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整的中国笔迹学发展史

——韩进回忆录

这是为向全世界介绍中国笔迹学而写的，完整的中国笔迹学发展史尚需时日，也有待同仁提供补充材料和修改意见。

 

首先我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英文名字是进韩，中文姓名是韩进。在网上输入中文“笔迹学 韩进”、“中国著名笔迹学家 韩进”或“中国笔迹学泰斗 韩进”，你就会得到很多信息。但输入英文“Graphology Jin Han”搜索到的结果就很少，只有我的笔迹学书籍介绍。泰斗这个词是中文“泰山北斗”的含义，是最神圣、最高权威的意思。一个行业或领域，同一个时期内，只能有一个这样的人。“泰斗”这个词没有合适的英文单词来对应，难以翻译。称韩进是中国笔迹学泰斗，是中国党和政府的喉舌《人民日报》的第一子报《市场报》发表的文章。任何人都应该知道，中国是没有言论自由的，《人民日报》就代表党和政府，代表国家，就是最高的权威。称韩进是中国笔迹学泰斗的文章发表时，《市场报》是在“人民网”上有电子版的。所以这种规格是世界各国的一般报刊杂志不能相提并论的。

韩进，男，1952年生。长期生活在农村，1978年3月进入内蒙古大学中文系学习。当年年底放假时，一位同学说家乡有人会看笔迹，班里有20多人写了笔迹请她带回去。1979年3月开学时，这位同学带回了笔迹分析结论，都是只有一句话，但基本上都符合书写者的主要性格特征。这件事激起了韩进学习笔迹学的热情。此时他的研究范围主要是同学和亲友。

 

中国在2000年前有“字如其人”的记载，测字术有1500年的历史，而书法界从笔迹看人品有1000年的历史。中国人没有科学和理论方面的认识，笔迹学的萌芽始终停留在直觉感知和个人经验的阶段。笔迹学的社会基础非常深厚，每个人都随时可能遇到笔迹学的见解和观点，许多小学老师要求学生写好字，都会说字如其人之类的话。但是，汉字数量众多而结构复杂，不可能像拼音字母那样做静态的笔迹特征的研究。只有把笔迹作动态的研究，才是唯一有光明前景的科学道路。中国书法界从“神态”的角度看笔迹，接近于动态的研究方法。

中国人是在1988年得知笔迹学在国外是一门学科的信息。随后一些字体大小、速度快慢、笔压轻重、行距、字距等笔迹特征代表什么心理含义的知识也从国外流入中国。这些知识给中国人奠定了笔迹学的科学基础。

最先取得突破的是徐庆元。

徐庆元，1963年出生。据他自己说，上小学时语文课成绩不错，而其它课常常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就常常盯着笔迹发呆，渐渐地就对笔迹入迷了，于是就开始研究笔迹。他上学只到初中就停止了，但他在后来写书、写笔迹分析结论中表现得语文写作水平还是挺好的。

1991年，徐庆元在笔迹学领域崭露头角，先后在深圳、广州“中华百绝博览会”上展示出惊人的绝技。他列出性格、品质、适宜职业等20多种测评指标，由顾客挑选。徐庆元在15分钟左右的时间内当场写出结论。他允许顾客携带他人的笔迹来。会场上有各种外国人写拼音文字的笔迹，徐庆元来者不拒，一概从容应对。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徐庆元是第一个进入笔迹学自由王国的人。中国笔迹学的诞生的前期之路，是徐庆元开辟出来的。

徐庆元的分析方法是世界上最为神秘的方法。分析笔迹时要划许多类似于心电图式的曲线。2002年中国新华社报道时称之为“主动触觉感知分析法”，简称“触觉法”。2004年在广东省东莞市召开的笔迹学会议上，徐庆元亲自讲解自己的心电图曲线是什么意思，至此韩进是理解了此法的一点端倪，而其他人大多数依然懵懂。

韩进的笔迹学道路是另外的类型。

早期韩进只是确信形形色色的笔迹对应着形形色色的性格品质。1983年秋，韩进的妹妹来信说有人介绍婚姻对象给她，她把男方的笔迹寄给韩进看。韩进发现这份笔迹与自己的一个大学同学类似。综合各种笔迹特征后韩进断定，这是一个性格深沉、老谋深算、阴险狠毒、酷爱权谋的人。韩进的妹妹随后委托他人到此人的家乡调查，得知此人在农村家族派系斗争中刚进入成年阶段就成为其中的军师、参谋长的角色。韩进为此次分析笔迹的成功而欣喜，但对笔迹学的本质还是茫然，不能上升到理性阶段。

1988年秋天，妻子带回一份女同事的笔迹。韩进发现这份笔迹与大学的一个女同学的笔迹高度相似，于是基本上就按照那个女同学的特征进行描述写了分析结论。没想到后来妻子带回来的反馈是：结论百分之百正确！

这次分析促使韩进努力思考笔迹的本质，分析笔迹到底是在分析什么，笔迹学的道路应该怎样走？经过一个多月的思考，韩进大体上产生了这样的认识：笔迹不是静止的书写痕迹，不是图形或图像。笔迹是书写动作习惯，是一种特殊的人体语言。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韩进创立了自己分析笔迹的方法：以模仿性书写追求共情效果，实现移情而进入笔迹书写者的内心世界。显然，韩进的这种思路与他作为中文系学生学到的文学创作理论密切相关。随后韩进到政府有关部门申请成立社团组织，获得批准。韩进在阜新市大街上免费分析笔迹，政府部门从不限制。1991年4月，韩进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怎样从笔迹看性格》。暑假时为投稿而亲自去中国公安部的群众出版社，在出版社获悉北京师范大学郑日昌教授的信息并且去拜见了他。10月底接到出版社的退稿信。12月底放寒假后再赴广州，投稿于中山大学出版社。在广州耽搁了一个月，期间韩进遇到了徐庆元。这本书最后被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1月出版。

韩进走的是一条理性思考的路，是先有理论后有行动，是用理论指导实际行动的路。2002年新华社报道时，正式给韩进的方法命名为“临摹直觉感知分析法”，简称“临摹法”。临摹是中国书法界的用语，使用外国人容易理解的名词，可以叫“模仿书写分析笔迹的方法”。

 

1990年末，中国文革以后第一次在基层选举人大代表。越是实际上没有意义，形式上越庄严神圣。韩进的工作单位是辽宁省阜新市委党校，领导在会议上公开指令选举某某人，这使韩进非常不满，在填写选票时就写上了“戈尔巴乔夫”。一时党校气氛非常紧张，公安机关不久就侦破了案件，但又不好处理。此后韩进就实际上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此事促成韩进在1992年7月先停薪留职后又在半年后彻底辞掉公职，走上了靠分析笔迹为生的职业笔迹学专家的道路。

1992年10月，韩进到达中国海南省海口市，在这里遇到了江柯、杨文新。他们是遵义市人，徐庆元的同乡。他们想跟徐庆元学分析笔迹，徐庆元不愿意把技术传授于人，拒绝了。他们就自学，居然也成功了。于是他们也办了营业执照来海南闯世界。江柯的技术很出色，中国笔迹学研究会筹备组的批准文件就是他用技术征服“中国专利局”团队挣来的，这在中国属于创奇迹的事情，极不容易。江柯当时很年轻，仅仅18岁，既有法医笔迹学功底，又有书法功底。杨文新是中医世家出身，根据笔迹诊断疾病。海南省的改革开放毕竟走在全国前列，我们获准在大街上摆摊两天，后来在一次规模不大的会议上收费看笔迹，都没有发生失误或纠纷。江柯后来在《东方养生》上开辟专栏分析笔迹，有三四年时间。再后来就离开了笔迹学界，不知踪影。

中国笔迹学起步于实战，经历了客观实践的考核，并且获得了震撼性的社会效果。因此中国笔迹学始终被中国的新闻媒体承认是科学。西方笔迹学专家经不起考核检测，至今还笼罩在“伪科学”的恶名之下。

 

1994和1995年两个夏季，韩进在中国著名的旅游景点北戴河万博城里摆摊设点分析笔迹。方式方法和徐庆元在深圳、广州两地差不多。游客多时应接不暇，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1994年8月8日，有人自称是南戴河宾馆经理，带来三份笔迹，标着1、2、3为记号，没有姓名，有年龄，有性别，要求尽量详细地分析。韩进以为对方是万博城方面的关系户，也没有收费，停业给这三个人分析了一整天，到晚上来人取走了笔迹。三个人，每个人的笔迹分析结论都是4页A4纸写满，大约有汉字2000个汉字。内容有性格特征、品质特征、能力潜力、适宜职业等。8月10日傍晚，微观的人群忽然散开，一位女性神采奕奕地走上前来，激动地说：“我就是那个1号！”连连夸奖韩进分析得“精准”。韩进说没有签名会影响分析笔迹，这位女性就在白纸上写下来“吴仪”两个字。有人介绍说这是什么部长，头衔很长，当时昏头昏脑的韩进还以为是哪个省里的什么部长。自4月起韩进就住在万博城里，对外界的信息完全封闭，根本不知道吴仪是中央、国务院的部长。吴仪成为副总理，是后来的事情。吴仪在告别时，给了韩进100元人民币。至今韩进仍然记得那张人民币的号码前3位数字是749，韩进认为谐音是“其事久”，意思是这件事要慢慢来，是渐进的，当时韩进强烈期待笔迹学事业能迅速爆红，感觉这3个数字是一句箴言或谶言。

给吴仪分析笔迹之后不久，10月16日，在郑日昌教授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国笔迹学研究会筹备组的第一次会议。与会者大多数是过客，是观众，主角是郑日昌，徐庆元，韩进，郑晓星、黄奇、周安山、金一贵。此时徐庆元的水平在韩进之上，中国新闻社进行报道时，记者是徐泓，时任北京新闻社社长，刚陪同吴仪在北戴河会见韩进。这次报道在国内外几十家媒体登载，影响很大。

在这次会议期间，徐庆元对西方各国笔迹学的分析方法，评价就是“解剖尸体”。

北京会议之后不到半年时间，郑日昌教授的学生孙庆军，作为恒大公司的老板，要搞笔迹学，把徐庆元和韩进召集到北京，张罗了四五个月时间，仅仅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分析过一次笔迹，最后因为找不到运营方式，落实不了，不欢而散。孙庆军自称深受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重视，雄赳赳地吹牛说要组建中国笔迹学会，因此我们一直没拿着批件去找中国专利局兑现成立“中国笔迹学研究会”，连汇报情况也没有过。韩进的《怎样从笔迹看性格》，是中国的第一本笔迹学专著，孙庆军出了第二本，但他的书没有学术价值。在这里，林景怡的著作《无声世界——笔迹与性格61》是算作文学性质的笔迹学著作，其内容只是笔迹材料和文学性结论的组合，不列入笔迹学专著之内。

孙庆军的恒大公司，可能和许家印的恒大公司不是一回事儿。具体内情还不清楚；或许这个公司的名称也不大对，我的记忆也不能确定。

根据徐庆元在深圳广州的经验，韩进在北戴河的经验，在旅游景点摆摊设点分析笔迹，全天游客数量超过2000人时，业务量就饱和了，可分析笔迹50到100份，再多的业务就接受不了了。从收入来说，15天的收入即可相当于中国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但中国的一切资源都控制在政府手里，自己办营业执照，每个月要缴纳三四百元的税，超过平均工资的水平，却找不到服务对象。中共的内蒙古包头市委副书记苏誉，是韩进的同班同学，韩进希望他帮忙在政府部门联系业务，他亲口对韩进说：“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敢使用你这样的技术！”笔迹学只能为游客服务，找到允许摆摊设点的地方越来越难，因为改革开放的路子越来越规范了，实际上政策也就越收越紧，在1997年之后，徐庆元和韩进都再也找不到可以合适的地点分析笔迹了。

新闻媒体承认笔迹学是科学，但社会上根本不允许笔迹学成立社团组织，也不给笔迹学专家生存条件。在大街上给别人看笔迹，不到半小时就会被驱赶，甚至会被抓捕，关进派出所，被没收身上的一切，就差剥光你的衣服了，连吃饭、住店的钱也不给留，一分不剩。早期的笔迹学界活动人士都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中国的笔迹学专家不团结，内部矛盾多，是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造成的，这是根本原因。如果人人都有一口饭吃，断然不会这样。早期的笔迹学专家，是仅仅求温饱也不得。

在宣传方面，1994年中国笔迹学研究学会（筹备）成立是第一波高潮。1995年介绍韩进为吴仪副总理分析笔迹是第二波高潮。1998年6月韩进的《笔迹学——从笔迹看性格》出版是第三波高潮，许多国家级报刊作了介绍。这三波高潮，总有上百家新闻媒体做了报道。2002年“北京韩进 和徐庆元笔迹学研究所”成立是第四波高潮，由新华社发了新闻稿。后来2008年9月12日《市场报》介绍韩进是中国的笔迹学泰斗（graphology Tai Dou）及其所作所为,虽然意义重大，但已经不能算宣传高潮了，也没听说其它报刊转载。

网络上，先是张海燕王谊主办的“笔迹分析”网站，后是李峰侯彤妹主办的“读心网”出色。韩进在《博客中国》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后来金慧人合公司的网站比起来还是较为逊色，文章不少，但其他笔迹学同行很少参与。

1994年中国笔迹学研究学会（筹备），一年内没有成立正式的组织，批文就失效了，因此后来的活动确实属于未经批准的非法组织。始终名不正言不顺，虽然战战兢兢生怕惹事，但居心不良者仍然经常攻击它，说它非法。勉强撑到2020年，这个组织终于解散了。据说，成立全国性的社团，主要领导人必须是副部长以上级别的官员，否则不予批准。在这个组织的活动中，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郑日昌始终是掌舵人，是核心，是旗帜。

2015年之后，居易在中国笔迹学界异军突起。他在培训领域很成功，算是开辟了一条生存之路。但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理所当然也不可能持久。他的方法以西方的特质分析法为主，掺和了各种分析方法的成分，在学术上与中国的各种流派都不大融洽，人际关系亦不大和睦。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笔迹学家都是吹牛大师，人人都说自己是最优秀的，彼此合不来是普遍现象。

讲笔迹学的历史，当然要以理论和技术的发展为主线。至今中国笔迹学界的专家群体，大部分是韩进的学生。已经进入笔迹学自由王国的人，接近进入笔迹学自由王国水平的人，一共有10人以上，其中大部分是韩进的学生。微信里的“笔迹学平等讨论群”代表着笔迹学界的最高水准学术讨论，这里可以分析讨论任何人的任何人格特质以及内心世界。

 

2008年之后，闫琳的金慧人合公司要搞笔迹学，韩进任首席专家。公司里有10多张大幅照片，是闫琳与徐才厚、郭伯雄、薄熙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合影。在这一段时间内，韩进安心钻研笔迹学技术，设计分析笔迹结论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模式，设计《人格档案》，设计人的内心世界结构等，他在此时对外公开宣称可以全面、系统、深刻地透视笔迹书写者的内心世界。当时《市场报》在人民网上有电子版，公开以副标题的形式说韩进是中国笔迹学泰斗，是以几次人民日报记者的调查测试为依据的，这应该是闫琳运作的结果。

此时韩进已经成为在中文笔迹领域从理论到技术全面进入笔迹学自由王国的世界第一人。

在金慧人合公司，韩进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笔迹。

但这个公司同样找不到运营方式。国家机关、国营企业都对笔迹学是关闭大门的。2014年之后就拖欠工资，到2016年7月韩进辞职，个人损失近20万元人民币。

此后韩进来到澳大利亚。在学习英语的同时研究笔迹学超越语言文字界限问题，完善笔迹学理论和操作技术等。

 

最后讲两段花絮故事。

1995年1月21日，韩进在北京东直门里的中国中医研究院。当时这里有人请他合作开发笔迹学事业。刚过中午，韩进接到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徐泓的电话，要求他第二天即星期日到她的办公室去。22日，韩进如约与徐泓见面。徐泓严肃地一字一句地说：“吴仪同志委托我征求你的意见，你愿意不愿意到中央组织部门工作？”韩进当时大吃一惊，完全出乎意料。但韩进很清楚，从笔迹上判断谁是野心家，谁是贪官，虽然是可能的，但做这种事情风险极大，随时可能掉脑袋。这事一定要有10名以上的专家，笔迹材料上不具姓名，专家们不知道分析的是谁，最后的结论由专家集体签署，集体承担责任。最后韩进没有点头同意，也没有明确拒绝，他希望进一步深谈，但又没有提出来。最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可能徐泓是按照韩进不愿意的结果汇报吴仪了。

当时徐泓很忙，与韩进的谈话中不断地接到香港和国外的电话。国外风传邓小平感冒了，病重了，焦急地向徐泓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第二个花絮。

1995年8月初，还是在北戴河万博城，韩进给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分析了笔迹。笔迹材料是秘书送来的，取走结论时秘书给韩进留下了姓名和电话地址，让韩进到北京找他。该秘书始终没有说刘华清的名字，笔迹材料上也没有任何信息，但韩进有把握断定是刘华清的笔迹，因为他后来对比过国家领导人的笔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