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华 辛文玉：道体：总体与本体（1）

内容提要：近百年来，作为哲学的核心和基础的形而上学受到多方面挑战，遇到空前的困难，进入步履维艰的困境。不过，从形而上学的性质来看，这种困境并非“绝境”，而只是“转型”前的暂时困难。面对困境，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方法提供了解决困难的可能——返回世界本源，进而建构“总体本体”，而这个“总体本体”其实就是中国哲学的“道体”。质言之，“道体”的建构可以化解本体论以及形而上学的困境。

近百年来，作为哲学的核心和基础的形而上学受到多方面挑战，遇到空前的困难，进入步履维艰的困境。面对这种困难和困境，人们不禁会问：形而上学真的走入“绝境”“寿终正寝”或“终结”了吗？本文将从“道体”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以期寻求化解形而上学困境的出路。

一、形而上学的困境

几千年来，作为哲学核心的“形而上学”一直支撑着哲学这门学问，自身的理论形态也在不断发展。自从巴门尼德为“形而上学”奠基以来，西方哲学经历了古希腊、中世纪、近代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几个大阶段，形而上学总体上处于发展状态。但是，进入20世纪以来，这门“传统”学问遇到了空前的挑战，进入了艰难的困境。

率先提出这种挑战的是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他认为，形而上学以思辨的“虚构”代替了对世界的实证研究，这实际上是人类精神不成熟的产物。他主张，既然“经验”是知识的惟一来源和基础，那么凡是不能被“经验”证实的都须排除在知识范围外，既然“形而上学”不能被“经验”所证实，故应该“拒斥形而上学”。孔德的意思是，科学是奠基于“理性”的，而“理性”也促生了“形而上学”；“本体论”作为“形而上学”的一种“模式”，本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但后来却“压制”了科学发展，故而应该“拒斥”形而上学。

不过，孔德并未明确提出“拒斥形而上学”这一说法，这一说法是由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提出来的。鲁道夫·卡尔纳普说：“危险是在于形而上学的欺惑人的性质；它给予知识的幻相而实际上并不给予任何知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拒斥它的理由。”卡尔纳普认为，“形而上学”所提供的并非真正的“知识”，而是“欺惑性质”的“知识幻相”，故而应该“被拒斥”。

语言分析哲学的创始人维特根斯坦也认为，“哲学”只是指出人们能明白地讲出什么或不能明白地讲出什么的“活动”，由此衡量，关于“存在”的学问的“形而上学”是没有意义的。他的意思是，“哲学”作为一门学问，任务是研究语言的正确用法，而语言只能在“物理”和“生活”中使用才有意义，“形而上学”作为一门学问不能适用于“物理”和“生活”，故而是没有必要的。他说：“我们在哲学的理论和战斗中发现了语词，我们从每天在极端物理意义上使用的生活中熟悉了语词的意义。”“人们既无法也不想超越的东西，不会是在世界上。”这里，“超越的东西”指的就是“形而上学”。因此，“哲学”应该“抛弃”“形而上学”，回到日常生活语言研究当中。他说：“我们所做的是把语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带回到它们在语言中的正确用法。”

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则提出“形而上学终结”的概念。在他看来，几千年的整个西方哲学史就是“柏拉图主义”的历史，而“柏拉图主义”的实质乃“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后来经过尼采再经过马克思，便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所谓“最极端的可能性”，在于“柏拉图主义”这种形而上学已经发展到“极至”，故而可言“哲学进入终结阶段了”。“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或者说，“最极端的可能性”意指“本质可能性”已经“完全发挥出来”了。“‘形而上学的终结’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回答是：它意味着形而上学的本质可能性已经完全发挥出来的历史性瞬间。”很显然，无论是“最极端的可能性”，还是“完全发挥出来”，它们都表达出形而上学“应告一段落”的意思。

后现代主义作为兴盛于20世纪后半叶的哲学思想，对“现代性”进行全方位的反思和“解构”，而反思和“解构”的主要对象是“形而上学”。概括地讲，后现代主义反对形而上学所设置的“超验世界”，主张为人们的“经验世界”寻求可能的存在形式——他们试图用“相对性”代替“绝对性”，用“多元性”代替“一元性”，用“无序”代替“秩序”，用“延异”代替“中心”，用“主体间性”代替“主客二元”。托马斯·布什说：“我一直觉得解构主义是倾向于‘多’的，倾向于解构各种整体性、各种同一性，以使它们因着内部的多样性、矛盾和裂隙而松动。”

德里达致力于“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他看来，西方文化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即“在场的形而上学”。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指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在场的形而上学”，它以“中心化结构”作为自己的起点和终点，以一系列诸如“肉体与灵魂”“好与坏”等二元对立来确立等级；“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关键是，它认为“中心化结构”具有“根本的稳定性”和“无可置疑的确定性基础”。德里达说：“所有这些与根本法则、原则或中心相联系的名称都提示着某种不变的存在——诸如观念本质、生命本源、终极目的、生命力(本质、存在、实体、主体)、真理、先验性、意识、上帝和人，等等。”对于德里达的工作，罗蒂概之以“激进地拒斥柏拉图主义”即“拒斥形而上学”。“德里达的大多数工作继续了一条始于尼采而一直延伸到海德格尔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的特征就是越来越激进地拒斥柏拉图主义，即西方从柏拉图那里继承下来并一直支配着欧洲思想的从事哲学区分的机制。”

罗蒂不仅评论德里达的工作，而且亦对“拒斥形而上学”有自己的贡献，这个贡献就是他的“后哲学文化”理论。在他看来，“形而上学”即“哲学”，故“形而上学的终结”即“哲学的终结”，故而有“后哲学文化”的说法。他说：“所谓‘后哲学’指的是克服人们以为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建立与某种非人类的东西(某种像上帝，或柏拉图的善的形式，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实证主义的物理实在本身，或康德的道德律这样的东西)联系的信念。”罗蒂的意思是，“哲学文化”所致力者在于寻求用知识代替意见，即将“文化”消解于“哲学”当中，而“后哲学文化”则主张将“哲学”消解于“文化”之中，以“文化”来统领“哲学”。

就形而上学所面临的挑战来看，除了上述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哲学、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四种哲学理论外，就近年来国内的情况来讲，还有一种作用更大却被忽视的思潮——“民间儒学”。这是儒学复兴过程中若干向度的一种，但因它响应者众多，加上与生活直接相关，故而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向度。大致来讲，在“国学复兴”的旗帜之下，儒学复兴表现出“意识形态”“宗教”“哲学”和“生活”四个方面。其中，“生活向度”即“民间儒学”，指儒学“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和民间，直接影响生活实践的主张。“民间儒学是儒学灵根自新、重返社会人间的文化思想形态，它使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核心价值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成为老百姓的生活指南与安身立命之道，使世道人心得以安立。”公允地讲，“民间儒学”对于儒学复兴、走出因失去体制基础而形成的“游魂”状态，甚至恢复曾经所起的“日常生活轨道”作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民间儒学”这种向度及其所致力的“日常生活轨道”作用并非形而上学层面，而是多为“形而下”层面的叙事和努力。就此来讲，“民间儒学”的繁兴，不仅不会对“形而上学”形成支持，反而成为“边缘化”甚至“消解”形而上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