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都发表了对著名记者戴晴的专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议论。在专访中，戴晴主要讲述的是她在纽约的博登书屋出版的那本书《邓小平在1989》。
讲1989的书已经很多了。戴晴这本讲1989的书，如戴晴自己所说，不再以学运为主线。不再如35年来大多数评述：专制vs民主，当局vs学生——非黑即白。戴晴这本书，正如书名《邓小平在1989》，是从邓小平的视角讲1989。这是一个特殊的视角，非常重要的视角。
在书的开篇，戴晴讲到，4月15日，她陪伴台湾《天下》杂志总策划殷允芃(Diane Yin)，拜望负责对台工作的官员汪锋。汪锋说：“小平同志最近考虑，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放进《党章》。”就是这段记叙引起轩然大波。不少人质疑，邓小平真的说过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吗？在六四35周年之际，戴晴放出这个大料，用意何在？其实，戴晴这段记叙在10年前的“备忘六四”里就讲过了。奇怪的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怎么那么多人、而且还是最关心六四的人，当时没注意到？
戴晴的这段记叙是否可靠？汪锋是讲过邓小平说要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吗？我和殷允芃有一面之交。我是在1989年年底去台湾访问时认识她的。去年我通过社交媒体给她发去信息，问她记不记得汪锋讲过那番话。她回复说记不得了。另外，邓小平如果讲过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这句话，赵紫阳理当知道，但是我查阅了赵紫阳的回忆文字，没见赵紫阳提到邓小平讲过这句话。
不过戴晴讲到：“以上所述现场，并非孤证。‘四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起草者胡乔木，早在这之前一、两个月，就已经摸到‘小平同志的意思’，且在他那个层次上传悄悄话：‘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迟早要从《宪法》上拿下来’”。胡乔木这番话，出自鲍彤先生在2008年的一次采访。
还有一些旁证。李洪林在他的《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写到：“1988年9月12日，在中共高层的一次会议上，话题转到有人说中共领导人‘在海外有存款’的问题上。薄一波说：‘对那些胡说八道、造谣诽谤、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要硬一点。’这时邓小平说话了。他认为，造谣诽谤要纳入法律解决的范围，依法处理。但是对不同政见，不能这样。他说：‘有些人有不同政见，这是允许的，比如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毛主席，那是他的政见，不纳入法律解决的范围。如把这个纳入法律解决的范围，太复杂，整个社会空气都要变了。’”（380-381页）另外，戴晴在《邓小平在1989》一书中引用了赵紫阳在《赵紫阳披露中南海内幕》里的一段话。赵紫阳说：“关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八九年‘六四’前我曾经探过邓小平的底，当时邓小平的意见是：一、允许党内存在不同的派别；二、可以开放报禁，允许发表对领导人的批评意见，但是批评一定要合法；三、绝不能搞‘三权分立’。这就是邓小平的底线。”（第117页）
根据上述信息，我们可以认为，在六四之前，邓小平确实有意实行政治改革，首先是实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回到当时的政治大气候，邓小平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1987年，台湾的蒋经国解除了报禁党禁；1988年，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废除了书报检查制度，苏联出现了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多元化。
但事实是，中国后来却发生了六四。在短短的五十天内，邓小平就从有意推动政治改革，转变成下令屠杀和平抗议的民众。不过这种180度的大转弯也不是没有类似的先例的。例如1957年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号召人民群众给共产党提意见，本来也不是打定主意放长线钓大鱼、引蛇出洞，但是其结果却是变成了反右。例如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本来是要反左的，结果却变成了反右，变成了更左。戴晴这本《邓小平在1989》的价值，就在于它勾画出邓小平转变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