关于我的党的关系转不转问题，在上海交大“革委会”内部有过不同看法。一种观点是取消我的预备党员身份。但也有稍微懂点常识的人认为，我们不是党组织，没有资格取消掉人家的预备党员身份。争论结果是扣下我的组织关系，等学校党组织恢复后再“取消”。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后，学校恢复了党委，但不知为何一直没有取消掉我的预备党员资格。到了1975年的夏天，在复出后的邓小平对方方面面大力开展整顿并初见成效的大背景下，我找到交大党委做工作，请求他们既不要取消掉我的预备期，也不用给我恢复，只需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到我所在的单位，怎样处理由现单位作决定。交大党委书记杨凯、组织部长岳庆林及汪祥迪老师等寄予了我无私无畏的同情和支持。1975年的12月份，我的党员身份终于在江西转正了。后来不少熟知我这段历史的同志与我开玩笑说：“你作为一名党员，有十年预备期，真是久经考验呀！”

1972年我到厂里报到后，领到了补发工资，把户口和粮油关系落下就请假了，开始在江西、上海、北京三地间为解救父亲而马不停蹄地奔波。那几年，我大致是二分之一在江西上班，四分之一在上海，四分之一在北京。因为厂里领导和老工人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都很反感，同情我的遭遇，所以给了我很大的方便。

黄知真重新出来工作后，江西医学院、江西工学院、江西大学等一批大专院校恢复教学工作，中小学全面复课。像我一样，小平、李井泉、孔原、张启龙等被打倒的老同志子女也纷纷投奔“解放区”，有的在江西上学，有的调到江西做工。黄知真叔叔对他们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心和照顾。

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邓小平，1969年10月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当时，小平住在望城岗的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住地与工作地相距约一公里。黄知真恢复工作后，对小平非常关心，经常去看望他。黄知真特别交代身边人员，对小平的劳动和生活要特别关心。

王震、帅孟奇等老同志也下放在江西。黄知真顶住压力，尽其所能地关照他们。

那时常有各地造反派组织到江西找黄知真搞外调，逼迫黄知真按他们的意图写所谓的调查材料。黄知真总是顶住压力，实事求是地证明战友们的清白。例如，有一次，北京来人调查陆定一1933年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的经过。黄知真冒着自己被加重罪行的危险，证明陆定一是从赣东北苏区到达中央苏区的。“文化大革命”后，陆定一对黄知真说：“多亏了你的证明，你可给我解了围。”

1974年1月，由江青一伙策划、导演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铺开了。此举表面上是批林、批孔，实为批“周公”即周恩来，目的是除掉罩在打而不倒的老干部们头上的“保护伞”。在江西，江青等煽动起来的这场新的政治运动，不仅严重破坏了刚刚趋于稳定的局势，而且也在“解放区”上空布下了一团乌云。

1973年12月，靠造反起家、已爬至江西省委常委位置的涂烈给江青等人写信，信中罗列了江西省委的九个“问题”，诬告江西省委有人借着批判林彪及其党羽程世清的时机“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新生事物，否定党的九大路线”。涂烈攻击江西省委常委刘俊秀“传播政治谣言”，诬告刘俊秀在省委的一次老干部会上说“毛主席最近有‘四句话’的指示，即‘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就位，小兵回营’。会后，不少地、县委都传达了，有的单位以此为指导思想来调整领导班子，把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新干部‘打扫回营’”，还说有人“捏造毛主席 ‘四个想不到’的指示，向下传达。传播的大意是：想不到文化大革把老干部整得这样苦，想不到林彪会反对我，想不到××告老还乡、躺倒不干（攻击康生），想不到×××当了政治局委员水平这样低（攻击姚文元同志）”……江青一伙抓住这封信大做文章，矛头直指江西省委。

1974年2月23日，江青一伙以下发中央文件的形式，向江西省委和省革委会转发了涂烈的这封来信，并指出“中央要求江西省委常委把涂烈同志这封信印发给省委委员、省革委会委员、省军区党委委员每人一份，并定期在二月中召开江西省扩大会议，凡属省委委员、省革委会委员、省军区党委委员，不论是否党员，一律参加，认真讨论批林批孔和涂烈同志这封信中所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原则问题。请江西省委把你们的意见及会议的情况和结果及时报告中央。”

涂烈的诬告信以及中央文件的要求犹如在江西全境又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引发了各造反组织新一轮对江西省委黄知真、刘俊秀、白栋材等人的斗争浪潮。一时间，打倒省委领导的口号四起，标语贴满了整个南昌城。

江西省委、省革委会和省军区党委不得不按中央要求，召开所谓的“三全会”。在“四人帮”的支持下，不少造反派的头头参加了会议，会议从200多人增加到千余人，对黄知真等领导人进行了无休止的批斗。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黄知真始终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他给毛泽东直接写信汇报江西的情况，毛泽东很快做出了重要批示。中央出面，把江西省委领导人和那些造反派的头头召到北京听汇报。至此，维持数月的“三全会”才停止下来。

十年动乱中，“四人帮”的株连政策和高压统治，令许多人不敢与我们这样的“黑帮、走资派”子女接近，但黄叔叔却毫不畏惧，以真挚的革命情谊和侠肝义胆，始终关怀、保护着我，令我永生难忘。从1972年到1978年，在南昌的六年中，我几乎成了黄家的一员。每到周末，我就到黄家改善生活，与黄知真一家聊天，谈论国内、国际形势。那些年中，在黄家度过的时光是我在十年动乱中最愉快的时光。我经常与黄叔叔一起探讨当时的形势，抨击“四人帮”的罪行，倾听他分析今后局势的发展，关心被“四人帮”迫害的老同志。黄叔叔政治立场坚定，有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经常与他在一起谈话，也提高了我的政治觉悟与政治素质，但是，黄叔叔也为此承担了很大的政治风险。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从查获的材料中我才知道，“四人帮”及其上海一伙在得知我到了江西并得到黄知真的保护后，竟指使江西的造反派调查黄知真，要查我是怎么到江西来的，为什么受到黄知真的庇护，“黄知真和陈丕显究竟有什么黑关系”，并扬言说“江西省委有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开始清查“四人帮”的罪行。当时，江西省和南昌市准备成立清查“四人帮”罪行办公室，都要抽调我。我考虑到南昌是与“四人帮”斗争的最前沿、最激烈的地方，想去南昌市的“清查办”，经黄知真叔叔协调，我终于如愿，并成为南昌市清查办材料组负责人之一。我很想弄清楚江西造反派为什么说“黄知真和陈丕显的关系不正常”，他们是怎样调查我如何来到江西的，以及江西造反派与上海的“四人帮”爪牙有关的人和事。我就请黄知真叔叔批示，写了介绍信到上海提审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等人，结果被上海市“清查办”的负责人顾林昉婉拒。他说：“小津，你需要什么材料，我们给你提供。” 顾林昉后来担任了中央政法委的秘书长。我们若干年后在北京谈起了此事，都觉得很有意思。

后来，我看到了关于插手江西问题的一份亲笔交代材料，从中不难看出“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爪牙们对黄知真叔叔及江西省委的不满，照录如下：

“‘四人帮’插手江西，攻击江西省委由来已久。……陈丕显的儿子原在湖南工作，是黄知真同志把他调到江西去的。此事，马天水报告过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陈丕显在上海是我们的死对头，而江西省委对他的儿子却这样照顾，我们很反感。因此，我们对江西省委就产生了不好的看法。……涂烈说黄知真同志修正主义修到了这种程度：上班警卫员给他打伞，秘书给他提皮包。这时我们又就陈丕显的儿子调动一事，攻击了黄知真同志。这时是否谈了杨尚奎同志的长征回忆录，记不清了，但谈的可能性大，因为回忆录中谈到了‘阿丕’（即陈丕显同志），我们很反感，陈丕显在上海正好是我们的死对头，此事我、姚文元当面就攻击过。”

回忆在南昌的这段生活，我对黄知真这位革命前辈充满了感激与敬佩之情。从他那里，我看到了一位老红军、老共产党员，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斗争意志和高尚的革命情操。这段经历是我人生中的宝贵精神财富，黄叔叔的教育与指点令我受用一生。

34.宁折不弯的“两个老共产党员”

1967年初，叶飞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被专机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他先是住在京西宾馆，后因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又搬到了位于厂桥的中直招待所（现称金台饭店）。这年夏天，我又从上海跑到北京，便到中直招待所去看望叶飞伯伯。小毛接待了我，还到食堂帮我打饭。这次会面，我进一步了解到了叶飞伯伯一家在“文革”初期的遭遇。

叶飞伯伯与我父亲是同龄人，既是福建同乡，又是长期在同一个革命根据地战斗与生活的亲密战友。在苏中革命根据地，叶飞伯伯与我父亲曾经互为上下级关系。陈毅任军区司令员兼区党委书记时，我父亲为区党委副书记，叶飞在苏中区党委辖区内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后来，粟裕、叶飞先后接替军区司令员兼区党委书记，我父亲仍为党委副书记。这种特殊的任职经历，使他们的战友和部下很多都是共同的。解放后，他们又分别在同属华东地区的上海市和福建省担任第一书记。在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中，他们对形势的判断观点上是相同的，工作有些作法是相互启发的。这种特殊的交往经历，使两位父辈一直保持着亲兄弟般的友情，我们两家也相处得亲如一家。

叶飞伯伯的经历极具传奇色彩。他的祖父是福建的一个贫苦农民，早年由于生活所迫，漂洋过海下南洋，在菲律宾与当地一位女子结婚成家。叶飞的父亲长大后，又与当地一位菲律宾裔女子结婚，生了叶飞。叶飞四五岁时，祖父把他送回福建老家抚养。刚回老家时，他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叶飞伯伯历经磨难，在革命战火中一步步成长起来，成为我军赫赫有名的高级将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调他到与台湾隔海对峙的福建省任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指挥了著名的“炮打金门”。与我父亲、宋任穷、谢富治等一批在部队做政委工作出身的省市第一书记相比，叶飞伯伯是全国唯一一位从军事干部直接转过来的省委第一书记，这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由于他战功卓著，威名远扬，菲律宾以总统令、国家议会决议等方式，把他视为菲律宾的民族英雄，还在菲律宾国家英雄公园里为他塑了雕像。没想到的是，这也成了叶飞伯伯在“文革”中被斗挨整的一条罪状——“里通外国”。

在“文革”初担任了“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也是福建人。叶飞的挨整，与这位爱记仇的“老夫子”打击报复很有关系。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陈伯达的一个侄子在厦门被判死刑。在罪犯被处决第二天，厦门市委收到陈伯达寄来的一封信，希望对他侄儿从宽处理，免其一死。因罪犯已伏法，厦门市委就没有回复。陈伯达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文革”中多次重翻旧账，说他在福建的一个亲人被杀害了，并点了叶飞等人的名字。叶飞还有一件事也深深地得罪了这位“老夫子”。“大跃进”时期，陈伯达到福建蹲点，以“钦差大臣”自居，对福建省委指手画脚，乱提意见。叶飞看不惯他的某些做法，顶撞了他，两人发生争执。叶飞直率地说他是“书生之见”。陈伯达回北京后，向毛泽东告了叶飞一状，但毛泽东没有表态。“文革”开始后，陈伯达紧跟林彪、江青一伙，当上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叶飞深知陈伯达的为人，预言自己“在劫难逃”，结果很快应验了。

与上海一样，在“造反有理”的鼓动下，北京红卫兵等外地红卫兵大串连的浪潮迅速席卷了福州市。到1966年8月，聚集福州的外地师生超过15000人。红卫兵所到之处，大破“四旧”，向一切他们认定的“牛鬼蛇神”开火。

叶飞伯伯的夫人，时任福建省教育厅负责人的王于畊阿姨首先受到了批判。王于畊阿姨是河北保定人，早年在保定女子师范求学时就投身革命，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副队长、民运工作队队长、区委书记、地委妇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她先后任华东野战军一纵队直属政治处宣传股长等职。解放后，她先后任福建省妇联宣传部长兼福州市妇联主任，福建省妇联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福建省教育厅厅长兼党组书记。王于畊阿姨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在她的领导下，福建教育事业有了迅速发展，被誉为“高考红旗”。

“文革”一开始，王于畊阿姨被诬为福建“教育黑线”的“黑典型”，勒令其停职检查。陈伯达火上浇油地对造反派说：“王于耕是北方人，为什么北方人跑到福建去工作？她是不是敌人派去的特务？要好好查一查。”刚强的王于畊阿姨听说此话后，马上针锋相对地说：“他陈伯达‘老夫子’是福建人，为什么跑到北方去工作？是不是特务也要查。”王于畊阿姨受到了各种非人道的批斗，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一次，造反派抓住她的头发往后拽，按住她的胳膊要她跪下，可她就是不跪。造反派恼羞成怒，从后面猛踢王于畊阿姨的腿，她的腿从此落下了残疾。在被关押期间，造反派甚至还对她耍出假枪毙的把戏。造反派用枪顶住她的后脑，威逼她交待叶飞是“叛徒”。早已在战争年代经历过枪林弹雨考验的王于畊阿姨，毫不畏惧，大义凛然地痛斥道：“你们……妄想用卑鄙可耻的罪恶手段来摧残共产党人的精神和意志，这是决不会得逞的！”

陈伯达与当时省委和福州军区的某些人相互勾结，到处煽风点火，使叶飞在福建的工作越来越被动，最后到了难以继续主持工作的地步。

叶飞是“文革”较早被造反派游街批斗的省委第一书记，也是被斗得很凶、很惨的一位。在省直文化系统造反派的一次揪斗中，叶飞被按倒在地。一个造反派竟把一只脚踩在叶飞的肩膀上，大声喊到：“要把反动派打翻在地，踩上一只脚，使他永不翻身。”一批造反派不听中央的指令，硬把叶飞的住处搞成了“反修展览馆”，使堂堂一位省委第一书记无家可归，只能寄身于警卫员家里。

上海“一月风暴”发生后，周总理知道了我父亲、叶飞等一批省市第一书记们的处境，致信请示毛泽东，建议把他们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后，周恩来立即派专机到福州接叶飞，并与他信得过的福州军区副司令皮定钧通电话，要他负责将叶飞安全地送到北京。皮定均接到总理指示后，带了一个排的士兵，荷枪实弹，用军用大卡车把叶飞抢出来，送上了北京来的专机。

叶飞到北京后，陈老总、谭震林、李先念等老领导都来看望。正在京西宾馆参加军委扩大会、曾是叶飞部下的野战军军长朱启祥及空四军军长周建屏也来了。他们对叶飞说：“知道首长在福州挨整，现在我们随时准备带军队保卫老首长的安全。”

叶飞父女刚到北京时，我在钟民伯伯家见过来为父亲借换洗衣服的小毛。后来，小毛又到了她很熟悉的钟期光上将家。当时钟期光正在被隔离，钟期光叔叔的夫人凌奔阿姨得知叶飞在京的窘迫境遇，什么也不问，立即把身上的200元钱都掏给小毛，让钱无分文的父女俩赶快购置一些生活品。

1971年冬，小毛北大毕业，被分配到青海高原一个小城镇中学当老师。这个城镇不通铁路，只有长途汽车，总共五万人口有四万是劳改犯，其余大多是像小毛这样支边过去的人。当时，父母分别被关押在北京和福州，小毛很为家里的情况担忧，再加上对高原气候不适应，患上了甲亢，当地无法治疗，她就出来治病。她先到了福建求医，因父亲是被“四人帮”点名打倒的，福建不接待；后又到北京求医，北京也不接待。在危难之际，与小毛同时分到青海的廖承志之女廖茗伸出了援手，跟她爸爸讲了小毛的遭遇。同样身处困境的廖承志感到无能为力，给叶帅打了电话，叶帅给三〇一医院下了命令，让他们立刻安排小毛住院，并派最好的医生给治病。“九一三”事件后，叶帅主持军委工作，他的话三〇一医院不敢不听。结果，小毛的手术很成功。就这样，小毛一边在北京休养，一边为解救父母奔波。

1972年春，小毛的大姐叶小楠从东北回到北京，获准探望被关押的父亲。从1968年至今，这对父女已有四年未见面了，她特意抱上四个月大的女儿丫丫。小楠在排队等候见面时，发现站在她前面的是清华的一个同学，是吕东的女儿，与她同来的还有两个姐妹。吕东出来见面时，与三个女儿抱着大哭一场，场面很感人。小楠当时就想，这么多年没有见到爸爸，很难想象自己与爸爸见面时会是什么样的情景。过了一会儿，两个人押着叶飞进了会见室。小楠向我们回忆了当时父女见面的场景：“爸爸看上去非常平静、平稳，感觉就像是出差几天没有见面似的。爸爸伸出手，我就跟爸爸握了握手。爸爸自己坐下后对我说：‘你坐吧。’看到我抱着孩子，爸爸说：‘你已经有孩子了！’爸爸是那样的平静、镇静。” 但是，小楠观察到爸爸全身浮肿，心跳也非常快，身体非常不好。这次见面后，她给妈妈写了一封信，汇报了爸爸的情况。

叶飞伯伯于1967年2月初离开福建时，王于畊阿姨正被关在省立医院里，一点不知情。1972年10月，在周总理的过问下，在福建饱受迫害和虐待的王于畊阿姨终于来到了北京。办完了种种手续，她终于盼来了探视老伴的日子。临见面前，专案人员假惺惺地提醒王于畊阿姨“不可激动”，王阿姨立即顶了一句：“你们搞明白，这是两个老共产党员会面！如果你忘了，我提醒你。”

那天，在通县的一个营房里，王于畊阿姨在小楠等儿女的陪同下，见到被关了五年多的叶飞。小楠后来回忆说：“他们俩也是好几年没有见面了，我觉得他们应该都非常激动，但是从脸上都看不出来。他们俩握手的时候，根本看不出跟平常有什么两样，其实只有像我这样了解爸爸妈妈的人才知道这次握手是多么非同寻常。他们坐得端端正正的，妈妈抓住爸爸的手，不是夫妻很久没有见面时的那种亲密的握手，而是帮爸爸号脉。过了好长一会儿，妈妈说：‘哎呀，你的心跳还是很快。’当时旁边还坐着看守的人，所以他们当时很多话都是讲给那个人听的。我们当时所有的担心和激动，都被爸爸妈妈的平静所感染。”

王于畊阿姨忍着眼泪听老伴诉说了他这些年的遭遇。叶飞伯伯在被隔离期间，以阅读马列经典著作的方式与“四人帮”斗争。他把《马恩全集》通读了一遍，《资本论》、《毛泽东选集》读了数遍，《列宁全集》正在看着。他不仅认真地读，还认真地做学习笔记。王于畊阿姨来到时，他的笔记已经写到了第30本。叶飞说：“看书不比坚持三年游击战争苦。那些‘秀才’不就是多读了几本书，就寻章摘句地整人么！”王于畊阿姨说：“读书不妨有点调剂，我带来了《史记》和《鲁讯全集》，还有《斯巴达可思》，都不妨一读。”

王于畊阿姨为叶飞伯伯把脉时，数了一遍又一遍，脉搏每分钟竟有120多次。她又叫来儿女数，叫来专案人员数，也是这个数。王阿姨随即要求专案人员向上级报告，要求给叶飞治病，专案人员答应“研究研究”。王于畊阿姨对此不抱幻想，立即给周总理写信。两星期后，总理批示到了：“有病治病，立即住院。”这样，叶飞伯伯住进了阜外医院。

住院一个月后，当叶飞伯伯病情刚趋稳定，专案组又将他收回原地关押。数日后，叶飞伯伯旧病复发，幸亏叶帅闻讯，批示“保外就医”，又住进了三〇四医院。

1973年6月，叶飞伯伯和王于畊阿姨听从陈毅夫人张茜的建议，给毛泽东写信。叶飞伯伯在信中向毛泽东说：“七一”到了，自己想念党，渴望脱离现在的处境，继续为党工作。他的信6月16日送出，6月18日就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此人应予解放，立即分配工作。”

6月22日那一天，一位工作人员过来通知叶飞家人：可以去接叶飞回家了！在家的王于畊阿姨一时愣住了，感到非常意外，因为此前没有任何预告或预示。只是前一天，工作人员一大早就打扫旁边的一个大房间，还新搬来一张床，铺上床单。她和女儿还嘀咕一阵，不知是给谁准备的。现在明白了，这就是给叶飞准备的。离散七年的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家人立即坐上中组部派的车，到三〇四医院去接父亲。叶飞临离开医院前，专案组的人问他：“东西都收拾好了吗？”爸爸说：“没有什么东西可收拾。”女儿提行李时，见有一个手提包里面放着很多书和笔记本，其中有《资本论》，就惊奇的问：“爸爸，你把《资本论》都读完了？”叶飞说：“我何止读完了？我读了五遍！”一般人读《资本论》，能读完第一卷就算不易了，很少有人能读到第二卷、第三卷。女儿还发现，爸爸的衬衣和毛衣都破了，很多处他自己已补过了。她想象不出，爸爸在被关押的这五年里是怎么过来的。爸爸后来告诉她：“‘文革’中应该不卑不亢，不要因为一时得意而忘形，也不要因为一时失意而消沉。”叶飞伯伯的确就是这样一位沉稳坚强、荣辱不惊的人！

叶小楠还清晰地记得叶飞到家时的情景，“到万寿路招待所上楼时，爸爸的脚步很轻松，非常沉稳。曾志在楼梯口迎接，妈妈站在曾志后面。曾志说，‘哎呀，回来了’。爸爸说：‘回来了’。爸爸表现得好像不是被关押了很多年，而是像平时出差后回家一样。我们在文革中，盼这一天盼了很久、很久，一直想象着相见的那一天会多么激动，会扑上去和爸爸拥抱，大哭一场，向爸爸诉说这几年的委屈。可没想到爸爸见面后显得很平静。和爸爸打完招呼后，曾志让开了。我就看到妈妈脸上的表情，妈妈那时真是百感交集。”

王于畊阿姨对这一刻也留下了文字记录：“我听到孩子们在走廊里大声叫‘妈妈’，于是我在房门口接到了老伴。许多同志都来了，多少祝贺，多少笑颜，我们住的那间大的房间，欢声笑语不断，这真是我们家的节日。这一天是1973年6月22日，当天傍晚，我们这个从1966年夏季被砸碎的家团聚了。”

35.一个避风挡雨的港湾

在那个浊浪滔天的年代，在北京，有一对老干部夫妇的家像一个避风挡雨的港湾，无私无畏地庇护了很多像我这样颠沛流离、无依无靠的外地遭难老战友的“黑帮子女”。他们就是钟期光叔叔和凌奔阿姨。

钟期光叔叔与我父亲抗战时期曾共同在新四军的苏中根据地战斗过，是革命情谊相当深厚的老战友。钟伯伯是湖南平江人，早在大革命时期就积极投身爱国宣传运动和农民运动，1924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参加长征以后，他留在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新四军组建后，任一师政治部主任，一师的驻地就在苏中根据地。当时，陈毅身兼苏中区党政军一把手，而我父亲任区党委副书记，是他的党政第一助手；钟期光是粟裕的助手，是苏中根据地军政第一助手。区内党政、军政之间有大量事务性的协调工作，我父亲与钟期光朝夕相处，往来亲密。

凌奔阿姨和我母亲是同龄人，都是新四军女兵。凌奔阿姨原名黄明英，安徽芜湖人，18岁时背弃富裕家庭投奔新四军，当过民运队长、战地印刷厂厂长。在抗战中，她负过伤，曾从死人堆爬了出来，为新四军这支“铁军”立过赫赫战功。我母亲与凌奔阿姨彼此非常熟悉，两人情同姐妹。我1944年11月出生在江苏宝应县，而钟伯伯的大儿子钟德苏同年9月也出生在宝应县。紧密的工作往来，共同的战斗与生活境遇，使我们两家有着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一伙妄图打倒叶帅，便首先向叶帅在军事科学院的两位得力助手、开国上将宋时轮和钟期光下毒手。

宋时轮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和长征，历任红军湘东南纵队政委，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第三十五军参谋长，独立三师师长，第三十军、第二十八军军长等职。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团长、雁北支队支队长兼政委、八路军第四队司令员，在解放战争时期任过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北平“军事调处招待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处处长、华东野战军十纵队司令员、第九兵团司令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九兵团司令员，参与指挥了上甘岭等著名战役。“文革”前，宋时轮任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钟期光任军事科学院副政委，军事科学院院长由叶帅兼任。“文革”中，宋时轮和钟期光都遭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

钟期光被诬陷为“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副统帅”、“反对突出政治”，被打成“与反党集团关系密切”、是“彭（德怀）黄（黄克诚）漏网分子”，是“里通外国”的嫌疑犯……1966年6月，钟期光首批被勒令“靠边站”，并开始接受“群众专政”，受到“喷气式”、“挂黑牌”、“游院示众”、劳动改造等批斗折磨。

l968年6月，钟期光叔叔被林彪、“四人帮”以“中央专案组”名义予以“隔离审查”。他从此“失踪”，与世隔绝，连犯人享有的亲属探视权也被剥夺。一位为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浴血奋斗了大半生的六旬革命老人，却在自己的队伍里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身心遭受严重损伤。

后来，钟期光叔叔由“隔离审查”改为“监护审查’，回到原来的住房，但仍然没有人身自由。他住的一栋小楼被从中间砌成两半，一边关押着钟期光，另一边给家人栖身，一墙之隔，判如阴阳两界，一家人彼此不能说话，不能传递任何物件，咫尺天涯，整整4年！

每天，牵肠挂肚的凌奔阿姨总掀起窗帘一角，目不转睛地盯着老伴，看着他佝偻着多年骨质增生的病痛身躯在艰难地拔草、扫地，不禁热泪盈眶，她多想搀他一把，分担他一点苦役，但不能。每当此时，钟期光叔叔也会转身眺望西半楼的窗户，立即被严密监视的哨兵喝令制止。漫漫长夜，凌奔阿姨贴墙倾听着老伴的碟碟踱步声，钟期光也关注着患有严重肺气肿的老伴撕心裂肺的咳嗽。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妇就这样相闻难相见，彼此牵挂、揣测、无言地诉说。终于，凌奔被这无情的摧残击倒了。孩子们急忙将母亲送往医院，稍有好转，她又回到家中。熬到1972年，钟期光叔叔由于长期不给看病，突发脑血栓，送到三〇一医院，躺在急诊室居然5个小时不给救治。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才住进病房，但因耽误了救治，造成半身不遂，从此生活不能自理。

后来，钟伯伯“假释”回家了，但门口每时每刻站着监护哨。一身是病的凌奔阿姨，承担起了照料老伴的重任。两位饱经风霜、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人，共同与丑恶势力作了坚决的斗争。

钟伯伯虽然瘫痪在床，“检讨”也是写了又写，但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从未丧失做人的基本原则。林彪、“四人帮”多次强逼他揭发老领导陈毅、谭震林等的“罪行”，他响亮地表示：“他们不是‘陈贼’、‘谭贼’，而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同志!”林彪、“四人帮”制造了所谓“汤团投敌事件”，把斗争矛头指向粟裕、我父亲、姬鹏飞等人，并使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共特别党员汤景延领导的江苏“通海自卫团” 一大批成员遭受政治迫害。尊重史实的钟伯伯，不惧重压，在自己写的回忆史料中明确指出：“所谓‘汤团投敌问题’，是我新四军苏中军区在‘反清乡’斗争中打进敌军内部对敌伪工作的一部分，是成功的一例。”

凌奔阿姨生来性格豪爽，爱憎分明。当宋时轮、钟期光在军事科学院被挂牌游斗时，她领着身处逆境、受尽歧视的四儿四女整衣列队，肃立路旁，立正行注目礼，其悲壮场面感人至深。当宋、钟二人被罚做苦役时，她叫孩子们轮流帮助两位老人劳动，送水送饭。1967年2月，叶飞、江华、谭启龙等省市第一书记们被周总理从造反派手中紧急抢救出来，接到北京后，他们身无分文，连换洗的衣服都没顾上带，这时，她们的老战友凌奔阿姨出现了，她给每人送去200元，要知道那时她们家并不富裕，这是她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这样大面积的接济救难，凌奔阿姨近乎倾家荡产了。

最令人感动的，身处因境中的凌奔阿姨，不仅尽全力照顾那些“被烧得半死”、背井离乡的老战友们，还千方百计地收留这些“黑帮、走资派”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子女们。她先后收留、庇护了19个在京读书的老战友孩子，其中多是正在饱受迫害的华东各省市第一书记的子女们！这些受到凌奔阿姨庇护的孩子中，除了有我们家的东棋和小龙，还有叶飞家的两个女儿小楠和小毛，有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的长子谭大骏，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儿子虞大江、江小华等。凌奔对我父亲、叶飞、谭启龙很熟悉，跟江华不太熟悉，但当同在清华上学的虞大江跟着小楠和谭大俊一起到她家时，她照样热情接待。有的孩子知道凌奔阿姨家里已有很多孩子了，便不想再去添麻烦。凌奔阿姨知道后，就根据孩子们提供的线索，一处一处地寻找，终于把他领回了家。她说：“你们不要怕，即使没收了钟伯伯的房子，也还会有我住的地方，大不了我们打地铺！”

住在凌奔家的这些孩子们，普遍对父母们九死一生的革命经历了解不多，对父母们为何被打倒也很不理解。所以，当一顶又一顶大帽子压过来，一盆又一盆脏水泼过来时，他们充满着困惑和忧虑，甚至有时对难中的父母产生了信任危机。凌奔阿姨发现这种情况，就一个一个地与孩子们谈心，把她对他们父母的了解及评价托盘而出，提醒他们要认清林彪、“四人帮”一伙人的丑恶嘴脸。在凌奔阿姨的教育和引导下，这些被社会上称之为“狗崽子”、“修正主义苗子”或“可教育好的子女”们，能够坦然面对生活强加给他们的种种重压和不公。在这样的一场动乱中，先后受到凌奔阿姨庇护的19个孩子中，不仅没有一个受冻挨饿得重病，也没有一个走上邪路的。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钟期光叔叔及我们的父母们都已被隔离审查，我们这些投奔凌奔阿姨家的孩子们也都是造反派们追逐、迫害的对象。这么多“黑帮、走资派”的子女躲在这里，军事科学院的造反派自然会严密监视。他们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造反派勾结、串通在一起，来势汹汹地上门讨伐，责难凌奔阿姨“窝藏黑五类”。犯着严重肺肿病的凌奔阿姨一边咳着、喘着，一边理直气壮地驳斥道：“从枪林弹雨走过来的人，跟共产党铁了心的幸存者，何黑之有！他们的子女更是无罪！”“我不收留，难道你们安排招待所管吃住吗?”“要赶，你们赶！可是你们要负责任！要我赶，办不到！他们是我的客人，打死我，我也不会赶他们！” 凌奔阿姨声色俱厉，弄得造反派无言以对，只得灰溜溜走了。从此，“凌奔历害”的美誉在中央军委三总部及北京各军兵种总部中传扬开来。

凌奔阿姨很有见解，很有思想。某一位华东省市的第一书记被关起来之后，被迫写了检讨，但他为了“过关”，检讨写得过了头，太“上纲上线”了。凌奔听说后，很生气。当时这位第一书记的儿子也住在她家里，她就把他找来，开诚布公地对他说：“你父亲这个检讨过头了。要过关、要取得谅解，这样写检讨是不行的。” 这位第一书记的儿子见到父亲后，就批评了父亲一顿。

危难现本色，患难见真情。钟期光受难时，叶剑英曾写了一张条子送给凌奔阿姨，“凌奔同志为革命受气，真金不怕火炼!”父辈们对凌奔阿姨更是充满着无限的敬意和感激之情。叶飞伯伯曾经手书七个字送给凌奔阿姨：“凌奔兄，谢谢，谢谢！”“奔兄”，这是何等的尊敬称谓！而与钟期光叔叔一起受难的宋时伦上将，则称呼凌奔为“女中豪杰”。我父亲调到北京工作之后，也经常到钟期光叔叔和凌奔阿姨家看望他们，表示感谢。凌奔阿姨曾想写一本自己坎坷人生的回忆录，但因病痛缠身，始终未能如愿，于l986年9月病逝，终年66岁。凌奔阿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

1971年林彪事件后，诬陷钟期光叔叔“三反分子”的伪证不攻自破。但因钟案与彭德怀专案一直挂钩，“四人帮”对他的迫害仍在继续。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12月5日，军事科学院党委才作出《关于为钟期光同志平反的决定》，为他平反恢复了名誉。此后，钟期光叔叔虽在组织的关怀下，被安排了军事科学院的名誉职务，但由于健康原因，实际上离开了工作岗位，长期在医院安度晚年。

1991年6月5日下午，我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江泽民主席汇报工作时，谈到了新四军的老领导钟期光上将前几天去世了，想知道江主席能否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江主席说：“钟期光是赫赫有名的上将，我知道他，但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我要去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请他们寄一份讣告过来。”于是，我马上给军事科学院及钟期光的孩子打电话告诉这个消息。6月7号，江主席的秘书来电话，讣告已收到。6月12日，江主席参加了钟期光的遗体告别仪式。在钟期光叔叔逝世一年后，江泽民主席又题词：“学习钟期光同志，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政治传统。”
36.“走资派”子女们的友谊

1967年“一月风暴”后，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母亲相继被隔离审查，家也由康平路165号搬到了武康路117号，只有一间房，与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三家合住一幢小楼。周围许多比我年龄小一些“走资派”子女也因父母被隔离，一时都成了无人关心的孩子，再加上家里多次被抄，房屋被占，失去了父母的经济来源，靠仅有一点点生活费苟且活命，我们一下子跌入了社会的最低层，逼迫我们用非常手段和命运抗争。

有的往事今天想起来仍令人忍俊不禁。先说一例。我们一个月仅有15块钱生活费，对2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这点钱根本不够，每天处于寻食状态。我身边的几个“走资派”子女也一样，实在饿得不行，我就带他们跑到小餐馆，打打“牙祭”。

当时上海的小餐馆，一般有七八张桌子，每张桌子上有个盘子，里面放着一些点菜用的木夹子，每个夹子上有该桌的编号，譬如说５号桌，夹子上写着“５”号。服务员把客人点的菜名写在单子上，拿个夹子夹好，送到厨房。大师傅把菜做得了，把这个菜的夹子夹在盘沿，放在送菜窗口。那时的服务员不是每人包管几桌，谁看见菜做好了，谁送，都是凭着夹子上某桌的编号上菜的。我们就钻着空子，先点上三两个廉价的菜，然后趁没人注意，把我们桌上的夹子放在远处的桌子上，再假装说话等朋友来，让饭馆先不用急着上菜。等到远处桌子上来了人、点了菜，服务员取走了本应是我们桌上的点菜夹子，上菜时自然就送到我们桌上。这是我们就不能“假斯文”了，眼疾手快，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当其他桌上的人等急了，大声喊“怎么还不上菜哪”时，我们决不能再“恋战”，赶紧溜之大吉。当然，每个餐馆只能光临一回，受了窝囊气的服务员肯定能回忆起我们的模样，再去就是自投罗网。那个饥饿的年代，囊中羞涩啊，没有本钱去“解放天下三分之二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只能先解救自己了!

还有一例。那时我们所在的居民区有个菜市场，一般都是在夜里上货，天亮开张。有了“战斗经验”的我们不满足于到小餐馆，准备“劫军火库”了。也许是父辈的遗传基因，我们对每次“战斗”都是仔细侦察，周密部署，先摸透了菜市场进货的规律，就在一天深夜开始行动。我指挥着抢运组早早准备了一辆平板车，隐蔽在弄堂口。等送货车卸下东西时，我派人盯着，一等传来货车走远了的信号，抢运组几个立即摸过去，抬起半扇猪扔到平板车上，骑上车就逃之夭夭。回到武康路117号我们的住处，我们关紧门窗，费九牛二虎之力，“噼里啪啦”把这半扇猪剁成若干小块，红烧白煮，细水长流，还接济“阶级弟兄”……

1972年春以后，我到北京为解救父亲奔波，经常去西郊看望钟期光叔叔和凌奔阿姨，有时就住在二老家里。记得钟伯伯家住在军事科学院的24号楼，后山坡的最高处，楼前树木很多，非常僻静。这座小楼原为两家背对背的两层将军楼，因为钟家人多，就把两家中间的隔墙打通。因为这里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不远，又比较清静，“文革”初期就成了我弟弟等在这两所高校上学的华东第一书记们孩子避难所。

1966年6月以后，“文化大革命”在北京的大中专院校率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学生们很快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停课闹起了革命。在惊天动地的政治运动中，这些从小就受家庭熏陶，养成关心国家大事习惯的干部子女们一开始都很迷茫，既为父母们担忧，也为国家的命运担忧。有一次，我弟弟东棋，叶飞家的小楠、小毛，还有谭启龙家的小马（谭大俊）齐聚凌奔阿姨家，七嘴八舌地谈论着学校里的情况。小毛满是疑惑地对凌奔阿姨说：“现在运动刚开始，我们就都成了‘保皇派’，离‘右派’只差一步，这政治斗争太可怕了。”果然，随着父母们一个个被揪斗，被打成“走资派”，我们这些子女们都成了“黑五类”，每天不得不东躲西藏。

东棋后来回忆说：“1967年1月的‘一月风暴’后，父亲首当其冲被打倒了。当时我年纪小，感到很苦闷，以前常去的章蕴妈妈家和杨成武家都不去了。这时候，钟期光叔叔和凌奔阿姨叫叶小楠找到我，要我到他们那里去。那时是我最苦闷的时候，他们家人本来就多，周末我们几个一去吃饭，那么多人，真是太不容易了。凌奔阿姨肺不好，烟抽得厉害。钟期光叔叔被隔离在他家隔壁的房子里，听得到声音看不到人。老太太对我一直非常好，常安慰我、关心我，一直到我1970年大学分配。”

小宝（老四钟德东）后来回忆说，那时我们家里人来的多，房子紧张了，我们就把两张单人床并起来，四个人横着睡。外面闹得很凶的那段时间，大家每天白天出去收集情报，晚上回来，吃过晚饭就围坐在凌奔床边，有的讲述一天的见闻，有的读小报，有的讲听到的其他叔叔阿姨家的情况。娓娓（钟期光的女儿）则留在楼下“听门”，提防外人突然到访。有的小报大家反复看了五六遍，一遍又一遍地揣摩：总理这句话是发出解放老干部的信号吗？“中央文革”这样讲是要干什么？……凌妈妈因身体不好，就躺在床上听他们七嘴八舌，不时地帮他们分析“文革”的动态形势。她对孩子们说的最多的话，是鼓励大家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鼓励大家挺直腰板做人，不要向困难低头。这也是支撑孩子们渡过“文革”难关的唯一信念。

凌奔阿姨家孩子很多，她们都很有父母之风，与其他孩子们亲同兄弟姐妹，有饭同吃，有难同当。凌奔的小女儿娓娓才十二三岁，每天殷勤地给大家洗衣做饭。小楠和小毛都非常喜爱这个十分懂事的小妹妹，常常带她到颐和园去玩。那时，如果坐公共汽车从清华或北大到军事科学院，每人需要1毛钱，小楠和小毛都舍不得花这个钱，每次都是骑自行车或走路去的。可她们与娓娓一道逛公园时，却舍得花两三毛钱给娓娓买山楂糕吃。这可能算得上是在那个艰苦年代里对这位小妹妹的“犒劳”吧。

凌奔阿姨把老战友的孩子都当成自己的孩子，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与成长。她50年代曾做过南京军事学院子弟学校的校长，十分喜欢与我们这些孩子在一起，也很会教育、开导我们。在生活上，凌奔阿姨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可一旦发现我人身上有不好的习惯和毛病，也会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我们都很敬重他，爱戴她，谁有心里话都愿意跟她讲。例如，常在她家里住的这些孩子们都是二十岁左右，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凌奔阿姨问他们：“你们有没有谈恋爱？”有男孩子调皮地说：“可能有吧。”凌奔阿姨说：“你们不要乱谈恋爱。”他们又问：“什么是恋爱？我们怎么样才算是恋爱了。”凌奔阿姨说：“如果你跟对方在一起，有要亲吻的感觉，那就是恋爱了。”

大宝（老三钟德鲁）和小宝高中毕业后都困在家里。1968年，哥俩想去参军，因是“黑五类”，连名都不许报，只剩下响应号召“上山下乡”这一条路了。军科院造反派三天两头地到家里查问，看钟家“上山下乡”的走了没有。大宝和小宝一番商量，认为如果跟着学校集体插队，还会受歧视，肯定要挨整，不如钻个“投亲靠友”的政策空子，到安徽芜湖的母亲老家插队。其实母亲在芜湖老家早没有什么亲人了。他们最后作为知识青年，来到安徽长丰县水家湖蒋郢大队蒋郢小队插队。长丰县是个贫困县，没有电，那里的生活十分艰苦。群众每年交不上公粮，吃不饱肚子，青黄不接时纷纷到亲戚家借粮度日。知青的生活虽然好一点，但基本上是天天喝稀饭，到星期天才能吃上一顿干饭。没有菜，知青们就学着当地老百姓的法子，用黄豆做酱下饭。为了省着点煤油灯，他们天一黑就睡觉，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劳动。

1969年初秋的一天，大宝和小宝突然接到来信说，东棋和小毛要来看望他们。大宝是这样回忆的：“我们高兴得像过年一样。他们从北京坐火车到蚌埠，再转车到水家湖下车，我们到十几里外的县城去接了他们。县城与住地不通车，我们步行，一路走一路聊，聊家里，聊外边的情况，无所不谈，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稻田的田埂。我们住的是茅草房，原是生产队的牛棚，墙是用土坯搭起来的，房梁上边一层层盖上稻草。中午，小宝忙着往炉灶里添柴草，拉风箱，我掌勺炒菜。我们吃的是大米干饭，三个菜中，最好吃的是炒鸡蛋。这鸡蛋还是我们特地跑到集市买回来的。可能是走累了，大家吃得非常香。东棋带了相机，大家饭后就在我们住的茅草房前合了影。这是我们插队生活中唯一的珍贵留影。东棋和小毛姐姐也是我们插队两年中唯一来看过我们的亲人。这兄弟、姐弟般的情谊，是我们终身难以忘怀的。”

1969年，在清华上学的叶小楠和安子文的女儿安黎毕业了，她们都被分配到东北。这时，正赶上小楠的25岁生日到了，安黎提议为小楠庆贺一下。小楠说：“你我都没钱，怎么庆贺呀？”当时，两家的父母都被监禁起来，两人除了吃饭钱，称得上“一无所有”。安黎就想了个办法，她找出母亲的一套西装，把上衣拿去卖了，用卖的10多块钱请小楠吃了一顿饭，过了一个特殊的生日。母亲的西裤舍不得卖，安黎就把它送给小楠作纪念。

昔日热热闹闹地聚在凌奔阿姨家的这些“走资派”子女们，转眼间都各奔东西，有的下乡插队，有的毕业分配到外地。到了1969年9月，最小的娓娓虽然只有15岁，因学校组织上山下乡，她被安排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临出发那天，学校要求把行李送到离家有五站路程的101中学，以便集中统一发运。据娓娓回忆，当时家里只有姐姐，两个哥哥都到安徽插队去了。当她正犯难时，尚未从清华毕业的东棋来了。他说：“娓娓你别急，有我呢。”东棋帮她收拾好了两大箱子行李，又跑到军科院食堂借了一辆平板车。娓娓问他：“你会不会骑？如不会，我们一起推。”东棋说会，可刚骑上去时，车子一扭一扭的。娓娓坐在车上扶着行李，车子骑出一段才不扭了。娓娓说：“就这样，他送我走上建设兵团的第一步。在黑龙江嫩江讷河建设兵团的前几年，我们还保持着通信。后来东棋哥哥分配到贵州，爱人有了小孩。由于他那里偏远，物资奇缺，我给他寄钙片。至今30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的通信地址：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高增卫生所。”

东棋1970年从清华大学分配时，因为学校的宿舍都清了，他是从凌奔阿姨家离开北京的。他被分配到贵州后，由于工资少，一直没钱回北京看望钟期光叔叔和凌奔阿姨，直到“文革”后二老相继过世。他只能从与大宝、小宝等兄弟们的密切交往中缅怀钟伯伯和凌奔阿姨的音容笑貌了。

娓娓还记得一件关于一碗排骨汤的温馨往事。她说：“1972年我从黑龙江建设兵团回北京探亲，当时坐火车从北安到哈尔滨要走一天，再从哈尔滨换车去北京。我就到小楠姐姐和小华哥哥在哈尔滨的家看他们。那时他们生活很艰苦，家里的地是泥土地，女儿丫丫还在地上把尿。中午吃饭，小华哥哥给我和小楠姐姐一人盛了一碗排骨汤，他自己没喝。当时我还小，不明白，后来才知道是小楠姐姐要给丫丫喂奶，小华哥哥专门做的排骨汤。饭后，小华哥哥又把我送到火车站。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生活都好了，可我没有忘记那碗汤。”

钟期光叔叔在三〇一医院住院期间，我去看望凌奔阿姨，并住在他们家里。家中的孩子们，此时除了生病在家的老五钟德沪和他的妹妹钟小妹，其他都在外地插队。凌奔阿姨每天要早出晚归地到医院送饭，照顾钟伯伯。我来了后，就天天陪着凌奔阿姨上医院，成为她的“男孩保镖”。从青龙桥的军事科学院到五棵松的三〇一医院，路上要两个多小时，换乘四次公共汽车。凌奔阿姨身患严重的肺气肿哮喘病，连走路都气喘嘘嘘，别说挤公共汽车了。我每次护送凌奔阿姨去医院，挤公共汽车就像打仗一样。车一进站，我在前面挤，凌奔阿姨紧抓着我的后衣襟跟在后面。我大喊：“请照顾照顾，这里有病人。”我跃上车门口，如果前面挤不动，凌奔阿姨上不来，我还有个“绝招”，就是在人群中“哎哟哎哟”地直叫唤，前面的人以为我得了急症，赶紧躲闪避让，腾出立足之地，我把凌奔阿姨拽上车。娓娓每天在家做好饭等我们回家。

发生在 “走资派”子女之间的类似令人备感温暧的往事很多很多。这种事情，可能一般人听起来感到很平常，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亲身经历了那个“寒冬”的这一特殊群体来说，每次回忆和讲述这些，都会有所感动，心里涌动着暧流。

岁月悠悠，往事灼灼。当年我们这些作为特殊人群存在的“走资派”子女们，现在都已过了知天命的人生里程。对于我们来说，三四十年前的那段艰苦的“黑色时光”，似乎算不上是一场灾难。它磨砺了我们的意志，锻造了我们的情谊，早已成为我们一生中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37.耀邦伯伯对我耳提面命

自1972年春我去北京首次拜访了耀邦伯伯后，以后每次跑到北京，耀邦家一定是我必去的地方。据粗略统计，从1972年春我第一次登门拜访算起，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后我父亲调北京工作的十年间，我见耀邦伯伯不下五十回，他对我的耳提面命也不下五十回！

耀邦伯伯与我父亲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队伍中的年轻者，都是中国革命青年大军中的领跑者。在我父亲身陷囹圄的岁月里，我有幸受到了耀邦伯伯慈父般的关爱和教诲。多年来，我一直在为自己能有与一位伟人曾经如此贴近的十年光阴而感到无比自豪，并因拥有如此弥足珍贵的一笔精神财富而受用终身！

耀邦伯伯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虽始终身处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却从未迷失过方向，从没有孤立、静止、形而上学地看待问题。他坚持实事求是，不跟风，不盲从，只听信于实践与真理。十年“文革”中，林彪、“四人帮”的政治淫威没有使他退缩，错综复杂的种种乱相也没有使他迷茫。综观他的一生，越是惊涛骇浪，他追随真理和理想的脚步亦越坚定。

耀邦对我说，党内曾有过三次大的审查干部的政治运动，分别是“AB团”肃反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他都经历了。这三次党内运动，每一次都出现了问题，都犯下了错误。他说，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党内路线斗争非常复杂，如何应付，只能独立思考，不能随风倒，在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要表态，要多思考。他后来还多次特别强调：“对待干部问题要特别谨慎啊！在中央苏区反‘AB团’的时候，我的感受深刻极了。以后在延安我当了七年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的正副部长，碰到错整人的事多了。”

“AB团”是“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英文缩写，本是1926年国民党右派一些极端反动分子在江西省党部纠合成立的秘密组织。在大革命时期，该反动组织已经被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摧毁。但是，到了1932年，在中央苏区占据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为排除异己，却借题发挥，在许多地方猛烈开展了“反对取消派”、“肃清AB团”的肃反运动。这场运动极其残酷，一些人借机大搞“逼、供、信”，到处捕风捉影，网罗、审讯所谓“AB团”分子。一大批被定性或怀疑为“AB团”分子的革命同志惨遭杀害。年仅17岁的“红小鬼”胡耀邦，因他的一位老师是“AB团”并被处决，也被怀疑为“AB团”分子，受到无情的株连和审查。他回忆说：“一九三〇年，我十五岁，从家乡赴苏区参加革命，不久就赶上打‘AB团’，前一天还是很好的同志，第二天怀疑成‘AB团’分子，就被砍了脑壳。不少好同志受冤而死。这种肃反扩大化，起了国民党不能起的作用。当时，我在湘赣省委任儿童局书记，也被怀疑成反革命的‘AB团’，准备把当我内奸除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少共中央局的特派员冯文彬来这里视察工作，说：‘把胡耀邦交给我吧，我带回去审查。’文彬同志了解我的历史清白，取消了冤案，救了我一命。这件事，对我的一生教育很深。”通过“AB团”蒙冤这段往事，耀邦伯伯对顾作霖、冯文彬、张爱萍等保护过他的老领导、老战友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说，我们党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离开了实事求是，就会犯错误。尤其在对人的处理上，一定要慎重，必须爱护干部。同时，党的领导干部也要经得住被误解、受委屈的考验，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革命的理想信念。

耀邦伯伯还与我谈起了发生在1941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这次运动的出发点本是在全党开展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清算、批判王明错误路线，学会以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处理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但是，这场整风运动在经过学习文件、检查思想阶段转入以审查干部、清理队伍为主的阶段后，又出现了偏差。特别是1943年7月，身居中央组织部长的党内大阴谋家康生好大喜功，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后，“逼、供、信”又泛滥成风，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当时，耀邦是中央军委军直系统整风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军委一局的审干、反奸工作。他对延安一下子涌现出这么多“特务”、“内奸”感到不可思议。被列为“抢救对象”中有他的夫人李昭，还有许多他非常熟识的知识青年。耀邦联系到自己被打成“AB团”的经历，开始怀疑这是大搞“逼、供、信”的结果。为了验证自己的看法，他先后找了四个他确信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青年，让人故意“抢救”他们，审问中用了当时流行的“逼、供、信”手段，结果有人在惊恐下承认了莫须有的罪名。得到验证，耀邦马上在审查干部中规定了政策界限：严禁打人骂人；非经批准不准捆人；没有充分证据不得逼供；严防自杀。结果，由耀邦负责的总政治部机关没有挖出一个“特务”，引起康生极为不满。耀邦顶住压力，仍然提出：应控制检举次数，以书面检举代替口头检举；自首也应实事求是；有冤就说出来，不要害怕；负责审干的领导干部，应为受冤人申冤辩解。后来，耀邦抓住一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机会，大胆讲了对“抢救运动”的看法以及这些意见。已经对不良苗头有所觉察的毛泽东，便公开表明反对“逼、供、信”的态度，提出坚持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的审查干部原则，并叫停了已持续十多天的“抢救运动”。

耀邦伯伯后来回忆起历史时说：“1942年延安整风审干，康生是‘老左’，大搞抢救失足者，夸大敌情，捕风捉影，把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打成叛徒、特务、自首分子；也有一些被审查的人，好面子，不实事求是，为了表示对组织忠诚，填表时在‘社会关系’栏里把根本和自己无任何联系的亲友，也写成这样、那样的问题。其时延安与国统区隔绝，无法去调查核对，冤枉了一大批好同志。实际上，哪有那么多的叛徒、特务、自首分子呀！后来，毛主席派人下去深入调查，总结了经验教训，写了审干的‘九条方针’，纠正了康生的极左错误。耀邦伯伯对毛主席讲，他通过采用“逼供信”的办法来试探明确没有问题的干部。结果，有些干部经不起“逼供信”，也胡乱承认自己参加过特务组织。历史的经验说明，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谁违背了它，就使革命受到极大的损失！”

说到正在全国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耀邦伯伯更加充满了深深的忧虑。毛泽东是这场政治运动的发动者。置身于动荡、险恶的政治斗争旋涡，耀邦以非常复杂而冷静的心态，观察着、揣测着这位运筹于帷幄之中的伟大导师的所思所想。

耀邦有一次对我讲了毛泽东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内容，并道出了他的真实感受。毛泽东在大会的开幕式上谈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说：“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他还问大家：“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台下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于是，毛泽东接着说道：“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耀邦告诉我，他听了毛泽东讲这番话，心里非常难受，一夜没有睡着觉。他觉得毛泽东讲这个话意味深长，曾多次想当面请教毛泽东这句话的意义。毛泽东还在会上说，这一次中央委员只有五十六个，许多人没来，我希望下一次来的很多。可是，到九大的时候，来的人只有五十四个，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耀邦说，对毛主席的一生，特别是60年代以后，他的思想，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我们不宜匆匆忙忙做判断，匆忙判断往往容易吃亏。

耀邦说：“小津，你看，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领导全党、团结广大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发表了很多重要讲话以及像《论持久战》等很多著名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都高屋建瓴，统揽全局，一气呵成，充满自信，尤其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表明他从来没有对自己作出的决策怀疑、动摇过。可是文化大革命后，毛主席经常说，他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一件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几个海岛上去了，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很少。另一件事，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耀邦伯伯说，这说明毛主席自己对发动文化大革命也在思考、在担心。”

在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就多次对耀邦伯伯和我父亲这一批“红小鬼”耳提面命，百般关爱。可以说，我父亲这些“红小鬼”在成长中直接受到了毛泽东的培养和指教，这是他们不同于常人的地方。而这种特殊的经历，更加深了他们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与敬意。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数十年里，他们坚定地沿着毛泽东确定的航向前进，做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的好学生。但是，1957年以来，伴随着毛泽东相继发动的反“右”、“大跃进”运动，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进而继续深入反“右”，以及眼下的文化大革命，党内不断出现了各种明显有悖于常理的现象，使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开始对毛泽东的某些言论和作法产生了怀疑。

耀邦有一次对我讲过，他亲耳听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话：“我是不让权的”，‘我是不做自我批评的’。耀邦说：“我听主席讲了这番话，再联系到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现象，感到心里非常沉重、非常难受。我对毛主席的感情是很深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我参加革命后，毛主席上百次点名提拔我和保护我。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我们来说自己敬爱的领袖的错误，心中是不好受的。”他认为，毛泽东的“不放权”、“从来不做自我批评”，违背了由他本人亲自倡导的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一贯作风。

耀邦进而谈到了他对“文革”暴发根源的反思时，说：“文化大革命是个大潮，参加的人这么多，这里面应该有社会原因、历史原因的。我们中国有长久的封建传统，恐怕跟这个有关系。”“另外还有关的，就是骄傲了，自以为了不得了。骄傲是要害死人的。”

耀邦是一位真正的“大家”。他博览群书，精通文史，马列经典原著能够烂熟于心，却从未放松过自己的理论学习与思想改造。在黄湖农场的“五七”干校劳改期间，耀邦白天承担着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到了晚上，别人都睡了，而他仍在挑灯夜读“三部四卷”（马恩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毛泽东选集四卷），连读边记。他曾说过：我们为什么受假马列主义的骗？就是因为原著读得太少，所以要尽量读原著。等离开干校时，他的读书笔记已有一大捆了。有人来送他，他笑着说：“这些笔记本不能让你拿，这是我的全部财富，弄丢了你赔不起啊！”

耀邦伯伯跟我说：“关牛棚也是一种锻炼，不全是坏事。我们这些人，平时忙忙碌碌，读书时间少，进了牛棚，靠边站了，正好是读书的大好时机。我在干校这几年，就是抓住机会读书。”他还把总结出的亲身体会传授给我：“靠边站，别闲着，多读书，想问题。”他还曾说过：“我从二十四岁起，屁股后面就跟着挎盒子枪的，几十年了，整一整有好处。脱离群众很危险呀！”

记得耀邦伯伯有一次说过：“文化大革命对大家都是一场考验和锻炼。”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前夕，正在“牛棚”中苦煎苦熬的耀邦，因为要凑够参会中央委员数量的原因，被临时找来开会。他告诉我，这次会议对他的触动是很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主要为即将召开的九大做准备，其中重要内容是要解决刘少奇问题。当时“刘少奇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操控下，编造了一份《罪行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莫须有罪名，提交给与会人员讨论。王洪文之流还攻击和诬陷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一贯右倾”，对所谓“二月逆流”的参加者陈老总、叶帅等大加挞伐。后来，会议对外宣称，在表决通过关于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决议时，全体“一致通过”。其实耀邦清楚，当时并非全体“一致通过”。当耀邦跟着其他人举手时，他发现坐在他前排的陈少敏大姐，两手捂着肚子装作肚子痛，就是不举手。提起这件事，耀邦不无自责地我说：“我当时没有陈少敏大姐这样的勇气，违心地举了手，同意开除刘少奇的党籍。在这一点上，陈少敏大姐非常了不起，值得我好好学习。”

还有一件事，耀邦说对他的触动也非常大。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中央政治局将之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通过两个决议，之后召集在京的中央委员和一些老同志开通气会。耀邦伯伯当时不知道开什么会，又来得晚，后面的座位全坐满了，就在前面的廖承志旁边的空位子上坐下来。正好工作人员刚宣读完政治局决议，大家都鼓掌表示拥护，耀邦就跟着鼓了几下掌。这时候，廖承志拉了一下耀邦的衣服，耀邦不解，他就说：你鼓什么掌？耀邦一想，对啊，我鼓什么掌？便不再鼓掌了。

耀邦谦虚地说，这样的事说明，自己对党内的一些重大问题还不是很敏锐。

耀邦曾讲过：“经过林彪事件，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党内的路线斗争很复杂，要独立思考，不要随风倒。没有认识清楚之前，可以思考，暂不表态。千万不要头脑发热、随风倒，更不能盲目地吹喇叭、抬轿子。”他强调，遇事要多想想，多看看，多听听，多读书，多识别。

耀邦和我父亲在江西瑞金共青团中央工作时，作为共青团中央秘书长和宣传部长的耀邦，在儿童团的机关刊物《时刻准备着》发表了一首诗歌：“你们是贫苦工农的弟妹，我们是从小做工的苦姐哥，我们都是皮安尼儿（英文Pioneer，意为先锋队员），我们要时刻准备着！……先努力把这些怪物打掉，再携手儿向鲜红的苏维埃乐园走去！……”耀邦伯伯常向我忆起他们那段充满激情的革命岁月，用这些鲜活的歌词鼓励我增强与艰难生活做斗争的信心。

耀邦伯伯是一位真正的好老师。与耀邦伯伯谈话，我感到耳聪目明，受益终生。在他面前，我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他谈问题善于旁征博引、联系实际，看问题总是客观公正、入木三分。他的话永远是那么充满智慧，激情澎湃，令人百闻不厌。

耀邦的睿智，还体现在他对当时某些重要人物的观察与评价上。

例如，在谈到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林彪时，耀邦说，他以前对林彪一直是很敬重的，林彪对耀邦也很信任。在解放战争时期，林彪还想让耀邦到东北第四野战军去工作。但是，从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到1969年的九大期间，耀邦对林彪的一些讲话和作法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开始对他的野心有所察觉。他说：“当然，那时不可能想到他会叛党叛国，但是已经察觉到两点：一是林彪对干部不公正，把他的人都拉上来，像黄永胜、吴法宪这些人我早了解嘛……他都拉上来，同时对别人狠整、打下去。我在九大小组会上，用别的方式提了一点意见，说洪湖苏区没有中央委员。二是说林彪的干部政策、关于改造世界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是荒唐的。我开完九大回到黄湖干校以后，就再不提‘林副主席’了。”

历史证明，耀邦对林彪的感觉与伟人毛泽东是类似的。其实，对于林彪的政治野心，毛泽东也心知肚明。他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说：“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是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的一生还是第一次。”“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38.“你敢不敢扛个大信封到中南海门口？”
我每次见到耀邦伯伯，他都特别关心我父亲的情况。有一次，耀邦伯伯问我：“他们究竟是抓住你父亲什么问题？”
我说：“据说主要有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们说我父亲在毛主席、林彪、江青的住处安装了窃听器，为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篡党夺权搞阴谋活动。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公安局的梁国斌、黄赤波、王坚，上海市警卫处的王吉普、马学政、刘玉堤等都因此被关押起来，上海抓了数百人。这个案子被列为是上海市的‘二号专案’。”
耀邦说：“北京也有这种说法，主要是指杨尚昆和叶子龙。这个事，现在谁都搞不清了，天晓得是怎么回事。我相信早晚会搞清楚，我也相信不会有这种事。那上海的‘一号专案’是什么呢？”
“我父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上海市的‘一号专案’。”我介绍说，1954年，上海有人写了一封关于江青的匿名信，形成了一起“政治案件”。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让上海市查办这个案子。我父亲当时主管市委常务工作，并分管政法和组织工作，自然而然就成了这个案子的主要负责人。这个案子具体由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负责。后来为了加强力量，专门从公安部政保局调来一位叫王鉴的副局长，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一起参与破案。根据这封匿名信的分析，写信的人肯定了解、熟悉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个人生活。为了查明这起案件，上海市公安局的领导黄赤波、王吉普根据中央和上海市委的指示，派人查阅过一些30年代出版的报刊，其中有些内容涉及了江青30年代的一些历史问题。公安部门还在30年代与江青很熟悉、来往密切的人中开展调查和分析。后来经过几年的调查，写匿名信的人找到了，案件宣告侦破。但是，公安部门在调查取证过程中，也采录、整理了关于江青过去的大量材料。这些都属于绝密材料，知道的人非常少。结案后，这些材料一直保存在一个大保险柜里。“文化大革命”中，有造反派在收缴所谓“走资派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时，发现这个神秘的保险柜，就向张春桥举报了。张春桥就把这箱材料专门送到北京，用以讨好江青。江青看了这些材料，暴跳如雷。1967年10月，江青诬陷我父亲和上海市公安局，说什么“过去整我的黑霉烂，这次才发现。有一个专案组在上海，去拿材料时说其中一箱材料是我的。他们没有办法。我说‘拿来吧！’拿来后，……一大箱呀，晓得是什么东西。我们自己也发现有些地方成立所谓‘特档’，用‘特别档案’对付我们。”她对我父亲刻骨仇恨，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说什么陈丕显整了她一大箱子的材料，这是刘少奇、邓小平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对她的迫害。1967年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指使王少庸、王承龙、王维国成立了“一号专案组”，由“公联指”头头王维章负责，王少庸、王承龙具体分管。经吴法宪和张春桥共同密谋，上海市公安局领导干部被用专机押往北京，长期关押起来。后来，奉命参加“一号专案组”工作的、接触过这些材料的二十多名干警也被扣上了“扩散专案机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全部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耀邦听我介绍了这件事，对江青等人嗤之以鼻。他说：“上海破了案，这分明是做了件好事。这件事，总有一天，毛主席、周总理会有一个公论，现在只能由他们这帮人胡作非为了。”
我继续介绍说：“三号专案”是说我父亲在14岁时在福建被当地土匪抓过，有‘叛变投敌情节’。”
耀邦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说：“他们越是抓住你父亲这个问题，就越证明你父亲恰恰没有问题，也说明他们已经黔驴技穷了。他们这样做，不仅仅是无聊，而且是无耻。”
耀邦伯伯还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敢不敢扛个大信封到中南海门口？要是有人阻拦，你就说‘我有重要事情报告毛主席、周总理，你们不得阻拦。谁要阻拦，负一切政治责任。’大信封上面就写清楚你是陈丕显的长子。”我忙说：“我不敢，不敢。”我后来把这件事告诉父亲，他也哈哈大笑。他说：“只有耀邦，才会给你们出这样的主意。”
张春桥一伙诬蔑我父亲的第四个问题是说他“反对柯庆施”。我对耀邦伯伯说，最近每次电视批斗大会，都要说柯庆施生前有两句名言，一句是“我身边有一个最坏最坏的人，一定要挖出来”，另一句是“陈丕显当权，一定要搞修正主义”。我听了这两句话，非常吃惊。后来经过多方了解，才听说这是柯庆施的老婆于文兰揭发的。很显然，这话是当时编造的。
这样，我们的话题就转到了所谓“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身上。
60年代初，我们家与柯庆施家都住在康平路165号的市委大院，而且还是邻居，两家之间只隔着一道竹篱笆。魏文伯、曹荻秋等上海市的领导人也住在这个大院里。有几件事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
有一天，我发现妹妹小龙贪玩没有完成作业，考试成绩不好还说谎，直到拿出成绩单才露出马脚，就冲她发了脾气。我在院子里一面大声训斥她，一面要她伸出手来，要用木尺打她的手心。这一幕正好被柯庆施透过篱笆墙看见了。他马上把我叫了过去，批评我说：“小津，你是哥哥，应该帮助教育妹妹，怎么能动手打她呢？”这是一件事。
我们住的康平路大院，门内设有值班的警卫，他们都是些三四十岁的中年人，都参加过解放战争，后来才转业到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负责康平路市委大院的保卫工作。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大门口，跟他们很熟，经常与他们在一起吹牛皮。例如，他们跟我开玩笑说：“小津，你爸爸那里有没有好香烟？拿几根给我们尝尝。”有一天，我吃完中饭去上学，路过大门口时又与门卫们聊了一会儿。这时，刚坐车路过大门口的柯庆施看见我，就马上停车下来喊我：“小津，你过来。我老看你在门口跟他们瞎扯。他们都不爱学习的，你不好好学习，跟他们瞎谈什么？你从他们那里能学到什么好东西？”
还有一次，柯庆施准备去北戴河度假，路上碰到我时，就把我叫住，笑着说道：“小津，跟我一起去北戴河吧？” 当时学校还没有放假，我正在准备学期考试，就忙说：“不行，我还要考试。”柯庆施笑着说：“考什么试？不用考了，还是跟我一起去北戴河吧。”我不知如何是好，便一再坚持说不去。魏文伯后来对我讲：“柯老是在考验你呢！你经受住了考验。柯老对我们说：‘小津这孩子不错，我让他到北戴河去，他还是坚持要考试。’”
儿时的我觉得柯庆施还正常，起码表面上正常，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
39.柯庆施其人(上)
一谈到柯庆施，耀邦伯伯打开了话匣子。他对这位“毛主席的好学生”有相当的了解，也有自己的评价。
耀邦伯伯告诉我，在党的传统上是不应该突出个人的，在中共中央八大会议上，大家都反对个人迷信，这个决议，我们都举手同意了，主席也举手同意了。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时任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的柯庆施语惊四座：“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耀邦说，我们听了柯庆施的提法之后，都觉得很吃惊。我们对毛主席都很崇敬、很敬仰，但这个提法实在不妥。
耀邦还对我讲，这种提倡盲从的话，其实并不是“柯大鼻子”柯庆施的发明。大汉奸周佛海抗战前曾吹捧汪精卫说：“相信主义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做到盲从的程度。”陈果夫也对蒋介石说过类似的话。陈果夫首先提倡“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组织”，获得蒋介石大力欣赏并大力提倡，陈果夫随后发挥道：“信仰主义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绝对的程度。”而柯庆施这种明显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话，增添了他的政治资本。两个月后，就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他由中央委员递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耀邦还对我说，这些话只能是张春桥为柯庆施起草的。
1964年，柯庆施被发现患上了肺癌，并在华东医院做了肺叶摘除手术。后来，柯庆施在成都疗养期间，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请他以及到成都视察的老帅朱德、贺龙吃饭。柯庆施因饮酒过量，临睡前又吃了不少油炸花生米，引发急性出血性胰腺炎，虽经积极抢救，仍于1965年4月9日去世。
“文革”后，我陆续听到或看到一些对柯庆施的反映，更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和印象。
薄一波所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披露了大量关于柯庆施的言行史料。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和批评周恩来的过程中，都对柯庆施当时的态度和观点十分欣赏。“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向毛主席讲了一个情况，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搞社会主义。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爱琢磨透了。他的这几句话给毛主席留下的印象很深。毛主席立即想到，这种‘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有。”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毛泽东拿到这个报告后，作了一些修改，将其发表在1958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
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说，柯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毛泽东甚至还于16日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周恩来、陈云等因主张反冒进，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泽东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周恩来不得不在成都会议上作了检讨。因为有了这段往事，毛泽东曾一度想用柯庆施来取代周恩来当国务院总理，但被刘少奇、邓小平挡住了。
柯庆施1958年5月13日关于文化革命问题的一次发言，令薄老“印象最深”，因为“他的这个发言，简直是太离奇、太令人‘陶醉’了”。当时，柯庆施绘声绘色地描述道：以多快好省的方针进行文化革命，在15年内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我国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不仅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人人知书识理，个个都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子绝孙。孩子们讲到书上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像谈到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正如现在人们看恐龙化石一样感兴趣……柯庆施说：这样的设想到底合不合乎实际呢？“只怕我们的眼界还是小了些，想得还够远大”，“现在已经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我们怎样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的问题了。薄老认为，柯庆施如此脱离现实的空想，对当时已经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左”倾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58年6月，柯庆施又连续放了惊天动地的几炮，卖力地刮起了“浮夸风”、“跃进风”。他以华东协作区主任的身份，在全国各大协作区农业协作会议上放出头炮：华东五省市（不包括山东）去年粮食总产715亿斤，今年夏季就收了203亿斤，加上秋季将有1200亿斤，比去年将增加507亿斤，增长近70%。柯庆施在主持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提出华东五省市1959年钢铁生产能力时，不顾五省市煤、铁资源缺乏的实际情况，信誓旦旦地提出华东协作区五省市的钢铁生产能力要提高到800万吨……
薄一波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在1958年6月19日定下了产钢能力要达到“一〇七〇”这个指标，柯庆施是“有决定性影响的”。就在毛泽东定下指标的两天后，冶金部向中央报送了一份《产钢计划》，其中提到：“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华东区提出明年产钢的生产能力达到八百万吨。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指标，因为根据这一指标，我国钢铁的发展速度，又将走入一个新的水平。”冶金部据各大协作区报上来的指标估算，1959年全国的钢铁产量可超过3000万吨，1962年则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于是，毛泽东同意将冶金部的《产钢计划》下发下去。
陈云同志对不切实际的钢铁指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多次在讲话中提到了陈云的正确意见。1958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对柯庆施说：“你过去干劲冲天，条件没有”，“这几个月我们想了一下，没有那个条件，比如没有煤、铁怎么搞法？”陈云在1958年12月中央召开的武昌会议上提议不要公布当时确定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1959年1月又明确表态，认为四大指标是难以完成的。但是，中央政治局在3月召开的上海扩大会议上公布的钢铁指标，仍然是武昌会议确定的2000万吨的指标，而且在未征求各省、市、自治区意见的情况下，就在大会上宣布了各地的具体指标，并指名要求表态。大多数省市的领导感到指标过高，难以完成，又不便明确表态，所以会议氛有些沉闷。
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后来回忆了那次会议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当有些领导汇报本地区完成任务有实际困难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柯庆施说：你们完不成指标，上海也可以再分担一些。对此，陶鲁笳感到“确实使人有两难之感”。山西1959年的钢铁指标是100万～120万吨，而1968年的实际产钢量只有42万吨，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会议期间的一天上午，毛泽东召集六大区负责人座谈。名单中有陶鲁笳，可他接到通知晚了，赶到时已是吃午饭时间了。用餐时，陶鲁笳正好坐在毛泽东的对面。陶鲁笳对毛泽东说：“主席，我感到这次会议定的四大指标都过高了，特别是钢和粮两个指标。我已和在家的常委通过电话，大家一致认为这样高的指标是无法完成的。”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毛泽东就对着王任重说：“你有同情者了。”原来，饭前的座谈会讨论指标问题时，王任重也持同样看法，柯庆施等人以大话压人，王任重就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辩。陶鲁笳回忆说：“毛泽东的话音刚落，柯庆施同志就对着我说：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我当即对柯说，不能把雄心壮志和说大话混为一谈，我们山西农民有句话，‘说大话，放空炮，亩产千斤办不到’。可见群众对我们那些没有根据、办不到的大话是很不满意的。”在陶鲁笳与人争论过程中，毛泽东捂着嘴在一边笑。他最后说：既然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讨论讨论嘛!
一系列会议争论的结果，1959年的全国钢产量指标，由1958年北戴河会议确定的3000万吨，武昌会议降为2000万吨，上海会议降为1650万吨，后来又降为1300万吨……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对发展钢铁问题上的不切实际作了自我批评。在谈到此前提出了一切实际的钢产指标这个问题时，毛泽东说：“第一个负责任的是我。”“至于柯老，你那个发明权怎么办？”柯庆施回答：“我也有责任。”毛泽东又问他：“可不可以这样讲：你也有责任。但是，你是不是比我轻一点呀？因为你那只是意识形态。我虽然没有你那个气魄：你（一个协作区）一个要搞八百万吨，我全国只搞一〇七〇万吨。”薄一波综合这些例证作出判断：“毛主席这些话清楚地表明，是柯庆施同志促使他闯下这个乱子。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把柯称为‘土法炼钢的干将之一’，这不是没有来由的。”
进入60年代，“大跃进”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困难开始显现，经济形势日趋恶化。但是，一“左”到底的柯庆施仍坚持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1961年，安徽部分地区农民渴望种上“责任田”，实行责任制。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向柯庆施汇报，柯的态度暧昧，说这个办法不要推广，可以试验。可当后来上面对包产到户持否定态度时，柯庆施就在会上发言说：现在看，单干不行，这个方向必须批判。
曾被毛泽东以“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称之的陈云，1949年后一直主管全国的财经工作。他与柯庆施五六十年代在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看法上发生了根本分歧。例如，在对待农村养猪的问题上，陈云与我父亲看法一致，都主张把集体养猪下放给农民，私养、公养并举，特别是主张把母猪坚决下放给农民私养，生产队一定要留足饲料粮。有一次，我父亲向陈云汇报此项工作时，陈云说：“我们两个姓陈的很多看法都是一致的。”为了解决猪肉供应紧张的问题，从1956年下半年起，陈云主持制定了“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养猪方针，并给养猪的农民多留一点自留地。而柯庆施却认为这是搞修正主义，反对“富养猪”的方针，从此不让我父亲负责农村养猪工作了。陈云听说此事后很生气。
1961年初，陈云来到上海，找宋季文副市长去他的住处汇报上海养猪的情况。当时，人民日报刚发表了一篇社论，阐述“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养猪方针。宋季文此前对农民养猪问题也下乡搞过调查研究，他十分拥护陈云的主张。宋季文汇报期间，柯庆施也来了。宋季文汇报说，他布置陈家桥养猪场把小猪养到三四十斤就分成两组喂养，一组每天只给一斤精饲料，喂成克郎猪，另一组喂二斤精饲料，一个月长到六七十斤。陈云听了哈哈大笑。而柯庆施却插话说：“不能多喂精饲料，我们只能穷养猪。”还说：“人民日报社论讲养猪要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我反对这个方针。”陈云平静地说：“私养好呀!不要我们国家花钱。农民又有养猪的习惯。农民说：‘猪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猪粪肥田多打粮食。”
当宋季文汇报到长兴岛有个叫冯二郎的人养了70头猪，赚钱很多，而郊区“大跃进”搞起来的国营养猪场全都亏本时，柯庆施说：“你懂得什么。我就是要公养为主，不能私养为主。”陈云同志说：“公养猪养的是多，但是养得这么瘦，没肉吃!”“养猪就不能像我这么瘦，要养得像柯庆施那样壮……”宋季文在场，为之一惊。
陈云谈到农民希望少种双季稻和小麦的问题时，柯庆施说青浦县委讨论认为“种麦子，农民不能吃，而种蚕豆则收不上来”。陈云不赞成这种意见，他说：“我看，吃到农民肚子里，也是肥水不落外人田。”“这种东西总没有吃到美国的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的肚子里。农民吃了这样，就少吃那样，算总账是一样的。”
公猪私养、农作物种植安排和增加自留地等问题，并不是一般的具体问题，而是关系到放宽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渡过农业困难的大问题。1961年夏天，陈云回到家乡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就公猪私养、农作物种植安排和自留地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调研。他问当地农民：“你们觉得是现在好，还是解放前好？是吴国帧（注：此人在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任过上海市市长）好，还是柯庆施好？”当陈云得知家乡人民虽然粮食产量较高，但是仍存在“肚子吃不饱”的问题后，十分焦虑，晚上睡不好觉。通过调查研究，他得出结论：“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多产苗猪；而要多产苗猪，就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是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关键。” 通过算账对比，陈云认为青浦小蒸地区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好，多种小麦不如多种蚕豆好，农民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支持农民增加自留地。
当然，陈云由于并没有像柯庆施那样对毛泽东那种“浪漫”的空想“共产主义”步步紧跟、无条件服从，也遭到了毛泽东的怀疑和冷遇。在“文革”期间，陈云被解除了一切领导职务，只保留了一个中央委员的空名头。
1980年11月，陈云两次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负责人讲：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上海的柯庆施。
40.柯庆施其人(下)
曾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市顾委常委的周克，因仗义执言，得罪了柯庆施，在“反右”和“文革”运动中大祸临头，遭到不公正待遇长达21年。
周克是我党的老同志。他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被捕入狱，次年重新入团，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7月转为中共党员。1938年以后，他历任江苏省委难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书记，江苏省委近郊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书记，华中分局城工部宣教科长等职。1946年4月，周克任中共华中工委无锡工作委员会书记，从此在我父亲手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苏南区党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上海市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轻工业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上海市委工业部副部长等职。
周克在轻工业局工作期间，对柯庆施 “将军”式的“命令主义”领导作风十分看不惯。1956年7月，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第一次市党代会召开。此前，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相继在上海作了关于扩大民主、开展批评的重要讲话。在这次会上，上海市委领导们都一再强调党代会要发扬民主，要“高价”征求代表们对工作的意见。周克本着对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在小组会上发了三次言，对柯庆施的专横作风提出批评。
第一次小组会上，周克提出市里有三种工作作风不好，应该改变。一是“将军”，二是“限时限刻”，三是“不许回嘴”。“将军”和“限时限刻”就是像柯庆施那种总是把自己放在主动地位，把下级放在被动地位的领导作风，他可以随时随地深入到一点去了解、检查，然后向下级提出各种问题，进行诘问，要你汇报，并限时限刻要你解决问题，使下级始终处于被动、紧张的状态。对一些越是重要的决策，越是采取限时限刻要下级去解决，不安排调查研究的时间，不给予酝酿的过程，不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条件及产生的影响、后果。“不许回嘴”是指上级决定要办的事，下面就是有理由也不能商量变动。周克说，党一再教育我们要正确对待群众，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主动精神，我们要时时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
周克在小组会上第二次发言时，提出了上海市委内部的民主作风不够正常的问题。他后来回忆说：“我在参加市委会议时，曾当面看到柯庆施对地位仅次于他的陈丕显不尊重、不商量的专横态度。有一次决定要开一个会，秘书长拟好会议通知以后，跟陈丕显两人商量好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开会。陈丕显提议说，给柯老看一看。柯庆施看了以后毫不留情，当面批评说：怎么这样子搞呢？不能这样子，不行!弄得陈丕显非常无趣。另有一次会上，柯庆施同样很不留情面地骂马天水……我想，市委领导之间作风也是这样不好商量，没有民主，那么我们这些人还能有什么办法？柯庆施对陈丕显那样凶，对别的市领导更凶，这个领导作风行不行啊？”
周克第三次发言时，对下一届市委领导候选人的名单发表了看法，其中直接对柯庆施提了意见。他首先表态拥护柯庆施继续当选为市委书记，同时也希望他改变在工作中喜欢训斥下级的领导作风。“我说，列宁在他的革命遗嘱中曾经这样批评过斯大林：一个共产党人粗暴是不允许的。作为党的总书记，粗暴就更不能容忍了!我希望我们的高级领导同志能更多地注意这一点。” 周克回忆说，“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这样截了当地批评市委领导，特别是第一书记，过去可能从来没有过。因此，我的发言显得特别突出。我也知道，柯庆施脾气特别大，训斥起人来毫不留情。但我想，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发言，完全是出于对领导人的爱护，是一种善意的恳切希望和提醒。我也同样希望听到别的同志对我的批评帮助。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理解我的。可是，我错了!完完全全地错了!”
1957年，在上海的“反右派”斗争中，周克被内定为批判对象，被点名要求对这次党代会上的小组发言作深刻检查。他受到猛烈批判，后来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开除了党籍。这期间，曾与他同在苏南战斗过的夫人丁瑜作了两次大手术，他本人也不得不下放到工厂劳动。
很多年后，一位老同志告诉周克：柯庆施之所以整他，不仅是因为周克批评他不民主，柯最不能容忍的是周克在发言中引用了列宁批评斯大林的那句话。
周克认为，柯庆施整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柯庆施从宗派主义的情绪出发，认为他是陈丕显信任的人，是“陈丕显的人”。曾与我父亲同在苏南工作过的钟民、刘季平等领导，先后被柯庆施一个一个地调到外省市。在“文革”中，周克的同事、上海市委工业部副部长周壁在市革委会组织的批判会上说周克是陈丕显反对柯庆施的急先锋，将其说成所谓的陈丕显“资产阶级司令部”一员。
我父亲在周克受到批判的过程中，虽然对保护这位老部下感到无能为力，但对他的历史及为人是清楚的，一直相信周克对党是忠诚的。周克被打成“右派”后，我父亲有一次在路上看见丁瑜，便叫车子停下来，走上去与她讲了一些话，问周克怎么样，嘱咐她要把周克的生活搞好，多关心他的生活。还有一次，我父亲在无锡疗养时遇见丁瑜，丁瑜只说了一句：“陈政委，你还认识我吗？”我父亲回答：“怎么不认识你呀？你烧成灰我也认识你呀!”接着又问起她的情况。丁瑜感动得落了泪。
1961年，周克摘掉了“右派”帽子。在我父亲的关心下，周克被安排在当时八机部下面的一个研究所当副所长。市委工业部的人告诉周克：所有打成“右派”的人中没有这样安排的，只有你一个。柯庆施患病后，我父亲主持上海市委工作。1965年，我父亲提出要周克重入党，重新安排工作，如果不能在上海安排，可以先到江西。当时这件事已经决定了，在市委工业部已经留下了安排意见，但是，还未来得及办理，“文革”便开始了。这一档案也成了所谓我父亲“包庇”周克的“铁证”。尽管如此，周克对我父亲仍然心存感激。他说：“‘文化大革命’时，上海市委被夺权后，他被打成上海‘反革命司令部的头子’，我成了他的‘急先锋’。当然，从上面这些事来说，我也不冤。事实上他确是在保护我的。”
1958年至1962年发生的关于上海党政关系之争，也能从中反映出柯庆施的专断作风。原上海市人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范征夫，2005年曾专门撰文回忆了他亲身经历的那段历史。
曹荻秋1955年12月当选上海市副市长后，对当时党政机关职责不清、政府部门分工不明、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主持制定了《关于加强市人民委员会工作的几项规定》。规定发布后，市、区广大机关干部表示欢迎，认为党政关系明确，工作职责清楚，能够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从此，市区两级政府工作逐步走上正常、健康的轨道。1958年6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通知中除宣布这些小组的负责人名单外，还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报告。”“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关于如何贯彻执行中央这个通知精神，上海市领导层认识上不能统一，发生了争论。
范征夫受命组织起草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成立财经、政法、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外事各小组的通知》，提出了五个小组的负责人名单，经曹荻秋同意并向几位党员副市长征求意见后，报市委批准。过了近一个月，曹荻秋心情深重地告诉市人委秘书长曾涛和范征夫：“柯老对我们起草的文件，非常不满意，他要找人由他口授另写。”果然，两个月后，市委下发了市委133号文件即《市委关于市人民委员会今后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其中规定：今后各局工作应直接向市委或市委有关部委请示；市人委各办、委，市属各局(处)、院、行，必须以市人委名义发文者，一律送市委有关各委、各部正职签发后，交市人委办公厅以市人民委员会名义发出；今后市人委不再召开区、县长会议和行政会议……市委的这个通知，既不讲上海设立五个小组，也不讲“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既与中央通知内容有很大的不同，也与兄弟省市的作法不相同，算得上是柯庆施的“独特创造”。在范征夫看来，市委133号文件的矛头似乎是针对曹荻秋主持制定的《关于加强市人民委员会工作的几项规定》。曹荻秋无可奈何地说：“如果不经常定期召开人代会和人民委员会，如何体现人民民主？人民如何行使权力管理国家？我们自己制定的制度和法规，我们不执行，怎么向群众交代？”市人民委员会基本被柯庆施签发的133号文件“驾空”了，各种依法行使的权利被“一笔勾销”。
但是，133号文件执行后，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一年后，市人委机关“门可罗雀”，而市委机关各主要部委却“门庭若市”。党内外人士对此强烈不满，议论纷纷。最终，连在闹市区新建一个厕所这样的请示公文都传到了柯庆施的手上，惹得他恼火地说：这样的小事也拿到市委来解决，怎么得了!他还在几次会议上批评“党不管党”，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碰乱撞，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而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却只字不提。曹荻秋趁机请示组织调查一下基层单位党政关系上存在哪些问题，得到柯庆施的同意。范征夫等花了两个月时间写出了一份题为《关于党政关系调查的一些情况》的简报，报送市委各位书记、常委，柯庆施没有表态。曹荻秋和宋季文副市长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立即组织人员为市委起草一个《关于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府部门工作的几项规定》，提请市委讨论。在柯庆施外出没有参加会议的情况下，曹荻秋主持讨论这个文件，几乎一致通过。曹荻秋电话向柯庆施汇报，他表示同意，授权曹荻秋代表市委签发。从此上海党政关系有了明显的转变。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文革”中，张春桥一伙竟因此诬蔑曹荻秋为“搞第二中心”、“与市委分庭抗礼”、“向柯老夺权”，向曹荻秋发难。参与此项工作的范征夫等人，也被打成了“反党篡政”的帮凶、“黑笔杆子”，受到了残酷迫害。
曾当过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在59年庐山会议之后说过：“柯庆施这个人我是忘记不了的。”他的诗集《龙胆紫集》中有一首《咏某“战友”》，写的就是柯庆施：
“人皆学士”此雄心，
福至心灵沐主恩。
应命捉刀难补意，
语人落第乃输文。
未能合唱法螺调，
因得常攀牛鬼亲。
一跌风波吾老矣，
盖棺“战友”典型存。
李锐的这首诗点到了令他印象深刻的几件事，就是他忘记不了柯庆施的真实原因。柯庆施曾经放言：15年内，全国人人都要当大学生。为此，柯庆施还应聘为复旦大学讲课。在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很得恩宠的柯庆施急着写一篇东西在会上印发，就找到李锐，请他起草。因柯谈不出多少东西，只有“人皆学士”这样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李锐难为“无米之炊”，费力才凑了两千多字。结果文章没有在会上散发，柯庆施大失所望，对人埋怨说李锐的文章没写好，两人从此“结怨”。
李锐认为，柯庆施是一个“吹牛说大话、奉承迎合的人”，“是个手拿大棒，随时整人的人”1959年的庐山会议刚开始时，李锐、田家英、周小舟、周惠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大胆谏言，对“以钢为钢”、“三大元帅”等大跃进的“左”倾错误之风提出了批评。据李锐回忆，毛泽东约7月11日晚李锐、周小舟、周惠谈话时，周小舟甚至还讲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样的话直接批评毛泽东，可是毛泽东“不仅丝毫没有引起反感，反而更加谈笑风生了”。李锐这样描述他们“奉诏谈话”时轻松愉快情景：
山中半夏沐春风，
随意交谈吐寸衷。
话到曹营事难办，
笑声震瓦四心通。
但是，李锐等人与毛泽东之间的这种敞开心扉的谈话，也为他们以后的人生噩梦打开了一扇门。李锐回忆说：“有的谈话就传到柯庆施这些人耳朵里去了，他们正在窥测方向。他们对去年的所作所为，兴风作浪，迎合抬轿，不仅没有丝毫内疚，认真检讨，反而触动不得，一触即跳，过于护短，过于护身。他们打着保卫总路线、拥护毛主席的旗帜，将‘神仙会’变为‘护神会’，将中国继续推向大灾大难之中。”
在庐山会议上，当毛泽东将彭德怀致他个人的信批转与会者讨论时，柯庆施立即见风使舵，连夜派人下山准备批“右”的材料。当张闻天等人按照会议预先定下的议题，系统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时，柯庆施迅速出击，连连发难。当毛泽东召开全体大会批判彭德怀，突然转向“反右倾”时，柯庆施自然占尽了先机。柯庆施作了两次长篇发言，说彭德怀的信整个内容“应当肯定是错误的”，尤其是信中的工农各阶层间关系紧张是政治性的，浮夸风吹遍各地、“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易犯“左”的错误、纠“左”比纠右难等说法，实质上否定了大跃进，否定了总路线的正确。柯庆施借题发挥说：“从党的历史上看，只要路线错误，就非要改造党的领导机关不可，因为历史证明，凡是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李锐认为：“柯庆施的这两次发言，是开始批斗彭德怀时，小组讨论中最早的‘画龙点睛’之笔。”
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吃午饭时，柯庆施倒了一杯酒，来跟李锐干杯，而年轻气盛的的李锐却“不吃敬”，硬是不与他碰杯，还大声说：柯老，你是看见过列宁的人，何必跟我们后生小子过不去。李锐说完就转身回自己座位了，旁边几桌吃饭的人都看到了“柯老”十分尴尬的样子。面对柯庆施这样一个比自己年长二十几岁的“毛主席的好学生”，一位南宁会议上的“头号标兵”的人，李锐的确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勇气可嘉！
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及“左”倾错误路线表示强烈不满的李锐、周小舟、田家英等人，自然撞到了柯庆施的“枪口”上。柯庆施乘机跑到毛泽东那里告状，说李锐等人的矛头就是对着主席来的，毛泽东“龙颜大怒”，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庐山会议后，李锐真的是“常攀牛鬼亲”，他被开除出党，流放北大荒，吃尽了苦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锒铛入狱，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重见天日。正如赵朴初先生1980年为李锐狱中诗集出版时的题词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几多幽谷晴峰。只缘身在此山中。峰头刚一唱，谷底坠千重！”
另据魏文伯回忆，庐山会议时，柯庆施曾亲自从庐山打电话给在上海留守的魏文伯，要求他立即按“反右倾”清况，向中央超实际多报上海粮食总产量。“生来无媚骨，惟有岁寒心”的魏文伯，不愿违背党性和良心，最后还是坚持按上海的实际产量实事求是地上报了数字。
曾长期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解放前就在《放下你的鞭子》、《棠棣之花》、《屈原》、《家》、《北京人》、《大雷雨》、《安魂曲》、《火的洗礼》、《松花江上》等多部戏剧和影片中饰演主要角色。1951年后，她先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上影演员剧团团长、名誉团长，先后在《南征北战》、《母亲》、《家》、《凤凰之歌》、《三八河边》、《聂耳》、《万紫千红总是春》、《李双双》、《大河奔流》、《泉水叮咚》、《怒吼吧，黄河》等十余部影片中担纲主演或饰演重要角色。她主演的影片《李双双》获得1963年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近期出版的张瑞芳回忆录《岁月有情》中，叙述了张瑞芳一家与柯庆施的一段渊源：
“当年在延安，柯老还是被亲切地称为老柯的时候，我娘和他住得很近，还不时地为他在棉裤上打补丁。东一块补丁，西一块补丁，最后相似颜色的布头怎么也找不到了，娘说：‘只有一块红布了。’老柯说：‘红布就红布吧。’于是，老柯穿着一条带着红补丁的棉裤到处走，照样挺神气的。五十年代末，娘到上海小住，很想和当年的老柯见见面，就像她在北京和彭真、姚依林同志的关系一样。我在一次舞会上恭恭敬敬地向他转告，他没有任何反应，也没任何下文。娘立即懊恼地自我责备：‘是我不好，是我不好，不该去打扰他。’从此我对‘柯老’也就越发‘敬而远之’了。”
张瑞芳还透露了这样一个情节：1962年底，周恩来总理陪同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在上海访问期间，在招待舞会上见到了张瑞芳。总理问她在忙什么，她说正在忙着排演话剧《七月流火》。总理当时没说什么，可过了两天，在陪同外宾回京去机场时，却匆忙给张瑞芳打电话说：“你从《七月流火》剧组撤出来吧，回上影剧团去排朝鲜现代剧《红色宣传员》吧。”张瑞芳有点懵。张瑞芳有一天带儿子在衡山电影院看电院，突然寻人牌上打出了她的名字，要她到大厅里接电话。电话是上海市委办公厅打来的，要张瑞芳立即到柯庆施家里去。柯庆施一见到张瑞芳，就开门见山地要他退出话剧《七月流火》剧组，理由是本子有问题。张瑞芳问：“茅丽英不是烈士吗？她的照片一直挂在工人文化宫里，本子会有什么问题？”柯说：“烈士也可能有问题，要好好查一查。为什么老要宣传死人？”柯庆施随后也找了与此戏有关的黄宗英、赵丹谈了话。一时间，原也准备排演话剧《七月流火》的全国十几个省的剧组立即全部下马。张瑞芳回忆说:“后来我们隐约听到关于《七月流火》的传闻，说它的历史背景犯了以后成为‘四人帮’集团里某些人的忌讳。恰恰是他们中有人需要好好查一查当年的历史问题。当时地下党的领导人是‘文革’前就受到严重迫害的潘汉年和扬帆。”“今天回过头来再想总理的电话，就能为他补充当时不能明说的许多空白……周总理爱护文艺界的良苦用心，直到四十年后才明白。”
随着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开始密切关注，柯庆施也迅速转向关注思想文化领域的热点问题。毛泽东1962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一提出阶级斗争问题，柯庆施立即向毛泽东进言：《海瑞罢官》借古讽今。1963年2月，柯庆施在上海文艺界春节招待会上正式公开提出“写十三年，演十三年”的口号。上海文艺界的“四清运动”也就此开始了。
巴金曾回忆了他亲耳听到的一件事，有人请柯庆施看话剧，柯庆施问：“是不是写十三年的？写十三年的，我就去看。”当他得知那出戏反映的内容比十三年多出两三个月，就一本正经地说：“不是写十三年的，我不看。”
在上海文艺界的“四清运动”中，紧跟柯庆施的张春桥，又把矛头对准了《鲁迅》摄制组，并公开宣称：《鲁迅》组是一个烂掉了的组，《鲁迅》组支部是一个烂掉了的支部。组里聚集的赵丹等许多电影界、话剧界著名演员，便成了“资产阶级彻底复辟”的典型。
自称比赵丹境遇好得多的张瑞芳，她主演的中国版的《李善子》，同样是“无疾而终”，拍成后连观众面都见不着。这部电影是1963年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建议组团赴朝鲜拍摄的，由郑君里出任导演。1965年，这部片子终于完成后，送到北京审查了几个月。张瑞芳说：“我记了厚厚一大本的意见，从头到尾这部片子就是得不到一句痛快话。”“各方面权威人物只是看，却听不到他们的反映。”
周总理问过郑君里：“江青同志看过影片了？她说什么？”郑君里回答：“她说，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就完了……”。周总理后来要郑君里和张瑞芳带着片子到广东找正在养病的柯庆施征求意见。张瑞芳回忆他们与柯庆施的这次见面情景时，是这样说的：“他见我们一进门就对郑君里说：‘这些年你就听他们的，不听我们的!’柯老所说的‘他们’是‘谁们’？我当时还不清楚，只是不停地记录着……实际上正是夏衍和陈荒煤，这时已经‘靠边’了。”
柯庆施密切配合江青以上海为“基地”开展“文化革命”的前期工作，派自己的心腹张春桥“大力协助”江青。张春桥还推荐了两个人为江青写《海瑞罢官》的文章，但这两个人江青都没有看中，只看中了姚文元。1964年夏天，柯庆施因为肺癌到北戴河休息，陪同柯庆施的有他的秘书、上海警卫处的干部。但他还是专门把张春桥叫到北戴河，交代张春桥让姚文元全脱产为江青写这篇重要文章。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审查了马天水、王少庸、王秀珍、徐景贤等自“文革”以来从事的阴谋活动。其中，在搜查出他们的笔记本里就有张春桥传达柯庆施的批示：“让姚文元全脱产，为江青同志写文章。”当时主持审判的工作人员都看到过这句话。江青对柯庆施的感激之情，也在她1967年4月于军委扩大会上发表的那次讲话中表露无遗：“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这两人可以相互印证的讲话，足以说明江青当初是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薄一波曾经回忆说：“对于江青、康生的活动，上海的柯庆施同志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配合。”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也明确指出，这一批判文章是“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支持下，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由姚文元捉刀写成”。
“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拨乱反正以后，人们对柯庆施的议论比较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开始审查康生、谢富治的问题，有人提出应该审查一下柯庆施的问题。胡耀邦曾就此事专门请示过小平，小平说：现在顾不上这个问题，先审查康生、谢富治的问题，柯庆施的问题以后再解决。
41.我第一次见到蒙难中的父亲
从1972年春开始，在周恩来的努力争取下，一批被长期监禁、隔离的老干部陆续得到检查身体、住院治病的权力，他们的子女也可以前来探视。在北京，王于畊阿姨及小楠、小毛等都多次探望了叶飞伯伯，叶飞伯伯先是看病就医，后来从隔离监禁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住到了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
耳闻目睹这些“冰山”消融的迹象，我特别高兴，忙去北京耀邦伯伯家请求指点如何解救父亲。
耀邦伯伯掰着手指头告诉我北京被隔离老干部们的家属、子女们要求见亲人的情况：“第一，要求与亲人见面；第二，要求为亲人看病，检查身体；第三，要求检查身体后住院，不再回到关押的地方；第四，要求住院后撤走在门口站岗的卫兵；第五，要求学习文件；第六，要求到农村、到工厂搞调查研究；第七，要求过党的生活，与群众、党员在一起；第八，要求分配工作……”耀邦说，如果每一位挨整的老一辈都提出这样的要求，这对那些人来说是多大的压力，这样毛主席就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他说：“小津，你现在就应该要求见你爸爸。”
1972年8月初，受到耀邦伯伯的鼓励与指点后，我回到了上海。
正巧！8月4日，我父亲要求见子女，却没有被理睬。
我于8月7日给上海“陈丕显专案组”写了一封信，要求看望父母亲。可这封信寄出后，也一直没有专案组的任何消息。不答复就把我打发了吗？没那么便当，我就找上门，讨个说法。
专案组的地方，就是现在上海市委组织部的所在地高安路19号。这里原来是华东局组织部的所在地，再以前是上海手表厂。我1970年被关进监狱前，跟“陈丕显专案组”打过交道，那时候允许我们给父亲送一年四季的换洗衣服，过年过节时可以送两个苹果、一包花生米、半斤香肠。
这次出来接待我的是我父母专案组副组长郑××。
郑××这个政治小丑，高中文化程度，任过纺织机械厂团委书记、宝山县委秘书、解放日报宝山记者站负责人、《支部生活》编辑组副组长等职。他在1966年11月份就起来“造反”，在12月18日上海市委“后院起火”、“康平路事件”等事件中带头鼓噪，还多次在全市电视大会、报刊上诬陷我父亲等上海市委领导。他诬蔑我父亲是什么“刘少奇的死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谩骂我父亲是“披着羊皮的恶狼，一直丧尽天良”、“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上海资产阶级右派的总头目”、“上海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此人很受张春桥等人的重用。我母亲被抓起来后，他任“谢志成专案组”组长。从1968年10月起，他成为“陈丕显专案组”核心成员，1972年初被任命为全面主持工作的“陈丕显专案组”副组长。
为了如江青所愿，把我父亲由“红小鬼”变成“黑小鬼”，郑××带队从1967年6月到1970年的三年间去闽西调查20多次，逼迫当地群众、老干部、老红军战士及我父亲的亲属、朋友揭发交待所谓我父亲的“罪行材料”，使数以千计的当地人受到株连影响，有的人还被迫自杀身亡，回来后执笔写了充满不实之词的“关于陈丕显1930年被俘情况的调查纪要”等材料。
郑××在批斗、审讯我父母时，更是扮演了“穷追狠敲”的狠角色。他领导的专案组曾对我母亲进行了200多场次的批斗审讯活动。而这些都成了郑××对上汇报、邀功请赏的功绩。在审讯中，郑××经常组织人对我父亲进行“马拉松”式地逼供、折磨，每次时间长达三四个小时，有时一天要两场，搞“疲劳战”。他们批斗累了，就换另外一批人上阵，却不让我父亲休息，存心从精神、肉体上折磨他。有时我父亲口干难忍，他们不仅不给水喝，还在自己喝水时故意发出响声，说什么“你把问题交代清楚了，就有水喝了，就什么都有了”，这种法西斯式的身心折磨致使我父亲经常筋疲力尽，鼻子出血。由于专案组搞的那些问题纯属子虚乌有，最后不得不被一个一个地否定掉。尽管如此，他们仍采取无法肯定又无法否定，无法继续查清等留尾巴的做法来欺骗中央。“文革”结束后，由于郑××在林彪、“四人帮”迫害我父母亲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上海市委将其定性为文革中的“三种人”，将他开除出党。
面对郑××这样一个残酷迫害我父母的专案组负责人，我强忍着极度的愤慨。而郑××对我也没有好脸，他故意刁难我说：“上海被隔离的干部有几千人，都不要求见，你为什么要见？”还说：“你们家过去搞修正主义、特殊化，你再不能搞特殊化!”我反问他一个问题：“杨西光的孩子为什么可以看杨西光？”他说：“杨西光的夫人肺癌病危，才让杨西光见了。这是特殊情况。”这句话马上被我抓住了。我说：“说我搞特殊化不对，我也有特殊情况。”他问我有何特殊情况，我说我父亲患鼻咽肿瘤。一番斗嘴后，他不睬我，连说“不行”。
紧接着，我又给当时上海市委领导马天水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听说我父亲病重，身体不好，要求与父亲见面，结果还是不被理睬。
这两次碰壁，已在我的意料之中。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并呈毛主席，要求与父亲见面。
这件事，我当时设想得很周密。信写好后，我没有离开上海，防止毛主席批准可以见面，上海方面以“找不到人”为借口不让我见。我托人把信带到北京，按照耀邦伯伯的建议，把信交到了中央委员“王胡子”王震伯伯手里。王震伯伯当时有相当的空间，毛泽东保他比较早。他通过自己的渠道把信转呈了毛泽东。毛泽东怎么批的没有下文，但是，上海市很快有动静了。
8月中下旬的一天，上海市委办公厅派郑××找我了。他对我说：“洪文同志要见你。”当时，王洪文是市委书记，主持工作。我冷淡地问郑××：“他见我有什么事？”郑的回答是：“见面再谈。”
我被带到了康平路小礼堂，一楼一进门右手第一个房间，是一个会客室。在那里，我见到了王洪文。
当了大官的王洪文瞥了我一眼，目光游移，装着脑瓜子里还在考虑什么重要大事，跟我说话也不像造反时的咄咄逼人，尖声锐叫，而是压着嗓门，拖腔拽调：“毛主席、周总理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很忙，你不应该去打扰，有什么要求找我们上海市就可以了。”我直截了当回答：“我先找的专案组，不理睬。又给上海市委领导写了信，也不予理睬。我这才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的。”
王洪文被我噎了一下，一时不知怎么把话圆回来，看着我。
我才不帮着给他台阶下，也就这么像看猴似地看着他。
他嗓子眼发紧似地喀了两声，前言不搭后语地说：“希望你见你父亲的时候，要起积极作用。”
我像回答一句废话似地回答他：“耶，我就是子女探望父亲，无所谓积极作用和不积极作用。该起积极作用的是你们专案组的人，是‘两报一刊’。”
这可真让王洪文十分地扫兴了，带着几分严厉地告诫我见父亲的时候，不要讲外面的“小道消息”。
我可不能给他有任何权势感，说：“我在工厂当工人，听不到任何‘小道消息’，不会跟我父亲谈‘小道消息’。但是，中央传达的文件精神和一些老同志对父亲的关心，不是‘小道消息’吧？”
王洪文说不出什么，那张二胰子（注：脸上很不是个样）的脸像掉在醋碟子里似地酸溜溜起来了。
站在旁边负责记录的郑××见我如此顶撞王洪文，禁不住插话道：“陈小津，你态度不对，你不应该与洪文同志这样讲话。”
我可不给他讨好的机会，反正是毛主席交办的事，谅他们也不敢闹僵，马上像喝斥一个“二百五”似地问他：“今天是洪文同志会见我，还是洪文同志和你一起接见我？你今天是做记录的，没有你说话的资格。”
这时王洪文大概想快点结束这场见面了，摆摆手，示意他不要插话，伪善地问我：“你想见你母亲吗？”
我当然想见了。他便同意了。出门时，王洪文对我伸出手来，我装作没看见，没有理他，“意味深长”地说：“我希望以后见父母亲时，不要再有这么多审批环节了。”
终于可以见到父亲了！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我已有五六年没见到父亲了。我曾经无数次地在脑海中模拟第一次见到父亲时的场景，总是在想第一次见面我该说些什么。我还想起在北京时，小毛曾讲了她探望父亲时的经验及对我的建议。于是，我这样提醒自己：第一，千万不能激动，父亲已经56岁了，身体一定很虚弱，经不起情绪上的大喜大悲。第二，必须给我父亲相当大的精神支持。怎么给他精神支持，我的精神面貌怎么体现，这非常重要。我首先要表现我活得很好，其次要表现很多人关心他。另外，我还要借故与专案组的人大吵一架，表示我根本不怕他们。
探视的日子终于来了，我早早来到了上海革委会专案办，这里是他们安排我与父亲见面的地方。我手里拿了很多东西，都是给父亲的。我被领进了一楼，拐进了左手第一个房间，房中间有一个长长的椭圆大桌子。我看见有四个专案组人员已经严阵以待了，其中有郑××。他们都拿着本和笔，准备记录。四个当兵的，门口两个，里面两个。这些人都显得很紧张，如临大敌。
过了一会儿，父亲进来了。我记得清清楚楚，一听到父亲那熟悉的脚步声，我站起来，迎到门口。父亲明显消瘦了许多，但仍然精神矍铄，虎倒余威在。我当时虽然心里非常难受，脸上却没有丝毫表现，马上跑上前，双手紧紧握住父亲的手。握手时，我故意用了很大的劲，想借此暗示父亲，我已很有底气了。事实也的确如此：我已转到了江西黄知真叔叔那里，耀邦伯伯给我鼓劲，北京已经松动了，毛主席、周总理同意我见父亲了……
我与父亲面对面地坐下来后，就按照预先设计好的，先找茬跟专案组干一架。我很厌烦地挨个儿看了他们一眼，问：“妻子见丈夫、儿子见老子，你们站这儿干什么？你们不应该站在旁边。这是市委布置的，还是洪文交代的？北京见面时旁边都没人，你们为什么这么特别？我这次见面是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的，是洪文告诉我的，你们现在又是站岗、又是军人、又是专案组的，这是洪文批准的吗？”他们不敢回答。不回答，我也要给你们脑袋上扣屎盆子：“你们不回答，那就是你们要站在这儿呗？你们把我的意见反映上去，为什么北京见面时旁边没人，你们这儿却有人？”专案组的人只是木木地听着，没说什么。行了，有了这一顿杀威棍，估计能让他们缓一阵子，老实一会儿，我不再理会他们了，多留点时间我们爷俩还要好好聊聊呢。父亲平时是很反对我跟别人吵架的，可这一次我发现他静静地看着，很是心平气和。
我跟父亲讲了外界情况，讲了家里的情况，还特别讲到了林彪“九一三”自我爆炸后外界发生的种种情况。我还告诉父亲，母亲很好，我和弟弟、妹妹也都很好。
我注意到，父亲因受到多年的关押、批斗，且每个月只有20元的生活费，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损害，表现出种种营养不良的症状。他经常鼻子出血，口干舌燥，嗓子失真，身体非常虚弱。
父亲也在以他的斗争精神来鼓舞、激励我们这些在外面牵挂他的亲人。他平缓而坚定地告诉我：“我要他们对我的事情要调查清楚，做出结论。我对他们说，‘你们要对党负责，对我陈丕显负责，对你们自己负责。’”这三个斩钉截铁的“负责”我记忆犹新，我想父亲说的“对你们自己负责”那些人也得掂量掂量了。我为父亲威武不能屈的精气神而倍感自豪。
这次见面时间大概持续一个多小时，其间我说得多，他讲得少。听我说话时，他显得很严肃、很沉静，从脸上看不出有什么情绪上的波动，但我感觉得到，他对我说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为了让父亲看到希望，我讲了外面很多老干部获得“解放”的情况。
果然，我与父亲的这次见面，引起了专案组的极度恐慌。他们把这次见面情况整理成一份简报，向王洪文、马天水、王少庸汇报。马天水看后批示：“陈小津说话态度很坏，陈丕显很嚣张”，“陈还在隔离，这样谈法，管理人员可干涉和批判。”王洪文也批道：“应组织些人，狠批陈丕显的态度。”于是，专案组人员立即又批斗我父亲一番，并扬言不准他再和家人会面。
见过父亲几天后，我又到上海少年犯管教所与母亲见了一面。母亲在这里过着囚徒一样的生活，受到非人的待遇。这里叫人都喊编号不叫姓名，谈话叫“提审”。被关押人员如有不满、反抗，轻则训斥批斗，重则手铐脚镣加身。无休止的逼供、折磨，已经使母亲椎骨劳损，头发一把把地脱落，饭量大幅下降，血压升高，晚上失眠……母亲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很差，我探视后心情糟糕到了极点。
42.他们说我“有意欺骗领导”

我从上海回到北京，立即到耀邦伯伯汇报我见父母亲的情况。当说到我父亲对专案组强调要“你们要对党负责，对我陈丕显负责，对你们自己负责”时，耀邦伯伯拍案而起，站起来大声说：“这‘三个负责’回答得好!讲得好!我都很受教育，我要向阿丕学习。”

我与父亲的这次见面，令父亲非常振奋，更增强了他同“四人帮”做斗争的信心和力量。他开始按照外面老同志争取解放的作法，相继提出治病、看书、会见亲人等要求。

对我父亲要求看病这件事，耀邦伯伯坦诚地对我说，北京的老同志一看病、住院，就开始松动，撤岗就意味着解除了监护。而我父亲的情况与北京这里不一样，解决他的问题比解决其他老同志的问题都要难，因为当时“四人帮”都还在台上。耀邦说：“你父亲的问题如果要解决，现在看只有毛主席同意，没有毛主席的同意，你父亲的问题是难以根本解决的。即使是周总理关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耀邦要我再见到父亲时，要他给毛主席写信。同时，耀邦还让我想办法告诉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以及其他一些上海被打倒的老干部，要他们也给毛泽东写信，要求看病、住院、学文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1972年10月10日，我父亲写信给上海市委，要求请北京肿瘤医院的吴恒兴大夫复查病情，并说“如果不行，可以把我押到北京”，“我这要求，希望反映给市委”，“市委同意不同意，都要给我一个答复”。马天水等人看了信后，经过一番策划，10月25日答复说：“完全可以由上海医院治疗，没有必要找吴恒兴医生。”他们派了一个医生给我父亲作了一次检查，便敷衍了事了。尽管我父亲还不能走出隔离室，但他毕竟由此争取到了看病的权利。

12月28日，我父亲又一次给专案办写条子，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我要看马列的书……我要看一点书，为什么要对我那样为难、苛刻？我的书没有犯罪，有什么理由要封我的书，宪法上有这样的规定吗？这是违法乱纪！二、我要求检查身体……干什么都要有个好身体，处理后给我点事做，也要有个好身体。……我要求到北京去，要吴恒兴医生给我看一次病，这个要求如市委不同意，请转告中央。三、要求见亲属……刘少奇、王光美、彭、罗、陆、扬，都可见到他们的亲属，我陈丕显倒放到后头了？我要求见老婆、子女，还要见我福建的弟弟。这么多年不见面了，没有这个道理。就是关在提篮桥的也可以见亲属的嘛。”父亲还说：“弟弟从福建来的路费，组织上不能拿出来，我可负责，可从我每月三十元的生活费中拿出来。”父亲格外关心我妹妹和弟弟的情况。他在信中提出：“请组织上了解一下小龙的身体情况，医院对小龙的诊断书，我也要看一看。小棋可能也要来上海，他回来时希望组织上给他看一次病。”最后，我父亲非常强硬地说：“我提出的要求，一定要给我答复，不能不理我。”并要求答复时“要讲真话”。

专案办的翁默清不得不将我父亲的意见整理上报。马天水批示：“案子抓紧审查，态度要批判。”王少庸则批道：“近来，这个人真是嚣张之极，所提要求，一概置之不理。”

虽然我父亲所提的“三项要求”最后被“一概置之不理”，但他已向企图置他于死地的“四人帮”及其爪牙发出了“最后通碟”，表明了绝不妥协的立场。

第一次与父母见面后，我又向专案办反复提出看望父母的要求，他们虽一直不理睬我，但由于我的不依不饶，使他们越来越感到棘手。

1973年1月22日，我代表我们三兄妹，又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了我父母的生活、身体情况。我在信中说，我父母的身体很不好，爸爸鼻子经常出血，妈妈全身浮肿，恳切希望父亲母亲能够住到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和治疗。对此，国务院办公室摘报了。

2月1日，专案办给马天水等人写了一份报告，说“陈小津最近从江西回上海，要求再次见陈、谢”。王少庸在“报告”上批道：“见了面，无非是再嚣张一阵”，“拟同意，让他们见见面。”但马天水则批：“上次见了面影响很坏，要接受教训，对子女要事先进行教育，作好工作，要请王洪文定”。

而我给总理的信也被转到了上海。2月4日，王洪文看了信，不得不同意我与父亲再次见面。但他还居心叵测地批示：“请专案办认真研究一下，陈丕显是否需要住院治疗？如需要住院，生活费可以适当提高一些。”

于是， 2月13日和14日，我又分别与父亲、母亲见了面。

对王洪文的批示，郑××等人心领神会，很快给王洪文炮制了一份“调查情况”，说“陈小津信中反映的情况不实，有些情况（如说谢志成全身浮肿）是他有意欺骗领导同志”，谎称我父母健康状况“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需要住院检查治疗的疾病”，“陈丕显不但不消瘦，而且营养过量，太胖了”，“谢志成近来健康状况比以往好得多，面色红润，身体也胖了”。他们还针对我信中说父母生活标准很低的情况，说什么“陈丕显每月生活费三十元，每月平均买五、六斤肉，生活应该说是很好的”，说什么“谢志成每月二十五元，由于不抽烟，每月都有积余”，“我们意见陈、谢不需要住院，生活费也完全够用了” ……

他们还在这份报告里专门写了一段我分别于2月13日和14日与父母见面谈话的情况，告我的“黑状”。他们说：“陈小津向陈、谢分别说了邓小平在搞调查研究，谭震林解放了，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关于陶勇不是自杀是被陷害等等”，“陈小津向陈、谢谈了‘这次到北京，好多人（如章蕴、张茜等）都主动来看他。在北京简直应接不暇’，他们都向陈丕显问好”，说我对父亲讲：“据我知道，你的问题很快就要解决了。……你要相信我的话，这不仅是我的看法，在北京很多人都是这样讲的。”说我对母亲说：“据我知道，爸爸的问题快解决了，你的问题也快要解决了，而且会比爸爸早”。

他们对我的这些“揭发”材料，今天回过头看，称得上是关于我与父母当时谈话内容的珍贵“记录”。我之所以告诉父母外面许多老战友、老朋友们都非常关心和惦念他们，主要是希望他们保重身体，充满信心。当然，我之所以敢这样做，也是因为此前征求了耀邦伯伯的意见。

我这样问过耀邦伯伯：“转达您的问候，当然我父亲听了会很高兴；但是在场的肯定会有很多专案组的人员，他们一定会打小报告上去的。”耀邦讲：“如果你担心，你就可以不仅转达我耀邦的问候，还可以讲上一大堆老同志的问候，比如叶帅、聂帅、徐帅，比如余秋里、谷牧等。讲上一大串的人表示对你父亲的问候，到时候看他们打击报复谁去？”耀邦还有一次说：“我就希望他们打小报告，最好他们把小报告打到毛主席那里去，我正担心这么多年主席把我耀邦忘了呢！他们打小报告上去，还恰恰会使毛主席想起还有一个耀邦呢。”

我还跟耀邦讲过：“上海还揭发了您到上海和我父亲1965年12月在我家里密谈的事，要我父亲交代与你谈了些什么，还说我父亲将上海的‘四清’运动材料交给您并请您指正呢。”耀邦笑着说：“好啊，是有这些情况，让他们到北京来问我吧！阿丕是告诉我很多，他对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耀邦伯伯又迷着眼睛对我笑，“当然，如果他们来问我，我怎会把阿丕告诉我的都跟他们讲啊？怎么讲那就是另外的事情啦！”

后来我领悟到，耀邦伯伯与我的几十次见面与谈话，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八个字，浓缩着耀邦伯伯与我父亲之间多么真挚的信任之情！
43.小平、陈云复出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并摔死在温都尔汗，酿成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这给毛泽东带来相当大的震动。此后，毛泽东明显开始反思“文革”以来出现的种种问题，并对过去一些极“左”过激的作法予以纠正，特别是在对待“解放”老干部的问题上。一座冰封已久的冰川，开始呈现消融的迹象，其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毛泽东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以及对邓小平的解放。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时曾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当即暗示陈毅子女把毛泽东对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气氛。

1972年3月，我第一次见到耀邦伯伯，他就问我知不知道小平在江西的情况，以后又多次问起我能否带口信给小平。他希望小平给毛泽东写信。小平的住处离我工作的工厂很近，我与他的子女常在江西的老干部家里相遇，他的儿子飞飞在江西理科大学读书，女儿毛毛在江西医科大学读书。耀邦有口信带给小平的事，我向黄知真叔叔报告了。他讲，现在情况还相当复杂，我很难见到小平，他却有机会，会相机行事，把耀邦的口信带给小平。此间，耀邦还托谭震林的女儿带信到广西给他父亲，让他也给毛泽东写信。

1972年8、9月间，耀邦告诉我，小平已经给毛主席写信了，这封信写的非常有水平，检讨得恰到好处。

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1972年8月3日经由江西省革委会送出。信中，小平用大量的篇幅和诚挚的语言，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林彪集团的揭露和批判，在对林彪集团进一步进行揭发、批判后，小平对于自己的“错误”也简要地作了实事求是的检查。在信的最后，他明确提出了工作的要求，“在去年（1971年）11月我在呈给毛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毛泽东很快在8月14日对这封信作了批示。

耀邦还拿出他的记录本，给我念了毛主席的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注：邓、毛、谢、古邓指邓小平，时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定三县工作。毛指毛泽覃，时任永（丰）、吉（安）、太（和）中心县委书记。谢指谢伟俊，时任江西省军区第二军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古指古柏，时任江西省委苏维埃政府委员和党团书记。1933年3月起，他们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遭遇残酷斗争，受到撤职等处分。）

看到毛泽东批示当天，周恩来立即把这个批示印发给中央政治局的全体成员。

耀邦很高兴地告诉我，小平这个人在党内有很重要的作用。50年代初期，各大区的领导到北京安排工作，当时叫“五马进京”，小平安排的职务最高，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八大以后又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还有淮海战役时，总前敌委员会书记，没有让刘伯承当、没有让陈毅当，而是让邓小平当，其实，当时二野的部队没有三野的部队多。另外，小平还有过“邓毛谢古”挨整的经历，毛主席肯定还是要重用的。中央开会批判邓小平时，谢富治说“小平不会打仗”，毛泽东对此应了句：说邓小平不会打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自“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周恩来一直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林彪、“四人帮”的激烈斗争中扮演着一个极其特殊而又十分关键的角色。他虽然时时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攻击，甚至有时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但他始终忍辱负重，独撑危局。在“文革”初期，周总理先后保护了贺龙元帅，保护了因所谓“二月逆流”遭到迫害的陈老总、谭老板、李富春、李先念等，保护了王震、余秋里、谷牧等老同志，先后从造反派的批斗漩涡中抢救、保护了二十多位部长，还想方设法把叶飞、江渭清等在各地被斗得死去活来的省委第一书记们接到北京……“九一三”事件以后，在大部分老干部被打倒的情况下，周总理在与以江青一伙作坚决的斗争同时，又主持着党政军的全面工作，日理万机，昼夜操劳。

陈毅、陈正人、曾山等几位老同志于1972年上半年相继去世后，周恩来不顾“四人帮”的阻挠，争取到毛泽东的支持，批示全国各地对所有老干部，不论是否“解放”，一律立即接回城检查身体，凡有患病者，一律保证住院，认真治疗。于是，全国有一大批老干部通过看病就医，从隔离监禁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而下半年邓小平的“解放”，更给老干部的“解放”带来了新的气象。

不幸的是，1972年5月，周恩来总理被确诊身患膀胱癌。尽管如此，他仍不肯放下工作去做手术，以“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极大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坚定地与江青一伙在四届人大筹备等问题上展开决战。

当周恩来总理连续主持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恢复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等问题时，遭到了江青、张春桥的百般阻挠。但是，由于让小平复出是毛泽东的决定，江青一伙的企图未能得逞。1973年2月邓小平回到北京。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关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解放”远在江西的小平，让他出来工作，是周恩来总理期待已久了的。

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这篇社论由周恩来亲自审定，其中提出：“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老干部“解放”的进程从此明显加快了。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批示“解放”党内另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陈云。

“文革”开始后，陈云受到了冲击。在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党内大野心家康生攻击陈云说：“陈云同志的思想，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认为他的经济学在主席之上……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这次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陈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由第五降为第十一即最后一位。

1967年1月，“全面夺权”的风暴袭来后，一伙造反派半夜爬进陈云在北长街的住宅抄家，因周恩来出面做工作才解了围。随后，周总理连夜将陈云转移到别处居住。第三天，造反派又来抄家，他们在地上和墙上到处涂写打倒陈云的标语，并把在家的陈云女儿“审”了一通。“二月抗争”事件发生后，陈云的处境更为困难，北京大专院校和财贸系统的造反派成立了“彻底打倒陈云联络站”，密谋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判陈云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誓师大会。周恩来再次明确表态中央常委没有决定批判陈云同志，又帮陈云躲过了劫难。

中共九大召开前，康生、江青企图把陈云排除在九大代表之外。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陈云仍被选为中央委员，但在接下来召开的九大一中全会上，首次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

1969年10月至1972年4月，因战备疏散，陈云与小平、王震等被安排在江西“蹲点”生活。关于对陈云的安置，周恩来当时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提出了要求：“一是陈云身体不好，住的房子，一定要有暖气；二是陈云在北京时已在工厂蹲点，到江西后还可以继续到工厂蹲点调查。”

陈云到江西后第6天，林彪在江西的代理人程世清来到他的临时住所，半小时后离开。关于两人谈话的内容，时任陈云秘书的萧华光回忆说：“第二天上午，陈云在院内散步时对我们说：昨天程世清来批评了我，他说我过去管经济没有管好，发展太慢。他说江西准备年产六七万辆汽车，还要把国家现在每年进口的一百亿斤粮食包下来。我问他江西有那么多钢板吗？如果江西每年多向国家上缴一百亿斤粮食，剩下的粮食还够江西老百姓吃的吗？他说江西有办法解决。我没有问他用什么办法解决，因为我知道这是根本做不到的。”陈云还说，“这个人胆子真够大的。”

陈云被安排住在南昌郊区青云浦的福州军区干部休养所，并就近到一公里外的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蹲点。1969年11月12日，陈云第一天到化工机械厂蹲点。迎接他的工厂负责人对他说：“欢迎首长来我们厂蹲点。”陈云笑了笑说：“我是犯了错误的人，到你们厂里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与大家座谈时，陈云再三表示：“我过去下基层不多，这次到你们厂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搞点调查研究，希望你们多帮助。”临别时，工厂负责人把厂办主任马骏给陈云，说在厂里有什么要办的事情，由他负责办理，陈云笑着说：“你这个名字取得好啊!骏马跑得快!”

在蹲点的日子里，陈不顾年老多病，深入工人中搞调查研究，每星期下厂三四次，走遍了工厂的每个角落。他一到车间，就同每一个职工握手，亲切地他们聊家常、谈生产，关心他们的工作与生活。有不少工人拿出《毛主席语录》或《毛泽东选集》请陈云签名。陈云开始时只写名字，后来加了一句话：“我要改正错误与同志们一起紧跟毛主席。”这件事被厂军代表知道了，要收走这些签名，但有些工人仍偷偷保存了下来。

陈在江西期间，除了在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还深入厂矿、农村学校和商贸市场，调查研究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及民生情况，并予以指导。陈云的其他时间就是在家看书，通读马、恩、列、斯、毛全集和《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陈云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陪伴，他的夫人于若木1970年在湖南衡东中国科学院“五七”干校进行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因贴出两张揭露江青的大字报，被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批斗和隔离审查，被开除党籍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1年9月下旬，陈云在江西得知发生了林彪叛国出逃并摔死在温都尔汗的“九一三”事件，非常气愤地说：“林彪干出这样的事来，太没有良心了!”在江西省委召开的批发批判林彪罪行的扩大会上，陈云就他所知道的林彪的过去作了揭发和批判。他说：“我对林彪过去是相当尊重的。但是也有一种感觉，我从未在会议上听到过他作自我批评……矛盾充分暴露了，再检查他的过去，一贯正确的外衣剥去了，就看出他是典型的两面派。”

1972年4月下旬，陈云结束了在江西“蹲点”的生活，回到北京。7月21日，他致信毛泽东并党中央，汇报自己在江西“蹲点”的情况和感受，并“请求中央根据我的身体情况，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泽东第二天阅后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请总理办。”此后不久，已十年没有做工作的陈云，参加了以周恩来总理为组长的国务院业务组，并受周总理委托研究国际形势和发展对外贸易问题。

7月31日晚，陈云与李富春、陈再道等一批老干部一道，出现在国防部举办的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他们的公开“露面”，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新气象。随着小平、陈云等一批高级干部的复出，周总理与“四人帮“的斗争从此不再孤军奋战了，党和国家的命运终现转机。

44.“解放”序曲

小平复出之时，“文革”已闹腾了快七年了。天下大乱以来各地武斗成风，派性斗争肆虐，社会秩序混乱。一大批工厂停产，铁路停运，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其实，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乱到这样的程度是始料未及的。

据江渭清回忆，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曾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会议上说，他发动这场革命，闯了一个祸，就是批了聂元梓等人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还有他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五个月不到，全国都闹起来了，来势这样凶猛，连毛泽东自己也没有料到。江渭清这样说道：“毛主席运用辩证法炉火纯青。他这样说，究竟真认为‘闯了一个祸’，还是有什么别的含意，大家都吃不透，只是希望运动早点结束。毛主席大概也估计到这种普遍心情，所以讲到运动时间，他说已经搞了五个月，可能还要搞五个月。就搞两个‘五个月’，可能还要多一点……”

江渭清的揣测似有道理的，毛泽东确实没估计“文革”来势这样凶猛，以至到了无法驾驭的地步，所以他此后也多次表达了尽快结束“文革”，步入“天下大治”时代的渴望。

196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说：“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

1969年3月3日，毛泽东与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们谈到中共九大的文件时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已经开展3年时间的“文化大革命”该准备收尾了。毛泽东还在审阅由康生主持起草的新党章草案中，把原来的“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确定在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场政治运动的结束。毛泽东在一个半月后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又说：“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

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一些讲话，已表明他要把落实政策的问题摆到重要位置，不愿意继续发动暴风骤雨式的群众斗争了。他1968年10月31日在这次大会的闭幕讲话中说：“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所谓保者，就是帮助他们嘛。看，就是看他们以后的情况，改不改嘛。我的意见，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强迫人家的，我就不那么赞成。你有那么几位，有啥要紧啦？至于有一些老同志嘛，将来是不是还可以工作嘛。我所谓老同志，就是各地方已经打倒了的，比如谭启龙、江渭清这些人。我想，也许过几年，大家的气消了，让他们做点什么。”

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林彪、江青一伙发起对“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联合围攻参加会议的陈老总、徐帅、聂帅、叶帅等人。林彪更是叫嚣什么“‘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毛泽东在闭幕会上也谈到了“二月逆流”问题，他说：“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

据《毛泽东传》一书披露，毛泽东参加完陈毅追悼会后，病情明显加重。1972年这一年，他基本没有出席过重要会议，没有作过长篇讲话，在文件上作出的批示也极少，而且这些批示绝大部分是针对“解放”老干部的。1月29日，毛泽东在原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来信上批示：“欢迎进步。”3月5日，他在原海军政委苏振华的信上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3月25日，他在杨成武女儿的来信上批示：“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7月7日，他在原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8月11日，他在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子女来信上批示：“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12月5日，他在被迫害自杀的原马列研究院秘书长柴沫之妻来信上批示“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

12月18日，毛泽东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写来的反映丈夫无辜被捕并遭受迫害的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这一批示对于老干部的“解放”起到十分重要的推进作用。

那么，刘建章的问题及毛泽东的批示是怎么来的呢？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在铁道部主管基本建设的副部长刘建章就被诬为“三反分子”，被造反派关押起来。他先是被揪到成都批斗，1967年又被中国科学院一个红卫兵组织弄了架小飞机揪回北京。周恩来总理知道他的处境后，就派人把他接到中南海的国务院宿舍保护起来。可在1968年2月，突然有一帮穿军装的人把刘建章带上手铐，投进了秦城监狱。他刚进来时，里面的人要他好好交待反革命历史问题，并且刚开始半个月时间大便不给手纸，只能用手，之后才给纸。刘建章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也被他们截住，还在审讯时当着他的面撕了个粉碎。到了1972年10月，刘建章的爱人刘淑清被获准带着几个孩子到监狱中来探望，刘建章就讲了自己在狱中受到的种种虐待，如吃不饱饭，有时连开水都喝不上；睡觉只能一个姿势，脸要冲着看守的门口，晚上不准关灯；有时候写点材料，只能趴在地上写；没有学习材料，看不到报纸……刘建章的女儿在外交部工作，与王海容、唐闻生很熟悉，就与她们谈了父亲的这一情况。王海容、唐闻生表示，这不是刘建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许多老干部共同的问题，建议刘建章的爱人和女儿给毛主席写信。信写好后，王海容、唐闻生把信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信后，又叫去王海容、唐闻生二人把刘建章的遭遇口述了一遍，毛泽东当即作了以上批示，请总理办。

周总理接到毛泽东对刘建章的批示后，抓住时机，立即给公安部、交通部和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写信，请他们联合起来办三件事：一是将刘建章保外就医；二是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李先念、纪登奎批办；三是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总理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关于清查北京监狱待遇的问题，在半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这样，继刘建章于1972年12月下旬出来后，其他许多老同志也陆续被放了出来。有的获释的老同志见到刘建章时说：“感谢你的夫人，给毛主席写了这么一封信，我们得救了。”

周恩来还抓住机会，督促公安部贯彻执行毛主席对监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同意将秦城监狱收归公安部直辖，要求在一个月内整顿好，并定出新的规章，严格遵守。同时，总理还建议卫生部再拨出两个医院的病床接收在押人员住院治疗。

同在1972年12月18日这一天，周恩来总理还致信纪登奎、汪东兴二人：“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造成的），但还是老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

1973年3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恩来会后向毛泽东汇报了许多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办吧。”这年上半年，毛泽东连续阅批一批受到残酷迫害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包括谭震林、何长工、李一氓、舒同、谭政、林铁、叶飞等，指示“解放”他们，“分配工作”。

为了加快“解放”干部的进程，周恩来总理找中央有关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现在还有很多省部级干部没有“解放”，而各方面情况又很需要这些有经验的干部出来工作，要抓紧时间解放一批干部，并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根据总理的指示，中组部、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总政治部在1973年7月，一次就提出了一个300多人的大名单。这些人都是尚待解放的各省市的党政正副职、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职、军队的正军职以上领导，是几个部门分头搞出来的，每个人既有材料，又有处理意见，是否解放请中央定夺。周总理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个名单。江青、张春桥等人在讨论中百般阻挠，处处作梗。叶帅当场作了一首小诗：“一批复一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尽管如此，通过周恩来、叶帅、李先念等老一辈的据理力争，仍有一大批省部级、军级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他们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可以阅读到党的文件，恢复了原级别待遇，分配了适当的工作。

从1972年开始，一大批被打倒或受到批斗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陆续获得“解放”。当然，他们被“解放”的前提是必须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和接受“再教育”，还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这是毛泽东划的底线。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十大在北京召开。虽然与“九大”相比，“十大”的组织路线没有多大变化，更多追随中央文革的投机人物和造反派人物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但值得庆幸的是，包括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李葆华、秦基伟、杨勇等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进了中央委员会。当然，由于王洪文和康生成为党的副主席，张春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势力也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在整个中央机构中，基本形成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同志与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势力这两大势不两立的阵营。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还有人身自由的老干部都想尽办法解救自己的老战友，耀邦伯伯就是最积极的一个，而因为我父亲的关系，我自然而然介入了这件事，成了耀邦伯伯的“通讯员”。

45.我给耀邦伯伯当“通讯员”

1973年3月，小平复出，此后有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获得了“解放”。在上海，在3月29日这一天，我母亲、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同时得到释放。我母亲刚出来时，情绪非常低落，一度精神恍惚。我心里特别难过，更为我父亲仍被监禁而忧心忡忡。

那期间，我弟弟东棋也沦落在他乡。就在东棋从清华大学毕业的1970年，贵州革委会领导向中央谎报在贵州高山峻岭中发现了铀矿，还堂而皇之地称其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于是中央组织了二机部技术人员、专家及新毕业的大学生上万人，到贵州开矿，结果白忙活了一阵。其他专家陆续都回来了，而我弟弟这样的大学生不得不留下来，在生产队里劳动、改造。那里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麻风病流行，生活和劳动条件异常艰苦。地理位置也是出奇的偏僻，东棋从上海去报到时，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和三天的汽车，还要走上好远一段山路，几乎与世隔绝。家里后来听说，东棋在生产队劳动了两年后，终于“农转工”，调到县里的农机修配厂当了车工。

我到北京见到耀邦伯伯，说了家里的情况，再次流露出盼望父亲问题尽早解决的迫切心情。耀邦鼓励我说：“小津，你父亲的问题早晚总会解决的。陈伯达倒台后，叶飞的问题解决了；林彪倒台后，李井泉的问题解决了……你们一定要有信心，我们党是有希望的。你看，小平出来工作了，以后还会有重用。叶帅、徐帅和聂帅也都在工作。”

那时候我特别关注老干部动向。在北京，有越来越多受审查、受迫害的老干部经过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和批示，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以阜外医院为例，从1971年底开始，该院三年来先后收治了40多位经周总理批准住院的老同志，其中包括李井泉、罗瑞卿、叶飞、黄克诚、吕正操、刘澜波、伍修权、李维汉、张爱萍、周荣鑫、徐冰、熊复、刘志坚、江一真等。我关注，只是干着急，而耀邦伯伯是不露声色地找窍门。

有一次，耀邦伯伯对我讲了他通过长期观察发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周总理一般只批准老干部看病、学习文件，很少直接批示解放。他说：“解放老干部只有毛主席批，好人只能让毛主席做，这个权只能是毛主席的，周总理最清楚。所以你父亲必须向主席低头。”

我一面把耀邦伯伯的话告诉了父亲，建议他早点给毛泽东写信，自己也迫不及待地行动了起来。1973年7月14日，我请叶帅转呈我给毛主席的一封信，提出“衷心盼望您老人家，能够批准我爸爸解除隔离”。我不知道毛泽东是否看到了这封信，但是此信最后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交办下来了。上海市委专案办的丁溥德将此信上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等八人，他们一个传阅、划圈，由于没有毛泽东的明确表态，最终不了了之。

1973年至1974年这两年，我为了解救父亲，频繁往来于京沪之间，打探消息，传递信息。其中，我与耀邦伯伯见面最多，俨然已经成了他的一个“通讯员”。

1973年6月，叶飞伯伯获得了“解放”，住到了北京万寿路的招待所。我到耀邦伯伯家，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耀邦伯伯忙问他们住几号楼、哪个房间，要去看望他们。当时，江渭清、江华等老同志也已住到了那里。耀邦伯伯见到这些老干部后，鼓励他们继续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安排工作。

六七月间，耀邦伯伯有一次问我：“你跟张体学熟吗？”张体学当时在北京住院，已到了肺癌晚期，病情危重。耀邦伯伯对我讲：“你能帮我带个口信给张体学吗？”我说：“可以，我想办法送到。”耀邦伯伯说，现在张体学已经病重、病危，如请他给毛主席写封信，出面保王任重，对解决王任重的问题会大有好处，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文革”以来，王任重被“四人帮”整得非常惨，与我父亲一样被关押着。

那个时期，我在北京经常见到“王胡子”王震、吕正操、胡启立、李瑞环、伍绍祖、胡克实等，他们也经常到耀邦家。当时王震是中央委员，接近上层多一点，耀邦就经常跟“王胡子”开玩笑，比如：“胡子，我们现在落后了，没有工作，也见不到中央领导，您是中央委员，中央有什么精神能否给我们传达一下？这样，我们不至于太落后，免得犯错误。” 这位“胡子叔叔”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传奇人物。“文革”初期，造反派斗他，他与造反派对吵，毫不示弱。因毛泽东、周恩来保他，江青一伙及造反派也拿他没办法。“胡子叔叔”与耀邦伯伯一样，十分乐于帮助遭难的老战友、老干部们传话递信。

那个时候，耀邦伯伯一面不遗余力筹谋解救我们的父辈，一面也没忘了关照着我们。那个年代，由于父母被打倒，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极受歧视，不可以参军，不可以上大学，只能去偏远地区插队或劳动改造。当时，70年代初，在社会上流行了这样一句话：“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耀邦伯伯对此话很有看法，就跟我说：“小津，你看，我们批‘白专道路’。‘白专道路’当然不好，我们提倡又红又专。可走‘白专道路’的人还在靠自己努力奋斗，还在靠个人奋斗。‘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句话，完全是教唆大家自己不努力、不奋斗，全靠自己的家庭。这完全是封建主义，是中国社会的倒退。”他跟我说这个是有用意的，意在激励我不要放弃希望，浪掷年华，说：“小津，今后的中国就看你们这一代，特别是四十年代出生，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的。”耀邦伯伯不仅这样鞭策我们，自己诺大年纪也在拼命“啃书本”。1972年一段时间里，他在苦读数理化书籍，尤其是国外的科普读物。他达观地说：“以后用得到的！我们这一辈人缺的是这个。”

我常往耀邦家里跑，受到的教育很多，难以忘记的趣闻佚事也很多。耀邦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也很严，但是很民主，与胡德平等孩子能平等地讨论问题问题。有一次，耀邦关心起了长子胡德平的个人问题，跟他商量：“你年纪也大了，可以找对象了。像陈丕显、叶飞这样同志的女儿，你都可以找。”很多年以后，我曾就这件事与胡德平开玩笑：“耀邦伯伯当年的这句话，是泛指像陈丕显、叶飞这样走资派的女儿们，还是特指你看中的陈丕显、叶飞的哪个女儿呢？”

还有一次，耀邦愉快地跟我讲起了父亲十几岁在中央苏区时与一个“八妹子”相好的故事。再去看父亲时，为了使父亲开心，我提到了“八妹子”的故事。他非常吃惊，很严肃地问我：“这件事你怎么知道的？”我笑嘻嘻地不肯讲，他一下子猜到这是耀邦告诉我的。也只有童心不泯的耀邦，才会把这种故事讲给我们这些后代听。父亲也被感染了，很难得地开心，说：“耀邦年轻时候的故事，我也不是不知道啊。”我又把这话告诉了耀邦伯伯，他连忙说：“阿丕的报复心太强。好了好了，我们这些老一辈年轻时的故事就不要跟你们这些年轻人讲了。”

当交通员也是冒风险的，特别是我这种身份，“四人帮”一伙都盯着呢。当时为了从北京带各种消息回上海，特别是耀邦伯伯的一些重要谈话，我常常随身夹带着一些小纸片。这些小纸片都很不起眼，有的是日历纸，有的是“光荣”、“大前门”、“劳动”等牌子的香烟锡纸或烟盒子。当然，烟纸最多，我当时抽烟很凶。当时我生怕人家发现，记的都是只有我看得懂的要点、只言片字。这些“密件”有相当多我都留着，对帮助我今天回忆往事大有好处，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正当父亲他们有望摆脱逆境时，“四人帮”坐不住了，急了。
46.毛泽东敲打“四人帮”
“文革”造成的是法制废弛、政权瘫痪、道德沦丧、经济濒临崩溃，民生每况愈下，再胡闹下去，这个政权不是被外来势力颠覆，就是被人民推翻。目睹现状，毛泽东还没糊涂到连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都不懂的地步，他要结束或控制住这由他一手造成的混乱局面，恢复安定，复苏经济，而做到这一点只有依靠那些被他打倒的治国能臣良将。毛泽东“解放”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客观上赢得民心，但引起“四人帮”的恐慌。江青一伙知道，他们跟老干部之间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撑腰，他们无论从能力、实力、势力上都不是对手。老干部重归帅位之日，就是他们灭亡之时，所以，他们一再负隅顽抗，不断挑起事端。对于“四人帮”的干扰，从1974年初起，毛泽东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四人帮”发出警告。
1974年1月，正值春节期间，江青未经中央同意，在首都体育馆擅自召开两次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迟群、谢静宜发表煽动性演说，大肆吹捧江青，攻击诬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江青、姚文元等也不时插话，对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进行突然袭击。之后，江青为把手伸到政府和军队，以个人名义，给一些军队单位写信、送材料，还派人到部队煽动夺权。2月，江青亲自出题，组织撰写署名“梁效”的文章《孔丘其人》，攻击周恩来。江青等煽动的新一轮运动，严重破坏了刚刚趋于稳定的局势。在江青“批林批孔”大会后，叶帅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后面附上了迟群、谢静宜在会上的讲话稿。2月15日，毛泽东在叶帅的信上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毛泽东还批评他们：“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毛泽东还扣发了江青等准备在全国播放的1月25日大会录音带。
江青随后要求见见毛泽东。3月20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批评道：“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对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小平复出不久，毛泽东提议由小平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可江青死活不同意，搅闹政治局会议，惹怒了毛泽东，3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江青：“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江青迫于毛泽东的怒气，当晚即表示同意邓小平出访。
7月12日，在江青一伙的谋划下，上海文汇报一次发表了两篇文章，以远在二千多年前的秦朝宰相赵高企图篡位和批判儒家为题，影射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诬蔑周恩来和邓小平代表复辟势力，叫嚣要展开对儒家“复辟”势力的斗争。13日，光明日报登载文章，大讲反对“经验主义”，矛头明确指向周、邓。14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一批影射批周、批邓的文章。
7月17日，毛泽东在他自己的书房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当着所有出席者的面严厉批评了江青。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别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那两个工厂不要了吧。”毛泽东还对与会者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毛泽东指着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说：“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很快，毛泽东这个重要讲话在北京就传开了。耀邦伯伯等的就是这个大好时机，他立即托别人找我，说“小津现在在哪里？如果还有可能的话，请他尽快到北京来一趟”。8月上旬，我到了北京，一出火车站就直奔耀邦伯伯家里。
耀邦伯伯先给我讲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特别是毛泽东批评江青一伙的重要讲话内容，随后对我说：“小津，现在是你父亲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最好时机。你赶紧到上海，争取尽快见到你父亲，让你父亲给毛主席写封信。”他还再次让我转告父亲：“对毛主席老人家，一定要承认错误。两种情况一定要避免：一种情况是无限上纲，把自己批判得狗血淋头，说得一无是处，对这种检讨毛主席也是不喜欢的，会说这不是他本人的检讨，是红卫兵造反派写的检讨。另外一种情况也不要出现，就是什么错误也没有，一贯正确。难道是毛主席错了吗？这种信千万写不得。你一定要告诉你父亲，要表示对毛主席深厚的感情，要表示多年来一直想念毛主席，恳请毛主席给予自己一个改造自己、学习的机会。”可见耀邦伯伯对解救我父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一离开耀邦伯伯的家，立即就给上海市写了封信，要求探视我父亲，然后买了火车票赶赴上海。到上海的第二天，我就到了高安路上海市专案办公室的所在地，问他们收到我的信没有，什么时候可以见我父亲。他们说，信收到了，但要等领导同志批示。
在我的催逼下，大概是在8月底的时候，我又一次见到了父亲。当然，耀邦伯伯跟我讲的话，在专案组的监督下是不好明说的。从1972年我第一次见父亲以来，或多或少地的建议过父亲给毛主席写信，但是他一次也没有接受。这一次，我生怕父亲还不理会我的建议，错过千载难逢的良机，便不得不抬出耀邦伯伯，以引起他的重视，我对父亲说：“我刚从北京来，见到了耀邦伯伯，他要我问你好。”当说到此话时，我发觉父亲马上变得凝重、关注起来。妥了，父亲重视了，我用“暗语”说了耀邦伯伯的建议，希望他马上写信，并且暗示这封信该怎么写。我想，这次见面，对父亲最后下决心给毛泽东写信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我父亲按照耀邦的建议，于1974年9月9日给毛泽东写了信，信中表达了对他的想念、自己的近况以及要求澄清问题、恢复自由的愿望。信是这样写的：
敬爱的毛主席：
我没有见到您老人家将近八年了，我时常想念着您老人家，我对您老人家和亲爱的党有深厚的感情。
……
我仍在隔离审查中，长期没有过党的生活，又长期没有工作，思想落后于形势太远了，内心十分着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恳切要求主席和党对我早日从宽处理，给我一点我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或者先解除对我的隔离，给我参加集体学习的机会，听候党的继续审查和处理。
……
陈丕显
一九七四年九月九日
没有想到毛泽东的批示如此之快！信刚寄出一个星期，9月17日，毛主席终于对我父亲的问题做了亲笔批示：“此人如何处理，请政治局一议为盼”。毛泽东在这个批语后面签了名字，写下了日期。之后，他又加了这样一句话：“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 耀邦伯伯要我父亲给毛主席写信的主意真是太绝、太神了！我永远不会忘却耀邦伯伯对我父亲、对我、对我们家的恩重如山。
47.设悬案、留尾巴
毛泽东对我父亲来信的批示，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要按“人民内部问题”来处理我父亲的问题。因他的建议还要经过政治局商议，所以才在自己的意见前加了“似可作”三个字。
毛泽东的批示“一石激起千层浪”。“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死党乱作一了团。试想，如果我父亲的问题仅仅是“人民内部问题”，那么，“四人帮”及其党羽这八年来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都是无用功。而且，我父亲如东山再起，意味着这些靠造反起家的“小爬虫”们都将遭殃。他们当然不甘心落得个如此下场。
在1974年10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期间，张春桥、姚文元叫来在京开会的上海市委常委黄涛，面授机宜。后据黄涛交代，张春桥让他回去转告马天水等人：“陈丕显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批了。这个问题要对你们讲清楚，毛主席批的是‘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似可作’，这就是说，可以理解为他的问题的性质是一回事，是严重的。现在，处理可以考虑作为内部问题。”把张春桥这句绕口的话翻译过来就是说，陈丕显问题性质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处理时可以考虑从轻，也就是过去常说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即“敌性内处”。张春桥用狡辩术注释了毛泽东的批示，有了“敌我矛盾”这顶帽子在手里，他们就可以随时随地再把你打倒。
张春桥还要黄涛转告马天等人：“市委要把陈丕显的那些老对手，铁路局的谢鹏飞、港务局的梁飞，两个‘飞’，还有小潘‘潘司令’这些人，这些老造反，对这些人的工作要有个安排！不然，陈丕显出来了，又神气起来了，而他的这些老对手还一个一个地在下面劳动！这件事，在陈丕显放出来之前就要办好。陈出来后，知道‘一月革命’中他的老对手，不仅王洪文在，而且‘两飞’、小潘也都还在。”
王洪文也于10月9日、10日连续打电话交代，要赶快把“一月风暴”时期的老造反派头头名单排出来，看有哪些人没有安排好工作。他还别有用心地说：“陈丕显可以‘解放’，可以落实政策，新干部为什么不可以落实政策？”
10月15日，黄涛回到上海，向马天水等上海市委领导传达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话，还说：“陈丕显的‘解放’，不要专门开会，只作通知性的讲一讲就可以了。凡是面对面与陈丕显作斗争的‘老造反’头头要立即安排。”
马天水等赶紧搞了一份181名“老造反”头头名单，派人坐飞机到北京交给王洪文。这181人不是臭名远扬的社会渣滓就是无恶不作的打、砸、抢分子。他们靠“造反”起家后，因恶习不改，深受广大群众痛恨，为平息民怨，马天水等一度不得不把他们下放到基层“劳动”。
马天水等人还在党内传达讨论陈丕显“解放”问题前，召开了一个所谓“老造反”代表人物座谈会，要先“统一思想”。
10月24日，距毛泽东作出批示一个多月后，马天水才在上海市委第四届委员会八次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陈丕显“解放”问题的批示，并说什么“拥护毛主席的批示”。他还说：对毛主席批示怎样理解？应理解为原来是敌我矛盾，才“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他强调对陈丕显的审查是“应该”的，“线索”是有的，但“作为定案则根据不足，又无法查清”。王秀珍则在发言中强调什么“文化大革命初期起来造反较早的同志一定要争气，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争气。陈丕显出来后，不要让他看到自己‘解放’了，要打倒他的人倒垮台了。”
1974年11月1日，上海市专案负责人翁××、郑××、丁××来到关押我父亲的小房间里，对我父亲说：“组织上对你审查有七八年了。为了搞清你的问题，为了对你进行挽救，我们组织了许多人力，也花了许多心血。现在你的问题已基本查清，但还是一些问题无法查证。根据党的政策，对你的审查先告一段落，你可以回家了。正式结论组织上过一段会当面向你宣布，你在家里等着吧。”
听了这个消息，我父亲起初还不大相信，就问他们：“这是你们的意见，还是上面的意见？”他们说：“这是组织上的意见。”这样，我父亲与世隔绝将近八年后，终于走出了像监狱一样的地方，获释回家了。
父亲回家时，我正在江西。1974年11月1日下午，我接到母亲的长途电话，让我立刻回上海。我问什么事，她说我父亲回家了。我立刻托人买火车票，然后到黄知真家里告知此事。黄叔叔听了后很高兴，赶快让秘书去街上买我父亲最爱吃的梅干菜、豆豉、臭豆腐等，让我带给父亲。可东西还没买全，火车就要开了。当天赶上了火车，11月2日早晨抵达上海。我回到家里，见到了多年未见的父亲，十分兴奋，感到有很多话要讲。我讲了江西及黄知真的情况，讲了我所知道的江西、北京两地老干部们的情况，讲了“杨老俵”杨尚奎以及最近听到的方方面面的情况，谈得最多的还是耀邦伯伯多次见我的情况。
此时，“四人帮”只是表面上解除了对我父亲的囚禁，并没有真正恢复我父亲的自由之身。我们全家人的心情都很沉重，对今后还将会发生什么，父亲还将面临什么样的考验，心中没底。
我父亲获释后，很快被送到华东医院北七楼检查身体。张春桥、王洪文怕我父亲与外界接触，把我父亲的病房安排在华东医院的北楼最顶层，楼梯口封住了，有专人开电梯，不让其他人上去。他们也不允许我父亲下楼散步，实际上还在对他实施变相的软禁。
11月11日，马天水在“市革会”全体委员会议上，讲到了我父亲所谓历史问题，说：“实际上也没有查出来什么问题来，侦控的问题也不要讲了。”
但是，当上海专案办向我父亲宣布“审查”结论，以及马天水、王秀珍以“上海市委”名义找我父亲谈话时，他们的说法就大不一样了。据我父亲回忆，“就在11月11日这一天，市专案办翁××、郑××、丁××等三人到华东医院，向我宣布了他们的“三点结论”。大意是：
市委、市革委会最近举行了会议，对你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
一、对你的批判、斗争和审查是必要的，对你采取监护措施，是为了防止出事故。
二、对你的三个主要问题进行了讨论：
1、1930年的历史问题。你被敌人俘虏，与你同时被俘的涂应达审讯后被敌人危害，而匪军营长却收你当了义子，这都是事实。但在审查中反复调查，无法查清；1930年的历史问题，有线索，有证明，你也有数，但作为定案的根据，还不够充分。
2、解放后十七年，你竭力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煽动经济主义妖风，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恶果，性质严重。
3、侦控中央领导同志，有的已否定，有的无法继续查证。
根据上述情况，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这明明是一个处处留尾巴的结论，我父亲很气愤，当即便一条一条进行了反驳。他们说：“今天只是先和你通个气，你有意见可以提，我们将把你的意见一起上报中央。”接着又以教训的口吻说：“你要树立正确态度。”
11月12日，我父亲在华东医院向郑××、丁××等人又谈了他对这三点结论看法，并质问他们：“我9月份写给毛主席的信是否已经转出？毛主席、党中央是否已批转？如果已经批转或批示，我要求将批示全文告诉我。”
我父亲的意见立刻引起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马天水等人的愤怒。他们想不到关了他整整八年，他竟然还这么“不老实”，竟然还敢继续抗争！
随后，马天水约我父亲谈话。我父亲针对以“上海市委”名义对他的“审查报告”逐条说明事实，要求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他坚持说：“所谓‘侦控’问题必须完全否定；我再次向党声明，我在三十年代的历史是无罪的，是光荣的，报告要说明全面真实情况，否则我不能同意。”马天水、王秀珍极为恼火，说：“你不要翘尾巴！解放你不等于你没问题！你不签字我们照样可以上报！”
接下来，郑××把七八个已经调离专案组的人又重新召集起来，把我父亲从医院弄出去，对他集中两天进行“思想交锋”、“打态度”，逼他收回申诉，接受他们的“审查结论”……
实际上，这是他们在张春桥等人的授意下搞的一个阴谋诡计，目的是为我父亲的问题设悬案，留尾巴。粉碎“四人帮”后，马天水做了以下供认：
“对陈丕显同志的结论怎么做，我曾打电话问过张春桥。他说：陈有一个‘侦控’问题，要在结论上作为一个悬案。当时我说，关于‘侦控’问题，1973年讨论过两次，已弄清楚了，都是假案。这个问题已经对陈说过了，怎么还要作为悬案写上？张说：你说弄清楚了，是否一点疑问也没有了？我就还有点疑问。就算弄清楚了，已和陈丕显说过，但是作为悬案，又不是定案，也没有关系。就是这个‘侦控’是假案也没关系！现在又没时间继续查，作为一个悬案，这样比较机动。我一听说他想在这个问题上留个尾巴，我就同意，没再讲了。电话打过后，我对徐景贤、王秀珍以及王少庸说了张春桥的黑旨意。”
实际上，1975年10月我父亲调中央另行分配工作时，他们仍把那些逼、供、信搞出来的，把已确定不能用的材料硬塞到父亲的人事档案中，上报给中组部。当时，马天水等洋洋得意地说：“这样一来，他被捕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悬案了。”
直到1979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为陈丕显同志平反的报告》，“四人帮”留给我父亲的这个“悬案”才彻底清除。中央指出：“现决定撤销1975年11月7日原市委上报中央的《关于对陈丕显同志审查报告》和1974年11月17日的《审查结论》，‘四人帮’及其余党蓄意捏造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并在全市党员和群众中宣布为陈丕显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肃清影响。”
48.不知悔改的“四人帮”
林彪的自我爆炸极大地动摇了毛泽东的自信心，因为林彪是这样的“无限崇拜”自己、“追随”自己，而且是自己选定的“接班人”。这一打击，使他大病了一场，健康每况愈下，不得不痛苦地拷问自己“文化大革命”带给中国的究竟是灾难还是福祉？后人将如何评价他及他所发动起来的这场运动？他身后的中国将会怎样？这不是我的无端猜测，耀邦伯伯对我讲过，他1968年10月14日参加了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当天下午，毛泽东问大家：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呢？当时谁也没有回答。后来，毛泽东自己回答道：可能在50年、100年中，这可能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这次会议之后，耀邦仔细琢磨、反复思考毛主席的这句话，彻夜难眠。耀邦对我说：“小津，主席这句话意味深长，说明毛主席也在反思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的问题。毛主席领导了长征，领导了抗日战争，领导了解放战争，但他从来没有问我们对长征、对抗日战争、对解放战争怎么看。”
为了吸取林彪叛国的教训，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毛泽东于1973年12月12日至22日连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最终做出了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决定。会上，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要他当总参谋长。毛泽东对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军区司令员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了。”他又转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毛泽东重新为小平确立了在政治局和军队中的地位，让耀邦感到特别高兴，与我谈论这件事时，还把他刚从“王胡子”王震那里听来的一个小插曲绘声绘色地讲给我听。当时毛泽东开小平的玩笑：小平啊，你有没有个弟弟，叫“邓小闲”呀？小平笑了，回答说没有。在场的很多人没听懂主席问话中的意思。周总理和叶帅都忍俊不禁地笑了，他们听懂了。耀邦告诉我，毛泽东这里用了《水浒传》中的一个典故。黄知真叔叔也曾对我讲了这件事。为了搞清这个典故，我后来专门查了《水浒传》没有查到，后来查了《金瓶梅》才查到。这个典故是说：风流成性的西门庆想勾引潘金莲，向王婆求教。王婆对他讲，做这种事必须具备“潘、驴、邓、小、闲”这五个条件，即得有潘安之貌，驴样的行货，似邓通有钱，要小心、忍耐，还要有闲工夫。可见毛泽东“解放”老干部，起用邓小平，坚信他们能“拨乱反正”，心里犹如放下了一块大石头，变轻松起来了。
自从毛泽东1974年7月17日狠批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以后，江青等人仍不思悔改，不断地挑起事端，暗中向正在全力以赴整顿混乱局面的邓小平发难。毛泽东不得不继续向江青等人“敲警钟”。现在我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可以历数很多次。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完外宾后，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明知江青与这三个人的亲密关系，他这样做，可能也是变相对他们四个人发出警告。
11月12日，江青就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给毛泽东写信，恬不知耻地提名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毛远新、迟群、谢静宜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毛泽东看信后，当即给江青回信：“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此嘱。”写完这些后，毛泽东感到言犹未尽，又写道：“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江青居然还不罢休。11月19日，她以“检讨”为名，给毛泽东写信，说什么“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并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实则以诉苦为名，向毛泽东伸手要官。毛泽东20日再次复信警告她：“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青又找到王海容、唐闻生，要她们向毛泽东转达她对人事安排的意见，就是要让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当听到江青的“意见”时，毛泽东对王、唐二人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对“四人帮”使出“重锤”。12月23日，主持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抱病来到长沙，与王洪文一起向毛主席汇报工作。从23日至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四次谈话，其中三次是三人一起谈的，一次是同周恩来单独谈的。毛泽东明确警示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他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说他对江青提出“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他责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并要求王洪文在长沙即写出书面检查。毛泽东评价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并对王洪文说：“比你强。”毛泽东还说：“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
耀邦听到毛泽东如此批评“四人帮”后，高兴地对我说说：“小津，你注意到没有，以前毛主席批评了‘四人帮’，用的词是‘上海帮’，现在用了‘四人帮’。这是周总理和邓小平考虑用“上海帮”不好，还是建议用“四人帮”比较好。”我就问耀邦伯伯：“为什么用‘上海帮’不好呢？”耀邦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会召开的地方。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邓小平等都在那里进行过革命活动，特别是上海有过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所以上海是对中国革命做出最大贡献的地方。解放后，陈毅、谭震林和你父亲等人在上海工作，经济建设也是对全国贡献最大的。所以说，将‘上海帮’改为‘四人帮’，这样的考虑是对的。”
1975年2月初，毛泽东结束了在长沙140多天的休养，乘坐专列向杭州行进，路经南昌时，毛泽东稍作停留，召见了黄知真及刚来赴任的江渭清等人。毛泽东说了这样一番话：“四人帮”见我年龄大了，不听我的话了，搞“批林批孔”，干了很多坏事，我回去后要批“四人帮”，让小平发挥更大作用。毛泽东的专列离开后，黄知真叔叔把毛泽东这番话告诉了我。我很快赶到北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耀邦伯伯。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是因为他看到以邓小平为首的一批老干部没有让他失望，把一个乱摊子、烂摊子治理整顿得有了起色，尤其是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铁路交通等行业，成效显著，他很明白他们是治国之能臣，没他们不行；另一方面，他又怕这些老干部对自己口服心不服，于是又习惯成自然地运用“制衡术”，让“四人帮”来钳制他们。在任命邓小平为总参谋长同时又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主任。这一任命无疑是给“四人帮”发出一个错误信息。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说，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他阴险地说：“许多问题理论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发生错误，思想上的错误就会变成政治上的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同日，姚文元在《红旗》上发表文章，说什么“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借批林彪进一步煽动对所谓“经验主义”的批判。
4月1日，正被毛泽东批评得灰头土脸的江青见风头转了，马上又来劲了，对手下干将叫嚣：“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一时间，全国范围内，报纸、杂志连篇累牍鼓噪反“经验主义”，批判的矛头直指周恩来、叶帅、邓小平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稍见安定的局势又面临动荡，这违背了毛泽东的意愿，他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江青一伙提出警告。于4月23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4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帅等领导严厉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反“经验主义”的错误。由于毛泽东做出明确的批示，江青被迫在会上作了言不由衷的“检讨”。
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被迫“检讨”后，又与王洪文商量，由王洪文以汇报“４．２７”政治局会议情况为由，写信向毛泽东告恶状，诬告周恩来、叶帅和邓小平，说他们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说他们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并诡称：“这场争论，实际上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月会议的案。”
看到王洪文的信，毛泽东很不高兴，5月3日，毛泽东亲自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开会，反复强调要安定团结，要坚持“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谈到反对“经验主义”时，毛泽东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
接着，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又是一通狠批：“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讲，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召开和参加政治局会议。他已83岁高龄，患上了严重的白内障，双目不能看东西，身体状况很不好。
5月4日和8日，周恩来两次抱病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精神。5月27日和6月3日，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学习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精神，对江青等人进行“帮助”。邓小平发言中特别强调地指出：“三要三不要”是总结历史经验得出来的，政治局要注意，不搞掉派性不行。看不到宗派主义、“四人帮”，这值得警惕。
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等相继发言，对“四人帮”进行严肃尖锐的批评。会议的最后，王洪文、江青被迫作了一些检讨。6月28日，江青被迫写出书面检讨，言不由衷地进行了所谓的自我批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三人表面上也承认了错误。
6月中旬，小平在陪同外宾到上海期间，向时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的马天水传达了毛泽东对江青等的批评，告诫他们不要把什么都当成“资产阶级法权”批，要维护党的领导，实际上是提醒这些“四人帮”的走卒不要一误再误。不过，这次谈话后，马天水他们马上把谈话内容报告了“四人帮”，使这件事成为“四人帮”攻击邓小平的所谓证据。
毛泽东为了拆散“四人帮”，以派往上海“帮助工作”为名把不可一世的王洪文调离中央。此时的毛泽东仍对“四人帮”悔过改好抱有希望，希望他们自动放弃不安定的想法。他多么想在有生之年看到“大乱”之后的“大治”景象啊！
49.残冬里的暖阳
在我的感觉中，“十年”文革期间老干部的境遇变化几乎算得上是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晴雨表。围绕是打倒老干部，还是解放老干部，自然而然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毛泽东对解放老干部问题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当着叶帅的面对其他人讲：“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谈话时说，朱德是“红司令”。他还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1974年9月，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在“文革”中受尽凌辱、被迫害致死的贺龙元帅平反。
1975年4月，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审查者予以释放，其中，属于“敌我矛盾”问题的，有劳动能力的分配工作或劳动，丧失劳动能力的养起来，有病的安排医院治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安置，补发工资，分配适当工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搞错了的进行平反；对于尚不能作结论的，问题在内部挂起来，分别由有关机关再作结论。待工作结束后，中央专案组自行撤销。
根据中央这一决定，长期被关押的三百多名高级干部被一下子释放出来。他们获准住院看病，领到了补发工资，其中一些人还陆续分配了工作。
5月17日，毛泽东又分别对老红军贺诚和傅连暲作了批示。毛泽东在邓小平转呈的贺诚女儿来信上批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对于傅连暲，毛泽东则批示：“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毛泽东这两个批示，等于再次肯定了周恩来、邓小平解放干部的工作。
毛泽东对有关受迫害老干部的申诉的批示和关心，犹如残冬里的暖阳，让我父亲这些挨了整的老干部们及我这样的子女们心里充满暖意。
随着四届人大召开在即，以周恩来、邓小平、叶帅、李先念为一方的老革命家与以“四人帮”为一方的“文革”势力之间，围绕新一届政府的组阁悄然展开角力。自从被解除监禁后，父亲十分关注中央政局的变化。有一天，父亲说：“你先上趟北京，去看看耀邦、粟裕等老战友。”
我理解父亲让我赴京的心情，自1974年11月份我父亲对以“市委”名义作出所谓的 “审查结论”表示强烈反对，马天水等组织一批人“整”了我父亲的态度后，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父亲一直闲居在家里。这期间，既没有人向他宣布最后审查结果，也不恢复他的组织生活和工资。父亲此时已58岁了，“四人帮”的无端监禁已耗掉了他八年的黄金年华，难道余下的时光就这样一天天地在家里耗掉吗？我看得出来，父亲那段时间心急如焚，度日如年。
不少老同志知道我父亲出来的消息后，纷纷来看望他。当时，“四人帮”对我父亲监控得很严，昼夜都有人监视他的住处。在父亲还住在华东医院北七楼时，东海舰队副司令员梅嘉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刘先胜等朋友就毫无顾虑地来看他了。父亲回家后，不少老同志的孩子路过上海，总要抽空来家中探望，带来不少北京等地的重要消息。我父亲也是从他们那里才知道，毛泽东不仅看到了他的信，而且还作了批示。而这个指示被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扣压了很久才传出来。
我奉父亲之命去看耀邦伯伯。耀邦详细询问了我父亲获释后的情况。当得知父亲还没有恢复组织关系和工资，安排工作更加遥遥无期时，耀邦对我再次强调：“我们对目前的困难局面要有信心。我们党，我们国家，总有一天会扭转‘四人帮’横行霸道的局面的。总有一天，小平和叶帅会在党内起到主导作用的。”
我讲到马天水之流为了防止我父亲东山再起，在上海各部门突击安插了一批“老造反”和“新干部”时，耀邦便谈到了结合到“革委会”中的造反派问题。
耀邦说，现在有些年青人，特别是靠造反起家、结合到革命委员会中去担任领导职务的年青人，都普遍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很多人向他反映过这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有权无能，瞎指挥。这些人结合到革命委员会中去，肯定掌握了相当的权力。如果他们谦虚谨慎，再加上有一定的工作能力，那也可以做一些工作。如果有权无能，那就做不了什么积极有效的工作。对于有权无能这部分人而言，如果不瞎指挥，能够尊重客观规律，听取大家的意见，也还好；如果有权无能还瞎指挥，不尊重客观规律，不听取大家意见，不谦虚谨慎，方向不明、决心大，情况不明、主意多，那么给各项工作带来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老中青三结合”不仅仅是简单的年龄的结合，还应该是思想的结合、优点的结合；如果是缺点的结合、弱点的结合，那就糟糕了。这些靠造反起家、结合到“革委会”中去的年青干部，一是对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不熟悉、不了解，二是革命经验缺乏，三是对事情看得很简单、很容易。如果他们再不注意谦虚谨慎，自以为是，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就会发展到骄傲自大。骄傲自大再发展下去，就是狂妄。如果到了狂妄的程度还不止步，再加上野心的膨胀，那就会变成林立果、希特勒、法西斯。
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选举和任命的全国人大和政府机构领导人员名单，标志着江青一伙“组阁”阴谋的失败。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一大批老干部重新在国务院领导机构中担任了重要职务。李先念、陈锡连、纪登奎、华国锋、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等担任了副总理，国防部长为叶剑英，计委主任为余秋里，建委主任为谷牧，教育部长为周荣鑫，铁道部长为万里，财政部长为张劲夫，石化部长为康世恩。除张春桥继续任副总理，文化部、卫生部部长分别由江青一伙的干将于会泳和刘湘屏担任外，其他重要职务都更多启用了有经验、有能力的老干部。最为可喜的是，这次会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反映了民心民意，极大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热情。
经毛泽东确定，小平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十届二中全会上，小平担任了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四届人大后，周恩来总理病重，小平命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日常工作。小平一接手工作，继续在铁路、钢铁、国防工业、文化、教育、军队及解放干部等领域大刀阔斧地全面整顿。
耀邦看到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就对我说：“你父亲可以给小平写信了！”
1975年2月20日，我父亲给小平写信，提出恢复组织生活的愿望，要求到北京检查身体。我父亲是这样写的：
邓副主席并转中央：
自从去年十一月在毛主席的关怀和批示下解除监护以来，在上海市的安排下，我曾住医院两次。
由于医生的积极治疗，检查中发现的糖尿病有所好转，但血糖仍然较高，身体比较虚弱。
在检查中多次发现白血球较高，至今仍未查明原因，现在高达一万五千。
一九六六年，我鼻咽部患肿瘤时，白血球就是较高的。
我现在尚未恢复组织生活，也未恢复工资，我请求中央批准我来北京检查身体，并请求中央领导同志接见谈话。
此致
革命敬礼！
陈丕显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
小平同志接到我父亲的信后，把这件事情牢牢记在心上。
6月初，粟大将和楚青阿姨到了上海，要来看我家里探望。为了不引起“四人帮”死党的注意，粟大将先找到了在上海工作的钟期光长子钟德苏，向他打听我父亲的情况，要他来联络安排见面事宜。钟德苏立即把粟大将夫妇要登门拜访的消息告诉我父母，他们都十分高兴。钟德苏还与我母亲约定了见面时间及“联络暗号”。见面的那天晚上，我父母早早地吃完了晚饭，等天一黑下来，就坐在家里等候。粟大将和楚青阿姨从他们住的现在的美国领事馆处上车，行至安福路和湖南路口时下了车，与等在那里的德苏会合。粟大将为避人耳目，没有穿军装，穿了一身中山装。钟德苏领着他们走了一段路，到达武康路117号。钟德苏领着粟伯伯和楚青阿姨小心奕奕地穿过黑黑的楼道，到我们家门口后，在门上敲了三下。等候已久的我父母立即开门，粟大将与我父亲激动地拥抱在一起。这一感人的场景，连站在一旁的楚青阿姨都感到惊讶。她后来对我们回忆说：“阿丕和粟总从战争年代就在同一个地区战斗和生活。粟总是阿丕的老领导，而我则是阿丕手下的一名干部。我知道这两个人的感情有多深厚。但是，他俩这样激动，还拥抱在一起，我还是头一回见到。”也许，“文革”岁月比战争年代更让父辈们因生离死别而动情。我父亲向粟大将诉说了十年动乱当中遭受的迫害，粟裕向我父亲传达了1974年以来毛主席对“四人帮” 的多次批评讲话。谈到了“四人帮”，两位父辈都是咬牙切齿。粟裕说：“这些人是可恶的政治流氓，是地地道道的蜕化变质分子。”
他们交谈期间，钟德苏则在楼道里“放风”。他后来对我说：“放风那会儿，我感觉自己很像电影里搞秘密工作的地下工作者！”
远在江西的黄知真叔叔也始终惦记着我处于困境中的父亲。在我父亲被监禁的日子里，我每次到上海出差，他都要让我带口信向父亲问好。我从上海回来后，他总要仔细询问父亲的身体状况以及坚持斗争的情况。他让我转告父亲，要给毛泽东写信，争取获得“解放”。1975年8月，黄叔叔到上海出差，一到上海，就惦记着去看望我父亲。父亲怕连累他，劝他不要来了，可他还是执意来了。黄叔叔来探望时的场景，与粟大将很类似，也是事先派人打探好去我家的路线，等到晚上十多点钟，就趁着夜色，驱车快速赶到我家。
在那样极其特殊、极其危险的环境里，粟大将、黄知真老战友的到来，给了我父亲莫大的支持和鼓励。
6月的一天，小平抓住一次单独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四人帮”不在主席身边的时机，向主席反映了我父亲的情况，说：“丕显同志来信谈到目前的处境，问是否可以先恢复丕显同志的组织生活和工资？”主席说：“可以嘛。”
小平同志立即把毛泽东的指示传达给上海，要上海市委、市革委会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恢复陈丕显的组织生活和原工资待遇。
1975年7月1日，在小平的干预下，父亲中断了近九年的组织生活终于恢复了，这多少缓解了父亲的苦闷，但是不给分配工作，整日光阴虚度，仍然让他高兴不起来。钟德苏有一次来家里探望我父亲，见他一直闷在家里，就说：“您不要老待在家里。您关了那么久，需要活动活动。”我母亲也很支持钟德苏的意见。但我父亲还是有顾虑。刚好那时外面正在上演一部曾引起极大争议的电影《创业》，我也跟父亲讲过，劝他有时间看一下。于是，父亲就跟着钟德苏去看了这场电影。据钟德苏后来告诉我，那天下午他领着我父亲去淮海路的国泰电影院，走了很远一段路，还乘了段26路电车，一路上，父亲始终戴着一个大口罩。
这是父亲自1952年到上海工作以来第一次进电影院，而且竟是以这种方式去的。
关于电影《创业》的争论，实际是小平在全面整顿文化领域过程中与江青一伙发生的一次直接交锋。1975年7月18日，江青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创业》有严重政治问题，下令停演，并叫嚣要抓“黑后台”。这是一部反映大庆石油工人艰苦创业的新片。该片编剧张天民不怕邪，致信毛泽东、邓小平，直言不讳地对江青和文化部核心小组批判《创业》提出不同看法，建议重新上映该片。邓小平将张天民的信转呈毛泽东。毛泽东于7月25日这封信上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 耀邦在与我的一次谈话，把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告诉了我，我又很快告诉了父亲。毛主席批示下达后，江青竭力抵赖，推脱责任，并恶狠狠地说“张天民告了我的刁状”、“张天民这个年轻人给主席写信，后面总有人支持，可能有坏人。”还说：“有人逼着主席批。”意指邓小平就是“黑后台”。
斗争仍在继续，四处潜伏玄机，而我父亲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又要复出，置身险境之中。
50.离开“虎狼之窝”
1975年9月10日，在上海“帮助工作”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要上海市革委会通知我父亲，他要“接见”和“谈话”，地点在锦江饭店旁边的一所房子里。
王洪文见到我父亲，一反过去骄横傲慢的态度，跟我父亲热情握手，问寒问暖，还假惺惺的说：“丕显同志，你的问题本来早就可以解决，因为我和春桥工作忙，一时顾不上，拖了一段时间，实在对不起。”王洪文也言不由衷的说了一大通车轱辘话，什么“现在要有三个‘正确对待’”，“就是我王洪文也应该有这三个‘正确对待’，应该有这样正确对待的三个问题。”在旁边陪着的马天水不断点头称是，说“王洪文同志说得对，王洪文同志说得好，王洪文同志和上海市其他领导是一直关心你陈丕显的”，等等。末了，王洪文问：“你现在有什么问题可以说。住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我父亲说：“一家人住一间房子太挤了。”王洪文马上交代马天水：“请你立即帮助丕显同志解决这个问题。”
我父亲通过和王洪文的这次谈话，感到“四人帮”在持续不断地迫害了自己八年时间后，虽然仍心犹不甘，但他们已知大势已去，无可奈何了。父亲预感到，自己彻底解放的日子虽为时尚早，但会有进一步的变化。
9月13日，上海市委、“市革委”开会研究我父亲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提名我父亲担任“市革委”副主任，上报中央批准。16日，中央同意了上海的这一任职安排。马天水等人随后向我父亲宣布中央决定。马天水说：“中央已经任命你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至于分工问题，因为我们这些主任、副主任从来都没有作过明确分工，对你分管什么也就没确定，我看你是不是就搞点调查研究吧，到工厂农村走走看看，调查研究些问题。”
父亲心里很明白，因为中央有指示在先，马天水这些人对自己不能不用，但又不愿真用，所以就想出了个搞调查研究的搪塞办法。不过父亲因为很久没工作了，还真愿意到工厂、农村去搞点自己的调查研究。他后来去江南造船厂等单位作了调研。自新的任命下来后，他一天都没有去过“市革委”，文件都是他们派人送到家里来的。
我父亲出来以后，耀邦、粟裕、黄知真等老战友多次劝他离开上海，远离这个险恶的地方。其实，早在上海市安排我父亲住进华东医院体检时，父亲和我就已经商定要争取早日离开上海到北京去了，于是父亲给小平同志写了信，汇报了自己的近况和想法。信寄出后，9月底，父亲就让我到北京打听消息。
10月2日，我去看望叶帅。他一见到我就问：“你父亲来了没有？”我一时愣住了，经叶帅解释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原来，小平接到我父亲的来信后，9月29日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内容是：“陈丕显同志曾多次提出到北京治病，未予置理。最近上海市委安排他为市革委会副主任。我的意见，他还年青（不到六十），也有能力。是否可以考虑：先调来北京，然后分配到那个省去工作。是否妥当，请示。”毛泽东9月30日批示“同意”。小平即日就收到了，他便在当晚的国庆宴会结束后，把在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留下来，说传达毛主席的重要批示。小平同志拿出了一封信说：“这封信是丕显同志要求来北京检查身体治病的，我已经呈报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丕显同志调北京。”当时，小平同志还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你们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毛主席同意了，“四人帮”他们就是心不甘情不愿，也不好反对。小平同志当场就交代：请汪东兴同志落实，尽快调丕显同志到北京。
我从叶帅那里知道了这一消息后，立即回到我住的叶飞伯伯家，给父亲打了电话，问他有没有接到通知，并报告了这个好消息。然后我赶到耀邦伯伯家，也向他汇报这一最新情况。耀邦高兴地说：“很好!让你父亲尽快来京，如果没有地方住，可以住到我家里来。”在随后的交谈中，耀邦伯伯还详细地询问了我父亲重新出来工作后的情况。我跟他讲了父亲在沪参加国庆晚会和国庆大会的一番遭遇。
9月3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的上海市国庆晚会，这是我父亲复出后首次公开露面。他被安排坐在主席台的最右边，与臭名昭著的“老造反”陈阿大座位相邻。得意忘形的陈阿大会前会后挽着我父亲的胳膊，到处向人介绍说：“你们认识这个人吗？他叫陈阿二。”见别人困惑不解，陈阿大哈哈大笑，解释：“我是陈阿大，他排在我后头，因此他叫陈阿二。”
这是有意羞辱，但历经沧桑，荣辱不惊的父亲对于这种市井小人得意便猖狂的伎俩不屑一顾。父亲复出后，更多感受到的是上海干部群众对他的深厚感情。
我父亲随后在万人体育馆出席庆祝国庆大会。我父亲一露面就引起了场内一阵阵骚动，人们纷纷指点着我父亲，欣喜相告，有的按耐不住激动，向我父亲招手致意，有的冲着我父亲会心地微笑，父亲成了大会的焦点。
耀邦伯伯听了我的介绍后，马上说：“上海目前是是非之地，虎狼之窝，让你父亲马上离开。”
本来我父亲当时还准备在上海补牙，安排一下家里的事再走。我赶紧把耀邦伯伯的意见告诉父亲，并说：“赶快离开上海，以免夜长梦多。”粟裕等老同志也纷纷催促我父亲赶快走，不能拖延，以免节外生枝。这样，我父亲在上海革委会仅仅当了18天的挂名副主任，就匆匆离开了。之后，许多老同志在一起谈论这段往事时，还拿此事开我父亲的玩笑，说我父亲总算赶上了一趟末班车。
10月8日，我父亲接到了马天水的通知，说中央要调我父亲到北京工作，问我父亲有什么意见。我父亲说没什么意见，服从组织分配。10月11日晚上，马天水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锦江饭店为我父亲饯行。在饭桌上，马天水假惺惺的征求我父亲对上海革委会的工作意见，我父亲问上海的“派性”怎么样，他说上海没有“派性”，只有不同的意见。听了他们的一派胡言，我父亲也不想多说了。
10月12日，我父亲乘飞机离开上海，很多同志自愿到飞机场为我父亲送行。这里面有我父亲熟悉的老同志、老战友和他们的孩子，如钟德苏、江渭清之子江小林等。也来送行的马天水见此情景，在一旁酸溜溜地说：“丕显，看来你在上海还有不少群众啊。” 还阴阳怪气地讲：“丕显同志，看来你的接触面还宽得很哪。”
自从我父亲1952年调到上海市委工作起到1975年离开，在上海度过了整整23年多，我父亲常把上海当作第二故乡。现在要离开了，真是依依惜别，感慨万千。
是我弟弟东棋陪父亲乘飞机离开上海的。据他后来回忆，当时随行的，还有马天水派来的一个“警卫员”，此人叫孙××，1964年从空军转业到上海警卫处，因深得“四人帮”一伙信任，当上了警卫处办公室主任。他此行名为护送，实为监视。刚上飞机，一位老同志过来与东棋打招呼，并问：“坐你旁边的，是不是陈丕显？”。东棋一下子就认出他是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是我父亲的老朋友。就在前一天，正在上海出差的王炳南还给父亲打电话，要来看他。父亲担心自己现在的处境会连累老朋友，就对他说：“你不必来，我马上要去北京了，我们到北京见面时再谈。”凑巧的是，两人第二天是同机赴京。他们握手、拥抱，非常激动。东棋忙站起来与王炳南换了座位。一路上，父亲与王炳南聊起了悄悄话。王炳南讲了他所了解到的“四人帮”如何倒行逆施、作恶多端的情况。父亲那时已被关押了整整八年，对外界政治斗争的情况知之甚少。通过与老朋友推心置腹的交谈，他听到了这么多闻所未闻的事情，感到畅快无比。当然，一直坐在我父亲后面的那个肩负特殊使命的“警卫员”对此不会不闻不问，抵京的当天晚上，他就通过张春桥安插在公安部的亲信祝家耀，把我父亲一路上的一举一动向张春桥作了密报。
父亲去了北京后，母亲也不愿意再呆在上海了。她很快以去南京看中医为借口，在东棋的陪同下，离开了上海这个“虎狼之窝”。母亲住在南京西康路33号的江苏省委招待所，那里与北京万寿路的中组部招待所一样，住着很多刚刚重见天日的老同志，其中不少是我父母的老战友、老朋友。她到的那一天，彭冲、许家屯请吃饭。当母亲进入餐厅时，在场的很多老战友、老朋友认出她来，纷纷跑过来握手、致意，在其他餐桌上吃饭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热烈鼓掌。这反映出老朋友、老战友们这些年来一直都未忘记我母亲，都支持着我父亲，他们对“四人帮”有着共同的仇恨。我母亲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以后每谈起这一场景依然饱含热泪。这些老朋友、老战友们对我母亲百般关照，纷纷请她吃饭，都劝她不要再回上海了。当然，上海的“四人帮”死党们并没有忘记我母亲。1976年春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时，这帮人曾想把我母亲弄回上海继续监管起来，但没有得逞。
51.万寿路的春天（上）
1975年10月父亲刚到北京时，被安排住在位于万寿路的中组部招待所。从1973年春天起，这里渐渐聚集起一支探亲队伍，成员都是等待亲人解除“监护”的老干部家属。我在那期间也经常往那里跑，从1975年夏天起就干脆住到叶飞伯伯家，自然也算是这支探亲队伍中的一员。这里是“文革”后期老干部们境遇得到改善的一个缩影，也是我们这些“走资派”子女们备感温暖的地方。
王于畊阿姨曾经这样描述1973年春万寿路的景象：“廖志高同志（原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在三月份被放出来，合家团聚，我们都去祝贺。下放在湖北山区工厂的江华同志（原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和下放在湖南劳动的江渭清同志（原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先后被召回北京。下放陕西的曾志同志也带着孩子们来了。我和孩子们四处奔波，等到六月，在毛主席的亲自批示下，叶飞同志终于被释放出来。记得宋任穷（原东北局第一书记）也随后到来。万寿路招待所的喜鹊双双纷飞、叫声喳喳，这里真有些喜气洋洋的气氛。”
当时的万寿路地处西郊，远离闹市，周围一片乡间景色。招待所南边有三排三层高的楼房，北边有五座两层小楼一字排开，据说前些年是为苏联专家盖的。院子的中间有一片果园，鸟语花香，是一处消遣散步的好地方。
因不断有落实政策的老干部住到万寿路招待所来，所以，哪位老干部出来了，谁“解放”了，一度是这里的主要新闻。哪家团聚了，大家都跑出去看望他们，由衷地为之高兴。叶飞住到万寿路的第二天，一些老同志陆续来看望。第三天，他们就请叶飞夫妇和孩子到潭柘寺游玩散心。那时的潭柘寺很荒凉，寺塔的金顶被人偷了，一幅破落的景象。即便如此，大家都饶有兴致地在这里寻访古迹，自由自在地呼吸新鲜的空气，摄影留念，还顺道去了戒台寺。游玩回来后，梅嘉生司令和叶飞的几位老战友在西单鸿宾楼给叶飞接风，宴请吃烤鸭。
叶飞出来没几天，张茜阿姨在儿子陈昊苏的陪同下，抱病来看望在万寿路的老同志。在叶飞家里，她拉着叶飞的手问好，仔细审视他的气色，亲切地说：“叶飞同志，你还不老，不足六十吧！好好保重！”听说张茜来了，江渭清、江华、廖志高夫妇、宋任穷夫妇、曾志都过来了。大家都很思念陈老总，见到张茜感到特别亲切。“笑语喧哗，个个欢颜。这是‘文革’以来难得见到的场面。”王于畊阿姨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7月的一天，在北戴河休养的张茜阿姨，又让昊苏给万寿路老同志们送来了一大筐海蟹。她还给王于畊阿姨写了一封信，其中这样写道：“小侉返京，嘱其带回海滨所产螃蟹，分送你及二江、宋、廖、曾六家。按成人计，每人能尝到一只，我约估为三十人。襁褓捧负的娃娃们，还不会剔肉吮膏，不算在内，故送上三十只，未知够分否，若不足数，下回再补。你们几家比邻而居，各有家人欢聚之喜，我远道送的几只螃蟹，凑趣而已，请你代我分送各家，人多者，多分几只，人少，少分。并转致问候之意。”这封信在万寿路的六户老干部家庭中传阅，大家无不充满了对陈老总的怀念之情、对张茜的感激之情。
叶飞等老同志初来万寿路招待所时，都住在南边的大楼里。大家都从食堂打饭，端回家一家人一块吃。不久，中组部又通知这些老同志搬到北边的小楼去住，每两户住一栋。江华、曾志等很快搬过去了。王于畊阿姨一开始犹豫着是否搬家，担心不定什么时候形势变了，这些小楼又会成为囚禁之处，后来，全家还是决定先搬到小楼再说。
叶家的子女们对当时搬家的情景记忆犹新：“我们到后面去收拾。小楼里面全是灰尘，没有家具。我们打扫房间的时候特别兴奋，因为我们总算又有了一个完整的家。江华家住在旁边。我们到仓库去领东西，其中还领了一个地毯，我们把它扛回来，工作人员帮忙搬沙发、桌子。我们对这块地毯印象特别深，因为有了地毯，才像一个家。小楼里是楼上三间，楼下一间。楼上爸爸住一间，妈妈住一间，另外一间作书房，书房里搁一张小床，小毛住。楼下一间住两个人，大楼那边有一间是阿姨住。”
落实了房子，可以生火做饭，不再吃食堂了。见叶飞家没有炉子，楚青阿姨就帮忙买来了，找人拉来一车蜂窝煤，还教孩子们如何烧炉子。几栋小楼里，家家炊烟袅袅，一幅久违的生活场景在万寿路重现了。
那时候，这些为革命舍家撇业、叱咤风云的老革命们又回归于人间亲情，具有传奇色彩的曾志阿姨叫来叶飞的女儿说：“你应该给你爸爸补一补。”问到怎么补，她说：“可以炖一只鸡，如果不会炖，你到我家来，我教你。”
还有一次，叶飞的女儿从曾志那里学习做红烧肉，结果回家炖上肉后忘记了，等反应过来时，红烧肉已经有点焦了。当她沮丧地端给叶飞吃时，一向不苟言笑的叶伯伯瞧瞧她，又瞧瞧这变了色的红烧肉，也幽默了一把，说：“哎呀，你还会做叉烧肉啊！”
到了七八月份，小楠、小毛相继回家了，叶家全家照了自“文革”以来第一张“全家福”。万寿路的这些老同志们尽管还没有工作，但是都已落实原工资待遇，可按月到中组部调配局领到几百元的工资，经济条件大为改善。这一年的中秋节，是叶飞、江华、江渭清三家人在一起过的，大家欢聚一堂，一边吃着月饼，一边叙谈着趣事，其乐也融融。
昔日曾经日理万机的这些老干部们，在刚刚“解放”的这段日子十分难得地清闲下来，过上了普通人的日子，都有一种回归田园的感觉。叶飞伯伯经常陪着王于畊阿姨去买菜，还在院子里栽种上向日葵。他刚“解放”时连电话都不会打，这也难怪，因为以前在他案头摆着的电话机都是一号台，只要拿起电话对话务员说要接通谁就行了，现在要自己转圈拨号，他哪会啊？真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了。他还跟着女儿去挤公共汽车、坐地铁，到王府井去吃小吃。有一次在东安商场附近的一个饭店，女儿给他买冰淇淋，他难得问了一下价格，吃了一惊：“怎么这么贵？”可能是从操劳国事中解脱出来，这些老一辈们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都充满好奇心。但是，家人们给于的温馨照顾却消除不了他们内心的压抑和沉重。生活处境虽然比被关押时好多了，但他们的问题还没有结论，江青一伙仍在横行霸道，国无宁日，过去那种暗无天日的囚禁生活也随时可能重新来过。茶余饭后，大家的话题总还是在讨论分析形势，对未来充满忧虑。
叶飞刚出来不久，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了自己解除“监护”以来的情况，说自己正在读书学习，休息待命。毛泽东阅后批示：“既已解放，就立即分配工作。”在8月下旬召开的十大上，叶飞、江渭清等一批老同志在既不是党代表也未列席会议的情况下，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十大以后，住在万寿路的老同志纷纷要求工作，而江青一伙怕得要死，疯狂叫嚣：不能把“走资派”都“解放”，不能“放虎归山”。
在这种情况下，一向小心谨慎、审时度势的周恩来总理安抚尚未工作的老同志们说：你们都是“桃园”里出来的人，久离红尘，需要补补课，熟悉熟悉国内外情况，现在工作没人做，你们还怕没事干！周总理把年过60的老同志们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读书会，并为他们挑选了一大堆文件资料，由邓颖超安排学习时间和地点。读书会成员包括李富春、王稼祥、乌兰夫、谭震林、康克清、李井泉、廖承志、江华、江渭清、叶飞等。关于学习的内容，江渭清回忆说：“那时的报刊舆论掌握在‘四人帮’手里，‘两报一刊’充斥着‘梁效’的‘大批判’，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学习。虽然也出了些讨论题目，例如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问题，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等等，布置给大家，讨论发言。实际上谁也没有心思去研究这些问题。大家日益忧虑的是，王、张、江、姚一伙，越来越猖獗，搞得国无宁日。”
继周总理组织起读书会以后，朱老总又开始召集闲来无事的老同志们携儿带女去中联部部长耿飚管辖的小礼堂看电影，每个星期六固定演上一场。当时看电影的人中，除了有住在万寿路的老同志外，还有邓小平、谭震林、李井泉等很多老同志。小毛至少在看电影时碰到小平两次，小平任职后，忙了就再没有来过。老同志及其家属们都不愿意落下一部电影。其实，他们的兴趣不一定在电影上，而是因为朱老总给他们创造了十分难得的见面机会，借此可以说说话，相互传递一些信息。那时大家在北京不便串门，在那个变幻莫测的政治环境下，串门被认为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
当然，电影里的场景有时也会深深触动老干部们那根尚未完全恢复过来的神经。据小毛回忆，有一次放了一部意大利电影，讲述的是一个人去旅行，在边境线被警察抓了，关进了监狱。电影描述了这个人在监狱里受到种种非人的虐待，而最后警察通过调查，证明仅仅是一场误会，于是把这个人放了。细心的小毛观察到，在影片放映期间，特别是放监狱里的生活画面时，所有看电影的老人都阴沉着脸，他们受这些画面的感触非常大。
四届人大以后，很多老干部分配工作了，就不是每个星期都能去看电影了。1975年春节，叶飞、宋任穷等许多老同志都到朱老总住所拜年。朱老总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种种冤屈和不公正对待，但他以一位老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在情况复杂、处境艰难的那些日子里，坚决支持周恩来、邓小平同“四人帮”作斗争。1971年夏，朱老总在北戴河宽慰陈毅说：“我们这些人为革命干了一辈子，现在为了顾全大局，做出这样的容忍和个人的牺牲，在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将来许多问题会清楚的。”朱老总勉励前来作客的老同志们要认真学习马列原著和毛主席著作，要活到老、学到老。
渐渐地，朱老总那边通知看电影也不像以前固定的每周一次了。再后来，邀请老干部看电影的地方多了两处，一处是黄城根9号院，另一处是政协礼堂。叶帅那边也开始请看电影，但不同的是，一般不准带家属，因为他们要谈事情。
52.万寿路的春天（下）
四届人大召开前，江青一伙为了实现出面“组阁”的企图，不惜厚着脸皮，向刚刚获得“解放”的一些老同志示好。有一天叶飞突然中办的通知，叫他晚上到钓鱼台17号楼吃晚饭，同时接到通知的还有江华和宋任穷等。江渭清、廖志高那时都已经分配到外地工作了。当时大家都知道，钓鱼台17号楼是江青住的。叶飞与江青从未曾见过面，为何受到她的邀请？王于畊阿姨对此满腹疑虑，连饭也吃不下了，与孩子们一起坐着等他回来，实在等不到，就到院子里去接。到了晚上十点半钟，叶飞伯伯他们才回来。江华伯伯一上楼就冲家人大声吆喝：“赶快给我下面条！”
这更使王于畊阿姨不安，迫不及待地打听。“没事啊，叫我们吃了一顿饭。”叶飞伯伯敷衍了一句，进家后才讲了与江青见面的经过：
叶飞等人到了钓鱼台17号楼，在客厅坐下，主人迟迟没露面。接着，又来了两位老帅遗孀，一位是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另一位是罗荣桓元帅夫人林月琴。江青终于出来了，先跟叶飞握手，不知好歹地摆出大首长的架子，说了句：“你还很年轻嘛，比我还小一岁。” 没错，江青是1913年生人，叶飞是1914年生人，是大一岁，可是以革命的经历和资历，在叶飞面前她算个什么？叶飞一点表情都没有，也不搭她的话茬。落了个没趣，江青赶紧把唯一的资本摆出来：“在座的人我都认识，见过，就是没见过叶飞同志。这次是主席叫我来的，说是应该团结老同志，说是老同志对我有意见。”话说到这儿，她把当年演戏的功底调动起来了，你们不无悲苦地说，“老同志不知道我真苦呀！我和林彪作斗争真苦呀！这个苦有谁能理解呀！林彪有党权、有军权、有政权，我是赤手空拳和他斗呀……”言外之意，她很渴望有实权。老同志谁也不吭气，连个表情也不给她，出现了冷场。宋任穷觉得不要让江青下不来台，就说了句：“我们不清楚内情。”江华干脆没好气地说：“我们被关押的关押，劳改的劳改，不知天下大事！”
这句话更让这些老革命家脸有理由把脸拉得更长了。叶飞一脸寒气，冲着大门坐着，不看江青，一声也不吭。自讨没趣的江青悻悻地叹了口气，也不知是可怜自己还是装着同情这些人：“唉，真是一言难尽。……吃顿便饭吧。我这人生活上是随便的，吃得也简单，就请大家吃点山东家乡的饺子。”说完把大家让进饭厅，服务员给每人上了一小碗猫耳朵大小的汤饺。吃罢一碗，大家都说吃饱了，哪能不饱？一肚子的气顶着呢，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四届人大以后，江华、叶飞等部分老同志陆续开始分配工作了。1975年1月，江华到最高人民法院任院长，叶飞到交通部任部长。但是，这几位老同志一直都住在万寿路，都不肯搬家，道理很简单，“四害”仍在横行霸道，已分配的工作随时可能中止，甚至可能又落到被下放甚至再次身陷囹圄的地步，所以，家在哪里并不重要。住在万寿路招待所南面大楼里的老干部，有很多是没被“解放”，问题还没有结论的，如周扬、舒同、蒋南翔等。大家当时交往都比较谨慎，尤其是对待还没有“解放”的干部。有一次，周扬一个人在院子里散步，王于畊阿姨见状，就让女儿小毛去陪周扬叔叔聊聊天。小毛看过周扬翻译的书，很高兴地过去了。小毛对周扬说：“我看过您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您很厉害，翻译的书很好看。”周扬听了很高兴，然后就与她聊开了。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有几种翻译法，并说了自己当初是怎么翻译的，令小毛很长见识。
入住中组部招待所的这批老干部，个个都非等闲之辈。他们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功之臣，大都因“文革”开始后不肯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同流合污而遭到残酷迫害。可以这样说，这些人每个人都有一部功勋史，同时也有一部在“文革”中的血泪史。这些刚刚经历一场巨大政治劫难的人，暂时在这个院落里休养生息，在等待的寂寞中，重新认识和适应这个已经变化了的世界。
住在后面小楼里的曾生，他的案情才叫荒唐呢。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华南东江纵队司令员，揍的小鬼子屁滚尿流，解放后历任广东省副省长、广州市长等职。日本的情报机关了解到红色中国竟可以以莫须有罪名整这些曾经让“大日本皇军”威风扫地的老将们，出于对曾生的痛恨，采用“换头术”嫁祸于他，把一盘录像带中的某嫖娼男人换成了他的相貌，并把这盘带子给了日本共产党极左派。日共又转交到国内，曾生因此被林彪、江青一伙打入冤狱，一关就是几年。他刚从监狱里出来，住到中组部招待所时，已经被折磨得近乎麻木，不会讲话，到院子里散步时仍旧保持了在牢房里的习惯，向前走七步，再向后走七步，过了很长时间，才慢慢恢复正常。那时我们看到他时，心里真不是滋味儿，一个威震敌胆的将军，就被昔日的宿敌用了小玩闹式的把戏给整成这样，谁之过？
宋任穷有过两次入住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的经历。
“文革”伊始，他就被押到辽宁盘锦的“二五”农场劳改了几年，并不时遭到揪斗，病得很厉害。1973年上半年，北京落实干部政策出现松动后，他在北京的三个孩子联名给周总理写信，请求为爸爸治病。经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努力，批准他来京检查身体，住进万寿路招待所。体检刚完，本想在万寿路招待所多住上几天，看看老朋友，可“四人帮”一伙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命令他从北京医院直接上火车返回辽宁，继续在农场劳动改造。1974年9月中旬，宋任穷突然接到要他一个人秘密回京的通知，还有一个专案组的人一路跟随监视。这样，宋任穷再次来到万寿路招待所，住进后面的小楼。江华、叶飞、江渭清、廖志高等老同志都来看他，大家都很亲热，而跟来的那个专案组的人也坐在旁边。宋任穷去看别的老同志，这个人也跟着。一些老同志实在看不下去，就向上面反映，结果上面决定把宋任穷的老伴钟月林从辽宁调来，让那个人回去了。宋任穷安顿下来后，希望中央尽快让他出来工作。邓小平给他捎话说，他只能负责宋任穷的“解放”，让他回到北京，至于工作上的安排，他就无能无力了。
有一次与宋任穷伯伯聊天，他跟我讲了他挨整的经历。“文革”之初，他是东北局第一书记，本来毛泽东是要保他的，在酝酿成立辽宁省“革委会”时，曾考虑让他出任副主任，可是，他与江青之间的一件小事，为他惹来了祸端。1976年，“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召集了一次研究吉林省“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会议，东北参加会的同志进会场时，都与江青等人握手，而宋任穷那天正好感冒发烧，就没同江青握手，只是对她作了一个揖，并对她说：“对不起，江青同志，我感冒了，就不握手了。”江青一下子就变了脸，勃然大怒，站起来拍桌子说：别看你是东北局的第一书记，你对毛主席有刻骨仇恨，你跑到刘少奇、邓小平那里下跪去吧。她还说：今天的会议不开了，今天讨论宋任穷的“三反”问题。随即，宋任穷被打成东北地区头号“走资派”，受到残酷的迫害。
我问宋任穷：“宋伯伯，你是诚心不跟江青握手吧？”他说：“我当然不想跟她握手。”他分析说，江青很可能早在“文革”初期就对他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有一天观摩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毛泽东也在座，宋任穷坐在他的前排，江青坐在他的后排。宋任穷回头对毛泽东讲，这个戏最早是在东北演的，原来剧名叫《革命自有后来人》，最初剧中铁梅这个人物在火车上被敌人烧死了，东北局的同志看后提了修改意见，认为既然写革命自有后来人，铁梅最好还是活下来，后来就修改了剧本……江青一直以来都认为几个样板戏的版权都是属于她的。她听到宋任穷跟毛泽东讲这样的话，其内心活动如何，是不难想象的。
我父亲因“解放”较晚，所以他基本上算是住在万寿路招待所小楼里的最后一位“高级房客”。与我们家比邻而居的，是宋任穷伯伯。父亲到来的第二天，宋任穷、叶飞、谭启龙、江渭清、江华、彭冲、廖志高等老同志就都来看望了。父亲后来回忆说：“老战友相见，恍若隔世，大家都庆幸能在大劫中幸存下来，叙了一番离情别绪。谈到这些年在‘四人帮’肆虐下大家受到的迫害，谈到许多被迫害，忧愤而死的老战友，愤慨之余不胜嘘唏。”
由于比邻而居，我经常和宋任穷伯伯聊天。宋伯伯很幽默，很愿意和我们年青人说笑。他有一次问我：“你晓得我有外号吗？”我说：“不知道。”其实我是知道他外号的，只是不好意思说。他说：“我的外号叫‘宋老鬼’，你知道这个外号是谁起的？在哪里起的？”我仍说：“不知道。”他说：“在延安，江华他们给我起的。”我问：“他们为什么叫您‘宋老鬼’呢？”宋伯伯说：“这个我现在不告诉你，你自己去打听吧！”我猜道：“是不是因为您在延安时有人觉得您很鬼？我觉得您一点儿都不鬼。” 宋伯伯笑而不答。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后来，宋伯伯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组部部长，我就更不敢问他了。
给人起外号好像是宋伯伯的业余爱好，给我们几个年青人都起外号，说小津你真精，以后就叫你“小精”；说叶小楠你真懒，以后就叫你“小懒”；说江小华你真滑，以后就叫你“小滑”；说江小林你真灵，以后就叫你“小灵”。至于小毛，宋伯伯说：“这个名字不得了，这个名字不能改，你这个毛是毛主席的毛。”我猜，宋伯伯为什么有“宋老鬼”的雅号，可能就是当年他喜欢给别人起外号，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对，很合乎逻辑。
我永远不会忘记万寿路招待所北面那一字排开的五栋小楼，这里曾经给于了我亲爱的父辈们一个舔伤的窝，一个喘息的避风港。他们是：陈丕显，宋任穷，叶飞，曾志，江华，江渭清，廖志高，欧阳钦，曾生，谢振华。
53.小平问我父亲：“你看耀邦了吗？”
1974年10月14日上午9时，刚到北京不到两天的父亲用叶飞住处的保密机给邓小平秘书王瑞林打电话：“我已于12日到达北京，向中组部报了到。请转告小平同志，我向中央报到。”半小时后，我父亲便接到王瑞林的电话，说小平10点钟要见他。
我立即陪着父亲坐着叶飞伯伯的专车，赶到了当时位于宽街路口西北角的地安门东大街43号院小平住处。这是一个四合院，小平搬走后，罗瑞卿大将曾经住过这里。王瑞林把我们父子俩引到了会客室，随后小平出来了。他一见我父亲，就十分亲切地握住他的手，动情地说：“丕显同志，你吃苦了！”我父亲的双眼顿时湿润起来，似有千言万语要倾诉，可是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两个人握在一起的双手久久没有松开。
父亲把我拉到跟前，对小平说：“这是我的儿子小津。”小平问我：“你在哪里工作呀？”我说我在江西工作，小平就说：“我的儿子、女儿，你认识吗？”我说：“我都认识”。小平笑了。
小平同志关切地问我父亲：“身体怎么样？还好吧？”
父亲说：“身体不太好，比较虚弱，白血球持续在一万几千，又找不出原因。糖尿病靠药物控制，血糖偏高，鼻咽肿瘤部位情况尚好。”
小平同志看出我父亲听觉不太好，就问：“你听力怎么样？”父亲说：“我的听力比以前差了。”
小平问：“婆婆、娃娃怎么样？”
父亲说：“谢志成身体不太好，这次没有来。三个孩子，老大在江西，老二在贵州，老三在南京。”
小平说：“你先休息几天，然后去医院检查身体、治病，去北京医院、三○一医院都可以。到北京开会的各省第一书记有人去看你吗？”
父亲说：“谭启龙、江渭清、彭冲、廖志高他们都来过。”
叙了会儿家常后，父亲汇报了上海的情况。他说：“上海的形势并不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上海还有万余名干部被他们下放到工厂去‘战高温’，没有工作，没有落实政策；二是上海关于工业情况的汇报中，报告的许多成绩是假的，掺了水分的，不要相信；三是上海的派性很厉害，将严重影响上海今后各项工作和生产发展。”
小平听了我父亲的汇报，开玩笑说：“你情况知道得很清楚嘛，你不是没有自由吗？”
父亲说：“是的，我是没有自由。我家武康路对面的楼上就有人成天在监视我。谁进出我的家，他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就像当时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受敌人监视一样。但仍有不少人不怕他们那一套，上门来看我。我怕他们倒霉，受我影响，总劝他们不要来。王洪文他们让我搞调查研究，我就到工厂、农村去，工人、农民向我反映了不少情况。”
小平要我父亲住到京西宾馆去，当时中央正在那里开会，说这样可以知道现在的第一书记是怎么工作的，还问我父亲“去看了耀邦没有”。父亲说“还没有”，小平便说：“你去看看耀邦。”
见过小平之后，父亲随后就在我的陪同下，去看了耀邦伯伯。
父亲脱离虎狼窝了，但我每次到北京，见到父亲后，还是喜欢去看看耀邦伯伯。1975年初夏，我从上海回来，跟耀邦伯伯讲了毛泽东2月初路过南昌见黄知真等人时对“四人帮”的批评，也讲了我从上海了解到的老干部和人民群众与“四人帮”一伙作斗争的几起事例。
在上海郊区奉贤县东门港，有一个上海市直机关“五七”干校，1968年10月成立，曾关押了200多名市直机关的部、局以上干部，是上海最大的“牛棚”，人们称之为东门港“大集中营”。从1974年起，这些干部获得“解放”，于是他们在里面奋起抗争的故事也随之传播开来。其中，我把那里在陈老总追悼会后发生的一场风波讲给耀邦伯伯听。
1972年1月，陈老总逝世的消息传到了奉贤“五七”干校。陈老总是当年华东战场的最高指挥官，新中国上海市人民政府首任市长，深受上海广大干部和群众爱戴。正在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的“走资派”、“牛鬼蛇神”们闻讯后万分悲痛。同时，大家对报刊上登载的毛泽东与陈毅夫人张茜握手谈话的照片和消息感到很惊奇，对其中蕴藏的信息争相发表意见，悲伤中又洋溢着兴奋。冯文彬、范征夫、龙跃等老同志都是陈老总的老部下，他们议论说：“上海有人批陈老总只会下围棋，不会打仗，那么华东许多大战役是谁指挥的？”冯文彬说：有些人故意贬低陈老总，说他是“老右”、“黑大炮”，现在毛主席出席追悼会，是给这些人一个响亮的耳光。他还说：有的人也跟着批陈老总，说陈老总历史如何如何，其实他当年“还穿开裆裤在地上爬呢”。几位老同志一边劳动，一边讥讽着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大家说：我们都是陈老总的老部下、老战士，陈老总的历史我们最清楚，连毛主席都说“陈毅是个好同志”，看这些家伙以后还怎么造谣、诬蔑。想起那些与陈老总共同战斗和生活的往事，不少老同志老泪纵横。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几个老同志的谈话被人写成“小报告”送到市“革委会”。2月中旬，张春桥、王洪文派冯国柱到“五七”干校，点名批评冯文彬、龙跃等人，说他们是要“翻案”，还说什么“你们哭什么，不是哭陈毅，而是哭你们自己”。此话更加激起了全场老干部们的强烈不满和愤怒。
我还向耀邦伯伯讲了发生在复旦大学里的一起轰动事件。1975年2月23日，复旦大学光学系河南籍女大学生刘秀英在学校食堂门口贴出一张以“剥开张春桥、林彪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画皮”为主要内容的大字报，说张春桥是个野心家、阴谋家，并勇敢地落下了自己的名字。马天水等人知道后非常紧张，立即将其关进上海市第一看守所。马天水说：“这个人完全是反革命。这个人能单独写这张大字报吗？是受什么人指使的？要了解刘秀英的后台”……他们派出专案人员去河南搞调查，审查、迫害刘秀英的亲属和朋友。尽管查了很久，但始终未查出刘秀英的后台是谁。她的姐姐被河南安阳市公安局拘留审查一年多。刘秀英后来被开除党籍、学籍，迁送回原籍处理。
耀邦听了这些情况后，对我说：“小津你看，这实际上说明，人民群众，包括学生、老干部，对‘四人帮’已经到了非常不满的程度。‘四人帮’太不得人心了，他们垮台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他还引用了毛泽东在《清平乐?蒋桂战争》中的一句词：“撒向人间都是怨。”
这时的耀邦正肩负着协助小平整顿中国科学院的光荣使命。
1975年7月18日，已经十年没有正常工作的耀邦伯伯，经叶帅举荐，小平请示毛泽东批准，正式到中国科学院这个“文革”中的重灾区担任领导工作。
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已被掌权的“造反派”搞得千疮百孔，死气沉沉，科研和各项业务都已停顿。原有的106个研究所只剩下40多个，北京地区的170多位著名科学家中有130多位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被赶进“牛棚”，一大批科技人员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领导干部大多成了“靠边站”的“走资派”。其中，数十名科学家和领导干部被迫害致死。
小平指示他：整顿首先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搞好安定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各部门的业务，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耀邦一到任，就集中精力搞调查研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思考，他开始针对“四人帮”在这里散布的各种谬论，发表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讲话，整肃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
针对“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提出的所谓“三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中小学的问题，耀邦强调：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结合实际，为什么一定到工农生产中去？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的，搞自然科学的。
针对“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鼓噪的“开门办所”，让科技人员组成服务队去上街服务，让工农兵进研究所、实验室“掺沙子”，耀邦说：什么叫“开门办所”？七机部开门办？原子能所加速器开门办？还要保密呢，连参观都不让。像“开门办所”这种独创性还是少搞点为好……
在数学所，耀邦说：“所有搞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业务非上去不行！……今后二十五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赌了咒、发了誓的。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是犯罪……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
在听取遗传所汇报时，耀邦说：“业务、政治、行政三个部门有个共同目标：繁荣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保证每年都要有新成果。这个必须弄清楚。”
耀邦在古脊椎动物研究所讲话时强调：“我们现在脱离了单纯的脊椎动物，有了脊椎就有了骨头，可以爬行，可以站起来。人没有骨头还行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者，要搞点马克思主义，搞点骨头。”他还说，谁好谁坏，一时弄不清，但埋在地下的化石都挖出来了，历史的面目是怎么样也埋没不了、混淆不了、歪曲不了、抹杀不了的。
……
耀邦敢于否定谬论的气概以及他充满激情、极富个性的批判振聋发聩，让科研人员欢欣鼓舞，感到有了依靠。同时，耀邦还特别关心解决科研人员的生活困难。他做的工作后来在科学院被誉为“五子登科”，即票子、房子、妻子、孩子、火炉子。10月，党中央根据耀邦等人的建议，正式确认了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人员名单，任命郭沫若继续担任核心小组组长，耀邦伯任第一副组长，李昌、王光伟任副组长，刘华清、王屏、胡克实等为核心组成员。
这期间，小平还交给耀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组织起草一份科学院《汇报提纲》。这项工作始终在小平的领导下进行，从8月份开始，数易其稿。正如耀邦给小平的一封信中所言：“这一个月我是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个文件上的，用一句话，是拼了一点老命的。”到9月28日，《汇报提纲》改到了第五稿，终于定稿，由小平转呈毛泽东。耀邦伯伯在中国科学院的情况，我都全部告诉了父亲。
父亲和我去看耀邦时，他正等着毛泽东对《汇报提纲》的批示。以后几天，耀邦伯伯又到万寿路招待所看望我父亲，并把科技汇报提纲和小平的很多讲话让他看。
这次会面没过几天，10月24日，耀邦在中国科学院团委举行的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大会上，作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的长征》的报告，响亮地提出了“进行一个新长征”的口号。他说：“要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们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现在，我们新的伟大的长征的军号已经吹响了！”会后，他的讲话记录稿在社会上广为翻印传抄，“新长征”一时成为人们共同的行动口号。
记得耀邦刚刚发表了这个讲话，我就去看他。他就让我把他的讲话整理稿转交给父亲，请他指正。我仔细拜读了这份讲话记录，深受鼓舞，其中结尾处的一段话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我今天正式向同志们建议，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到2000年10月24日，再开这么一个大会。我想，那时候坐在台上的，将是为我们伟大祖国四化贡献力量的人。如果我能挣扎到那天，有可能也向他们说几句祝贺的话。”“同志们不要鼓掌，那种事情大体上没有希望了，正因为我自己没希望，所以我今天就将满怀全部的希望献给在座的同志们……”
我及同龄人们都顺利地走到了2000年10月24日这一天，可耀邦伯伯已去世十年多了。当年他讲话时经久不息的掌声已成为历史，而新中国已乘着改革开放的航船，不仅如期实现了四个现代化的的奋斗目标，并且在新的世纪又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美好理想扬帆远航。可以告慰耀邦伯伯的是，在把我们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新长征”路上，我们这一代人有幸成为主力军，我们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和殷切希望。耀邦伯伯，你应该感到欣慰了！
由耀邦主持起草的《汇报提纲》第五稿在毛泽东手里压了近一个月，到耀邦做“进行新长征”报告这一天才退还邓小平。退还前，毛泽东对《汇报提纲》里以黑体字引用的一条“毛泽东语录”表示了不满。这条语录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泽东一次对前来汇报工作的邓小平说，他不记得说过这句话。邓小平说马克思也说过这样的话，并请求退还稿件再修改，可毛泽东当时没有退。
《汇报提纲》后来又改出了第六稿。但此时针对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突起，修改稿已经没有机会报送了。
54.风云突变
1975年11月份的一天，耀邦突然叫人找我过去，神色凝重地告诉我：“快告诉你父亲，主席批评小平‘偏袒’刘冰。风云突变了，要做好各种思想准备。”
1975年8月13日, 老干部出身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及本校党委另外三名负责干部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因在四届人大上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而信口胡说、发泄怨气的丑恶行径。为了把这封信交给小平，并由他转呈毛泽东，刘冰等人先是找到了耀邦。刘冰早年是青年团干部，是耀邦的老部下。刘冰来到耀邦家中，说明来意，耀邦表示：“我支持你。”并且说：迟群、谢静宜“他们哪里是干革命，是投机嘛。这种人在咱们革命队伍中不是个别的”。同时，耀邦又说，科学院和清华大学不属于一个组织系统，由他转信不合适。他把小平的地址和小平秘书的电话告诉了刘冰，建议他们直接把信送到小平家里。
小平收到刘冰等人的来信后，立即转呈毛泽东。但毛泽东迟迟没有反映。刘冰等人解决清华的问题心情急切，又于10月13日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这次又检举了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谢静宜生活作风等问题，继续揭露迟群、谢静宜这两位“四人帮”的“黑干将”专横跋扈、违反党的原则和政策的所作所为。刘冰等人先是托人把这封信送交胡乔木，由胡乔木送到小平那里，最后由小平转呈毛泽东。
毛泽东对小平两次转呈刘冰来信心里不悦。本来，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对毛泽东直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极左错误比较系统的纠正。加之此前小平不肯回应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已经触及了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底线。而迟群和谢静宜这两个人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虽然有缺点，但都是“文革”中的功臣。小平为刘冰转信，表明他支持刘冰反对迟、谢二人。11月1日晚，毛泽东召见小平，对他为刘冰转信一事提出批评。毛泽东随后还发表了重要讲话：“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毛泽东针对刘冰来信问题一锤定音：“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并说：“小平偏袒刘冰。”
在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工作中处处被动挨打，并屡受毛泽东批评的“四人帮”终于等到了挥戈反击的机会。他们叫嚣这是右倾势力回潮，借机向邓小平发难。11月中旬，清华大学掀起了一个揭发、批判刘冰等人的高潮，说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无产阶级的案”。清华、北大两校造反派相继贴出大字报，批判邓小平的“唯生产力论”，大字报内容迅速传遍全国各地。11月24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随后下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从而拉开了一场矛头直指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至此，邓小平复出后主抓九个月的全面整顿工作被迫停顿下来。
耀邦也重新陷入挨批的境地，他在科学院领导的科技“百日维新”工作就此停止。11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应毛泽东指定，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等在小平领导下参加“整顿”工作的人，以及与小平转信事件相关的刘冰、迟群、谢静宜等人，都参加了会议。会上，刚从上海回京的王洪文向胡耀邦发难，称他在上海听到下面有许多反映，对胡耀邦、周荣鑫意见很大，说胡耀邦的“右倾回潮”言行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背道而驰”。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也不断指责科教方面出现了“逆流”，大刮“翻案风”。
在铺天盖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滔天浊浪中，邓小平主抓形成的全面整顿三个纲领性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被“四人帮”诬蔑为“三株大毒草”，遭到恶毒攻击和批判。其中，由耀邦主持起草的《汇报提纲》被说成是“邓小平妄图从科技阵地‘打开一个大缺口’，否定毛主席科研路线，篡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反对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以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一度“靠边站”的“四人帮”帮派分子在科学院又卷土重来，自行改组了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胡耀邦和李昌等被“停职反省”，受到了批判。1975年底，在工人体育馆举行的一次万人批斗大会上，造反派头头一遍又一遍地要胡耀邦交待怎样勾结邓小平进行反革命复辟。耀邦伯伯已经是身经百战的“老运动员”了，他非常沉着，始终只说三句话：“同志们，我有错误，请大家批判！”
在一片“批邓”的叫嚣声中，我父亲刚到京时与小平同志的那次会面，竟也成了“四人帮”调查的一个问题，成了他们妄图重新打倒我父亲的一条罪状。“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不久，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郭玉峰就找我父亲谈话。这位组织部长是康生连续三次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举荐才获任职的，康生说他是全军最优秀的政治委员。郭玉峰质问我父亲：“你和邓小平谈了些什么？”父亲不知虚实，便机警地说：“你们可以问王瑞林呀？他什么都知道。”郭说：“王瑞林把你引进去他就出来了。我们早就问过他了。”于是我父亲心里有了底，就回答说：“我们没有谈什么，就是相互问情况，问了问婆婆娃娃、高血压呀、糖尿病呀、住哪家医院呀，等等。”
“四人帮”把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们诬为“还乡团”，诬蔑“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父亲感到，刚刚开始好转的形势又要恶化了，万寿路的空气变得凝重起来。造反派在中组部招待所贴出了大字报，说后面小楼里住着一群“走资派”，没有上班，整天打麻将，把这里当成了“防空洞”，还说我父亲“偷苹果”……
中组部开始学习班，住在这里还没有分配工作的老干部都要参加，一周学习两次。我父母、宋任穷伯伯、王于畊阿姨等都参加了学习。
耀邦在“批邓反右”斗争的声浪中忧愤交加，一度生病住院。出院后，他不能上班，蛰居在家。
黑云重又遮天蔽日，人们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不少老同志绝望地问：“我们党，我们的国家还有没有希望？”耀邦对我说：“我们党，我们的国家是大有希望的。不要只看到眼前，不要光听张春桥、江青这些人的声音，要注意听叶剑英、邓小平的声音，他们才是真正代表党中央的！”
围绕起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这场政治交锋中产生的一些理论问题，是耀邦这期间思考、研究的一个重点。关于《汇报提纲》第五稿中引用的那条“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毛泽东语录，为了搞清马克思也讲过类似的话，耀邦在家的这段时间，仔细研读了马克思长达七八十万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于光远那时也经常去看望耀邦。他们一起从这部书中找出了五条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述。后来于光远回忆说：“在讨论中我看到耀邦对马克思的这本书看得很细，也理解得很清楚。”“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做实际工作的老同志肯下功夫啃这样难读的著作。”
“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我在北京，频繁穿梭于父辈之间，为他们传递信息。有一次，我从耀邦家里回来晚了，叶飞伯伯他们等不及就先吃饭了。我回来后，他们问：“你到哪里去了？”我说到耀邦伯伯家里去了。叶飞伯伯就说：“现在是小津‘使用价值’最大的时候。”他还充满忧虑地说：“现在风云突变，阿丕任重道远。”
耀邦伯伯多次让我给父亲传话，表明他对新一轮政治斗争的态度和看法。我离京回江西之前向他道别，他脸色凝重、充满忧虑地对我说：“小津，今后要丢掉一切幻想，告诉阿丕不要再想出来工作了。”然后一直送我到门外的胡同口。
所幸的是，邓小平同志主持的整顿工作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经过十年动乱之苦的广大干部、群众不再狂热、不再盲从，相反，通过阅读当时印发的供批判用的所谓“三株大毒草”材料，反而增强了对小平的了解和信任。所以，尽管“四人帮”竭力叫嚣“批邓”，但是广大干部、群众却反应冷漠、消极抵制，甚至公开反对。
55.“我哭豺狼笑”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从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开始，周总理共做过六次大手术、八次小手术。他以极大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仍然坚持批阅文件，顽强地与病魔抗争，与阴谋篡党夺权的“四人帮”抗争。重病之中，他先后与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批。他与叶帅谈话时交待，要他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四人帮”手里。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在病床上听人读报，密切关注着国内“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斗争局势。
总理去世的消息令万寿路的老同志们悲痛欲绝。这些在监狱里被关押了多年的老人，与家人见面时都未曾流过一滴眼泪，在我们眼中是那样坚强、沉稳，可这个时候却再也控制不住情感了。叶飞伯伯是在家人一起吃饭时，从电视里看到周总理去世的报道的。他看着看着，放下了碗筷，眼泪夺眶而出。
父亲在北京医院住院时得知周总理去世的噩耗，他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周总理曾经是那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他。他想起了1966年初春，他被确诊患鼻咽肿瘤后，上海市委3月2日将病情及治疗方案报告给中央，周总理3月3日凌晨1时亲笔作出批示：“同意来电所提治疗方案，望丕显同志安心静养，相信负责专家一定有把握将这初期鼻咽瘤治好。”；他想起了同年5月，周总理和小平同志路经上海时，专门到医院看望他。三个月后，周总理又路过上海，仍十分挂念他的病情，在临上飞机前，周总理专门把我母亲叫到身边，关切地询问：“阿丕在治疗、病休中听不听医生的话呀？”我母亲回答：“还是听话的。”总理宽慰地笑了，说道：“这样我就放心了。”；他想起了上海发生了影响恶劣的“安亭事件”后，中央决定他出来工作，周总理在1967年元旦凌晨亲自给他打电话，第一句话还是询问他的病情；他想起了当上海刮起“一月风暴”时，周总理把他的名字列入了要接到北京保护起来的省委第一书记名单之中……受到周总理如此细心呵护的老干部，何止我父亲一个人！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受到周总理关照救助的何止万千！
闻知总理去世的噩耗，我们这些“走资派”子女都不敢相信。这些年来，他老人家是我们“走资派”父母的保护伞，更是我们这些“走资派”子女们的保护神。我们哪一个不曾向周总理写信求助过？有的是为了解救父母，有的是因为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难处，有的去信只是因为单位不批准结婚而求助于总理，……日理万机的总理一旦收到我们的信，总是有求必应。现在总理去了，天塌了，我们再有困难，找谁去呀？
一时间，举国笼罩在无边无际的悲恸之中。
北京饭店里为周恩来总理设立了一个灵堂，各部部长轮流为总理守灵。有一天，正好叶飞等六位部长站在总理灵柩两边守灵时，江青来了。她一进来就跟叶飞握手，轻飘飘地说：“叶飞同志，你在这里呀，你还是那么年轻英俊。”叶飞没想到江青在这种场合会如此轻浮，后槽牙一咬，右脸颊那道战争时期留下的贯通伤疤更加地紧绷而深刻，敷衍地握握手了事。后来，一向寡言的叶飞伯伯回家愤愤地说起这件事，我们这些小一辈们都感到很好笑，王于畊阿姨听了以后却很敏感，总理去世，大家都压抑，感觉天都好像要塌了，可江青露出这样一幅嘴脸，她到底是什么意思？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周总理去世后，“四人帮”自然一时欢欣鼓舞。1月9日，新华社请示周恩来逝世报道等事宜，姚文元居然下令不许组织悼念的报道，6天了，国内只发了两条相关的消息。在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的电视画面中，江青不但不行脱帽礼，甚至致哀时还搔首弄姿，左顾右盼，丑态百出，极其不敬。不知是有意无意，摄影师给她推了个特写，将其丑态昭然于天下，激起了亿万军民的公愤。虽然“四人帮”不准群众戴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挂总理遗像……但是人心不可欺，1月11日，周总理遗体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那一天，人们如万川汇流，从四面八方汇集数十里长安街及延长线两侧，为自己的好总理送上最后一程。那一天下午，我和小毛在京西宾馆十二楼吃饭。小毛即将启程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赴任，我为她送行。我们在饭厅里碰到了罗瑞卿大将，他绑着伤腿，静静地坐在那里。罗大将对我们说：“听到了没有？大街上人们送总理哭泣的声音我在这儿都能听见！你们去看看！”我和小毛马上跑下楼，挤在京西宾馆前面的人群里面，目睹了数不清的人们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呜咽着为总理送行的感人场面。在万寿路的其他孩子们，在这一天都全部排队到长安街沿线，为敬爱的总理再送上一程。
在北京医院住院的父亲决意要参加周总理的追悼大会。他为在总理病重期间没能前去探望而深感难过，再也不想错过与总理诀别的机会。但是，父亲要求参加周总理追悼会的申请未被批准，后经我和父亲多方争取才如愿以偿。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大会那天，父亲拖着病体去为总理送行。因他属于被打倒过的干部，送他的汽车不能开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只能停到很远的地方再步行过去。追悼会结束时，我去接父亲，远远看见父亲一步一挪、摇摇晃晃，倔强地走下大会堂台阶。他显然在情绪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悲愤过度，体力透支。我赶紧跑上去搀扶，刚冲到父亲眼前，他就两眼一黑，摔倒在我的怀里。如果不是我跑过来及时，后果可想而知。
1月13日，姚文元一天内竟三次给新华社下达指令：“不要因为刊登悼念总理的活动把日常抓革命、促生产的报道挤掉了”，“这几天报纸登唁电数量太多，太集中了”……1月14日，就在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姚文元亲自组织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通栏标题的形式，发表了题为《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文章，企图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杀伐之声来压制举国痛悼总理的悲情；吓阻人民群众的义愤。然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首都广大人民的强烈愤慨，就在周总理遗体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这一天，首都各界民众冲破“四人帮”的禁令，自发地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人们臂戴黑纱，手持白花，抬着花圈，从四面八方汇聚天安门广场，以无言的方式，寄托着对总理的不尽哀思，也表达了对“四人帮”的满腔怒火。正在接受批判的耀邦伯伯鲜明地支持科学院下属刊物突破禁令，刊登周恩来的照片、党中央的讣告和邓小平的悼词。
在上海，1月15日上午9时15分，在周总理7天前逝世的这一时刻，黄浦江上数百艘船舶同时拉响汽笛，持续时间长达37分!仰天长啸的汽笛刺破了上海的阴霾，吓坏了马天水等人。马天水下令追查谁是第一个拉汽笛的，谁是指挥者，并叫港务部门通知所有船只不准再拉汽笛。结果，下去追查的人受到群众的围攻、嘲讽，无果而返。从当天下午1时起，在繁华的南京东路、外滩等地，上千万人民群众自发走上街头，沉痛悼念人民的好总理。下午3时整，周恩来追悼大会在北京举行之时，黄浦江上的中外船舶在同一时刻不约而同地再次拉响汽笛，持续时间更长，笛声更悲壮。哀乐声、汽笛声及人们的哭泣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申城人民反抗“四人帮”专制统治的排山倒海般的怒潮。在民众力量的威慑下，马天水不得不允许各界群众将花圈送入“市革会”大厅。
重病中的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去世深感伤心。据披露：“十四日下午，工作人员向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这篇将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读的悼词近三千字，详细回顾了周恩来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高度评价他的历史贡献，字里行间充满感情。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此后，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消沉，不愿讲话。”
57.箭在弦上！
1976年6月，中央宣布，毛泽东主席不再会见来访外宾。
7月6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朱德逝世。
祸不单行！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死亡24万人，伤者不计其数。这场灾难还殃及了天津、北京两座大城市。就在华国锋领导党、政、军各方面力量全力投入救灾时，江青一伙竟攻击这是“以救灾压批邓”，还丧尽天良地胡说什么“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人灾天祸，天怒人怨。国难当头，“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加激起人民群众的极端愤怒。
天灾人祸一并袭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外面是一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喧嚣，而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院子里到处是一片抗震防灾的景象。叶飞伯伯从交通部运来一些油毡、帐篷，几家男孩子联手给各家搭帐篷。院子里很快布满了帐篷，每顶帐篷里横七竖八地挤满了行军床和板铺，大家都一家一户地住在里面。加之闷热的天气，大家都感到很压抑。叶小楠当时在环保局工作，跟地震局有一点联系，得知专家认为不会再有地震，但谁都不敢解除预警。而且更令人忐忑不安的是，各种小道消息不断传来，令人真假难辨。例如，地震前有一次预告说主席身体不太好，但地震后有人说主席身体又好了，还可以游泳了。后来才知道这是讹传，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为了防地震，将他从长住的游泳池搬到中南海内新建的“二〇二”号平房去了。小楠等几个同龄人经常在一块议论，觉得局势时刻在变化，一旦主席去世，很可能会天下大乱。
我当时远在江西，始终密切关注北京发生的动态。我经常到黄知真叔叔家里与他讨论时局。我们谈到了因人民群众深切缅怀周总理而引发的“南京事件”、“天安门事件”。我还把我从上海等地了解到的一些人民群众与倒行逆施的“四人帮”作坚决斗争的精彩事例讲给黄叔叔听，例如，1976年4月，上海黄浦区中心医院一位叫冯新华的进修军医在随民兵野营拉练期间，公开表达了对“四人帮”及其在上海余党倒行逆施的强烈不满。他说：“我看邓小平很好，有魄力，上台后做了很多工作，没有什么错误”。他还说“邓小平是打不倒的”，“批邓是错误的”，是“政治阴谋”，并谴责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是反党集团，谴责江青有野心。他尤其对王秀珍在上海市万人“批邓”大会上诬陷邓小平“比胡汉山还胡汉山”等言辞表示强烈愤慨。他说：“王秀珍的批判发言是放屁，我如果是警备师师长，就拿枪毙了她。”冯新华这些言论被黄埔区的有关当局密报给市委，王秀珍十分恼怒，立即展开对冯新华的迫害行动。她给部队领导写信将冯新华抓起来，布置黄克动用民兵和公安抄了他的家，还组织专案组对冯新华审查。冯新华的父母、亲属、同学等一大批人也受到了株连。
黄知真叔叔和我都感到，“四人帮”一伙虽然很猖狂，但他们已越来越不得人心了。
8月份，中央连续发出三次特急电报，向有关领导通告毛泽东病危。9月2日，毛泽东病情更加沉重，8日进入了弥留状态。
9月9日零时十分，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全国人民感怀他领导推翻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把中国从深重苦难中解救出来的恩情，再次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八月十五云遮月，真是不祥的预兆！住在万寿路招待所的老同志们，再次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不过，与周总理去世时的情况不同，因为大家对主席病危的消息早有耳闻，似乎对此噩耗已有心理准备，场面上相对平静一些。
全国各地、各单位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9月18日，首都各界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最隆重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忧心忡忡地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他想维持安定、团结，但是冰火不同炉，善良的意愿难以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意识到，正义与邪恶的总决战已经不可避免！
“四人帮”知道，一旦失去毛泽东的庇护，他们是个什么处境。张春桥曾对其女儿哀叹：“毛主席百年之后，那就跟他们斗吧！斗得过就斗，斗不过就千刀万剐。”所以在毛泽东病重之时，“四人帮”便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加紧批判所谓的党政军内“新老走资派”，扬言揪出“走资派”的层层代理人，铲除政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一方面大肆制造舆论，宣扬“暴力解决问题”。
江青唯恐人们不明白她们的导向性舆论准备，直截了当地点拨，“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女人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 9月8日，在毛泽东弥留之际，江青又窜到新华印刷厂大讲“文官夺权”。
于是在“四人帮”的布置下，清华、北大、新华社等单位有人给中央写来“效忠信”和“劝进信”，公然提出要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
于是江青在天津特制了“登基”用的礼服；王洪文拍摄“标准像”，准备上台后在全国悬挂。
然而，天不从人愿，毛泽东没有把大权交给她们。不死心的“四人帮”在毛泽东追悼会召开前，炮制《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的社论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临终遗嘱”，企图自封为毛泽东指定的“正统”接班人。毛泽东追悼会后的第二天，“四人帮”要求召开中央紧急常委会，江青在会上足足闹了四五个小时，蛮横地要求把毛泽东的文件书籍交给她和毛远新保存，其目的是想源源不断抛出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来压制、轰击反对派。
面对“四人帮”的抢班夺权，老一辈革命家们和全国人民都严密注视，针锋相对。那段日子，我在江西工厂劳动。在江西，黄知真一直与“四人帮”死党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江西的造反派把黄知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向“四人帮”状告黄知真“不批邓、不转弯、不纠正错误，反而想方设法转移批邓斗争的大方向”。当时，江渭清因病住进军区医院，白栋材因眼病在广东治疗、休养，只有黄知真首当其冲，承受压力，顽强地坚守在省委领导工作的第一线。那段时期，母亲经常给我打电话，把北京的消息告诉我，并关心我在江西的情况，使我知道了父亲他们也在为国担忧。叶飞伯伯因为当了交通部长，还可以看到很多重要文件，他把这些文件送给各家的老同志看，特别是像我父亲和宋任穷这样还没有工作的老同志。老同志们就经常用各种方法与黄知真等老战友保持联系，通报情况，出谋划策。
“四人帮”感受到老革命家们和广大人民大众的无畏抗争，心虚了，大限在即，不惜垂死挣扎。中央发出毛泽东病重的通知后，王洪文在上海多次召开会议，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打巷战”，并亲自视察民兵装备，带领民兵训练。8月，王洪文向上海基层民兵组织发放了7万多支枪、300门60迫击炮和1000多万发弹药，拉起了所谓的“第二武装”。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听取了上海突击发枪的情况汇报，交待“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9月28日，张春桥送口信给上海同党：“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姚文元叫嚣：“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广场（事件）是暴力，将来斗争还是暴力解决问题”，声称要用民兵武装“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10月３日，王洪文到京郊平谷县讲话，恶毒地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
当日，“四人帮”阴谋策划，准备随时指挥坦克开进北京城。王洪文为掌握全国动态，还擅自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盗用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各地，凡有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
“四人帮”剑拔弩张，正义的人们也做好了最后的准备。由于我与黄知真叔叔关系非同一般，我跟江西省委的关系也很密切，很早就知道毛泽东身体不大好，毛泽东不再接见外宾等中央文件精神，也知道“四人帮”已下准备暴动的密令。黄知真对我说：“如果‘四人帮’上台，许多人会被抓去坐牢，会被杀头。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再次发动群众，再次上山打游击闹革命。”他密切关注着江西“四人帮”死党们的动向，作了应急准备，甚至还跑到井冈山查看线路和地形。在得知毛泽东不再接见外宾后，黄知真果断下令，让掌握着全省武装警察指挥权的江西省公安厅厅长周克用以拉练为掩护，命令全省武装警察向南昌靠拢。这样，如果一旦形势发展需要，就可以在一个晚上，把在江西紧跟“四人帮”的那些人一网打尽。在我工作的南昌汽车附件厂，我也把厂武装部和保卫科的枪支都准备好了。这些枪都经过细心的擦洗和保养，还到野外试射过。
自1975年以来，随着国家前途命运面临严峻考验，那些老一辈革命家不管在野在朝，都自觉地把国家的生死存亡责任肩负起来。王于畊阿姨有一次对我说：“如果我们国家出现打内战的情况，我们家跟定叶帅了。”
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当时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也是准备在国家出现大动荡时上山打游击。当时罗瑞卿正在福州养病，皮定钧找到罗瑞卿说：“罗总长，到时候你就给我们出主意，我们背你上山，一定保护好你。”
我父亲1977年调湖北任第一书记时，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跟他回忆说，他们当时也做好了跟“四人帮”拼死斗争的准备。杨得志还说，不仅是我们这一辈人，就连小一辈，像张体学的小儿子等，都准备跟“四人帮”作斗争。这些小一辈还说：“杨司令要做准备，如果‘四人帮’篡取国家最高领导权，我们请杨司令起兵。如果你不起兵，我们也会逼你杨司令起兵。”
就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初，“四人帮”余孽们在社会上散布10月8、9、10日将有“特大喜讯”的传言，这是他们要起事的讯号。地声隆隆，一场政治大地震临近了。
58.大快人心的历史时刻

“四人帮”一伙夺权野心日趋强烈，华国锋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心知肚明。陈云、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感到十分忧虑，他们纷纷找叶帅商量。他们明白，不经过生死搏斗，就不可能取得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

叶帅对华国锋说：“现在，他们不服气，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主席不在了，你就要站出来，和他们斗！”华国锋请叶帅务必想个办法解决。叶帅、华国锋、汪东兴商议后，最后确定先发制人，以坚决的方式进行“智取”，避免全国陷入内战。具体方案是，在10月6日这一天，以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为题召开中央常委会，吸收不是常委的姚文元参加，会上对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三人采取行动，江青另行处置。

行动前，叶帅对军队作了相应的部署。同时，为了避开王洪文的监视，叶帅不断变换住处，让其摸不着自己的行踪。

10月6日这一天，在叶帅和华国锋的指挥下，“四人帮”及毛远新等同党在一个小时内相继落网。长期被“四人帮”控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等新闻单位也顺利被军队接管。当日晚10时，华国锋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们在西山叶帅住处开会，宣布“四人帮”被粉碎，会场一片沸腾。从10月7日起，全国范围内由上而下召开“打招呼”会议，“四人帮”被抓的特大喜讯不胫而走，传到哪里，那里就一片欢腾。

我这时不在北京的万寿路，还在江西的工厂坚守岗位。后来听说，叶飞伯伯家是万寿路招待所里最早知道这一消息的地方。由于叶飞较早担当要职，他的夫人王于畊阿姨成了一个中心人物，她经常串门，传递信息，了解各家各户的情况，还经常组织大家节日一起吃饭或者出去郊游活动什么的，而且大家也都愿意到到她家串门，所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也是她告诉大家的。小楠对粉碎“四人帮”那一天是这样回忆的：“我的印象中是叶帅打电话来告诉妈妈的。我爸爸是怎么知道的，我不是很清楚。我那时住在自己家里，突然妈妈打电话过来，让我赶快去万寿路，说‘出大事了’。我就赶紧骑车赶过去，心里还在想：主席已经去世了，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大事？到了才知道，原来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在我骑车回到家之前，妈妈已经告诉宋任穷了。后来，妈妈和我就去各家串门，告诉大家这件事。对了，江华是我告诉他的。”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举国欢腾。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的很多老干部，包括我父亲，都从万寿路走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庆祝游行活动。活动结束后，再走回来。很多群众高兴得纷纷上街买酒喝，以致商店的酒几乎脱销。有些人专门去买三公一母的螃蟹煮着吃，可见人们对横行一时的‘四人帮’多么切齿痛恨。

我父亲在参加完天安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活动后，就去看望耀邦。耀邦随后也到万寿路招待所看望我父亲。两位父辈对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感到欢欣鼓舞，万分喜悦。他们认为，现在国家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步，清除“四害”是一个大好的转机，可以把国家从崩溃的边缘挽救回来。耀邦评价“四人帮”是“一群疯狗”。他认为，在我们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中，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最得人心的。错误的东西的总是要发展到荒谬绝伦的程度，才会走向反面。好多年没有痛快淋漓地为党工作了，两位父辈都感到很兴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耀邦很关心我父亲的工作。我父亲自从1965年患病，加上长达八年的监禁，已经整整十年没有工作了，所以他非常迫切地希望早一天投入工作。但是，耀邦伯伯和我父亲在心情愉悦、充满期待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因为一些曾经深受“四人帮”器重的领导干部，如中组部部长郭玉峰等仍然大权在握，他们受到“四人帮”流毒的影响，依然排斥像耀邦、我父亲这样的老干部，会为他们的复出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谈起这些，耀邦伯伯和我父亲的心情甚至又冷到了冰点。

耀邦伯伯家此时更加成了消息灵通、宾客不断的“裴多菲俱乐部”。10月12日，叶帅派儿子叶选宁来看耀邦时，耀邦给叶帅和华国锋捎话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何谓人心？他解释说：“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注：因耀邦“赋闲”期间，家中常有人拜访，欢笑声不断。“四人帮”的爪牙闻知此事，诬蔑耀邦家是“裴多菲俱乐部”。耀邦听说后，付之一笑，很不以为然，访客们依然纷至沓来，有增无减。）

我是江西省第一个知道“四人帮”被抓这一消息的人。10月6日当晚，叶帅交代粟裕大将：“赶快把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告诉阿丕。”我父亲从粟大将那里得知了这一重大消息，立刻打电话告诉我。我立刻骑着自行车赶到市区，向黄知真叔叔报告了这一个令人振奋的大好喜讯。黄知真兴奋万分，连连说道：“我们总算熬过来了，中国从此有希望了。”之后，黄知真叔叔显得非常冷静，为防止“四人帮”的死党和爪牙垂死挣扎、狗急跳墙，他要求省委的领导都不要住在家里，马上都住到外面去。他还把刚刚配备的一把大左轮手枪让我拿着。当时局势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10月23日，黄叔叔与江西省委领导人一起，参加30万军民庆祝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盛大集会。10月28日和11月11日，黄知真在全省大会上讲话，要求放手发动群众，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引向深入。

当“四人帮”倒台的消息通过不同渠道，在上海迅速传播开来的时候，大上海沸腾了！

上海是“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劫难的重灾区，遭受“四人帮”祸害最深重。据不完全统计，有近万名人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失去宝贵的生命，比战争年代一场大的战役伤亡人数还要多。其中，由于“四人帮”对上海老干部实施了“三等九流”的摧残手段，200多名老干部被迫害致死。这样一个特殊地区的干部群众，他们对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最翘首以盼，反应也最激昂。

10月13日深夜，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在街道上刷出了“打倒王洪文”、“打倒张春桥”、“打倒江青”、“打倒姚文元”的大标语。第二天清晨，不少公共汽车车身上出现了“打倒‘四人帮’”、“打倒王、张、江、姚”等大字标语，以最快捷的方式把大快人心的消息传递给上海人民。各种声讨“四人帮”罪恶行径的大字报、漫画很快出现在机关、学校、工厂里，一支又一支自发形成的群众游行队伍出现在街头巷尾。长期压抑在人们心底的激愤如火山般喷发出来，人人都自觉地投入到了对“四人帮”的声讨浪潮中。

作为“四人帮”及其死党篡党夺权标志的上海市革委会，被愤怒的群众游行队伍包围起来。在愤怒的声讨浪潮中，马天水等人不得不低头认罪，陈阿大、黄金海、朱永嘉、王知常之流都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在被定为武装叛乱“一号据点”的江南造船厂，广大职工把这些“四人帮”死党阴谋叛乱的电台等设备抬出来“示众”，公开揭发了这些人的罪恶行径。在人民群众的强大示威和讨伐声中，马天水等人密谋策动的一场反革命叛乱宣告流产。

连续几天里，每天有数百万潮水般的上海各界群众走上街头庆祝游行，各个游行队伍首尾相衔，蔚为壮观。10月24日举行的百万军民大集会，将上海市的庆祝与声讨活动推向了高潮。

我的弟弟东棋还在上海我们那个形同虚设的家里坚守着。他在贵州劳动改造了6年后，先是调到了江苏南通，后在上海三航局工作。就在“四人帮”倒台的前后几天，上海阴云密布，形势险恶，有人怕“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做垂死前的疯狂报复，通知他不要住在家里。于是他就转移到钟德苏夫人的娘家。传来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一两天后，东棋才安心地回家住了。历经十年动乱，全家能保全下来，这也算万幸吧。

59.“无论干什么，先去”

让被打倒的老干部们重新出来工作，在打倒“四人帮”前后始终是一件举步维艰，阻力重重的事情。

以较早离开万寿路招待所，赴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伯伯为例，叶帅曾经感慨地对他说：渭清同志，你的工作好难分配呀！决定你去江西工作，已经是第六次安排了。

关于江渭清的任职决定，是中央于1974年12月底做出的。此前对他的工作安排，中组部曾经提议了五次，但五次都被“四人帮”否决了。第一次安排去山西，有人说山西是重工业基地，不能让他去。第二次安排去黑龙江，有人说那里靠苏联，不能让他去。第三次安排去湖南，有人说这等于放虎归山，也不能让他去。第四次安排去三机部，有人说三机部管飞机，让他飞跑了怎么办？第五次安排到中组部，有人说他到了中组部，把“走资派”统统都放出来怎么办？这时毛泽东一锤定音：东也不能去，西也不能去，就让他到江西去吧！江西地处中间，又是革命老根据地，他想跑也跑不掉。这样，江渭清的去向才算尘埃落定。

毛泽东亲自提议要江渭清、叶飞出来工作，而具体落实他们到哪里工作，也需要毛泽东亲自发话才行，从中不难看出在“四人帮”横行霸道的年代，让我父亲这些老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有多难！打倒“四人帮”之后，尽管阻拦他们工作的几只“拦路虎”被一举清除了，但是，“文革”的流毒还很严重，邓小平还没有复出，“两个凡是”大行其道。当时的中央领导，对于像我父亲这样的老干部，是不能不用，但也绝对不能重用。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中组部部长郭玉峰找我父亲谈话，征求他对工作分配的意见。我父亲说：“我被‘四人帮’关了八年，身心健康都受到很大损害，如今身体还很虚弱，请求组织上分配在北京或中央哪个部门、单位工作。” 按理说，我父亲在“文革”前担任过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而且身体欠佳，他所提出的在北京或中央哪个部门工作的要求并不过分，或者安排他回到他所熟悉的华东地区工作，也是合情合理的。可是，这个曾经深受康生、“四人帮”器重的郭玉峰却态度横蛮地说：“你到哪儿都不合适，只有两个地方可以供你选择，一是青海，二是云南。”郭玉峰的这种态度反映了他们对像我父亲这类遭“四人帮”诬陷打倒的老干部不相信、不敢用却又不能不用、不敢不用的复杂心态。

无论是去云南还是青海，我父亲内心都不是很愿意的。其一，因为他对云南或青海并不熟悉，需要很长时间的调研。已经整整十年没有工作了，他很想选一个自己熟悉的地方或领域，这样工作可以尽快上手，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其二，这两个地方都是恶劣的高原气候，非常干燥和寒冷，十分不利于老同志工作与生活，更不用说像我父亲这样患过鼻咽肿瘤的老人了。闻知中组部对我父亲的这一工作安排，很多老同志，包括北京医院的大夫，都劝说我父亲不要到那种高原气候的地方去工作。

我还陪着父亲去看望了叶帅。叶帅很风趣、也很含蓄地说：“阿丕，真是盛情难却啊！”他又说：“如果你身体不适应高原气候，你干脆回部队算了。”

之后，我父亲又看望粟裕大将。粟大将说：“你别去，‘四人帮’的流毒还没有肃清。既然叶帅这么关心，而且叶帅的威望这么高，你干脆回部队，到哪个大军区做个政委。现在好几个大军区都缺干部，比如南京军区就没有政委嘛。”

我父亲又去拜访耀邦，征求他的意见，并将叶帅和粟大将的意见讲给他听。没想到耀邦的看法与叶帅和粟大将都不一样。他说：“现在的形势还在变化，不可能让你一直在云南的。好久没工作了，抓住时机，无论干什么，先去！”

耀邦对老干部复出工作的问题想得较深、较远。他理解在这种形势下，让老干部们闲着是一种折磨；他看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他觉得只有让这些人早一天出来工作，发挥作用，有利于拨乱反正的进程，所以他总是这样地劝告战友们。

耀邦从河南黄湖团中央“五七”干校返京后不久，中组部的人就来家里找到谈话，准备安排他到甘肃省的一个县里工作。耀邦表示没有意见，只要能工作，到哪儿都行。他同时还跟中组部的人讲：“我去了就不打算回来，准备牺牲在那里，但是在去之前我有两个要求。一是我要见毛主席一面。主席对我耳提面命这么多年，哪怕毛主席在台上，我在台下，能够见上主席一面就行。二是我有很多缺点和错误，希望中央领导、周总理接见我一下，给我批评教育。”耀邦提出的这两个要求都是很难做到的。但因为在自己的审查结论问题上，他与军代表分歧严重，并且坚决不妥协，所以他的工作安排问题就被长期“挂”了起来。直到1975年7月，在叶帅的举荐下，经小平请示毛泽东同意，中央安排耀邦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协助小平推进科技领域的整顿工作。

耀邦在团中央工作时的老部下胡启立“解放”后，中组部要把他分配到宁夏的一个县工作。当时胡启立也跑来向耀邦请教“是去还是不去”，耀邦痛快地说：“你去，现在这种情况不会很久的。”

1976年11月中旬，我父亲听从了耀邦的建议，选择去云南就任省委书记，排序第四，即做“第四把手”。当时，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是安平生，刚从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的岗位上调过来；排序第二的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是我父亲的老战友；排序第三的是刘明辉，是云南省的老领导。对于这样的任职安排，我父亲态度很明朗：“只要能工作，来日方长，我不计较、不在乎。”

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韦国清得知我父亲去云南工作，特意给云南方面做了嘱托，并给我父亲打来电话，战友情谊，感人肺腑。韦国清在战争年代和我父亲共过事，韦国清任苏北兵团司令员时，我父亲是苏北兵团政委。“文革”前，我父亲在上海任第一书记，他在广西自治区任第一书记，工作中来往比较多，中央开会时经常碰头。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是跟随韦国清多年的老部下。韦国清在广西工作时，安平生任广西自治区书记处书记，韦国清调广东后，安平生接任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一职，后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得知我父亲将到云南工作后，韦国清先是给安平生通了电话，说：丕显是老同志、老红军、“红小鬼”，“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丕显同志政治思想水平很高，比我强，你安平生同志应该好好向丕显同志学习，要充分发挥丕显同志的作用，尊重丕显同志。

韦国清与我父亲通电话时，讲了他给安平生打电话这件事，同时还对我父亲说：“安平生参加革命比较晚，在党内接受的锻炼和风浪比较少，‘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还可以，但是各方面的工作还请丕显多批评、多帮助。”

父亲去云南报到前，时任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找他谈了一次话。汪东兴说，云南昆明的形势很复杂。第一，龙云、卢汉的部队有几个师和平起义后，被就地转业，分散到地方。这些人在部队都参加过战斗，有较强的军事斗争经验。在“文革”期间，他们中有不少人参加了派系间的武斗。第二，云南这个地方，少数民族的问题比较复杂，“文化大革命”使之更加棘手，很多派系、武斗都跟民族问题搅在一起。第三，云南临近边界，越南反华势力经常渗透、介入到云南的政治生活中。第四，“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以及派系间的武斗冲突，群众对立情绪很严重。

汪东兴还特别关心我父亲的安全问题。他说：“你应该带上自己的秘书和警卫。”我父亲说还没有考虑这些问题。汪东兴说：“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从中央警卫局给你派干部。”我父亲提出：“秘书还没有考虑好。至于警卫，我考虑了一个叫陈兆金的同志。他从小参加革命，解放战争时就参军了，1949年以后转业到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市警卫处，一直在担任中央领导的警卫工作。”我父亲解除监禁回家后，陈兆金是最早到我们家看望他的友人之一。汪东兴说：“这个同志我了解，过去毛主席到上海的时候，他参加过贴身的警卫工作。”这次谈话后，我父亲就给陈兆金打电话，让他马上赶到北京，一起赴云南。

1977年1月，我父亲怀着重新出来工作的喜悦心情，听从中央的安排，毫不犹豫地到奔赴云南新的工作岗位。

父亲在云南省委分管组织、人事、政法工作。他一到任，立即着手彻底肃清“四人帮”在云南的流毒和帮派体系，开展调查和清查工作。对“四人帮”余党和帮派分子，他坚持该法办的法办，该撤职的撤职。根据清查的结果，云南省委对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要害部门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彻底调整，让一批老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实现了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

十年动乱严重摧毁了云南的工农业生产，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都很困苦。尽管我父亲不分管经济工作，但云南省委考虑到我父亲与国务院及各部委的领导比较熟悉，就让他到北京汇报云南的工农业生产情况，申请项目和资金，解决了云南当时的很多燃眉之急。

云南还是“文革”中全国广大知识青年下乡的重要聚集地，其中有相当部分知青来自上海。到了“文革”后期，昔日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留下的各种“后遗症”开始显现。当年从城市里一路欢歌而来的热血青年，被遗忘、抛弃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激情已经耗尽。他们饥寒交迫，回乡心切，一股巨大的知青返乡潮正在酝酿、激荡，在云南形成一个十分棘手的重大社会问题。

我父亲到云南工作后，相继收到很多上海干部、群众的来信，反映他们的知青子女在西双版纳等地的生活窘况，希望我父亲能够予以关心，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有很多来信，我父亲是含着眼泪看完的。他下决心要到西双版纳去看望这些上海老百姓的子女们。

从昆明到西双版纳山高路远，不通飞机和火车，只能乘汽车。这段漫长的公路相当不好走，也很危险，不少路段一边是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其中还要经过不少少数民族的村寨，据说这些少数民族认为汉族人种好，就经常拦截过往的汉族男子，强行招亲。出于安全考虑，昆明军区王必成司令员专门派了一个加强连护送我父亲到西双版纳。临行前，王必成司令员还向随行人员作了动员，交代任务，反复嘱咐一定要注意安全。行进路上，前面开道的是一辆大卡车，坐着一车战士，架着机关枪，高度戒备。中间是我父亲乘坐的军用吉普车。后面同样是一辆大卡车、一车的战士，架着机关枪，才安全到了西双版纳以后。

到知青点后，父亲以家长亲情倾听他们的倾诉，了解他们的处境，帮助很多知青解决了实际困难，其中不少人后来茁壮成长起来，并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如曾任云南省副省长、现任国家旅游局局长的邵琪伟，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冯小敏等。我父亲就是这样，即便是职务低就，他也忠诚地履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

60.“上海有个杨西光，你认识吗？”

1977年3月3日，中央决定调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当时，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兼任第一副校长。3月25日，耀邦正式走马上任，开始新的征战。

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快半年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广大干部、群众一直强烈要求彻底解决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和遗留问题，全面拨乱反正。但是，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却维护毛泽东在晚年犯下的错误，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左”的路线。华国锋的这一立场得到分管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的全力支持。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突然同时推出了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社论还说，“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斗了半个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八亿人民、三千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两个凡是”一出笼，国内一片哗然。照此逻辑，毛泽东于1976年初发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否仍要继续？矛头直指“四人帮”而又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天安门事件”到底应不应该平反？“两个凡是”与“四人帮”在被粉碎前指使“梁效”发表在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上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又有何不同？怎么回事？什么意思？还要搞自相残杀的“阶级斗争”吗？还要再来一次“文革吗”？谈虎色变，人们刚刚松驰下来的神经重又紧绷起来。

《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是汪东兴根据华国锋的意图，让曾经担任康生的秘书、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理论组组长的李鑫负责主持起草的，发表前经汪东兴审定、华国锋批准。“两报一刊”无人参与撰写，甚至无人知晓，就连刚组建的中宣部也蒙在鼓里。文章发表后，中宣部负责人耿飚在讨论会上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两个凡是”随后在3月10日至22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4月10日，尚未复出的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帅和党中央，就“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中央于5月3日转发了此信，肯定了小平的正确意见。小平倡导“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有力回击了曾经泛滥一时片面歪曲篡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不良风气，促进了各行各业在思想上、理论上开始拨乱反正。

“两个凡是”再次把中央党校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

中央党校是中共中央培训中高级干部和直接掌握理论、思想、舆论的重要阵地。正因为如此，这里始终是重大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十年浩劫中，康生、曹轶欧、江青一伙通过制造揪“杨家将”和“林家铺子”等一场又一场政治劫难，把中央党校搞得乌烟瘴气，满目疮痍。粉碎“四人帮”后，党校仍然由造反起家的人撑权，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甚至还认为党校现在的领导班子“是康老亲手培养起来的好班子”。

（“杨家将”：1963年，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献珍，因“合二为一”论遭到批判。“文革”中，杨献珍又因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被打成“叛徒”。党校里凡是与他在工作上有过较多接触的干部、老师都被列为“杨家将”，受到株连和打击。“林家铺子”：“文革”初，中央党校原校长林枫，因与彭真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彭真被打倒后，他也随后被打倒。校内凡是在工作上与他有过较多接触的干部、老师被归入“林家铺子”，受到株连和迫害。）

耀邦到任时，他所看到的几乎是一座空校，没有学员，老师们大都在“五七干校”劳动，大部分校舍被部队占用着。他想在校内选一个干部到身边作文字工作，一连提了几次都被造反派头头否定了，最后不得不请几位老干部一起出面，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此情况下，耀邦一到党校，就发动了一场针对“两个凡是”展开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7年5月，耀邦在中央党校一次会上提出，要把林彪“四人帮”搞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为了适应这一需要， 耀邦在紧张筹备复校开学的同时，着手创办一份能够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的内部理论刊物。他希望这份刊物成为“真理的投枪和匕首”，从思想上、理论上实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耀邦将之定名为《理论动态》，要求刊物每期刊登一篇文章，文章要有针对性，要短小精干、活泼生动。刊物每五天出一期，一期一个主题，共三四千字。7月15日，该刊正式创刊，上面刊载了一篇题为《“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的文章，向“两个凡是”开了头炮。此后，《理论动态》相继推出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按劳分配是否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的探讨》、《以新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文风和认识路线》等极具震撼力的理论文章，一时成了国内反极左思潮的最前沿。其中，《文风和认识路线》最早在拨乱反正中提出并阐述了实践标准问题，人民日报于1978年1月9日予以公开发表。耀邦对《理论动态》的办刊人员说：“你们别小看这个刊物，如果我们把它办好了，就等于在党校的院墙以外，办了一个更大的党校。”

就在《理论动态》创刊的同一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中央这次全会通过决议，宣布恢复小平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中央的这一决议，是人们久已期盼的，顺应了党心民意。小平一复出，就亲自主持教育和科学两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他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小平特别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耀邦办《理论动态》，受到小平等领导同志的支持。小平看到创刊号上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后，要中央办公厅人员打电话告诉耀邦，他基本上同意文章提出的观点。

10月9日，中央党校举办了十年来的第一个开学典礼。耀邦从邓小平提出的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原则出发，提出中央党校要成为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成为恢复并发扬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他倡导教学上以自学为主、以读原著为主，同时要求学员学会独立思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鼓励大家敢于独立思考、畅所欲言，在开展“揭批查”的整风学习会上，耀邦宣布“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指不往个人档案袋里装整人的“黑材料”）。开学后，耀邦把这“四不主义”推广到学员中，消除了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不敢讲真话的顾虑。杨西光当时作为党校高级班的一名学员，受到了思想解放最前沿理论研讨氛围的熏陶。

中央十届三中全会期间，李先念约我父亲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把你从云南调到湖北，湖北工作很重要。”7月29日，我父亲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结束了在云南为期半年的工作，飞抵武汉，开始履行历史转折时期中央赋予的新的使命。小半年之后的12月10日，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仍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就在这个月里，我又跑到北京，去中央党校看望耀邦伯伯，带着一肚子的问题请他解惑。

耀邦的宿舍在53号楼。我从中央党校的正门进去之后，一直往北走，穿过大礼堂再往北走就到了。这是一座两层的小楼，从南门进去，即是一个大客厅。耀邦的秘书梁金泉出来招呼我，并让我等等。过了一会儿，耀邦出来了，见到我非常高兴。我向耀邦汇报了父亲调湖北工作后的一些情况。我说，湖北的问题非常复杂，方方面面的工作都需要逐步理清，我父亲正在考虑怎么把这些工作抓起来，特别是首先抓哪方面的工作。耀邦说，他到中国科学院主要抓了科技汇报提纲，到中央党校创办了《理论动态》，到中组部又创办了《组工通讯》。“导向极为重要。我到这几个地方，主要都是抓刊物，抓思想指导。思想不统一，行动就会乱套。”

耀邦以前与我一次谈话时，曾鼓励我对今后充满信心，强调共产党是有战斗力的，他当时曾引述了恩格斯的一句话：“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进步作为补偿的。”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灾难，但是他相信灾难之后，中国共产党必将以巨大的进步补偿这次大灾难。这次见面，他又重提这句话，并问我：“你知道出处吗？”我说，只知道是恩格斯说的，但没有查过出自哪里。（注：后来，我查阅到，恩格斯的这句话出自1893年他写给丹尼尔逊的一封信中。）耀邦说：“中国共产党正在以巨大的历史进步来补偿‘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今后的中国要靠你们这些40年代出生、60年代毕业的年青人，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

耀邦还问我：“小津，上海有个杨西光，你认识吗？”我说：“我认识啊。”耀邦就让我跟他讲讲对杨西光的看法。我说，杨西光以前在张学良的东北军里作地下党员，后来一直在文教战线工作。他在福建省委也工作过，在上海复旦大学曾作过十年党委书记，后来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他政治思想很强，理论水平相当高，对宣传文化战线的工作相当熟悉，特别是做知识分子的工作，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我还告诉耀邦：“北有清华，南有复旦，这两所大学水平都差不多。杨伯伯被解除监禁后，我与他经常聊天，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后来我才知道，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后，正在考虑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的人选问题。那时，光明日报的问题比较严重，他想让杨西光到那里把工作抓起来。

后来，正是在耀邦的支持下，杨西光主持修改并决定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最终打破了“两个凡是”禁锢在人们身上的思想枷锁。

61.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

可以说，没有耀邦在中央党校掀起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就不会有后来杨西光在光明日报上主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石破天惊的理论文章，更不会有打破“两个凡是”这道思想枷锁的激烈讨论与交锋。

1978年3月，杨西光正式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5月，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上拟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杨西光的注意。

这篇文章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杨西光毅然决定从专刊上撤下这篇文章登在一版上，并建议先对文章作重大修改，主要针对理论与实践关系上一些混乱思想作较充分的论证，要进一步触及当时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在主持对该文进行几次修改后，杨西光仍觉得内容尚不成熟，希望得到耀邦的大力支持，并请《理论动态》帮助修改。当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也在撰写同一主题的文章，就把两位作者都请来，一起讨论修改。

文章又几经修改后，送耀邦审定。耀邦阅后十分兴奋，连声叫好。为了突破新闻审查这道关，耀邦经过周密策划，抓住华国锋出访朝鲜的时机，于1978年5日10日先在《理论动态》第60期上，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刊出。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予以转载，新华社当天也全文转发全国。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予以转载。13日，15家省报争相转载。

仅从这篇文章四个部分的小标题，就可看出其巨大的冲击力：“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说：“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完全粉碎……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现实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道出了长期以来饱受 “左”倾错误思潮之苦的广大党员和民众的共同心声。文章看似阐述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问题、思想路线问题，着眼点却是解决中国自“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各种“左”的错误尤其是近期的“两个凡是”论调搞得混乱不堪、亟待澄清的实践问题。

“一石激起千重浪”。用不着自上而下，层层布置，组织学习，人们争相购报，街谈巷议，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悄然展开了。

我父亲在湖北读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时，虽然还不了解这篇文章推出的背景，但是立即感到它有非常强的现实指导意义。父亲认为，这篇文章所提出的论点，不仅针对了林彪、“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而且还针对了“两个凡是”这道新的精神枷锁。回顾小平关于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论述，联系到湖北工作以来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到的一些问题，父亲深感这篇文章抓住了拨乱反正的根本。继而北京传来的一些消息，也引起了父亲的密切注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的第三天，主张“两个凡是”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立即表明态度，批评这篇文章的要害是指毛泽东思想为“枷锁”、“禁区”，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反动的，在行动上是“砍旗”的，还指责这篇文章“没有党性”，犯了方向性错误。

我父亲和湖北省委其他领导对引发极大争论的这篇光明日报文章“鉴别”了一番，坚持认为文章是“香草”，不是“毒草”，认为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上纲上线”的严厉批评是不对的。省委要求宣传部先组织理论工作者座谈讨论，并注意搜集各方面的反映。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明确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他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尖锐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一种倾向：“我们也有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想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小平的重要讲话，新华社当天就作了详细报道。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中央其他报纸、一些省市的党报都在显要位置发了消息。6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文发表了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湖北省委常委通过开会讨论形式，认真学习了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大家认为，要把林彪、“四人帮”在理论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乱纠正过来，正本清源，澄清是非，不能光靠领导机关发个批示、领导人作个报告就能解决的，还要靠群众参与来解决，要用民主的办法、讨论的办法来解决。常委会决定，要组织干部、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

6月中旬，省里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带回话说，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张平化召集各省代表团团长到钓鱼台开会，虽不肯直接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却特别叮嘱说，对光明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不能说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定论了，要提高鉴别能力。

汪东兴要求中宣部和《红旗》杂志“不介入”、“不表态”。6月15日，他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在会上当着数十个新闻单位领导人的面，严厉批评了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新华社社长曾涛，并发出了“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的警告。可是，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邢贲思写的一篇题为《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新华社予以全文转发，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于18日全文转载。

7月21日，邓小平找张平化谈话，要他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要设置禁区，警告他“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主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湖北省委于8月31日组织了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报告会，初步启动了全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当时，真正积极组织讨论的地区和单位还不多。不少党员干部，一是顾虑划不清“真高举”和“假高举”的界限，担心这场讨论会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二是认为这场讨论“中央没有文件，《红旗》杂志没有表态”，怕跟得不对，犯错误。

9月16日，小平在视察吉林时，再次就真理标准问题发表重要讲话，直接指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他说：“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想结合。”他说：“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9月23日至10月5日，我父亲顶住压力，在武汉组织了一个上千人的省委理论工作会议，专题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这是湖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理论工作会议。父亲请来了邢贲思、汪子嵩、马沛文三位理论专家作报告。父亲还代表省委作了长篇讲话，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要求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来一个思想革命。父亲还针对拨乱反正中遇到的阻力，强调“对前17年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经验，要敢于肯定，敢于坚持”，“只要是冤案、假案、错案，都应该昭雪平反”。

这次千人大会有力地促进了各级领导的思想解放，但是，也有的地方党委领导听了北京专家的报告后，感到他们讲的不是中央的指示，又没有中央的文件，感到回去后不好办。有人认为，仅仅依据报上有几篇文章就搞大讨论，对吗？行吗？还有的人听了北京理论家的报告很反感，甚至骂他们。个别人把这次省委理论工作会议比作“苏共二十大”，把几位理论家的报告比作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父亲等省委领导认真分析了这些反映，认为有人心存疑虑，出现这些反对的意见，并不奇怪。他们坚信这次理论工作会议的方向是正确的，决心把这场大讨论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

以召开座谈会、讨论会形式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省市越来越多。仅通过公开见之于报刊的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下半年，此类的讨论会有69次之多。其中，湖北抓得较早，且抓得很有成效，与耀邦在中央党校开展的思想解放运动形成了南北呼应的局面。

1978年五六月份，我再次去北京看望耀邦。为了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他要中央党校理论所研究室主任吴江写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正在与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策划在《解放军报》上发表。我说：“我在武汉听说，您跟我父亲通电话讨论真理标准的问题，社会上的抵制力量很大。您在这里坚持真理标准的讨论，我父亲和湖北省委的领导都很支持、很拥护。还听说您要取得罗大将的支持，不知怎么样？”耀邦说：“罗大将完全支持，解放军报马上就会发表。”

由于汪东兴对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已经发出了“下不为例”的警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这篇文章的发表只能另辟蹊径。而罗瑞卿从一开始就明确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的当天晚上，罗瑞卿就给解放军报社负责人打电话，要军报根据小平讲话精神，很快出一篇有份量的评论文章。罗瑞卿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这篇文稿后，认为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亲自主持修改。文章经多次修改后，又送耀邦审定。为了推出这篇文章，耀邦与罗瑞卿至少通了六次电话。

6月24日，在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后，按照罗瑞卿与耀邦的部署，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新华社同一天全文转发此文，开创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特例。各地媒体随后广泛转载，这篇文章是国内第一篇全面批驳真理标准反对者的文章，是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后又一枚“重磅精确炸弹”。此文也是罗瑞卿为党为国的最后一搏。文章公开发表40天后，罗瑞卿在治腿的手术中，猝发心脏病，不幸去世。

到1978年8月，从黑龙江省委开始，全国先后有27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公开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父亲代表湖北省委发表的文章，登载在10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省委第一书记及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们的公开表态，在整个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至此，真理标准问题已经形成了全党、全军、全社会关注并开展大讨论的焦点问题。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本来是要讨论农业生产和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却因陈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改变了原定的会议方向和议程，始终贯穿了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争论。陈云在会上作了《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的发言，提出中央应考虑解决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陶铸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康生的严重错误问题等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博得与会同志的热烈掌声。讨论中，“两个凡是”受到了严肃批评，汪东兴、张平化等不得不做出解释和检讨，华国锋在会议的总结讲话中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承担责任。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活动，充分肯定了实践标准，重新确立了正确的党的思想路线。

62.“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中首先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正是因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渐深入，才把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从“两个凡是”的桎梏解放出来，平反冤假错案才在重重迷雾中呈现了曙光。

1977年12月我到中央党校看望耀邦伯伯，他对我说：“小津，你来到正好。我们这里出现了揭发康生的小字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得很呀。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耀邦就告诉我这些小字报在哪幢楼，并对我和梁金泉秘书说：“咱们去看看吧。”我们就去党校院里的16号楼看揭发康生的小字报。

路上，耀邦对我讲了他对康生的印象：“康生这个人就爱整人，总是怀疑这、怀疑那。他的这个毛病在延安整风时就很突出，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还是这样，一直没改。他在党内的历史，几乎尽是耍阴谋的历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看来康生的问题不久肯定要揭开的。”他说，康生虽然在苏联受过“正规”的马列主义教育，算得上是党内的一个有资历“理论家”，但他却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多变的人物。此人城府很深，善于玩弄权术和整人伎俩。“文革”中，被他点名、审查、残害的人实在太多了。

康生长期居于中央党校的“太上皇”地位，在这里拉帮结派，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解决康生的问题，当时是中央党校实现拨乱反正的重要一环。不揭批康生，很多拨乱反正工作无法深入下去，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就难以肃清。有人在1977年9月的党校整风会上提出：“对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的问题，究竟能不能揭批？”耀邦当场明确回答：“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直接的领导，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不过他又谨慎地叮嘱，“对康、曹提意见，要限于在党内会议上，要把材料及时上报中央，不外传。”

12月8日，哲学教研室的几位同志想写揭发康生的小字报，请担任党校副教育长、与耀邦关系非同一般的冯文彬去征求耀邦意见。当天中午，冯文彬回复他们：“胡耀邦同志讲了，贴康生的小字报这件事，我们既不提倡，也不反对。”下午，由韩树英等五人署名的一张小字报就出现在16号楼一层走廊西头的墙上。几个小时后，又出现了一些小字报，从一楼一直贴到三楼，观看者络绎不绝。

12月中旬，中央党校连续四天召开全校工作人员大会，放手让教职员工揭发康、曹的罪行。年底时，根据耀邦的意见，中央党校和中组部共同整理了一份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干部名册，由耀邦带到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看到罪大恶极的康生之所作所为，无不义愤填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康生的问题终于列上议程。后来，康生被列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受到了正义的审判。

耀邦一到党校，就着手清理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关的人和事，“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1977年夏天，刚刚复校的中央党校根据十一大精神，研究所谓中共第九次、第十次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也就是研究“文革”中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问题，研究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人员拿出“讨论提要”后，耀邦很不满意。他在校党委扩大会上对执笔人员说：“你们的稿子不能用，是抄的。”“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宣传了错误的东西，这个不行。”“我们搞党史研究工作，对‘文革’这十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不能照抄照搬现成的东西，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辩别是非的唯一标准，否则就不是科学态度。”说到激动时，他针对稿子中存在的问题脱口而出：“什么‘二月逆流’？是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嘛！”他还要求去掉强加给刘少奇同志所谓“叛徒、内奸、工贼”这三顶大帽子。

1978年底，已兼任中组部部长的耀邦，在去掉了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用语的“讨论提要”稿件上批示：“这份材料发下去，意见分歧可能发生对刘少奇的错误这个问题上，不过不要紧，议论纷纷有好处嘛。”耀邦对待刘少奇这一“文革”中也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冤案的解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康生的问题浮出水面后，中央党校迅速为在“文革”中被他诬为“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教职员工平反昭雪。在两年多时间里，耀邦领导下的中央党校，先后对163个案件和1358人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平反，其工作量之巨大、行动之坚决，在全党、全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一位教授听说了中央党校平反冤假错案情况，感慨之余，写了一首“打油诗”：“全国大气候，‘左’得吓死人。藏龙卧虎地，细皮嫩肉身。频繁搞运动，学府多冤魂。平反清材料，三百六十斤。”

时任中央委员、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出于对打倒“四人帮”抵触情绪，对上访者冷若冰霜，对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百般阻挠。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前往中组部上访时，他竟叫人挡在门外。很多老干部们出于义愤，写了大字报，贴在中组部大楼上，郭玉峰认为老干部到中组部贴大字报与胡耀邦有关，他不仅把这些大字报送到了人民日报社，还嚣张地把部分大字报送到耀邦在富强胡同的家里，其行径之龌龊，足见其小人之肚量。耀邦见状，气愤地说：“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胡耀邦立即在人民日报上组织发表了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有力地呼应了他此前在人民日报组织发表的《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中指出，当前落实干部政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党委没有彻底摧毁“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他们在暗中活动，抵制和破坏干部政策的落实。文章还针锋相对地指出：无产阶级的原则是“有错必纠，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原则。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凡符合事实的结论和材料，不能“一风吹”；反之，即使只剩下一个“尾巴”也不能留。人民日报还配合编发了几篇群众来信，并把有关大字报内容整理汇编成一期情况汇报，题为《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并以报社党委的名义送中央主要负责人。

耀邦组织的这两篇有关干部政策的文章见报后，又引起轩然大波，一方面是广大干部群众来信、来电，拥护和赞扬两篇文章的观点，强烈呼吁深入平反冤假错案；而郭玉峰认为文章是大毒草。还有的人指责这是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甚至某些以“理论权威”自居者打电话质问：“人民日报到底代表谁说话？”

面对抡起的大棒，耀邦对人民日报社的同志说：“自从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刮得很猛，简直是十二级台风。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会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

郭玉峰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不久，中央撤销了他的中组部部长职务。一坨因历史的误会被冲上海滩的泡沫，又因历史的必然被阳光蒸发了。

1977年12月15日，耀邦作为中央新任命的中央组织部部长，第一天到坐落在西单闹市区的中组部上班。这里的同事们用鞭炮来欢迎他的到来。耀邦在19日的中组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动员说：“现在可以说是积案如山，步履艰难。这山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一时难以说清楚。仅仅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究竟伤害了多少自己人，也没法说清楚。还有，建国前由于历史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如被捕被俘人员问题、延安‘抢救运动’的遗留问题、‘红旗党’与其他一些地下党的悬案、当年苏区的‘AB团’冤案等等，又有多少冤魂在呼求平反昭雪，谁能说得清？”耀邦说，平反这些冤案，中央组织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阻力可能是很大的。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是很多的。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艰难程度就如登喜马拉雅山。不管如何艰难，我们也要有“会当凌绝顶”的决心。

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制造的冤假错案，其数量之大，手段之残忍，是我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仅受到立案审查和处理的干部，就有数百万之众。而当时以华国锋为主要负责人的党中央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这个问题上，只是规定对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予以释放、撤销处分，对“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这是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最大障碍。此外，当时一些制造和批准冤案的人仍然占据着某些领导岗位，坚持派性错误思想的仍大有人在。

“要下油锅我先下，要上刀山我先上，要入地狱我先入。”耀邦就是以这样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披挂上阵的。
63.“两个不管”暖人心

耀邦刚到中组部时，每天都有数百人到中组部上访。申诉冤情、吁请解决问题的群众来信，像雪片一样飞向中组部，一个月的来信可装6麻袋。

耀邦在中组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诚恳地向大家提出两条要求。第一条，大家要共同努力恢复与发扬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共产党的组织部门建设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扫除这些年来“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恶习，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底，都能感受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把郭玉峰他们过去紧跟“四人帮”迫害老干部的那股阴风一扫而光。第二，“今后如有蒙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同意，任何人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耀邦到任不久，中组部就相继成立了“老干部接待组”、“安排待分配干部工作组”、“右派工作改正组”，分别由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萍、曾志和杨士杰任组长。

耀邦在做群众信访工作上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刚开始时，每天寄给他的群众来信多达几十封甚至上百封，他挤出一切可能的时间处理这些信件。三年中，他亲自批办的群众来信多达2000多件，每天平均批办30多件。

到中组部或富强胡同家里找耀邦的上访人员也非常多。无论是谁，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事大事小，耀邦总是热情接待，竭尽全力帮助解决问题。

一次，72岁高龄的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局、中央档案馆负责人曾三，在老伴沈义的搀扶下，来到中组部大门传达室，只给胡耀邦留下一封信，没说几句话就走了。这二老都是2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与耀邦夫妇是几十年的老战友，在“文革”中历经磨难。粉碎了“四人帮”，曾三被恢复了正部级待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房管处给这两位老同志分了一套房，但该局政治部的人却横竖不让搬。万般无奈，二老只得上访中组部，找耀邦这位老战友帮忙解决难题。耀邦看了这封信，忙问：“曾三、沈义同志呢？”得知他们已经走了，耀邦叹了一口气。他当即停下正在进行的会议，激动地向与会的同志宣读了这封来信。他说：“现在硬是有这么一些人，不把许多老同志整个死，也要把他们整脱一层皮，处处、事事都刁难之极！”

胡耀邦看了一封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205位干部的联名信后说：“这简直是瞎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怎能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耀邦又在落实205位干部工作的《情况简报》上批示：“这个材料很值得一看；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限定时间，做完该单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处理；立即考虑其他单位也推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办法。”

汪东兴控制的中央专案领导小组是“文革”中为审查中央和地方主要领导干部的问题而成立的，下设三个办公室及“5?16”联合办公室等机构，当时仍把持着各种申诉案件和干部问题。中组部要求其提供与冤假错案平反有关的档案材料，他们不肯交出，还以“这些案子是我们管的，没有受‘四人帮’的干扰”为由，不让中组部插手复查，甚至到1978年5月，中央作出将中央专案机构的案件及材料全部移交中组部的决定，他们还是置若罔闻，一拖再拖。于是耀邦就不与他们纠缠，直接向中央汇报，不再受“专案办”的牵制。同时，他广泛发动和依靠干部、群众，一年内召开了十几个座谈会，研究了数百个不同类型的案件，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

为推动一般干部政策的落实，中组部拟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组织部长和中央各部委有关负责人会议，也未获批准。耀邦就领导中组部走群众路线，于1978年2月至4月间分六批召开了有28个省、市、自治区和22个中央国家部委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小型疑难案件座谈会，共讨论疑难案件近两百件。耀邦在这些会上强调，落实干部政策决不是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是非分清、是不是真正地坚持原则的问题。

耀邦到中组部不久，就创办了《组工通讯》这一内部刊物，锻造了又一把与“两个凡是”作斗争的“真理的投枪和匕首”。《组工通讯》上的许多文章都是由耀邦亲自出题目、定内容的。从1978年6月起，该刊相继推出《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个需要澄清和正确处理的问题》、《认真清理被指挥为“恶攻”的案件》、《右派错案的改正工作一定要抓紧》等一系列重要文章，为平反冤假错案鸣锣开道，其中有多篇文章被人民日报公开转载，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1978年9月20日，由耀邦建议中央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在京举行，耀邦主持这次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会前，耀邦在讲话稿中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论调，特别提出“两个不管”的观点，即：“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切实之词，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讲话稿事先送审时，这段话被删掉了。可耀邦在会上仍然顶住压力，脱口而出，令全体与会者深受鼓舞。这样精彩的“两个不管”，在会议编发的《简报》中又被删去了。耀邦问负责会议日常事务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长张耀祠：“你这是何用意？为什么要删去这句话？”张回答：“这是汪副主席让删的。”

会议闭幕时，汪东兴作大会总结讲话，说“两个不管”的说法不妥。会后，倔犟、执拗的耀邦又找汪东兴等人辩论“两个不管”究竟有何不妥。有人质问耀邦：“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么办？”耀邦说：“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也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被实践证明了的冤假错案，我们也应该平反改正。”又有人胡搅蛮缠地问：“那么国民党时代定的冤假错案，难道也得由我们去平反？”耀邦当即回击：“国民党统治都被我们推翻了，他们搞的冤假错案就自然而然地被平掉了嘛！”驳得对方无话可说。

此后，“两个不管”成为耀邦领导和组织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经常提及的一句话，成为全党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破城锤”。这句名言后来还写进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对于全国几十万名“右派分子”的平反问题，耀邦领导和组织了一系列会议，统一认识，排除“两个凡是”的影响。胡耀邦说：“阻力还是很大的，关键还是思想观念的解放。我们是执政党，如果连群众一点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都听不进去，都视为反党，又怎能领导好、建设好这么一个大国呢！定成右派，一下子就是二十年。有些知识分子，恰恰是爱独立思考、有见解的人，不愿意唯唯诺诺，不喜欢说一不二。而我们国家需要的是人才，不是奴才啊。要真正做到彻底唯物、实事求是，就要勇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改正自己的观念，纠正自己的不妥行为。听不得不同意见，怎么能做到实事求是呢？不给几十万右派分子平反改正，怎么能说得上实事求是呢？”到1980年，有45万人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改正“右派”工作才基本结束。

在全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推动下，1978年11月，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了关于查处“文化大革命”及以前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为“七?二〇事件”平反，是以我父亲为首的湖北省委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一项重要工作，阻力重重，曾多次向中央领导汇报。

“七?二〇事件”发生在严重动乱的1967年。林彪、“四人帮”以要挖“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为名，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军队。在华中重镇武汉，街头上到处是“打倒陈再道”（注：陈再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标语、大字报。江青明目张胆地叫嚣“要冲一冲武汉军区”，疯狂为造反行动煽风点火，造成两派群众的矛盾激化，甚至发生大规模的武斗。7月，谢富治、李作鹏、王力等来到武汉挑拨是非，造成武斗升级，交通中断，机关瘫痪，工厂停产。叶群给林彪的死党、武汉空军原副司令刘丰打电话说：“武汉的形势要变”，“有事找王力，听王力的”。7月20日，武汉很多人上街游行。这一天，驻汉部队指战员和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成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把王力弄到武汉军区说理斗争。这事后来被林彪、“四人帮”抓住大做文章，说成是揪斗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叛逆事件”，把军队说成是“叛军”，把“百万雄师”组织说成是“百匪”、“反革命组织”。一大批干部和工农兵群众惨遭迫害。武汉军区领导人被诬为“军区一小撮走资派”，“百万雄师”各级组织的头头被打成“一小撮坏头头”，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打成“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他们的家属也受到无情株连。这些人有的受到揪斗，有的被长期关押，有的被打死、打伤。“文革”结束前后，湖北军民一听到“七?二〇事件”，就满腔愤怒，民怨极大。

父亲到湖北工作后，不断收到群众来信，不少人找他面谈，要求为这一事件及相关人平反。他经过一番调查研究，认定这是林彪、“四人帮”为反党乱军、篡党夺权而制造的一起大冤案，应予彻底平反。1978年9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展不久，湖北省委就向中央写了《关于为武汉“七?二〇事件”平反的请求报告》。11月至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李先念找我父亲谈话。父亲问起了湖北省委报上的关于为“七?二〇事件”平反的事，他们说看到了，叶帅也看了，但中央政治局还没有讨论。这次会上讨论时，父亲重提要为武汉的“七?二〇事件”平反，也谈到应该弄清楚上海“一月风暴”的性质，受到很多老同志的响应。11月26日，中央在会议期间正式批准湖北省委的报告，决定对“七?二〇事件”公开、彻底平反。28日，我父亲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王平等请假赶回武汉，主持召开了有1700万人收听的全省有线广播大会，宣读了中央为“七?二〇事件”平反的文件，武汉顿时成了欢庆的海洋。

湖北省委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复查、平反其他重大冤假错案。湖北省委采取了开展“大信访”，制定单项政策，成批解决问题的工作思路。1979年10月，在中央信访组的指导下，省委向各地、市派出120多人工作组，检查处理信访问题，帮助后进单位解决问题。这些干部认真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解决了一大批问题。经过三年的努力，湖北省绝大部分冤假错案已基本处理完毕，先后有60万人恢复了名誉。198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印发的简报上报道了湖北的经验，题为《湖北省因地制宜制定政策，成批解决上访问题》。耀邦阅后，给予充分肯定，并批示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参阅。

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父亲与耀邦始终在认识上高度一致，在工作中相互呼应。在这拨乱反正的关键历史时刻，我继续在两位父辈之间充当着“通讯员”角色，帮助他们传达彼此关切的信息。

64.彻底肃清“文革”的流毒

在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支持下，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不断取得突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文革”中一大批受到迫害的干部和老同志被分配和安排了工作，其中一些人还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天安门事件”等一批轰动全国的重大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方针、政策、理论、方法等根本性问题，基本扭转了举步维艰的工作局面，极大推动了全国各地此项工作的开展。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经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有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纠正，数以千万计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以解脱。

在“左”的流毒，特别是“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影响尚未完全肃清的情况下，特别需要通过对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来进一步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把拨乱反正各项工作引向深入。

1978年12月2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3天，中央就任命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分管中央日常工作和宣传工作，同时仍兼任中央党校副长。宋任穷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针对汪东兴控制的中央专案组，对平反冤假错案的消极抵触，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撤销中央专案机构决定，由中组部接管中央专案组所有档案材料，一大批被有意尘封的重大冤案、错案终于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候。中组部立即展开复查平反工作，同时把彭真、李维汉、陆定一、帅孟奇、王鹤寿、王光美等在外地监督劳动或甚至在押的老同志都解救出来，让他们与家人团聚，有病的得到治疗。

王光美后来回忆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中组部接收专案工作的当天，果断地将我从秦城监狱放出来，并安排孩子们和我住在一起。我终于结束了将近12年的囚禁生活。”王光美出来后，一家人被安置在厂桥的中办招待所，有人竟以“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恨你为由”，限制她外出活动。刘少奇之子刘源就找到耀邦的女儿胡曼丽，请她向耀邦反映一下这个情况，要求给母亲换个地方住。耀邦听说后，立即请王光美住到中组部在翠明庄的招待所。耀邦家当时住在富强胡同，离翠明庄不远。王光美在刘源的陪同下去看耀邦。谈话中，耀邦又提到了“文革”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举手表决通过少奇同志审查报告那件事。他说：在那种情况下，只有陈少敏同志一个人没有举手，所以你们见到有些同志时不要有情绪。

1979年2月，经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批示，中央决定由中纪委、中组部组成联合复查组，复查刘少奇一案。一年后，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正式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

从1979年到1980年，包括彭真、陆定一、陶铸、谭震林、刘澜涛、习仲勋、安子文、帅孟奇、王任重等在内的445名党的高级干部，由中组部作出结论并报中央批准，得到平反昭雪。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我父亲和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的胡立教等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魏文伯的事情拖了好几年了，到现在还不解决？”他们的发言上了三中全会的简报，促使魏文伯的问题很快得以解决。1978年12月底，魏文伯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79年司法部恢复后，魏文伯出任了“文革”后第一任司法部党组书记兼部长，重新组建司法部。

1979年1月，中央转发了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为在“一月革命”中被公开点名的曹荻秋等同志和所有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

……

据统计，“文革”前，全国共有副部级以上干部1253人，“文革”中受到冲击的有1011人，受冲击人数比例高达81%。其中，被诬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等罪名分子的有453人，占总数的36%。中组部从1978年开始到1980年底，先后对这453名省部级以上干部进行复查或审理，全部为他们落实了党的政策。

坚持实事求、有错必纠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直接影响带动了其他领域拨乱反正工作的开展。例如，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各界知名人士平反问题，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等等。

任何一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都是一项凝聚人心的伟业，都需要排除“左”的阻力和干扰的勇气。以处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例，据不统计，全国“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各种案件高达上百万件，涉及数百万人，影响到上千万人。

在革命老区湖北，我父亲妥善处理了“中原突围”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1946年，中原军区部队6万余人和新四军五师3万余人在完成战略钳制任务后，在中原地区被国民党大部队包围。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五师党委决定紧急突围，组织战略转移。由于当时情况紧急，环境险恶，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保存革命力量，部队在突围前进行了精减复员，突围中又动员一批干部战士分散隐蔽。这些人都不愿意复员，不少人是被“骂着”、“赶着”离开部队的。突围前，中原局和五师党委还作出过指示：凡分散隐蔽的干部战士，只要不暴露党员身份，不出卖同志，可以以战士的身份自首。刘邓大军南下后，一部分隐蔽和掉队人员陆续归队，未能归队的人员因来不及通知，就散居在社会上。解放初期，中南局和湖北省委对突围时隐蔽、掉队和散居人员的历史问题作了审查处理，其中一部人通过审查，恢复和安排了工作，大多数人则被遣返回乡。在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些人受到了冲击，有的人被当成“叛徒”、“变节分子”受到不公正对待，遗留下一系列问题。

从1979年初开始，不少当事人和知情人纷纷给湖北省委及我父亲写信，要求解决这一历史问题。据统计，中原突围中，全省共有1.2万余复员、掉队人员散居在社会上。1980年7月，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张执一给父亲写信反映此事，并将中原突围干部写给中央的报告转给我父亲处理。我父亲立即责成省委组织部研究，提出处理意见后，上报中央。8月，耀邦对报告作出了批示，指示湖北、河南两省委拟定具体实施办法再报中央。在湖北省委讨论此问题时，我父亲说：“中原军区和五师在解放战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原突围中复员、隐蔽、掉队和散居同志的处理上，‘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过去被打成‘叛徒’、‘变节分子’的，应予以纠正，恢复名誉。”父亲还建议省里拿出120万元，对这些人员的生活给予妥善安排。省委同意了这些意见，并于1980年12月向中央报送了专题报告，经中央批准后即在全省全面展开复查工作。

经过复查，对这部分人员一律给于复员军人待遇，过去没有作结论的，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结论不当的作出纠正；在生活上，除按国家有关的优抚政策规定，为他们落实生活待遇外，对错误处理的人员和年老体弱、生活无依靠的人员也进行了适当安置。经过复查，全省有近3.7万人的各种问题得到了合情合理的解决，其中有865人恢复了党籍。

湖北省委对其他历史遗留问题也组织力量进行了复查处理，如当时在白区坚持地下工作的人员的问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因苏区的错误肃反遗留的历史问题、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等，为相关人员实事求是地落实了政策。直到1982年底，全省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才基本结束。

拨乱反正的春风，也吹进了农、工、商业以及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涤荡着“文化大革命”残留下来了“左”的流毒。各行各业，都在按照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改革要求，不断突破“左”的思想束缚，驶入健康的发展轨道。

农业问题涉及几亿中国农民的切身问题，是“中兴伟业”的基石。而中国的改革正是从农村开始的。我父亲在湖北，直接经历了“大包干”改革这项民心工程实施的全过程，思想认识上也经历了一个“不赞成—部分接受—尤其优越”的过程。(注解：“大包干”：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安徽首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非正式文件的形式下发了两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要求坚决纠正平均主义，认真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提出了“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工，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为三种改革方式。”但是，文件同时也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湖北省委常委在讨论中赞成中央的意见，认为只要恢复“文革”前的劳动和报酬制度，再以改善和健全，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同时也认为包产到户会影响集体经济，会滑到分田单干，不能搞，所以对于中央所提出的三种方式，省委较倾向于前两种，对联产计酬尚有顾虑，怕难以控制，会导致中央明令禁止的“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一年后，虽然全省实行的这种小改小革也见到了实效，但广大农民并不满足，要求进一步改革农村集体经济高度集中，统一经营的管理模式弊端。此时，率先尝试“大包干”改革的安徽省传来成功经验，使湖北省农村中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越来越高。与全国一样，省内干部和群众中对于是否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问题产生了广泛的争论，一些生产队还从1979年就开始暗中搞了起来。

1980年6月，正当湖北正在思考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路子时，小平将从四川来鄂视察。我父亲利用这个机会，提前到四川迎小平，同时也学习四川的经验。通过这次学习与一路陪同小平视察，我父亲收获很大，回来后，对本省的干部说：“联系产量责任制我们思想有些怕，怕滑到包产到户那边去，省里有些思想主要是我的思想影响。最近我到四川看了一下，思想有点解放。我问他们联系产量怎么样，他们说，这个问题一般讲清楚了，领导干部讲清楚了，能够掌握，没有问题，可以大搞。我说不要把生产队搞掉了，他们说没有，还是队为基础，生产队一级核算。开始我有点怕，就是思想不解放，思想不解放就怕。”

1980年8月，省委召开三届十六次全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农业和农村工作问题。会议提出了关于“解放思想，放宽政策，积极改革，搞活经济”的十二字方针，指出“绝不能继续株守大寨的框框”，并高度评价了联产计酬这种责任制形式。

次月，中央召开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是议题之一。我父亲讲了湖北省农村现行的责任制和计酬形式，还检查了自身的思想认识，讲到农业生产责任制今后怎么搞时说道：“提倡实行专业分工，包工包产、联产计酬责任制；派工包工、定额计酬的责任制也是一种较好形式，也要继续总结提高；评工记分作为一种辅助形式，也要存在，因为一个队里总还有一些农活不好包工包产，也不搞定额的。总之，坚持因地制宜和群众自愿的原则，千万不可一个模式，一刀切，一律化。”

这次会议形成了一份重要的会议纪要，就是随后下发的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的几个问题》。该文件中强调，要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明确提出“凡有利于鼓励生产者最大限度地关心集体生产，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和可行的，都应加以支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

党内对于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的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很不一致的，在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争论了很长时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农村工作中“左”的思想和政策的影响与束缚太深，背离了“一大二公”的模式就要受到批判甚至打击。特别是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对三年困难时期出现的包产到户进行严厉批判后，谁听到包产到户都会害怕和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小平在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过程中，倡导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不搞争论，拿事实来说话。这一新的领导方法，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提高了全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水平，加快了中国的改革进程。

粉碎“四人帮”后，以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先导，以平反冤假错案为契机，不断肃清长期以来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蔓延、肆虐的“左”的流毒，在各个领域大张旗鼓地开展全面拨乱反正，终于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国家幸甚，百姓幸甚。

65.“我不再需要你当通讯员了”

1980年2月，中央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会上酝酿成立中央书记处，最终决定由胡耀邦任总书记，万里、谷牧、王任重、宋任穷、方毅等老同志进入书记处任书记。小平、陈云、叶帅等老一辈对成立的中央书记处十分重视，并寄予了厚望。

在这次全会期间，我正好出差在北京。我到会议驻地去看望父亲时，正好看到了华东、华中、华北、西南、西北、东北等各个小组的会议简报和小组会发言内容，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在各小组讨论进入中央书记处的人选时，很多小组提议让我父亲进入中央书记处。不少会议代表在发言中认为，我父亲工作能力强，经验丰富，他在上海、湖北主政期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遭受了严重迫害。

会议期间，耀邦专门到我父亲的住处，谈大家提名我父亲进入中央书记处一事，之后还约我父亲到他的住处又专门谈了一次。事后，父亲告诉我，小平、陈云、叶帅、耀邦曾多次考虑他的工作变动问题。一是考虑让他回上海做市委第一书记，二是考虑让他进入中央书记处，可是后来都因为湖北省各项拨乱反正工作刚刚展开，我父亲如离开省委第一书记这个岗位，一时又没有更合适的人接替，所以中央才决定暂不调我父亲到中央书记处工作。

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京召开。这次会上，中央下决心调我父亲到中央书记处工作，小平、陈云、耀邦、尚昆等中央领导都找他谈过话，拟让他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军委领导、总政治部主任。小平为我父亲到军委任职一事，还与叶帅、聂帅、徐帅等其他军委领导商量过，还与其他各大军区及三军领导打过招呼。所以，在十二大开幕当天，坐在大会主席台上的三军领导、各大军区的领导，如张廷发、刘华清、叶飞、廖汉生、饶守坤等见到我父亲时都称呼他“陈主任”，还给他敬礼，说向他报到，希望会议结束后向他汇报、请示工作。军委办公厅的有关人员还专门给我父亲和他的两个秘书乔晓阳、陈兆金量体裁衣，制作军装，两位秘书都很高兴。那次会议，我父亲作为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与湖北省代表团一起住在大窑堡空军招待所，正好上海、江苏、云南代表团的驻地也在那里。会议就餐期间，上海、江苏、云南的领导也都来看望我父亲。很多领导对他说：“陈书记，今后我们地方上的工作您还要多关心。过去您都很关心我们，不要到了部队，就把我们给忘掉了。”

没有想到的是，会议期间出了一个意外情况，改变了中央领导对我父亲任职安排。当时，中央决定余秋里也进入中央书记处任书记，分管政法工作。余秋里听说后，一是感到自己对政法工作不很熟悉，二是他知道中央的政法工作从50年代以来，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几年，都是由彭真同志主管的，而他觉得跟彭真共事不容易。于是，余秋里就托王震向小平提出：“我到书记处以后不管政法，能否与丕显同志调换一下，由我作总政治部主任，丕显同志作中央政法委书记，主管全国公检法工作？”

如果余秋里直接向小平、陈云提出他的想法，未必能得到他们的同意。余秋里是先把王震“王胡子”请出来，让“王胡子”替他向小平游说。随后，耀邦奉小平之命，来征询我父亲的意见。如果我父亲坚持，就还是维持他管总政治部、余秋里管政法的工作安排。我父亲比较豁达，对耀邦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到总政治部也可以，到中央政法委也可以。”

这样，经小平同意，余秋里就与我父亲在工作分工上作了调换。他非常感激我父亲。他在战争年代不幸失去左胳膊。在十二大大会主席团开会期间，余秋里就用他健全的右手，握起他空空的左衣袖子，当着众人的面，对我父亲作了一个揖，说：“阿丕，我感谢您。我要请你吃饭，连续三天请您吃饭。”然后三鞠躬，以此表示对我父亲深深的谢意。

我父亲在对待自己的任职问题上之所以如此豁达，是与他们这一代人特殊的成长经历分不开的。任何权力都是人民给的，是党的安排，不是任何个人的独享、炫耀之物。党的高级干部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普通党员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党让干啥就干啥。我所熟悉的耀邦伯伯也是这样一个人。他曾自豪地说：“我十几岁参加革命，从来就没想当什么官。”

1952年6月，中央委派耀邦到团中央任第一书记。他在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说：“中央调我来和大家一起做好青年团的工作，这是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就我个人来说，这副担子很重，但是我有信心搞好。因为有三个依靠：一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做好我们青年团工作的根本保证；二有一批有经验的，多年从事青年工作的负责同志，我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取得帮助，把工作搞好；三有我们青年团一支好的干部队伍和广大团员队伍。”他又接着说：“有这三条还不够，还必须请今天在座的同志们经常地监督我们书记处的工作，一旦发现我们有了缺点，特别是我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请同志们毫不客气大胆地提意见嘛，批评嘛！不要有顾虑，若是打击报复，你们就向中央告状嘛！告我胡耀邦的状嘛！”

1956年9月，党的八大期间，耀邦他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列入预定的97个正式中央委员名单里。他当时的心情不是兴奋，而是“无限的痛苦”。会议期间，他几次想站起来提出不要把自己列为中央委员，但老是感到难为情。快要散会时，他终于鼓起勇气，站起来说了自己的想法，可是大家说“不要谈个人问题”，就不得不坐下来。他实在忍不住，就写了一封信，请陈云、小平同志阅并转毛主席及原书记处领导，请求把自己摆在中央候补委员名单里去。他在信中写道：“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被提名为中央委员的。我决没有低估自己的，我曾经量过自己的分量。我这样计算过，如果我们党把领导核心选成一个二千多人的大团，大概我可以摆得上。后来决定选成一个大连（这是我衷心拥护的），在这个连里有了我的名字，心里非常不安。但又一想，做青年工作的没有一个人也不好，所以就拼命压制着自己，没有提，也没有同别的同志讲。至于由于提得太快，又没有把工作做好，因而欠了党的债，那以后还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去补偿。从这一点上说，我认为我这样做也是识大体的。现在97个正式中央委员的名单中又有我，我就完全想不通了。这样做使我太没有脸面见那些无论是过去多少年和这几年，对党的贡献都比我大几倍的绝大多数的候补委员。这对我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耀邦当选党中央主席兼总书记。我父亲告诉我，耀邦在会上讲了一段很有水平的话。耀邦说：“虽然我担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职务，但是有两点是没有因此改变的：第一，老革命家的作用丝毫没有变；第二，我的能力和水平没有变，我还是昨天的我……”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经耀邦改成的这幅名对联，称得上是对我的“红小鬼”父辈们价值观、权力观的最好诠释。

十二大结束后，我父亲向耀邦请假，回湖北交接工作。在全省干部大会上，父亲传达了十二大会议精神，并与大家依依惜别。他说：“五年多来，我在湖北工作、生活，跟同志们一道，经受困难的考验，也共同享受胜利的喜悦。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对湖北的感情也越来越深。现在服从党的安排，要去中央工作，所以我对湖北有一种留恋的心情。我想，今后时间过得越长，这种留恋的心情会越来越深的。”“湖北这个地方很好，湖北的干部、群众、党的组织都是很好的，解放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湖北的工作确实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现在我要离开这里，经过中央同意，我原来的工作交给韩宁夫同志负责，由他主持省委工作。我相信，今后，省委会把湖北的工作做得更好。”

父亲对湖北省的工作最后提出了五点希望。一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他说：“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如果不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重新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那么，平反冤、假、错案，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工业实行责任制，搞活城乡经济，及其他一些改革措施，都无从说起，无法贯彻。”二是要进一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三是要坚持团结大多数。四是要抓紧做好调整机构和整个体制改革的工作。五是希望湖北的工作走在全国的前列。他说：“湖北的工作基础是好的，不论是党的基础、干部基础、群众基础，还是工业基础、农业基础、科学技术基础，都是不坏的，应该争取使我们的工作走在全国的前列，力争上游，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和决心……过去有的同志常讲‘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好象很安于中游状态。我们不能有这种甘居中游的思想。”

1983年的春节，父亲是在上海过的。那一年，正好小平也在上海过春节。春节期间，小平的秘书王瑞林突然来电话说：“请丕显同志这几天不要离开上海，小平同志有事找。”

可是过了几天，还没有小平召见的消息。我父亲有点着急，就打电话问王瑞林，王瑞林说：“您不要着急，小平同志肯定是有重要事情找您。”不久，王瑞林来电话了，要我父亲到小平住处见小平。

小平对我父亲说：“你对上海的情况很熟悉，上海的领导班子要重新调整。我和陈云同志都认为上海的工作存在三个不足：政治上不足、思想上不足、组织上不足。”我父亲请示小平：“调整班子，主要有什么精神、什么原则？”小平说：“一、解决这三个不足；二、快刀斩乱麻；三、选好年轻干部。”

我父亲马上找当时的上海市委领导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等传达小平的指示，同时也向陈云、叶帅、耀邦、赵紫阳、宋人穷等同志汇报情况。他们都完全赞成小平的意见，让我父亲留在上海完成小平交给的任务。

在这次干部考核提拔中，阮崇武、倪天增、朱崇葆、钱学中、刘震元、李肇基、张定鸿、杨堤、陈铁迪、叶公琦、孙贵璋、吴邦国、黄菊等十多位年轻同志脱颖而出。我父亲带他们与小平见面，小平很满意。

调整上海市委领导班子期间，我父亲在上海市委作了两次动员讲话。这两次讲话的内容，事前都报告了中央，耀邦等中央领导作了批示。当然，如此大动干戈地调整领导干部，是不可能做到风平浪静的。上海的一些老干部、机关工作人员听了我父亲的两次讲话传达之后，有一些反映。对这次新提拔上来的领导干部，也是各有各的看法。但是，我父亲有中央领导的支持，又相当熟悉和了解上海的情况，他下决心迅速解决问题。针对班子调整中出现的一些不同意见，特别是对要退出领导班子的同志，我父亲多次找人谈话，有时一谈就是七八个小时，与有的同志谈了好几次。

调整后的上海市委新领导班子在中央一次通过。尽管如此，我父亲考虑到因为“快刀斩乱麻”，在干部的考核问题上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核实、外调、查清的地方，他交代陈国栋、胡立教等领导，要抓紧调查、核实那些未来得及核实的问题。他强调，这也是对年轻干部的政治生命负责，也是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负责。后来，胡立教直接到北京搞外调，核对有关问题。

调整完上海市委的领导班子之后，我父亲于1983年3月初回到北京，向耀邦详细汇报了有关情况。在回京前，小平同志又指示，让我父亲负责调整江苏省委的领导班子。

我当时正好在上海出差，后来也到了北京，住到位于中南海的家中。我很想见到耀邦伯伯，准备依照“文革”时期形成的习惯，把我在上海了解到一些情况说给他听听，供他参考。我知道耀邦伯伯有每天早上散步的习惯，就和他在中南海里“不期而遇”。我们边走边说，上海的事他也愿意听。但是，这却是我和耀邦的最后一次谈话了。

我汇报完了我想说的话后，耀邦微笑地对我说：“小津，十二大已经召开了，你爸爸已经到北京工作了。我们同在书记处工作，可以天天见面，直接面对面讲话，我不再需要你当通讯员了。我现在消息很多，全国党政军各方面的信息我都有，我不再找你打听消息了。我知道，现在是你们要到我这里来打听消息了。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跟你‘扯乱淡’了。”

我对耀邦的这句话没有思想准备，一时愣住了，但很快就领悟到，现在不是非常时期，已经拨乱反正了。党内有党内的纪律，耀邦伯伯现在已经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了，他再跟我这样一个普通党员、一个晚辈随意议论党和国家的高级机密，显然不合适。我马上说：“好，完全应该。耀邦伯伯，我懂了。”

时至今日，我仍然特别怀念“文革”期间和耀邦伯伯这对“忘年交”那样没大没小、无话不谈的经历!从1972年到1983年，我见耀邦伯伯50多次，其中1972年春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前有四十来次，粉碎“四人帮”后到1983年又有十来次。耀邦伯伯对我的耳提面命，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笔精神财富。所有这些“扯乱淡”，让我终生受用!


贴主:MMPPKK于2024_11_17 21:53:39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