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虽然今天人们对宋彬彬义愤填膺，但其怒火并非完全指向她个人，而是还要、或更要清算她身后的那些人，那些至今逍遥法外的暴徒，那些运动幕后的黑手，那些真正的历史罪人，这是一个时代的清算，她担待不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宋彬彬作为替罪羊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不过这就是历史的选择，她的名字、出身、经历都太富有戏剧性，仿佛是那个疯狂年代的故事摘要和关键词，而且几十年后还有续篇——这无疑更增加了其传奇性色彩。


2024年9月16日宋彬彬在美国纽约去世，享年77岁。

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宋彬彬的文章和议论一时铺天盖地，有人哀悼，有人声讨，有人辩解，有人说风凉话，有人借题发挥……

因为她是60年前的大网红，是红卫兵的标签性人物，是文革时代的象征性符号，这一点不论她本人和旁人愿不愿意，喜不喜欢，都难以改变。

01从她的道歉和一些旁人证词来看，她并没有亲自参与殴打卞仲耘校长，据她自己所说，之所以道歉，是因为当年“看见校领导被施暴时，虽然心里同情，但不敢说什么，更不可能站出来坚决反对”，“阻止不力和反应迟缓”；还有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实际上起的是拉开学校文革序幕的作用。我参与写了，就应当承担责任。”
卞校长的死因较为复杂，并非当场被打死，1966年8月5日那天五位校领导被批斗殴打后又被押到小操场强迫劳动，再后来被勒令去打扫楼道或厕所，有人看到卞校长被一初中生按住头强迫喝涮墩布的脏水，看到她从楼梯上滚下去，坐在地上被暴晒两个多小时，“游斗、侮辱、惊吓、殴打、体罚、干渴、脱水、没完没了的折腾，失去知觉后的暴晒，救治的延宕，一项一项地叠加”……

当时学校正处在“工作组撤离”后的无政府状态，“刘进、宋彬彬等作为工作组时期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在工作组因路线错误被撤走以后，也深感自己犯了错误，颇为灰头土脸。但是在干部子女中间，她们依然存有一定威信”；她们曾“闻讯两次去劝阻，要求现场学生不要打人，看到围观的同学陆续离开后，她们也走了。”
“多年以后回忆当时的情况，她们认为自己的劝阻没有力量”，“由于没有预见到惨重后果，她们为当时不能奋力阻拦暴力行为，而造成卞校长死于非命，感到终生的懊悔。这就是她们认为要公开道歉的原因。”（冯敬兰：《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是怎么死的？》新三届2017年09月04日）  

虽然今天人们对宋彬彬义愤填膺，但其怒火并非完全指向她个人，而是还要、或更要清算她身后的那些人，那些至今逍遥法外的暴徒，那些运动幕后的黑手，那些真正的历史罪人，这是一个时代的清算，她担待不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宋彬彬作为替罪羊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不过这就是历史的选择，她的名字、出身、经历都太富有戏剧性，仿佛是那个疯狂年代的故事摘要和关键词，而且几十年后还有续篇——这无疑更增加了其传奇性色彩。

假如她还活着，并再次公开道歉，会怎么样呢？是否会被一片骂声包围，被唾沫星子淹死？无数愤怒的人可能挥舞拳头朝她怒吼：不接受道歉！虚伪！狡辩！道歉就完了吗？！说出凶手！老实交待！魔鬼！丧尽天良！罪魁祸首！……

如果是在一公共场所，她的人身安全怕都难有保障，情绪激动的人群可能会指着她的鼻子骂，进而推推搡搡，甚至拳脚相向，再踏上一只脚才解恨，……这时候她很像当年被施暴的卞校长，而围观者中也可能有人像她当年一样“心里同情，但不敢说什么，更不可能站出来坚决反对”，“阻止不力”，“反应迟缓”，……历史怎么又重新上演了呢？红卫兵怎么又回来了呢？



02很多人都明白，宋彬彬并非真正的打人凶手，十年浩劫更不是她所能左右的，她在替人背黑锅，承受着本不属于她的重负，她不过是一只替罪羊而已。
问题是，公众有时候需要替罪羊，在他们无法清算、无力清算、不能清算真正罪犯的时候，他们只能把气撒在替罪羊身上。

而宋彬彬几乎具备了所有替罪羊的条件：

首先是她的名气。在那个年代她曾是红遍全国的大明星，不仅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佩戴了红卫兵袖章，还和毛主席说了话，毛主席还给她改了名字（她的名字“彬彬”竟被伟大领袖神奇地对仗出“要武”而具有了战斗号角的政治意义），她的文章《我给毛主席献上了红袖章》登在《光明日报》上，紧接着又被《人民日报》转载（尽管她后来说不是她写的），可谓一夜成名，家喻户晓，成为当年无数人羡慕的偶像。
但大红大紫是要有代价的，全国性武斗是一项周密部署的决策，但公众更愿意相信与改名“要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此外，即使不是打人凶手，但卞校长是文革中第一个因暴力致死的教育工作者，她又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干部并亲历事件的某些现场，事后还公开就此道歉，于是太多的罪名都归咎于她，千夫所指；而同样道歉的高干子弟陈小鲁却没有引起什么公愤，可能就因为没有她当年那样标志性人物的名气，也没有碰上本校校长被殴打致死这样的骇人事件，这就是成名的代价。
群众不会像法庭调查那样去明辨细节，经常想当然地、甚至添油加醋地想象出自己需要的“事实”；而且群众很爱攀比并牢骚满腹，曾经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幸运怎么就落到了你头上？和当年羡慕你的千百万人相比，后来怨恨你的人已经少多了，只接受人们的羡慕，不想要任何人怨恨，怎么可能？

其次，她后来的岁月太“幸运”了。1972-1975她就读于长春地质学院，那可是全国青年都在上山下乡、为返城而发愁的时候，能上大学（即便是工农兵大学生）的简直凤毛麟角；大学毕业后她分配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矿产研究所任研究助理，这在当时也是最好的工作单位了；1978-1980年她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在那个大学生都是宠儿的年代，研究生简直亮瞎了眼，太叫人羡慕嫉妒了；还有更幸运的，1980年她留学美国并入籍，这是当年许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记得1981年陈冲去美国时，一位同龄人在惊愕之余对笔者感叹：“陈冲这辈子真是走了鸿运！”当时我们作为大学生根本不知道还有出国留学这条路，而她比陈冲还早一年。之后的经历也同样令人眩目：1983年获得波士顿大学地球化学专业硕士学位，1989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地球和大气系地球化学博士学位，1989-2003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环保局任环境分析官员。

怎么什么好事都落到她头上了？叫人怎么想得通啊？虽然她是学霸，但学霸可不止她一个，其他学霸有这么幸运吗？而且那些和她同一阶层的人，有的并不是学霸，或不那么学霸，也照样早早就出国留学了，照样幸运地得到当年最好的机会：参军、上大学、经商、发财、从政、升官……
一个人机遇太好了难免遭人嫉妒，但人们不嫉妒郎平，因为她虽然也曾大红大紫，但那是凭实力干出来的；人们也不嫉妒袁隆平，因为他的家喻户晓是无数日日夜夜辛苦付出的结果；我们身边一些名利双收的人也遭人嫉妒，但大多也就周围人私下议论几句，而她却让成千上万人都心生嫉妒，愤愤不平，这恐怕就得另眼相看了。
或许是她太有代表性，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幸运儿，如果社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往往此时代的宠儿则是下个时代的弃儿，而他（她）们无论时代怎么更替却总是那么幸运！这恐怕不完全是对她个人幸运的不服，而是她那一茬人的幸运让无数草根都不服，于是这不服就具有了某种社会意义。

再次，她晚年还有点不甘寂寞。如果她明白自己是多么多么幸运，她后来就应该低调一点，夹着尾巴做人，晚年保持沉默。
但她几十年后又高调亮相“校庆”，当选“荣誉校友”（据她说是别人操作所为），以她的敏感身份任何公开亮相都可能引起轰动，这是她应该明白的，但她没有预料到校庆会演化为一个事件，“再次触动了文革受害者心中难以愈合的伤疤。文革的阴影还远远没有散去，我只考虑为自己澄清名誉而去参加荣誉校友的评选是错误的不明智之举。”

确实很不明智，她没想到有那么多人对她以及她的过去仍然耿耿于怀，仍然心存嫉恨，她骨子里可能并不把她的那些历史当回事，过去得到的一切似乎都理所当然，过去给别人造成的伤害也没觉得有那么严重，她可能以为她的公开道歉能抚平那些人、那些年的那么多创伤；甚至能起到带头作用，督促其他人也跟着一一道歉，再次引领时代潮流，又一次成为人们赞许的风云人物。她没想到她的道歉掀起了舆论巨浪，她发文想“为自己澄清名誉”，没想到越抹越黑，……她可能的确很单纯，出名太早，荣誉来的太容易，一生顺风顺水的人往往都很天真幼稚。

03
这么说来，对宋彬彬汹涌澎湃的声讨，即使有过激之词，也是有其缘由的，是可以理解的，平民阶层日益高涨的公平公正要求可能借一点“小事”发泄出来，进而引发一场社会风波。这种要求被压抑得越久，就可能爆发得越猛烈，人们就越难以保持心平气和而易走极端，易感情冲动，易行为过激，易走向暴力。
因此对民间的愤怒可以、也应该理解，但理解不等于赞同，相反应充分估计到这愤怒的能量，其破坏力可能最初冲击的是权贵，但后来如果导致社会失序，就可能波及全体，包括甚至更多地伤害下层的芸芸众生。
我们这个民族最不缺少的是激情、激进，最缺少的是温和、理性，是强大的中间派，是法律对全体的约束。不论是高高在上的权贵，还是激愤的大众，一旦脱离秩序的轨道，不受任何约束，就都可能恣意妄为，灭绝人性。
文革曾经狠狠地教训了我们这个民族，如果人治不废，法治不兴，“要武”的号召及其实践就可能再次重演，难道今天的年轻人中就没有宋彬彬吗？他（她）们在恶意唆使下就不会变成宋要武吗？他（她）们一旦“武”起来就不会拳脚相加、草芥人命吗？其实不止年轻人，中、老年也是，也有，……这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