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无疑是第一个用大量农村经验和田园风光入诗的文人，而且质与量均首屈一指，这和他弃官从农之后非得依靠土地为生息息相关，若无官场经历，岂有“千里江陵一日还”，“画省香炉违伏枕”之心情。若他社会适应很好，他可以继续去实践其“猛志逸四海”，也就没这么多田园诗写作。人生之得与失实难预料，即“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若让陶渊明在仕途顺利实现“猛志逸四海”和回归田园耕作，眼见“草盛豆苗稀”后乞讨而得来文史美名再作一次抉择：他未必会选择后者。笔者觉得若渊明真有“用志之志及怀才不遇”之愤闷，真被龚自珍讲对了“二分梁甫一分骚” 等面相，那么王维就会横眉冷对：“毋为这世俗依你打造而顺从于你，你便可“千夫指骂”这世俗世界。”天下何有此理？个体代表不了真理，何况真理也是相对而存，个体虽是构成公共世界的一小块拼图，他可以坚持这块拼图的形状即做人的底线，但也不能自我膨胀到取代这个世界。陶渊明是因这样一种强烈之自我坚持以弃官从农来宣告对这个世界摒弃的同时，也是无形中自我膨胀。虽在精神世界里他维持了个人霸权之固执，而在现实生活中他是彻底的失败者。
 
        从《昭明文选》审视陶渊明作品之外，没有出现田园或园田的词汇，但出现过“龟田”这个词，联想到张衡著《龟田赋》，从内容解读“龟田”相对于仕宦场的隐逸空间，它未必有田园农耕成分，“龟田”之田只是一个隐居空间，而陶渊明田园之“田”相比“龟田”就相当明确，即前无参照独创的农耕和农舍成分，因田园或园田被陶渊明不断书写，它成了和土地耕作密切联系的具体文学范畴。同时他虽和历史上如伯夷，竹林七贤这样的隐士在思想崇尚或具体生活方式有所区别，但苦于耕作又创作诗赋，钟嵘称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可接受。
        《归田园居》组诗可以探究陶渊明对农耕生活的态度和人格价值。其中第一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诗第二句“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渊明仕途岁月经考证是十三年，这里很有可能为押韵而作“三年和十年”。第四句“开荒南亩际，守拙归园田”中注意“守拙”两字，这视为陶渊明对自我人生观的一种坚持，“拙”反义是“巧”，亦可理解陶渊明弃绝了世间灵活处世，避其锋芒的态度，亦可暗喻陶渊明本身就没有“巧”的智慧。“拙”在陶渊明作品中的鲜明存在，影响杜甫也反复用到这个词汇，这是在“怀才不遇”后以何种价值观来稳定自己的坚持而不被这个世间得失所干扰，于是乎他们费劲寻找所谓“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一思维根源，那对陶渊明来讲此为“守拙”的本意，在造次和颠沛时还能矜持着。虽然这样“守拙”为后人在仕途艰辛时会和陶渊明产生共鸣，与其心心相依。
          在陶渊明同时代也对“守拙”抱有类似想法的有西晋潘岳《闲居赋》，这里不分析《闲居赋》是否为“伪作”嫌疑，任何人都具有矜持一个“理想化自我”，区别在于这个“自我”表露在社会多少而已，那么笔者觉得《闲居赋》里的“守拙”无论量和质比陶渊明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闲居赋》会引发争议就在它怎么能超越后人被理想化的陶渊明？这万万不可接受。
 
         萧统注意陶渊明的偏偏是诗里酒的描写。陶渊明有一组《饮酒诗》是后人走进陶渊明的另一个视角，纵观汉文学史能在笔墨吟诵间自然而然涉及“饮酒”，将饮酒视为雅趣而成为人生境界的寄托当属由陶渊明开启。先秦时代，酒作为非常神圣精纯之朝廷酿造品，它代表着清白，视配得上供奉天地礼物。在日本各个神社里还供奉清酒即沿袭这传统，在白居易的诗文里当写到酒时还赋予一种神圣性。六朝“竹林七贤”饮酒到了极为夸张之地步有其特殊性，“七贤”饮酒与其说是一种雅趣倒不如是借酒来逃遁社会或是另一类“摇滚”思想，这和陶渊明农作后农舍下的饮酒是有区别，将饮酒作为一种生活的雅趣，共存于如田埂，锄头，草鞋等现实元素中确从陶渊明开始，“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打动后来文人紧随相仿，李白就不必提了，杜甫年少酒豪无疑，“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 女词人李清照无论是少女时期，“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还是国破家亡沦落时，“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苏东坡密州打猎归来，“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不胜枚举也。历代文学批评家如元好问在《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二首》中将陶渊明看明白：“君看陶集中，饮酒与归田。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
         陶渊明也是将生活凡俗写进诗文之第一人，而将生活凡俗写得炉火纯青者当属杜甫，两者区别在于，陶渊明几乎是一孤例无追随者，而子美后韩愈，白居易，元稹尽相赞赏，元稹在为其作墓志铭中写到在子美之前的诗，“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浓莫备。”而子美之后掩杂孤高和流丽，地负海涵般“尽得古今之体势”。在作品量上，杜甫近千五百首诗和陶渊明百二十首不是一个数量等级。陶渊明贵在“尝鲜”但昙花一现，杜甫虽喜爱陶诗但格局完全不同。
 
        有盛唐文化背景下唐代诗人对陶渊明不以为然者不少，因为当时唐朝是一派蒸蒸日上每一位读书人都追求仕途，在一个宽容能实现自我理想之时代，是不会向归田者隐居者投去目光。王维站在一个独特角度审视陶渊明，他在严肃地批评同时让更多的文人注意陶渊明，读其诗文观其态度，随着时间的洗练，文学被更多的人接受，至于人生态度就变得次要或者淡出。王维作《偶然作》五言组诗共六首，其中第四首写尽了他对陶渊明人生观的看法，而从第六首中可以推算出《偶然作》的大致写作年代：
             老来懒赋诗，惟有老相随。
             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
             不能舍余习，偶被世人知。
             名字本皆是，此心还不知。
 
         从第一句“老来懒赋诗，惟有老相随。”的“老态”和“懒意”抒写出大彻大悟无悲无喜之宁静淡泊之心，笔者推断是王维晚年所作，至少是安史之乱以后。“余习”语出《维摩诘经》：“深入缘起，断诸邪见有无二边，无复余习。”可见写《偶然作》的王维早已不是十七岁“每逢佳节倍思亲”，十九岁作《桃源行》的王维，于是乎在这样一个思想背景下观陶渊明，该容忍处容忍，该批判就直言不讳。再读《偶然作》第四首：
                    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
                    自从弃官来，家贫不能有。
                    九月九日时，菊花空满手。
                    中心窃自思，傥有人送否。
                    白衣携壶觞，果来遗老叟。
                    且喜得斟酌，安问升与斗。
                    奋衣野田中，今日嗟无负。
                    兀傲迷东西，蓑笠不能守。
                    倾倒强行行，酣歌归五柳。
                    生事不曾问，肯愧家中妇。

          已不食人间烟火，褒美贬义已不顾忌的王维眼里，陶渊明的形象被批到毫无人样可言，“任天真”和“颇耽酒”写出陶渊明性格固执而“幼稚”的自我膨胀。家贫什么都没有，重阳节只有空手对菊花自吟， “中心窃自思，傥有人送否。”只有暗自惦记着谁会上门送酒，果真有人送酒来“安问升与斗”，一家人的吃喝早忘记了，“今日嗟无负”是王维引陶渊明《饮酒》第二十首：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最后一句：生计之事从不挂心上，岂肯愧对家中妻子儿女的忙碌。整首诗中“喜”，“奋”，“迷”，“守”，“倒”，“歌”等动词以极为鄙视语气写出了一个不担负家庭责任的“酒鬼”形象。最精彩的是“肯”，喻“拼”：言虽有愧于妻子，也只能豁出去了。在王维看来，陶渊明没有资格在一个夫权制度下有生存空间，无论他抱有信仰如何，为官，隐士，种田自给自足或信佛信道都必须以维持自己和家庭最基本生活条件为前提，“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杜甫虽带有自嘲口气，但自嘲之下，“安得广夏千万间”为的是天下寒门能有所庇护，境界怎么就差这么多？王维在散文《与魏居士书》中提到陶渊明《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而大放感慨，意思和上文一致。
 
           金朝元好问评价陶渊明“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陶渊明的真淳固然是史上所著称，但是这个真淳不符合所谓“真理”式价值。它不出于哲学思考的一个精确概念，事实上带有情绪性理念而回避这个世界，这样的真淳尚带有气负性，正如朱熹说过“隐者都有气负性”，笔者觉得陶渊明表现出来的“真”似乎可否定整个世界的某类价值，但现实是可望不可及，这一身心要完全保持太古时代纯粹素朴的自然状态，也就必须从这个现实世界中脱出而远离，才有可能进入所谓“真”的境界而获得一种个人完全自由，这是一种超现实的浪漫化理想，所以陶渊明在追求这个“真”时必定只能以一种不彻底的方式而不宜固执来实行，所以笔者觉得陶渊明在风烛残年时大致也预料到，于是《桃花源记并序》也印证了他不是盲目无知，更多是现实世界的一个无奈，在他的诗文中似乎读到了“真淳”，但真实的陶渊明是一位彻底无疑的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