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安洪超与“一猫一虎”

云南最南端的县城是勐腊。由我国最著名的植物学家蔡希陶所领导开创的那片占地五万多亩的中国最宏大、最美丽、最神奇的植物园，离县城有几十公里远。植物园的四周，都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连队为邻。



有近三万名知青，当时号称“天下第一团”的一师六团(勐腊农场)，是中央工作组进驻的另一个重点单位。勐腊的各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在中老边境执行战备任务的沈阳军区“雷锋团”等部队，在完成任务撤离前，披星戴月地在勐腊县城抢修了一条漂亮的等级公路，从而结束了勐腊县城不知从哪个年代开始的“雨季泥水路、早季扬灰路”的历史。



一条公路是一座丰碑。



可是，雷锋的战友们没有想到，他们留在当地生产建设兵团的一批现役干部中，日后竟出了一个臭名远扬的奸污迫害女知识青年的罪犯--安洪超。



在部队刚任排长不久、因调任兵团工作又迅速提拔为连队指导员的安洪超，在松花江畔的佳木斯市家中有娇妻幼子，仕途又一帆风顺，颇有些踌躇满志。他不象那些从农村里参军的现役干部，一旦离开军营就不拘小节，常年总是邋邋遢遢、不修边幅的样子。他每逢开会、出门，即便是和知青们一道上山开荒，也要习惯性地先照照小镜子。
他四方脸上经常是不少北方人都有的那种健康的红润色，一米七四的个头，再罩上一身合体的军装，里面的白色衬领、袖口齐齐整整，更显得精神。他即便站在讲究打扮的上海知青中间，也显得风度翩翩。他还很会说话，无论是开荒会战前的全连动员，还是参加团支部的学习讨论，他都能很得体地说到点子上，有时还颇有些激情。他劳动起来舍得出力，常和知青们一起上山、下山，不象一些现役干部那样躲避体力劳动。



这都是很惹知青们喜欢的。



安洪超领导的一个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新建连队，不仅在完成开垦梯田胶树定植的指标上走在前面，而且还是六团“再教育”工作的先进单位。安洪超在六团的几百名现役军人中是很有些名气的。



一些团领导常常说起这个东北人“这个小安，还真有几下子呢！”



这些，就把安洪超丑恶的一面掩盖起来了。



实际上，安洪超任连队指导员不久，贪婪的、色迷迷的眼光就盯住了那些年轻漂亮的女知青。他一直都在演戏，演得那么象，那么迷人。以至于他从一九七0年到一九七三年间奸污女知青四人的罪行败露后，还有一些人为他评功摆好。



安洪超屡屡犯罪得手，其手法几乎如出一辙。他很清楚单纯幼稚的城市女孩子的弱点，很懂得他手中掌有的能给人以种种实惠的权力对几乎每一个知青的诱惑。


安洪超总是有选择地同一些女知青套近乎，名正言顺地请她们到指导员的单人办公室兼寝室“谈心”，摆谈“接受再教育的体会”，征求对连领导的意见。进而，安洪超又在生活上“关心”她们，把当时地方政府在生活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单独优厚供应现役军人的油、肉、糖等副食品大大方方地拿出来，与女知青一起“做小锅”。
一些女知青在这种其乐融融的氛围中，对这位比她们大不了几岁的指导员产生了浓浓的信赖感、亲切感，姑娘们对异性那种特有的警觉渐渐淡漠了。她们从来在课堂上、书本上受到的教育，以及她们那点可怜的感性知识，都只给她们输入了一种清一色的信息：“毛主席最亲，解放军最好。”她们怎么会怀疑戴着红五星、红领章，对自己又那么“关心”的指导员呢？



所以，当安洪超选准时机，猛然把姑娘抱住，疯狂地撕扯姑娘的衣服、裤带时，女知青简直不知所措了，惊呆了，吓昏了，除了那点微弱的反抗，就只有泪湿衣衫。



当姑娘仿佛从恶梦中醒来时，安洪超一方面恐吓、威胁受害者不准讲出去，并说：“我是团里的先进典型，领导都信任我，出了事大不了是个作风问题。而你则是腐蚀干部，破坏军婚，对你没任何好处。”这块极其虚伪、荒唐脆弱的“挡箭牌”，竟使一个个姑娘感到无助后怕，强忍着把苦涩的泪水咽到肚里。另一方面，安洪超又向受害者作出调整工作、入党、提干、推荐上大学、病退或困退回城等种种承诺，以稳定受害者的情绪。



爱要小聪明的安洪超，自以为这样就能“双保险”



审查安洪超罪行的突破口，是从一封奇怪的电报开始的。



一九七三年六月，中央工作组几位同志与一师六团的一些干部们，住进了安洪超所在营的营部。他们对安洪超的问题已有所闻--收到了一封揭发安洪超问题的匿名信。可就在这时，安洪超似乎很坦然地走了，他要回佳木斯去度探亲假。
他要在刹两股歪风的高潮中避避风头，躲开与工作组的直接交锋。可他毕竟心虚。临走前，他与连队里精心培植起来的几个心腹(同样也是知青)商定，若一旦发现工作组把矛头对向了他，就立即用预约的暗语向佳木斯发电报。果然，安洪超探亲假未满，就收到了“连队打群架，速归”的电报。
这不祥之兆，使安洪超在炎夏里凉爽的佳木斯城呆不住了。 他匆匆赶回连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的心腹去植物园所在的小勐仑，到小街上的邮电所设法弄回那封电报的底稿。他知道，平平静静的连队，却发出一封“打群架”的电报，岂不让人生疑，授人把柄？可是，这次他失算了。去小勐仑邮电所的几个知青，弄巧成拙，不仅没把那封电报稿偷到手，他们诡诈的举动反而引起邮电所职工的怀疑，很快就向自己的上级报告了情况，邮电部门的领导又及时把信息传到了六团政治处及中央工作组。顺藤摸瓜，安洪超终于原形毕露。



从此，这封电报稿就成了安洪超厚厚的案卷中唯一的一份“间接物证”。



如果说，安洪超的犯罪行径是很有心计、很善伪装的话，那么，以“一虎一猫”闻名于西双版纳的一师独立x营教导员蒋小山、一师二团六营x连连长张国良，则完全是赤裸裸的恶霸行径。



蒋小山是一九四七年入伍的老兵，历来敢冲敢打，一九四九年南下时已是位很有战功的连长。在一次边疆剿匪战斗中，他的一位最亲密的战友被丛林中突然窜出来的一群土匪乱刀砍死。几天后，这股匪帮的巢穴被蒋小山所带领的部队攻破。狂怒之下，蒋小山失去了理智，他杀红了眼，竟严重违反军纪，把几个俘虏也枪杀了，为此而受到降职等处分。 兵团组建时，多年未被提拔的蒋小山被委以副团级的独立营教导员。
独立营地处滇西南偏僻一隅的山沟骄横跋扈的蒋小山很快成为了这儿的“山大王”，在独立营很少有人不怕他三分。他除了有捆绑吊打知青的劣迹外，还奸污、调戏女知青二十余人。他有一次下连看上一个女知青，随即让连长通知她到营部办公室“谈话”，当晚就在办公室里强奸了这位女知青。他居然敢在上班时分窜到一户女知青集体寝室，强奸了一名因病在家休息的女知青。若碰到有女知青反抗时，蒋小山甚至掏出手枪进行威胁。



蒋小山的妻子是一位野战医院的军医，她的职业不允许她常在家住，但她了解蒋小山的脾气和毛病，常常告诫丈夫：“少和女娃娃来往，别又犯什么错误。”可蒋小山回答妻子的是更加的放肆，以至于两口子常常打闹。软弱的妻子往往是一气之下就几个星期不回家，而蒋小山则乐得如此。“老子窝囊了二十年，轻松一下，怕个啥？”--这是蒋小山常毫无顾忌地挂在嘴边的话。



在独立营，蒋小山走到哪里，知青们都互相招呼一句：“老虎来了”。于是，人心惶惶，不知有谁又要倒霉了。



被知青们称为“猫”的连长张国良，其实并不具有猫温驯的习性，而是把他管辖下的知青，都视为可以让猫任意玩弄的老鼠。他所在连队的数十名女知青，几乎没有谁不被他奸污、猥亵、调戏。张国良奸污女知青人数之多，使他成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奸污迫害歪风的罪魁。



中央工作组的专案材料这样写道：在该连，张国良是知青们眼中的“恶猫”，一些女知青一听到他的声音，就象老鼠见到猫一样，竟会浑身发抖。



这哪里还是共产党的干部！



共产党能容忍这种干部吗？



刚离开昆明军区民族支队政委、思茅军分区副政委职任，新出任中共西双版纳州委第一书记的傣族干部刀国栋，在看完“一虎一猫”的材料后，气得用拳头不断敲击桌面，连声对中央工作组的同志说：“该杀！该杀！这样的人比国民党还坏，还留着干什么！”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委联合上报的处理意见上，亲笔签下了他愤怒而坚毅的名字。这位当时还处境困难的老共产党人，绝不能容忍残害人民、给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抹黑的败类还活在世上。



一九七三年岁末前的一天，在距允景洪澜沧江大桥不远的江边，传出一阵清脆的枪声，蒋小山、张国良等四名奸污迫害知识青年的罪犯被处以极刑。当“一虎一猫”被押上刑车，开出公判大会会场时，肃穆的会场竟爆发出如雷的掌声、吼声，万名知青欢呼雀跃。



曾经是张国良所在连队的指导员、一直坚持与张国良的丑恶行径作斗争的北京知青李镇江，好多年后提起那次公判会，提起张国良被处决时那副狼狈样，仍然显得很激动，不住地说：真是大快人心，大快人心！



安洪超被判死缓二年，押入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两年后，当司法部门正研究改判安洪超为无期徒刑时，安洪超却从监狱里向中央军委、昆明军区、云南省委发出了一封又一封彻底推翻自己罪行、声称自己是受曾对他有私怨的一名领导干部“迫害”的申诉信。一九七六年，经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调查，结果不仅原定的奸污四名女知青的事证据确凿，在调查中还发现了新的罪行－－两名过去被安洪超奸污的女知青，一九七三年时有种种顾虑不敢揭发，这次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常委会认真讨论了复查工作组提出的报告和意见，常委们一致同意改判安洪超为死刑。省委副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铚秀特别提出：“要将安犯押到案发地公判后再执行，以平民愤。”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早晨，两辆北京吉普车开出昆明东郊的省第一监狱的大门，驶往八百公里外的勐腊。其中一辆车上坐着戴了铐子的安洪超。一大早他就被告知，要去他原在单位复查他的案子。他匆忙收拾了下行李就出发了。 他发现，监狱里没有像往常对重刑犯外出时那样戴手铐、脚镣，也没照例检查犯人的自带行李，随行的劳改中队田队长语气也那么温和，另一辆车上还坐着几位穿蓝色制服的法院同志。他似乎相信这真是去“复查”了，眼神中流露出一线希望之光。他哪里知道，这是为了确保长途行车安全而故意布下的“迷惑阵”。



两天后的下午，车刚到勐腊县公安局看守所，田队长马上利索地给他戴了手铐，一路上温和的眼神再也看不到了。安洪超顿感不妙，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开始检查安洪超行李的田队长，这时则吓出了一身冷汗：行李中有一盒犯人在一监自制的香烟，盒底竟夹着一把锋利的刀片。这足以切断犯人血管的绝对违禁品，不知安洪超是怎样弄来的。



第二天，就在关押安洪超的房间里，布置了一个简易而庄重的临时法庭。早几天就赶到勐腊的西双版纳州法院的刀院长，向安洪超宣布了州中级法院改判他死刑的判决，并告诉他，在三日内可向省高级法院提出申诉。



第三天的上午，和安洪超一起从昆明来的省高级法院刑庭程副庭长、审判员小鲍、书记员老马，接受安洪超的申诉，就在看守所开庭。起初，安洪超还强打精神，振振有词地狡辩，但是，当几年前还是河口农场北京知青的小鲍，拿出那封安洪超曾望眼欲穿的电报底稿，让他解释清楚时，安洪超则语塞了，怎么也说不清楚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勐腊的群山，忘不了群山中的那块洼地。虽然岁月已流逝了二十几年，但每当我回想起当年处决安洪超时的情景，仍然会激动不已。



勐腊多山，刑场就设在群山环保中的一块十几亩大的洼地，这儿距县城只有几里路。洼地四周的山坡上，是一片片一人高的铁刀木林。知青们都称这种南国特有的速生薪炭林叫“黑心树”，树皮内坚硬的材质是黑色的。



县城里的公判会还未结束，几千名知青就已赶来等待在山坡上。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是要看看“热闹”，但更多的知青则是想亲眼看看安洪超这个色狼的末日。勐腊县委书记亲自去边防团联系借调来的一连官兵，手握钢枪，刺刀闪闪发亮，与其说是担任刑场警戒，不如说是显示一种强大震慑力的军威。



当押解安洪超的刑车从公判会场缓缓开进刑场时，男男女女的知青们顿时躁动起来，他们纷纷透过警戒战士威严的枪刺，向安洪超丢石头、吐口水、大声地咒骂。当安犯被押到洼地中心一个已经挖好的土坑旁跪下，由执刑人员验明正身时，突然间，愤怒的知青们呼啸着、呐喊着，从四周的山坡上齐刷刷地向洼地中心拥来。人多势众，喊声震动山峪。几十株铁刀木树被踩倒了，一些女知青跌倒了又迅速爬起来往前冲。刑场秩序顿时大乱。



担任刑场总指挥的程副庭长，骤然紧张起来。这位四十多岁的山东汉子不知监刑多少次，从未碰到过这种意外情况。他虽然事先已估计到知青们会大规模地围观，但绝没想到那么多知青的情绪会如脱缰之马，一发难收。他紧张地环顾四周，立即命令当时已不知所措的边防连官兵们，立即卸下枪上的刺刀，以免碰伤挤过来的知青，并让战士们迅速收缩警戒圈，手拉手组成一圈“人墙”。同时，他命令负责执刑的县中队长，尽快执行枪决。



我看见此时的安洪超，一脸苍白，裹着黑色囚袄的身躯不停地哆嗦，他已经无法跪立，由两名县中队的战士各架着一支胳膊才没有倒下去。


随着程副庭长的黄色小旗一挥，两声枪响，安洪超倒在了那个六尺长的土坑里。跟随他而来的，是知青们投来的雨点般的石头、泥块。



我看见过安洪超留给他妻子和孩子的那份简短的“遗书”：



“我对不起你们。你们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党的领导下好好生活。”



有人说，安洪超至死方有悔改之意。我却认为，安洪超至死都在“演戏”。他的“遗书”是写给别人看的，他临死都没给妻子和孩子留下一点真情。



生活中有多少这样虚伪的事？



共产党人宏大的铁的队伍中，有几多这样的人？



我们应当反思。我们更应当警惕呵！ 

四、刀国栋的回忆

“刀国栋是个好人”



西双版纳的许多知青这样说。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的许多干部也这样说。



在离开云南十多年后，在十月里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又在蓉城的四川省民委招待所见到了他。此时的刀国栋、已离开了担任两届副省长的职任，转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主管民族工作。他此时正带着云南省少数民族工作考察团到成都，我闻讯去看望他时，他居然还能回忆起十五年前在景洪的泼水节上，他在曼景兰寨子里教我跳象脚舞的事。



他有着许多傣家男子那种宽大的额头，脸庞比十多年前在允景洪时显得更黑了，但还是那口流利的、卷舌音很重的“傣味汉语”。当他知道我现在是一所党校的“党建”教员时，竟直爽、风趣地说：“你这本书现在可是不好教啊！”



刀国栋关心地询问当年西双版纳的四川知青回城后的情况，并告诉我，他最近亲自邀请当年大渡岗茶场的几位北京知青重返西双版纳看一看。他深情地说：“这些知青回城那么多年都没忘了边疆。他们几个月前多方联系，牵线搭桥，为茶场向亚运会捐献我们西双版纳产的大叶香茶出了不少力。人民日报都登了呢！向亚运会捐献茶叶，我们西双版纳是第一份。”



据我所知，当年大渡岗农场的经营状况是很糟的，年年亏损。在一次农场与当地几个傣族寨子的土地纠纷中，刀国栋决定并亲自到寨子里做工作，把几千亩适宜种茶叶的坡地划归农场，农场才由此以茶为主，逐渐兴旺起来。大渡岗农场的知青、老职工至今怀念这位傣族书记。



一说到知青，刀国栋的话就收不住口。留在他记忆中最深刻的，还是一九七三年他刚回西双版纳任职时正碰上刹两股歪风的事。



刀国栋有力地挥动着手，很有点激动地说道：“那时候，李先念大笔一挥，杀了四个人，杀得好啊！当时还有几个人罪恶也不小，也可以杀，只是为了体现政策，体现区别，才留了他们一条命。”



当年，作为州委书记、州军分区政委，刀国栋与江洪洲一起参加了中央工作组主持召开的定案讨论会，对当时的情况知道得很清楚。



刀国栋回忆说：



“一九七三年，我接到去西双版纳任职的命令不久，就被通知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边疆工作会议。会是由叶帅主持的。会上不只是批了林彪的‘政治边防’，大家还多次提到边疆到处都成立的生产建设兵团的问题。兵团的问题，说得最多的，一是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二是知识青年的事情。我看了许多兵团的连队，知青的生活连劳改犯都不如，劳改犯有菜吃，知青却喝盐巴汤，有菜吃的连队就要被树为典型，好好宣传。我在会上特别说到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两股歪风，讲了那个‘一虎一猫’。叶帅听得很认真，会后还让秘书来找我要材料。其实，那时各个建设兵团的情况差不了多少，只是云南的问题被周总理批评了，更突出了。”



由于身份的关系吧，刀国栋很注意地方与农垦系统的关系，每说到兵团的问题时，他总是很有分寸。其实，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问题突出，是一点也不过份的。两股歪风在云南兵团有很大的普遍性，各师、团都确有问题可查，牵涉人员近千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兵团在刹两股歪风中，先后有四十余人被定罪判刑，有近五百人受到党纪、政纪、军纪的处分，还有为数不少的人被“提前转业”“调动工作”。



这还不够典型吗？



刀国栋还向我谈起了他对兵团发生如此问题原因的看法。他说：



“我刚到部队工作时，是当文化教员。我觉得部队的干部、战士文化素质比较低，但是农场干部的素质更低。原来的文化水平就不高，又不注意加强学习，怎么能够提高呢？兵团也好，农场也好，长期自成体系，自我封闭，在那个年代里封闭得比其他地方还厉害。这怎么不出问题呢？有的人就是老把自己包起来，不给人看，其实只要一打开，里面就丑恶得很呢！”



我坐在刀国栋的对面，心中暗暗惊叹眼前这位少数民族干部思想的深刻。我敬佩他的直爽。他早已身居高位，步入官场多年，身上却仍然保留着许多少数民族干部那种淳朴的德性。



刀国栋分析得很在理。当时处理两股歪风的问题，农场的地方干部也并不是清水一潭。非现役的农场干部当时受各种处分的，约占受处分干部人数的四分之一。由于农场干部在兵团时期一般都是给现役军人当助手，加之当时主要清理对象是问题较突出的一部分现役干部，有些农场干部的问题就被掩盖起来了，或者还没有机会登台表演。以至于在兵团体制改变、现役军人撤离后的几年中，两股歪风在云南农垦系统仍时有发生。一些农场的“小黑房”又死灰复燃，一些农场干部又因奸污迫害女知青而被关进牢房。当时，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的知青办常接到知青这方面的反映和申诉。



刀国栋在沙发上挪了挪，很有感慨地说：



“那时候刹两股歪风，还真有些阻力呢。明明是问题严重，有的人却总是说是‘作风问题’。我就在会上讲，如果被奸污的是你家的姑娘，被吊打的是你的儿子，你是不是还认为这只是个‘作风问题’呢？”



真是尖锐得很！我不由得点了点头。



如同在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乃至今天，一些人总是喜欢把许多腐败现象统统化简为“作风问题”一样，当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处理捆绑吊打、奸污迫害案件时，从上到下，都碰到了这样似乎很理直气壮的公式：



捆绑吊打=军阀作风



奸污迫害=生活作风



蒋小山、张国良、安洪超们都使用过这个公式为自己狡辩，以求网开一面;云南兵团各级的一些领导干部，也曾用这个公式为自己所谓“认识不足、措施不力”的错误减轻责任;就连不少受害的知识青年，在困惑和惶恐中，也几乎为这个公式所征服。



我们难道不能从刀国栋那朴素的语言中，受到点启发吗？



许多政治家、理论家纠缠不清的问题，只要同实际的利益挂起来，似乎就很明白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生活中常有的事。



自一九七三年以后，尽管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各级组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严格禁止非法关押，取消各团自设的“小黑房”，各个连队一律配齐女卫生员，不允许干部单独找女知青关门谈话……但是，这毕竟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云南兵团这个产生于“战备”的年代，既不象军队、又不象企业，内部系统实际上具有军队、地方两套人马的庞然大物，它对广大知识青年的吸引力，就如同贫穷的西双版纳在知青们印象中每况愈下一样，已经一年不如一年了。



刀国栋告诉我一件鲜为人知的事：



一九七四年初，刚处理完蒋小山这些人的问题，我就跑到昆明去找周兴(当时的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一九七五年病逝)，向他提出我的建议：撤销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国营农场体制。我对周兴同志说，再这样搞下去，非葬送农垦不可。”



这恐怕就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刹两股歪风以后，最终带给高层决策领导人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了。



当然，当时的刀国栋还不可能从时代的、政治的、经济的、体制的诸方面找到问题的全部原因。他只是痛切地感到，兵团的一些干部实在是太无法无天了！他在当时就把这一切归于体制问题。老实说，这在那时的不少中高层领导人中也是很超前的。



我不由得想起了孟德斯鸠那句在两个多世纪里响遍全球的名言：



“权力容易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兵团的一些干部，就是在几乎失去任何监督的绝对权力的支配下，一步步走向深渊的。蒋小山、安洪超们是如此，一些本来很好的干部也是如此。



可是，快三十年过去了，我们至今仍然在强烈地呼唤着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真正强有力的监督。



一九七四年五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撤销全国的生产建设兵团编制，恢复国营农场体制，现役军人都撤回部队。尽管作出这项重大决定的背景是复杂的，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广大知识青年们，却把它同一九七三年的风波联在一起，总也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