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把地下组织公开化，要达到什么目的？文章提出三个目的：加强情报工作（所谓“从实战”角度尽快熟悉台湾目前的制度和法律）；加强统战工作（即所谓“凝聚岛内反台独力量”）；以及加强策反工作（所谓“平滑政权转换冲击”）。事实上，情报、统战、策反这三方面的工作，目前处于地下状态的台湾工委一直都在做，现在要他们公开做，大概是想增强对台湾的心战作用吧。
今年8月5日，厦门大学“海峡两岸城市规划研究所”发表了一文：《尽快启动台湾接管准备》（以下简称《接管》），提出现在就要做好接管台湾的预案。虽然这篇文章被删除下架，但笔者认为，这篇文章信息量丰富，是中共释放出来的一个政治气球，用以测试各方的反应，所以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仔细分析《接管》一文提出的准备工作，事实上都是中共在1949年之前接管内地大城市以及1997年接受香港等重大事件的经验都极之相似。笔者尝试以这些历史经验来分析当前对台的接管政策。
一，《接管》一文是中共的政治气球
在台湾问题上，中共过去最少曾经两次透过学者释放出政治气球，例如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透过华中理工大学（现在改名为“江汉大学”）余元洲教授发表的《台湾基本法》（草稿）来测试各界的反应，2002年，他又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一促进法》，前者因为属于内部交流，外界多不知道，后者是公开发表的，实质上推动了2005年的《反分裂法》。在香港问题上，也曾经释放政治气球，例如2008年以中联办研究部主任曹二宝提出的“建立第二支管治队伍”的设想，当时中联办强调是他个人的“学习心得”，但后来证明中共是一步一脚印地在建立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所以，虽然“启动接管台湾的准备”也是政治气球，但它提出的方向却不容忽视，特别是习近平早在2019年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说明中共已经在内部研究如何实现这个政策。
在中共种种准备接管台湾的工作中，目前唯一公开宣布的规划是跨海峡高铁。早在2016年3月5日中国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交“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宣布计划在2030年之前，完成从北京到台北跨海高速铁路的兴建。这个通过福建平潭到台北的跨海铁路如果实现，它将是全世界最长的一条跨海铁路，全长跨海部分是126公里。这是中共第一次让外界知道已经启动掌控台湾后的建设规划。2021年3月，国务院发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提出，到2035年要从福州兴建高铁到台北，这条线路属于京津冀—粤港澳主轴中的支线。此条高铁建成后，可从福州直接到台湾，两地直线距离约250公里，按照现在的高铁时速，不到一小时就能抵达台北。从2016年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提出的远景设想（拟在2030年实现），到2021年已经列入具体规划（拟在2935年实现），虽然实现期限延至了，但中共一直都是单方面地为两岸统一后的基础建设进行规划，只是外界不知道而已。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尽快启动接管台湾的准备工作”，绝不是空穴来风。
二，台湾工委早已存在的事实
《接管》一文的第一项准备工作就是“尽快成立中央台湾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台湾工委”），这个提法，给人一个印象好像现在还没有成立“台湾工委”，但笔者敢断言，“中共台湾工委”这个组织，早就以地下党的形式出现在台湾，现在提出“尽快成立”，只是考虑把它公开化而已。
早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就决定成立“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是年12月正式成立，到1949年底，估计党员已经达到1300多人（见何池著：《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指导台湾革命研究》，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2008年）。笔者在《文汇报》工作时，上司金尧如总编辑就告诉我，他是在战后被派到台湾参与组建“中共台湾工委”并担任宣传部长。虽然早期的“台湾工委”已经在1952年左右被蒋介石彻底瓦解，但共产党的一个特点是善于隐藏埋伏，根据毛泽东制定的地下工作16字方针：“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组织虽然被破坏了，但只要留下一个共产党种子，它就会存活下来并逐渐发展起来，这是中共这个组织特有的优势，也是1949年以前中共在大陆各地的党组织被剿灭后不久就会恢复的重要原因。所以笔者绝对相信，曾经在台湾发动过“2.28事件”以及在台湾各地山区组织游击队的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被国民党剿灭之后，仍然有漏网之鱼隐藏下来等待时机。所以，当台湾解严后，结束报禁、允许民间组党，也开放海峡两地交流，形势的变化使得原先留下来的种子，很可能已经被中共整编成为新的“台湾工委”并活跃在台湾各界。
三，何以见得台湾工委早已存在
由于台湾工委是地下组织，人们难以证实它的存在，但我们可以从侧面证据来说明它的存在。一个重要的侧面证据就是亲中共黑社会势力的膨胀。
众所周知，台湾的“中华统一促进党”（统促党）这个组织，其总裁张安乐与骨干成员都有黑社会背景。《维基百科》指出：“统促党声称现有成员三万余人，该党总裁张安乐不否认党员具有黑社会背景，但有媒体报道统促党成员大多来自于竹联帮，少数由各地台湾黑帮人士组成。警方搜证中的统促党二十六名主要成员中，均在竹联帮内具有堂主、副堂主、分会长等干部级身份。台湾警方持续扫黑，查出统促党主委孔庆骏、彭马润智、宋宪庠、吴金虎，副主委吕家豪及统促党党员等九人分别涉嫌贩毒、暴力恐吓、成立诈骗集团等犯罪活动，涉案人来自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还查出涉案干部曾发“走路工”聚众走上街头。
为什么亲中共黑社会的活跃程度可以用来旁证中共台湾工委早已存在？
任何社会都有黑道，这是无法根绝的。但在任何社会，一般人，特别是各种公众人物都会避免与黑社会沾上关系，甚至对黑社会“退避三舍”，只有中共从不忌讳与黑社会打交道，两者有某种共生互存的关系：中共作为地下党，很多活动不便公开做，可以请黑社会代劳，而黑社会作为被社会歧视的“边缘人物”，亦乐于有中共作为“靠山”。
中共与黑社会结盟，由来已久。在1921年建党后，就在1927年设立一个特务组织“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特科”），“特科”下设四个股：特务、保卫、情报、匪运。前三者顾名思义，唯独“匪运”一词颇为陌生，全称是“土匪运动”，原来是专门联络黑社会，促使他们支持中共。毛泽东能够在井冈山安营扎寨，进行武装割据，同当地土匪的支持分不开。自从1927年最早提出“匪运”后，到1949年这二十多年间，土匪一直成为中共的左肩右臂，往往从侧翼支持、配合中共，成为中共统战系统内的一股同盟军力量，“匪运”也如同工运、农运、妇运、青运、兵运一样，成为中共打击国民政府的重要力量之一。所以，中共领导人常常说“黑社会也有爱国”，就是这个原因。
关于中共与黑社会勾结的历史，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例如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永的“红军早期对待土匪：收编、改造或清洗”（载《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66-83页）、王菠及董辉：“浅析大革命时期中共关于土匪问题的策略方针”（载《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2)，第110-115页）、梁家贵及苟志琳：“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秘密会社的认识”（载《团结报2021-08-26》以及李春远：“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共的秘密社会工作”，载党史研究等等。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上网查阅，这里不赘。
同黑社会保持友好合作关系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即香港工委）副秘书长黄文放亲口告诉我，他工作的内容之一，就是经常同香港黑社会打交道，以确保香港的黑社会服从中共的领导，换言之，他就是共产党与香港黑社会之间的联络人。1997年政权交接前后，他就要香港的黑社会承诺：不破坏政权的顺利过渡、不在交接前后破坏香港的治安和社会秩序、更不准在交接日闹事。答应这三条，中共才会允许他们在1997年之后继续生存。
所以，台湾不同“堂口”的黑社会能够走在一起，反映了中共地下党在当地的组织、统战及宣传成果。凭这点，笔者就可以断言，中共台湾工委，早就存在并活跃于台湾社会。此外，中共能够组织大规模的“村里长大陆观光交流团”，也是中共与黑社会合作的结果。在台湾，村里长是基层的法定组织，黑社会则是基层的非主流势力，两者既有互相防范的地方（防止黑社会破坏地方治安），但也有互相合作的时候（例如选举时的桩脚运作）。中共能够把村里长动员起来赴大陆，相信也是得到黑社会的帮忙。
无论从传统和现实看，中共同黑社会都有密切关系，所以黑社会的亲中共程度就成为我们观察中共在当地的活跃程度的一个很好的标志。要建立这种密切关系，不可能隔空指挥，必然有组织在当地具体操盘，这是台湾工委早已存在的一个证明。
四，现在为什么提出成立“中央台湾工委”？
既然台湾工委早已存在，为何现在提出“尽快成立”？笔者前文提到，现在提出“尽快成立中央台湾工作委员会”的原因，可能觉得现阶段需要把台湾工委存在的客观事实公开化。
这情形就一如香港在1997年之前，早就有“香港工委”以地下党形式在香港活动。上世纪八十年代许家屯出任香港工委书记的时候，他就开始考虑香港工委“地上化”的可能性，因为哪时中英在谈判香港的前途，香港工委需要某种程度的公开才能避免香港人对中共的疑虑和担心。他当时就决定把一些重要地下党员的身份公开，例如选派循道中学老师毛钧年代表广东省出席1987年中共13大会议，这时港人才知道这位木讷寡言、文质彬彬、和蔼可亲的中学老师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员。我当时有问许家屯为什么会突然公开毛的身份？他说，一是为了使港人渐渐习惯即使您身边有共产党员，也不是那么可怕的事，避免将来共产党公开化后引来的震动。二是为了统战他的堂兄毛松年，其堂兄是中华民国第9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在海外华人中颇有影响力。为了统战毛松年，进而令海外华人接受中共提出的以“一国两制”模式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所以有必要公开毛钧年的身份，让其知道，其堂弟受到中共重用。
换言之，香港回归这个客观形势的变化使得中共的某些工作需要比较公开来做。许家屯后来在接受何频访问时也表示，他曾经考虑把中共香港工委以及地下党公开的设想，分别有全部公开及局部公开（即党的机构公开，但党员不公开）的构想（见何频、高新合著：《中共如何控制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273页）。根据香港这个经验，我就判断，现在中共学者提出“尽快成立”一个“台湾工委”，就是考虑到这个早已经存在的地下党组织，现阶段有必要公开化，至少是半公开化，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共的对台工作。
假如我这个分析合乎实际的话，则要继续问，中共把地下组织公开化，要达到什么目的？文章提出三个目的：加强情报工作（所谓“从实战”角度尽快熟悉台湾目前的制度和法律）；加强统战工作（即所谓“凝聚岛内反台独力量”）；以及加强策反工作（所谓“平滑政权转换冲击”）。事实上，情报、统战、策反这三方面的工作，目前处于地下状态的台湾工委一直都在做，现在要他们公开做，大概是想增强对台湾的心战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