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赵顼在位年间，宋王朝出现严重的内在危机。朝廷正亟待改革，而王安石应运而出了，宋王朝迅速掀起了熙宁变法的改革之风。此时的司马光正值青年，在欧阳修的推荐下晋陞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在改革风中本可以做一番事业。但是他却与王安石站在了截然不同的角度。

王安石的变法，激进革新，忽略了一些传统固有的情况，几乎颠覆了赵氏王朝祖宗留下来的所有治国规矩，在司马光看来：“先王之法，不可变也。”

王安石认为变法可增财政，减少农民负担，因为善理财者，可以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司马光确认为：“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你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盘剥百姓罢了。”言下之意就是，王安石非但没有减少民之负担，反而更增加了民众的困苦。

司马光这样说是有根有据的。

首先，必须要了解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以及其运行机制。

在经济方面，施行方田均税法、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军事上施行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科举选材方面，施行太学三舍法、贡举法。撇开其他政策不谈，但就一个“市易法”，就足以证明王安石变法的弊端之处。

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宋颁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市易司），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的目的。

乍看“市易法”很像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可是却与宏观调控大不相同。宏观调控管理市场，国家本身是不参与经营的，只是平抑物价。但“市易司”从事的却是买卖生意，这其中自然牵涉到利益问题。“市易司”虽然不能像商人奇货可居一样牟取暴利，但是为了盈利，在收购和发放时就会有回扣的问题存在。

“市易司”本来作为国家机构存在，如今却打上了商业垄断组织的徽章，商人们为了能从“市易司”那里获得收益，就必须要给司中官员以贿赂。

如此一来二去，大量的贪官污吏在“市易司”中产生了，百姓还是得不到实惠，反而更加受到政府的剥削。官方经商，竟是祸国殃民。“市易法”刚出台没多久，苏轼就曾上书王安石陈述以上弊端，许多官员也对种种变法有微词，司马光也在其中。

但王安石非但不听，还以“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的理由，令近臣蔡京等人将神宗围在了变法的舆论范围内，忽略了朝内上下反对的呼声。

王安石的变法或许好意居多，但却有不周全的地方。司马光大为反对作为好朋友的他，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司马光的反对，也有其刻板的一面，在司马光看来，治理天下就好比对待房子，坏了就加以修整，不是严重毁坏就不用重新建造。改革要稳妥，因为“重建房子，非得有良匠优材，而今二者都没有，要拆旧屋建新房的话，恐怕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了”。

司马光的这些观点未免迂腐，这是时代和社会给士大夫的心理束缚，在所难免。一开始，司马光只对新法持反对态度，后来才用激烈的言辞弹劾王安石。两人由莫逆之交，发展到互相攻击，用司马光的话来说，最后变成“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的死对头。

在无休止又无效益的争论中同归于尽，王安石戴上“熙丰小人”的帽子被千夫所指，司马光则作为反对王安石的元祐（宋神宗之子宋哲宗第一个年号）守旧党，背上“元祐奸党”的罪名被后世唾骂。

司马光一辈子维护了帝王宗法，落得千古骂名，然其政治生涯，却也不见多么痛快。王安石下台了，他最后也下台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法，恰似在二人面红耳赤的争斗中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