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王安石（1021-1086年）诞辰1000周年。除了政治改革家这一最重要的历史身分外，王安石集多重重要的历史身分于一身，比如诗人、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思想家（宋学中“荆公新学”的创始人）、政治家（两任宰相）、理财家（给他带来最多争议的身分），其名声与影响力汗漫千古、旁逸扶桑。

宋哲宗元佑元年四月初六，即1086年5月21日，第二次罢相十年后的王安石病逝谪居地江宁（南京）。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反新法朝廷，接受司马光“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的建议，给王安石以极高的哀荣。

早在生前，王安石就已谤满天下。可是他的私德过于卓越，几乎无可挑剔，因其变法而怨之者攻讦无所凭寄，主攻点只能定于他个人的执拗和所谓的任用奸邪小人而不察。

宋人笔记里记载了许多王安石的逸闻，且不论真实性，其中不少故事就涉及他的执拗性格。比如，北宋京官流行娶妾，其风气之盛，到了倘若官员家中没个小妾，夫人们就会担心被自己外人议论善妒。除了司马光、王安石极少数官员终生不娶妾外，很少有官员不是三妻四妾的。于是在娶妾这件事上，这两个当时最固执的人几乎发生了同样有趣又动人的故事。

王安石同时代文人刘斧在《青琐高议》里前后条记载了两人拒绝娶妾的故事。大意是，王安石升职为知制诰后（嘉佑五年，即1060年，王安石虚岁40），夫人吴氏为他买了一个小妾，但没有直接告诉他。王安石在卧室骤见女子，自然是吓一跳：“你是谁？”女子说：“夫人让我在身边侍奉您。”王安石再说：“你是谁家的女子？”女子说：“我丈夫是个军官，督运大米时途中翻船，倾家荡产都填不上这窟窿，只好把我卖了凑钱赔偿。”王安石听了很难过，问她说：“夫人花了多少钱买你？”女子说：“九十万钱（根据一些学者按购买力折算，当时一贯钱，即一千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元人民币，九十万钱相当于现在的九万元）。”王安石于是叫来她丈夫，让他们破镜重圆，九十万钱就赠送给他们了。

王安石晚年从相位上退下后，住在金陵，居住地谢公墩恰好在州城和山林的中间位置，王安石因此自号半山老人。北宋魏泰《东轩笔录》里讲王安石不肯坐轿，神宗赐他的马死了之后，他就骑驴，就是不肯乘轿。这似乎是跟他不肯喝花酒、不肯娶妾相类似的执拗。他深受佛门影响（比如爱放生鱼），有着众生平等的自觉。

不过，王安石的执拗，一旦表现到政治上，是好是坏就不能一概而论了。虽说有因满朝官员反对变法，尤其是台谏疯拱激荡导致的保护性固执，但这固执也是王安石作为宰执需要在具体语境中权衡并且自我警惕的性格——遗憾的是，他太自信了。

王安石的执拗而不肯变通，至少在北宋的官僚体制里，常常让人觉得过于超尘脱俗——而这确实常常是政治家之大忌。当宋神宗与王安石成就千载一遇的君臣之合，并且开始变法之后，王安石的拗相公本色就真正显示出来了。但这种“拗”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需要看具体的情境而定。有时，不顾具体情况，一味地反击性执拗，好事也会被败坏。

比如，实行青苗法时，上下招怨，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抑配问题，即强制贷款。王安石在鄞县实行青苗法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采取自愿原则，不是强迫人贷款。这种小额的农业贷款一旦通过定指标、派任务变成强制性的，必然瞬间从善政变恶政，金镯变铁铐。然而，王安石很“拗”，他看到了青苗法“抑配”迅速地增加了财政资源，就坚不肯改。这种“执拗”显然非常糟糕，已经离他最初的本心很远了。废除抑配、降低青苗钱利息到一分利，不以青苗法推行情况考核地方官政绩，要到20多年后绍圣年间的1095年章惇独相时才实行，到那时青苗法才真正成为善政。

这个例子相当典型，新法的其他诸政策，在其推行过程中都有类似情况。王安石为自己的执拗辩护，说是法不能轻易推出，一旦推出就不能轻易更改。这话作为执政原则没错，可是既然是变法，那么有许多事最初推行的时候必然具有实验性，再聪明的人也不可能将尚未实施的事情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面面俱到地料事如神。与其要个“法的稳定性”虚名，不如视具体情形随时调整以期实现善政之利，难道这不是更重要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