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雅:戴晴新书《邓小平在1989》
陈小雅:戴晴新书《邓小平在1989》的看点
戴晴又“生孩子”了!一如既往的《笑傲江湖》人物,像极了母亲“桃萼仙”。
这个新生的孩子,就是《邓小平在1989》(注1)。是戴晴奉给“六四卅周年”的礼物。也是在这个年分里,我们见到的唯一历史类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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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邓小平在1989》封页 |
虽说是新生儿,但话题还是老话题,观点还是老观点:话题就是八九民运期间的中共高层斗争;观点就是学生运动为党内保守派所利用,成为改革派出局的原因。说是“老话题”,是因为,在事发当时笔者周围就有类似议论,经由陈一谘《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得到强化。笔者在《八九民运史》的初版(注2)中,也采用了其书的相关例证。笔者也注意到,包括鲍彤在内的一批赵系人物,大多持有类似视点与结论。随着学运主体叙事的崛起,“民间竞争”资料的日益丰富,这种原始的高层视点虽然略有转移,但并未淡出对运动整体思考的视野。而是最终促成了八九研究中“高层博弈”与“朝野互动”架构的搭成。这期间,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注3)以及赵紫阳回忆录、李鹏日记等一大批当事人叙事的面世,都在资料层面,对这一基本构架形成了有力的拱卫。
也正是在这一整体思考的观照下,戴晴的新书奠定了其在“高层博弈”叙事中不可替代的价值。
新书亮点《邓小平在1989》,充满贴近高层幕后人物声息的细节。下面,摘引书中精彩的片段为证:
——关于饱受争议的赵紫阳访朝,赵紫阳其实是受惑于邓小平的许诺。鲍彤对戴晴说,赵曾经问邓:
【是不是可以不去?
邓小平说去,为什么不去。邓小平接着还说:你去,去了以后回来你当军委主席,我军委主席不当了,让你当。
邓小平还说,我已经有个名单,要开一个会,在会上来决定我辞职,你当军委主席。(注4)】
——李鹏向常委传达邓小平“四二五”讲话后,陈云吹响“集结号”:
【就在这节骨眼儿上,他又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他不写进日记就太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历史的细节:陈云大秘许永跃特特打过来关照:
“注意休息。”
陈云同志!都理解啊……或者说,料事如神啊。当然,李鹏此时浮想联翩的,或许还有1987年,陈云怎么力荐他当了总理;1988年,怎么在“物价闯关”上密示。
从一开头,陈云就密切关注。终于到了可以借邓的言语、行动,遂行他陈云之志向的时刻。当然这时节,自己立刻站出来发号施令仍然是伤大体的。他站出来的姿态,只是谦恭地点一句:支持小平同志!
其实,言语之外,他们已经动作起来。据邓力群:
“参加耀邦的追悼会之后,我就去外地了……陈云收到了邓小平4月25日的讲话。他把这个文件给我看了。而陈在收到这个讲话的第二天就回北京了。……打电话让我快点回来。(邓力群《十二个春秋》)”
关键时刻,陈挑开了上场门的门帘,集结号吹响了。(注5)】
——赵紫阳对李先念透露“亚行讲话”意图后,正在住院的李反应几近失态:
【听着赵的叙述,强忍着心头的兴奋。他刚离开,据现场护士说:先念同志不知怎么了,光着脚从床上跳下来,在房间里一个劲转。(注6)】
——关于中共十三大上,赵紫阳提议今后“邓小平地位不变”,是薄一波传达邓小平的意思:
【鲍彤有清楚的记忆:
1987年,“十三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是下午开会。
上午,紫阳跟我说,有一件事一直没跟你交代,今天下午要开中央全会,要讲小平同志地位不变的话。这个问题比较严肃,比较郑重,不是随口能说的,要给我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
我给他一个字、一个字写了。他看了,下午开会他就照读:
这次小平同志全退了,但是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变,因为他的政治经验,他的政治智慧,我们党内没有任何人能够比得上。因此以后我们遇到复杂困难的问题,我们仍然向他请教,他有权召集我们政治局常委开会。
接着,紫阳又补了这样一句:
‘国外看中国是不是稳定,就看小平同志的地位变不变。’
这句话是谁讲的?是紫阳讲的。谁要紫阳讲的?薄一波让紫阳讲的。薄一波让紫阳讲的时候,边上坐着邓小平。讲完了以后,邓小平下面还补充了一句话:
我在党内的地位,国外把它看成党的稳定的标志。(注7)】
——执行“六四“镇压的戒严部队,不是总参在指挥,而是总政:
【一位当年正在军队服役的朋友说:
总参作战部根本没有介入,全是总政一帮在那下令。仓促集合起来的这个“戒严指挥部”……
当年住在总政黄寺大院的前军报记者江林也说:
总政的人都调过去帮忙,院子都空了。(注8)】
此外,还有:胡耀邦去世前,邓小平已经决定取消宪法序言中的“四坚持”;邓“南巡”已经安排好接替江泽民的班子……等等。可谓是精彩纷呈,意外迭出!异见碰撞
戴晴新书的另一可贵之处,是对一些不同观点进行了不点名驳难。例如,对同样是“阴谋论”持有者的鲍彤的这一观点:邓小平“倒赵”之心,起于赵紫阳在胡耀邦治丧问题上同意“开放遗体”供市民吊唁,担心赵将来做赫鲁晓夫,把“倒胡”的账算在他头上。戴晴认为:未必。
她罗列出的文献资料表明,“开放遗体”实际上是胡耀邦家属的意见。而治丧小组同意的,仅仅是“组织北京市各界代表和群众10万人瞻仰遗容”。众所周知,北京是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要“组织”起10万人来,各部委机关、直属单位、各民主党派、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与开放供市民瞻仰,完全是两回事!之后确实取消了这一条,而且很可能是邓取消的,但那恐怕仅仅涉及的是中共党内历来的“治丧规格”问题。而不是“群众要悼念”让不让的问题。事实证明,即便在邓小平最在意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类虚名上,他也是让了步的。
再则,邓小平究竟是何时开始,想到动用武力解决学运问题的?吴国光认为早于赵紫阳的“亚行讲话”。证据是此前邓小平的长子曾出现在武汉,并推测他是与父亲同行的。而《邓小平在1989》则把邓小平应付学运的手段清楚地分为“文吓”(“四二六”社论)和“武吓”(戒严)两个阶段。后一阶段开始于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谈话。书中还引证了“残联”一位与邓朴方走得很近的工作人员的证言说,邓朴方当时去武汉,是出席残联的一个会议。
关于我对“坦克人”问题提出的疑问(注9),戴晴也做了回答:“臆想”。不过,从学术角度说,其论据并不足以支持这个判断。
对于学生不知进退,未能及时撤出广场,以致造成重大的牺牲,戴晴的惋惜一如既往。只是新书引进了一个新的概念——形右实左。配合其全书观点:学生运动被“保守派”利用作为了打倒赵紫阳的工具,逻辑上是成立的。只是还缺乏相应的证据,证明民运中的“激进派”期待的不是一场“革命”,证明保守派与学生的来往……
在这方面,我们搜集证据的能力,远不如陈希同们对赵紫阳旧部的所作所为来得深入。
与笔者对于赵紫阳近乎苛刻的审视不同,戴晴对于政治家的宽容与大度近乎“溺爱”。为了表达这种差别,她历数这位当代难得的改革家的政绩,不停地点“赞”并不时报以惊叹!只是在写到赵竟对学生的“绝食”束手无策时,才忍不住弹回到自己一贯的政治鉴赏水准,借聂真的话说:
“赵根本就不是政治家的料,而是大公司CEO的料,更适合于当总理而不是总书记。”(注10)
这就是性情中人戴晴!
我非常理解戴晴对改革派这位领军人物的赞许,以及争取其历史地位的努力,并由此对学生运动的激进派怀有长久的怨尤。因为她太珍惜中国现代史上这一稍纵即逝的机会,太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开放、开明和难得的自由!
我们都知道,她与赵家人并无私交往来,也从来没去过富强胡同。求同存异
自去年10月以来,就听说戴晴今年要推出这本新书。而且同时被警告,她对你意见很大!吓得我一有机会就赖着这位大姐问:什么时候能先睹为快呀?戴晴倒是沉得住气,直到新书出版,才让我看到。读后感觉,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大于分歧。而且分歧绝大部分是因为侧重点不同而造成的视角不同,以及人所共有的记忆沉淀的方式不同。戴晴同意这个看法:
“我们可以求同存异。”
我之所以坚信这一点,因为我们都是“问题中人”,而不是“名利场中人”。差异和分歧的相撞,只能使我们各自更丰富、更全面。提高的是自身的水准,受益的是我们的心灵和“孩子”。
自2007年脑伤以来,我还没有发表过独立成篇的文章。草就此文,克服了多少胆怯和性急!一如既往地希望“不用”,只让朋友知道:小雅在努力!就可以了。
2019年7月28日 北京 万寿庄
注释:
1 戴晴《邓小平在1989》。新世纪出版社。2019年出版。
2 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1996年出版。
3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出版。
4 戴晴《邓小平在1989》第一章。
5 戴晴《邓小平在1989》第二章。
6 戴晴《邓小平在1989》第三章。
7 戴晴《邓小平在1989》第四章。
8 戴晴《邓小平在1989》第五章。
9 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十卷。公民社,2019年5月版,第56页。
10 戴晴《邓小平在1989》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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