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博浪椎网文：从四大名著看中国之走投无路
                       2016-08-03 时代书屋
                           来源：爱思想网
看四大名著，不能只看到其中神魔乱舞的有趣，英雄好汉惩恶扬善的痛快淋漓，帝王将相纵横捭阖的权谋秘计，才子佳人荡人心魄的情孽缠绵。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里面明明白白写着：中国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孙悟空大闹天宫，很是让一潭死水的天宫闹腾了一阵子。他提出的革命理论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一革命理论，与历来农民起义提出的号召如出一辙。陈胜吴广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就是孙大圣的轮流坐庄的理论么?大概孙大圣看到玉帝的排场，心向往之，豪言壮语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或者吃天鹅肉的心理作祟：“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率领他的猴子猴孙，攻占天庭，把天庭改朝换代成猢狲王朝，这就是孙悟空的革命理想。坐天下的是王，抢天下的是贼;在天庭里，坐天下的是神仙，抢天下的是妖孽，人间天上，奉行同一道德规条。
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斗不过妖猴，于是借师助剿，请来如来佛，妖猴斗不过佛祖，于是猴子被洗脑，跟随唐僧，充当了镇压各路反叛势力的急先锋，一路降妖除怪，最后官封斗战胜佛。从现有体制的反叛者到忠实维护者，进而变成现有体制的受益者，孙悟空用了五百多年。天庭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最后双方妥协，互相利用。孙悟空在当初跟他一样身份的妖魔前可以堂而皇之地自称仙佛，口含天宪，大展神威，实现终极自我价值。天庭也可以利用他充当打手，扫荡其他对现有体制构成挑战的各路反叛势力。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怎么都比不上他这第七十三变实在，能得更多实惠。
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嘴脸，在这里被照妖镜照得毫发无隐。斗得过现有体制，就把玉帝的张姓朝廷改姓孙，斗不过就投降，自己的反叛实力就是跟朝廷谈判的本钱，兄弟队伍的头颅就是投名状，几番含娇弄态之后，即漂白了自己的出身。唐末朱全忠玩的是这一套，《水浒》里宋江玩的也是这一套。农民起义救中国?痴人说梦而已。
《水浒》里的宋江，玩的也是这一套，不过一在天上，一在地下。世人都怪宋江，怪他不该投降，他不投降又能怎样呢?梁山事业，实在无路可走。梁山政权，只不过是东京赵家朝廷的山寨版。想当年，赵匡胤在位时，也跟他们的宋大哥一样英明，一样讲义气，一样替天行道，到如今子孙不肖，宋徽宗赵佶昏庸无比，贪官墨吏扰乱天下，假设梁山事业百年长青，谁能保证宋江的子孙比赵佶一定强，好汉们的后代一定比高俅雄起?投降了倒好，中国历史省去了一个不必要的循环节。好汉们的理想不过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贪官们的理想不过是大肆捞权大把捞钱多睡女人，后者是前者的衍生品，他们只相隔一张纸的距离。梁山与祝家庄，一个由好地主领导，一个由坏地主领导，好地主与坏地主的距离，也不过一张纸而已。
梁山道路，走下去将无路可走。只可怜了那鲁莽得天真可爱的李逵，为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永续飘扬，拎着一对大斧排头价砍来去，不知他端的要砍谁?
梁山道路，最终无路可走。
《三国演义》宣扬的是圣主贤相救国论，翻译成无产阶级口吻，就是只有刘备诸葛亮才能救中国。可惜枭雄斗不过奸雄，贤相斗不过奸相，仁义斗不过厚黑，刘姓天下无可奈何花落去，圣主贤相的理想一江春水向东流。仁义事业实在让人悲催，刘备诸葛亮只给后人留下一个欲哭无泪的背影。最终一统天下的司马氏，一点仁义的影子都找不到。
刘备诸葛亮事业的流产，意味着圣贤救国论的破产。
把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两拨，《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超世独立，一个人站一边，其他所有人站另一边。中国历史上所有读书人的脑袋凑在一起也比不过他思想的深刻。曹雪芹通过贾宝玉告诉我们，封建社会已是穷途末路。身处康乾盛世而能认识到这一点的，绝无仅有。比他稍前的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痛心于明朝的灭亡，沉痛反思的结果无非是皇帝太昏庸，大臣太贪婪顾私利，不去从根本上否定制度，没有从我们固有文化中查找致命之处，反而抱残守缺，对传统儒家沾沾自喜，以为明的灭亡，不是儒家文化的失败，而是不能遵守儒家戒律的结果。
就像《旧约圣经》里的犹太人，每受一次打击，每遭一次失败，都认为是对上帝笃信不坚的后果，是上帝因为他们在异教间摇摆不定而降罚，因而每一次反思的结果都是更加信仰上帝。鸦片战争后很长一段时间，先进的中国人反思落后挨打原因，还认为我们只是技不如人，而不是体制不如人，文化已落后。曹雪芹超越了他以前和以后所有的旧式知识分子精英。
他通过贾宝玉的口告诉我们，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文化已是走投无路。贾府里面的男人，从上到下全都灵魂烂透了，封建社会的大厦靠这些人支撑，倾倒是必然的事。不仅如此，贾宝玉还以戏谑的口吻否定了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教条,所谓的“文死谏武死战”。这一条认识是从根基上否定了我们引以为豪的封建道德和封建文化。最崇高的东西都被他看穿看透了，他还能跟周围的男人沆瀣一气么?他还能从父命读八股考科举光耀门庭为这一腐烂的家族提供继续腐烂下去的养分么?所以贾宝玉清醒坚决地拒绝了合作，不愿为这个注定要烂掉的社会陪葬。可惜宝玉的心思书中无人理解，就连他深爱的林妹妹也半点不知，他只能“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了。他的愁恨，他的傻与狂，是出于绝望，他找不到新的道路。
《红楼梦》所深刻揭示的，不是曹雪芹所处的朝代已濒临绝境，此时是大清盛世，正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无限风光的时代，他揭示给我们的，是整个封建社会的走投无路。林妹妹的葬花词，在贾宝玉听来，在后世的我们听来，是唱给所有中国人的一首挽歌。
《西游记》《水浒传》告诉我们，农民起义，革命造反不能救中国；《三国演义》告诉我们，伟大领袖不能救中国；《红楼梦》告诉我们，我们真的已走投无路。
我们的文化没有内生性的力量，靠我们的固有文明来救中国，就好像是用中药来救治需要开膛破肚的病人一样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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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上面这篇文章的感想:
这篇文章说从四大名著里看出中国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红楼梦作者暗示出了解救方法，就是在太虚幻境迷津上的木居士和灰侍者，挽救社会的药方是以情为本, 以人为本, 人性至上。老子的道德经里有句话: “ 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 地大, 人亦大。” 可见人是堂堂正正，大写的人。西方宗教包括佛教都把人看成是卑微的, 有罪的。东方道家把人与道及天地并列, 有同样高度, 可见人性顶天立地。真正的道家人物都很有个性，用现在的话就是个人主义，比较自我，性情中人。中国金朝元朝（异族统治）时出现的全真教开始儒释道三教合一造成道教变异, 人性越来越压抑，这种做法把人变成伪人（假人、虚伪的人）和痿人（阳痿的人、无根无情之人）。西方中世纪也一样压抑人性, 天主教统治者利用宗教愚弄压迫百姓，自文艺复兴后, 人性得到解放，西方文明得到极大发展。 受道教文明影响, 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一直很发达, 后期却和西方文明拉开巨大差距, 和当时压抑人性的文化制度有关。
斜月三星
附录
                            评管仲看人性(1)
管仲临死前，齐桓公去请教未来之路。管仲说，在您的放权和我的管理下，齐国已屹立世界之颠，但需要保持。所以我死后，请你离那三个东西远点。管仲所谓的“三个东西”就是齐桓公最宠爱的三个人：易牙、卫开方、竖刁。三人对齐桓公可谓是忠心耿耿，几乎恩重如山。齐桓公有次对易牙说，大王我什么都吃过，就是没吃过人肉。晚饭时，易牙就端上一盘肉，齐桓公吃了后大赞爽口过瘾，问是什么肉。
易牙回答，我儿子的肉。齐桓公感动的稀里哗啦。卫开方本是卫国的公子，不远万里来到齐桓公身边，全身心侍奉。齐桓公曾问他，你远离故土，抛弃父母妻儿，难道不想念他们吗?卫开方回答，这一切跟您一比，就是粪土。齐桓公为之哽咽。而另外一个叫竖刁的，自愿阉割自己来宫中伺候齐桓公。齐桓公始终把这三人当成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如今管仲却让他远离，自然莫名其妙。
管仲解释道：“人性都是自私的，然后是爱自己的妻儿，然后是爱自己的父母。竖刁把自己给阉割了，对自己都敢下狠手，何况对别人？易牙连自己的儿子都能杀，何况对别人？卫开方连自己的妻儿都肯抛弃，何况别人？”齐桓公说，“这才说明他们对我恩重如山，高风亮节呢。”管仲说，“胡扯，您将来会把位置传给儿子，还是传给一个陌生人？”齐桓公说，当然是传给儿子。
管仲说，人爱自己胜爱别人，这是天性。如果有人爱别人胜于爱自己，那就是伪，就是违背天性，不近人情。不近人情的人，要离他远点。因为一个人没有人的性情了，那和禽兽就无异，那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当然，齐桓公对管仲的这段话大大不以为然。管仲死后，他继续宠幸这三人，结果是，当他生病在床，无可救药时，三个高风亮节的人发现效忠他已不能带来利润，立即锁闭宫门，活活饿死了他。
我们经常听到好人好事，其中有一种好人好事是，抛妻弃儿去养活别人的妻儿，拯救别人而割自己的肉。乍一看，让人感动，细思一下，就会感觉极为恐怖。
一个人要畜牲到何种地步，才会做出这样不近人情的事来？
很多年前，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全国都知道了大禹的这一无私事迹，大舜命人把大禹事迹传播四海，打出口号：学习大禹好榜样，忠于治水忠于舜。
舜的臣子彭祖撅嘴摇头，对舜说，大禹治水真就这么刻不容缓？三次路过家门而不进去？
舜说，他太忠于祖国了，太无私了，他是伟人。
彭祖说，我看他是个伪人。人爱自己，爱亲人，天经地义。他却不爱，这人要么是白痴，要么就是大奸大恶，要么是他老婆太难看。
舜不同意。
几年后，大禹挟着治水的威望和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无私口碑，把舜逼下台，成为华夏之主。
所以请注意你身边不近人情的人，尽量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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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对人性的认识真是很到位, 中国历史上一直就有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争论, 后来封建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认可了性本善, 老百姓都变成逆来顺受的善良的小绵羊, 才容易统治, 三字经的第一句话就是性本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推崇圣人, 做到无私无我, 无情无欲的境界就是圣人。中国有名的诗圣---杜甫, 他写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蔽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样的诗句被人们广泛称道也是因为它符合圣人的境界, 还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听起来很高尚, 实际上很虚伪, 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 怎么可能真正的爱别人, 连自己的亲人都不爱, 一样不可能真正的爱别人。儒教推崇的大道行天下为公, 佛教的无私无我, 看淡名利情都是违反人性的, 压抑人性的学说, 即使有人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也是变态的人, 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树为楷模必然形成压抑的社会, 压抑自己也压抑别人。文革期间提倡的大义灭亲,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一样是压抑变态的口号, 违反人性。
斜月三星
                                       评管仲论人性（2）
                                       2016-03-29 基金圈
春秋时期，东方有个国家叫齐国（现在山东的半个省，胶东半岛地区），这个国家的创始人是大名鼎鼎的姜子牙，该国虽然经历了10代人的打拼，但直到第11世孙齐桓公在位时，依然还只是偏居海滨一隅的小国。
此时诸列国的竞争愈演愈烈，齐国要么主动创新图强，要么等着被兼并。创新有可能是送死，不创新肯定是等死！
面对时局变化，齐桓公决定改革！
老板的决心有了，CEO在哪里？
齐桓公本来任命一直辅佐自己的鲍叔为相，但是鲍叔却向他推荐了另外一个人。当齐桓公听到那个被推荐者的名字时，勃然大怒道：“我恨不得吃了他的肉，扒了他的皮！”
原来管仲曾经为了护主，射了他一箭。但是创新不拒贤，个人私仇怎能妨碍国家前程。而且管仲在应聘时只说了三句话，就打动了齐桓公：
1、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2、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3、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
所谓：举世滔滔，唯知己渺渺。管仲越说越投机，句句正中下怀。于是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国，并告示百官：“国家大政，先禀仲父；有所裁决，任凭仲父。
管仲的才华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厉害就厉害在：在他眼里，普通百姓是“人”，免不了好逸恶劳、贪财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亲情。同样，官员和皇帝也是“人”，只是多了一些欲望野心和责任而已。在管仲眼里，这个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坏人”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所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强调道德，也不迷信强权，一心务实。他改革的本质是将人性的弱点变成劳动的动力：集大家之私，成社会之公。
管仲在位的时间长达40余年，成为先秦诸子中唯一成功的典范。说管仲是一位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绝对不为过，请看他的措施和政绩：
管仲改革最核心的是“以商止战”，既：对内方面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对外方面就是扩大对外贸易，用贸易来制衡战争。让各国发动战争的代价大于终止贸易的代价！
因此他又十分重视工商业。他说：“无市，则民乏矣。在中国历史上，商人地位一直是很低的，管仲却将“工商”与“士农”并排。
同时，管仲又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管仲还制定了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使林木和渔业资源得到可持续发展，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
在提高积极性方面，管仲提出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这样人民自觉抓紧农时。他们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会自觉地早起晚睡，不辞劳苦地经营，否则大家都是奴隶，只能消极怠工。这样做的本质其实就是把劳动者由被野蛮强制下劳动变为自觉主动的尽心尽力的劳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那是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商鞅和韩非看到了人性的恶，那是在面临利益冲突的时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观点确实是对立的，但他们都推崇管仲。管仲认为“善”和“恶”都不是绝对的，但“私”和“贪”却是永在的，自私和贪婪才是人性。管仲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对人性的了解，并想办法使之得到满足。
这跟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早了对方将近两千三百多年。
私营经济也是管仲率先提倡的。齐桓公曾要求将国家资源由政府垄断经营，但管仲说：“故善者不如与民分利共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也就是说政府不能独占资源，应该放手让民众去经营，政府只要征收30%的所得税即可。
管仲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有金融概念的人，他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要求君主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掌握住粮食等重要商品，以影响其他商品的交易。他认为商品轻重与否，取决于这种商品的多少，常固不变的价格是不存在的，如果价格恒定不变，就无法调节流通。价格上下波动，价值规律才能发挥调节作用。谷物被“囤积则重，被抛售则轻。集中于国家则重，流散于民间则轻；货币流通得通畅则重，流通不通畅则轻；国家政令与该商品关系重大则重，关系不大则轻。管仲还把谷物、货币从万物中独立出来，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
上面这段话值得反复咀嚼！
至于国家如何发现货币？管仲认为第一步先在方圆6里的地区内作典型调查，第二步由点及面估算全国的货币需求量，以此为基础确定货币的铸造发行量。
管仲是第一个强调国家贸易的人，他大开国门欢迎各国商人，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讨取税费，步行背东西来的不要去交税”。他还在齐桓公专门建立款待外国商人的客舍，从此全国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关键的是：管仲掌了握对外贸易中最微妙的技巧：为保证本国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采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的措施，保持重要物资的高价，也会使天下的重要物资流入我国。而对本国的剩余商品，则采取‘天下高而我下’‘天下重我轻’的低价政策，促其对外倾销。在一般情况下，要做到‘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保持大体相同的轻重关系。这不就是人民币“贬值”和“升值”的概念吗？
在这种自由贸易方针的鼓舞下，齐国首都临淄繁荣至极：“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据核算其时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当时国际上最宏达、富贵雅典人口不到5万。
管仲的经济思想中，还有一项非常超前，那就是鼓励消费，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管仲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指出：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要如何才能推动消费？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费，甚至无比奢侈地去消费。
每当年岁低迷时，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促进就业。这同2000多年后的凯恩斯经济学又如出一辙。
但是，管仲过于强调商业和普通，甚至忽视了很多道德。比如管仲在齐国首次设立了“国家大妓院”，繁华的都城临淄就试点开了7家官办的“女市”，其中每一市有“女闾”100人，共700人，他也被认为是性产业化的鼻祖。
“国家大妓院”有四大作用：一是增加了国家税收；二是解决了女奴隶被解放后的的再就业问题；三是解决了许多男子的生理需求，促进了社会和谐，四吸引了爱金钱更爱美女的四方英雄来齐国发展。
正是对商业有着如此深刻的见解，管仲也成了历史上亘古未有的经济学家。他的“自由经商”主义跟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非常相似，他的“投资”、“消费”、“出口”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又跟凯恩斯经济学遥相呼应，但是他理论早了对方将近两千三百多年，堪称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的鼻祖，更被誉为“中华第一相”，梁启超评价管仲是“国史上第一流人物。这些经典理论2000年后的我们还在使用。
我们在插两个小故事：管仲才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动“货币战争”的高手。
齐桓公想灭掉楚国，管仲说：“大王您出高价购买楚国特产的鹿吧！”。楚国活鹿的价格为八万钱一头，齐桓公就派人带了二千万钱去楚国大肆搜购。楚王听说后开心的说：“鹿，禽兽而已，楚国多的是，赶快让老百姓都去捕捉活鹿！”于是楚国上上下下、男女老少都行动了，颇有点“全民炒股（或炒房）”的意味。这时管仲让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齐、楚两国的民间收购并囤积粮食：楚国靠卖活鹿赚的钱，比往常多了五倍；齐国收购囤积的余粮，也比往常多了五倍。楚国也因此却误了农时，而这时管仲下令封闭与楚国的边境。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国元气大伤，三年后向齐国屈服。
管仲发动的另一场货币战争是‘衡山之谋’。
衡山国盛产兵器，天下无双。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于是衡山国百姓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一年后，齐国派人购运粮食，当时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包括衡山国的其它国家百姓都运粮卖给齐国。然后就在夏收前的一天，齐国突然封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时齐国又忽然对衡开始山国出兵。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的精光，只得奉国降齐。
‘衡山之谋’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以高价诱使敌方放弃本业，追求某种产业的畸形利润，最终造成敌人经济瘫痪！在任何时代，一种商品价格暴涨都会带来巨额利润。但除非这种利润来自于国内垄断性技术，那是一定会出事情的。高利润会吸引相当一批人冲进去，而且，这批人往往还是能率先看到商机的精英。等到一个国家几乎全民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暴利就要终结了。
这一点对我们现在仍然有很大启示！
虽然管仲有超凡才能，但中国却是儒家统治的社会，儒家以“贱商”著称，在《论语·宪问》中，子贡就认定“管仲算不上是一个仁者”。他的诸多经济政策，无论是刺激商贸、鼓励消费还是“以商止战”，在儒家看来，统统都是异端邪说，儒家在经济治理上只有“三斧头”：一是“以农为本”，二是“轻徭薄赋”，三是“克己复礼”。遗憾的是，这三条在管仲那里都找不到。因此孔子对管仲否定性评价，就在“俭”与“礼”两方面，但这并没有阻碍孔子对管仲推崇备至。
管仲的改革使齐国从远离中原的小国崛起成为东方大国，齐桓公于前681年在甄（今山东鄄城）召集宋、陈等四国诸侯会盟，齐桓公是历史上第一个充当盟主的诸侯。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旗号，积极展开对外活动，北击山戎，南伐楚国，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
然而，齐国坐拥最强国力，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战略，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
自此以降，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武力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以商止战”的策略也正式失败，他的用贸易来制衡战争的想法过于理想化，列国争霸只适合丛林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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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对人性有深刻的认识, 所以才能按照人性建立合理的制度, 实施正确的政策, 国家兴旺, 百姓富足。儒教那套学说只能有利于维持社会秩序, 对促进经济发展没啥作用。中国后来的三字经, 什么人之初性本善也是在误导人, 西方文化认为性本恶, 所以看重法律, 东方文化受性本善的影响, 把道德看的很重要, 儒家的修身齐家平天下，还有现在的讲政治讲正气, 八荣八耻, 以德治国等等，这些都和文化传统有关。中国能接受共产主义道德也非偶然，和佛教和儒教的文化土壤（强调无私无我）有关，马克思主义有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论断, 正是这个论断才认为公有制最美好, 然而改革开放就是迎合了人的私心和欲望才打破了僵局, 迎来了经济的大发展。其实中国革命也是迎合了农民的私心才成功的, 比如革命初期的打土豪分田地, 还有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如果农民们知道革命成功后自己分的地会在后来的人民公社运动中被收为国有, 估计就不会跟着闹革命了。所以合理的文化和制度就看它是不是符合人性, 人性不可改造, 不可泯灭, 用斗争的方法改变人性以符合公有制, 比如什么很斗私心一闪念, 只能制造更多的罪恶, 还会使人变得更加虚伪, 说一套做一套。
斜月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