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张春桥揣摩圣意，写了一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发表在上海的《解放》杂志上，由此得到老毛垂青，挖到了自己上进的第一桶金。文章竭力宣扬中共在战争时期实行的，带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在整个革命根据地内部，由于正确地处理了内部关系，大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 ‘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 ’，大家过著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发工资，更没有想到要实行什么 ‘计件工资制 ’”，”整个革命根据地，男女老幼，前方后方，心连著心，结成了战斗的集体。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他明确提出“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起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起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要求“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
为《人民日报》转载此文，毛泽东亲笔写了编者按：“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一九六七年五月，文革高潮时期，聂荣臻又传达了毛泽东的《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搞供给制，共产主义生活是马列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对立”，“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高，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这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初期大体过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毛还异想天开要在军队中率先恢复供给制。
在毛看来，他的主张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最大区别是：人的思想是可以改造的，只要提倡集体主义，就可以保证社会发展的正常进行：“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十八）。所以不能靠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而要靠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让他们和群众打成一片，吃大锅饭，过平均主义的生活。老人家一辈子批判别人主观唯心主义，其实他自己才是真正的唯意志论。
具体实践就是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大；所谓公，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体制，既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一级政权机构；既要负责全社的农林牧副渔业生产，也要管理工农商学兵等各方面的工作。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实行最为普遍的吃饭不要钱的粮食供给制和伙食供给制，是社员收入中的主要部分。人民公社还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劳动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 （百度百科，人民公社词条）。
人民公社是中共上世纪五十年对生产资料进行三大改造的第一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也是三大改造最重要的一环。
中共夺取政权靠的是土改，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富农的土地瓜分给贫苦农民。此时中共的所为还不过是重复历代农民起义的做法：“等贵贱、均贫富”，“耕者有其田”。然而由于小农经济自然演化的结果，“土改结束后乡村阶级结构存在两种相反的变化趋势。一种是两头向中间集中的阶级同化趋势，原贫农的经济地位迅速上升，多数成为中农；中农阶层迅速扩大，占据了村中户口和人数的绝大多数，并有部分上升为新富农”；“另一种是从中间向两头转变的阶级分化趋势，土地财产向少数有余粮有余钱的农户集中，有少数家户因为劳力缺乏、疾病、灾荒或者懒惰等原因而重新陷入赤贫境地”。农村中出现了所谓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即土地买卖、雇工、租佃、借贷等。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从原来的贫农上升为富农，当时的农村调查表明，有人“剥削雇佣劳动40%以上”；“由以前的贫农发展为占地84亩、存粮近万斤的村中首富”；“许多党员干部圈占国有荒地，优先取得国家贷款，廉价雇佣短工耕作”；“莒南县南河乡买地的14名党员都是村中的当权干部，其中支书、村长6人，支委4人，民兵队长4人”等等。（李里峰：土改结束后的乡村社会变动——兼论从土地改革到集体化的转化机制）。
更糟糕的是，这些农村基层干部出现了对抗国家政策的趋势，上段引用的李里峰论文对此有精彩的描述。老夫不忍割爱，全文转引如下，算多凑点字数吧：
凫山县西庄乡乡长曾发动百余名群众向工作组请愿，反抗粮食统购统销。前周格庄支书召集支委秘密开会，商议对付统购的办法，号召“开除党籍也不要卖一粒粮！” 彭李乡乡长对群众说“没粮食吃，先吃种子，那时上级还不叫耩地吗？” 常家村合作社社长在评定粮食产量时极力压低产量，希望降低统购数额；区干部要求合作社先卖余粮以“影响群众”，村干则坚持先宣布产量，以激起群众不满，对上级形成压力。郭集村妇女主任非但不积极宣传卖粮，反而向群众泼冷水：“卖了吃什么？ 咱这块地方的工作挨即过去了”，使其打消卖粮的决定。天王堂村小麦统购过程中，几名党员积极支持余粮户将小麦私下调剂给缺粮户，被乡政府发现后还前去证明这并非“私商活动”。关于基层政治精英何以能与党的政策相对抗，莱阳地委检查组的解释是，一方面中农、富农在乡村组织中占据优势，在其诱导下形成了以新富农为发展方向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权有势，对上蒙蔽领导，假装积极，骗取信任；对下压抑民主，统治群众，作福作威，为所欲为”。
上述调查看上去都是建国初在山东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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