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又称《国策》，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经典著作。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之称，是从当时鲁国编年史《春秋》一书而得名的。“战国”一词，虽然在战国时代已有，但只是用来指称当时的七大强国。不过汉人也有称战国的，如刘向。又因为《战国策》经过西汉刘向的整理命名之后，“战国”作为继春秋之后一个时代的名称，遂为后代学者所共认。

《战国策》在未经整理校定之前，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整理校定之前，《战国策》卷帙颇为混乱，文字错讹甚多。西汉刘向就中秘所藏之书，以国分别，以时相次，去其重复，校成定本，分东周、西周、秦、楚、齐、赵、魏、韩、燕、宋、卫、中山12国，合为33篇，定名为《战国策》。

《战国策》是一部史书，但却不是一部信史。它虽是分国记事，但不像《左传》那样按照编年的次序记载历史，与其说它是一部国别史，毋宁说它是一部记录战国时代纵横家游说各国的活动和说辞及其权谋智变斗争故事的汇编。不过，尽管《战国策》非信史，这部奇书却为我们描绘出战国时代纵横捭阖的时代风貌与瑰丽恣肆的人文精神。

与《左传》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完全不同的是，《战国策》展现了纵横策士全新的、“独创的”纵横策士的思想，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

《战国策》里首先高唱着的是重士贵士的思想，在《齐策四》的《齐宣王见颜斶章》里，颜斶公开亮出了“士贵耳，王者不贵”的口号，对于传统的“王者贵而士人贱”的观念给予极大的冲击。同样的，策士王斗要见齐宣王，竟要齐宣王亲自来迎接。（《齐策四》）“趋势”还是“趋士”，成为检验士人与君王态度的标准。贵士、重士的思想观念，不但是策士阶层本身的存在与追求，也为一些思想敏锐的国君所接受。秦昭王见范睢，又是“屏左右”，又是“虚无人”，一而再地“跪而请”，礼节隆重，态度恳切，完全丧失了君王至高无上的尊严和威风（《秦策三》）。至于燕昭王，则筑黄金台大规模地求士了。作者刻意突出士的重要作用，宣扬贵士重士的思想，体现了战国时期对知识和士人的尊重。

其次是赤裸裸地宣扬重利轻义的价值观与鄙视传统的行为准则。战国时期的纵横策士，并非有始终如一的政治主张，当然更谈不上信仰。纵横之术，不过是他们猎取富贵功名的工具。

再者，《战国策》大量的展示了纵横策士们铺张扬厉的游说之词，所谓“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清人章学诚语），其词或披肝沥胆、剖露心迹，或激扬磊落、感人肺腑，或侈陈厉害、危言耸听，“沉而快，雄而隽”，气势充沛，如江河直下；文笔流丽酣畅，美妙动人，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策士们还好以寓言说事，所以《战国策》多寓言故事，所谓“利口者以寓言为主”（《史通》），这与诸子文章一样，也是游说的需要。读策士们的说辞，好像是专以口舌辞说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