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公报充斥空洞幻想，口号治国、忽悠百姓
来源：法广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原本应在去年的9月召开，然而却一拖再拖，凸显了中国政治扑朔迷离的背景。
6月27日，在披露三中全会召开日期的同一天，北京宣布开除两名前国防部长李尚福、魏凤和的党籍，这一罕见之举似乎传递出强烈信号，彰显了习近平倡导的“反腐斗争”远未结束。
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中国正面临消费疲软、产能过剩的困扰，房地产危机严重拖累经济增长，青年人的高失业率为社会稳定埋下隐……
备受期待的三中全会能否做出“大的举措”，为振兴经济注入活力？外界从4天的闭门会议中又能窥出怎样的端倪？
我们请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
法广：首先请谈谈，您对中共三中全会拖延了近半年时间作何感想？中国目前的状况究竟如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夏明：20届三中全会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但是，我们看它今天的会议，其实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整个会议-尤其看到会议公报-，大的口号很多，但是具体细节很少。我的一个感想就是：三中全会本身凸显中共面临的很多的问题，面临的巨大挑战。
中国目前情况如何？中国目前的情况可以分成中共的目前的情况、面临的挑战，和中国、中国人、每个个人。因为整个公报里边，没有提中国的公民，当然更不会提中国的个人。但是，其实我们面临的这种大的历史的关节点的时候，必须要想想个人的生存和家庭的生存。这次把中共跟中国分开，认识的就比较清楚。像中国目前的状况，一个简单的问来就是：你是要“唱衰”中国，还是要“唱兴”中国。当然这个也不是靠“唱兴”或者是靠“唱衰”可以简单决定的。但是中共就是这样看的，它认为：任何对中国的现实的问题的揭露或者批评，就是一种唱衰中国、恶意的；而它现在要讲述中国美好的故事，它说可以通过这样的讲述就可以唱兴中国，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分歧点。
从中共来说，在这次全会的公报里面，它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包括它也意识到严峻的国内的目前的各种不顺心的情况，而且也是国际的严峻的各种形势。所以它也非常清楚，它面临着两大的国内、国际的双重的矛盾。它具体的指出了几个风险里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明确指出三个风险领域：一个是房地产的危机；一个是地方债务的危机；还有一个是中小金融机构的危机。这三者其实是连在一起的。这里边三个金融风险领域，其实都涉及到中国的基本的民生问题，涉及到家庭的最后破产，涉及到地方政府的最后破产，涉及到中国家庭在金融机构里面的-无论是投资还是存款-都可能面临着灰飞烟灭。这个我相信是中共现在面临的最现实的、迫在眉睫的风险。这是它面临的挑战。
如果我们看到，中共的公报提出的许多问题，给中国的人、中国的老百姓其实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因为中国人现在失去了控制自己生命的权利，自由度是越来越少。同样的，中国人现在在整个的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导向、尤其是党、尤其是习近平的集权越来越严重，给中国人面对风险就更大。但他们要避险的能力却是更弱。整个公报里面有一点我觉得可以注意就是：整个的报告讲了很多什么要做、也要做、既要做、还要做，什么是目标、怎么样等等。但是它没有一个主语；是我，习近平要做？还是我，中国共产党要做？还是我，中国政府要做？还是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中国人民、或者中国每个老百姓、或者每个家庭等等。没有一个主语，就是消灭了中国主体的多元化。所以就说一切都在党、国、军的控制下。集中表现在它所谓的“两个核心”。两个核心，当然就是以习近平为最重要的党的核心，这是剥夺了中国人参与自己的命运的改造，参与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有一些选择。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失落，这是中国自1979年推行改革开放以来，其实是中国人丧失自我控制能力的最悲惨的时候，这是非常严重的。
中共会议的公报有几点可以注意。首先，它是充斥着各种口号，充斥的口号，当然有很多都是非常美丽的言辞：什么“市场经济”、“全过程民主“，也提什么“法治”，还有什么什么“科教兴国”等等。其实它这个口号治国越来越空洞。整个报告里面是充斥着各种矛盾，因为它没有逻辑：逻辑困难；因为它没有方向：方向不明。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它到底是要推进全面的国家的全权主义？还是要强化市场的配给？它到底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还是要扶持一下目前中国面临着影响民生问题的民企/私有企业？等等。它其实是完全方向不明，逻辑混乱的。尤其像它在搞这种口号治国，这种假大空，其实就是一种政治忽悠。它又要提出改进工作作风、避免官僚主义，它的整个会议表现出的就是极强的专制主义和官僚主义。基层现在面临着地方债务的破产，它说是各家的孩子各家抱，它不会干预；但是它把大量的意识形态的所谓的要强化工作压给基层，还要说给基层减负。所以充斥着矛盾，它其实就充满着各种的空想。它没有重点，就像习近平喜欢说的，我们“既要、也要、还要”；我给他总结成：“你既要、也要、还要、更要、我全部都要”，这就是一种政治忽悠。因为他把“也要“其实就淡化了前面”既要“的一个重点。然后他“还要“的话，其实就转移了重点，那么他”更要“、”全都要“，其实就进入了空想。对中国人、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其实就是充满了空想的下面，其实就充满了欺骗，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悲哀的。
但是，如果你从中共、习近平个人和党集权的角度，确实有明确的方向的。当他提出三个时间点：2029：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2035：要建成什么“基本的任务“、完成什么”现代化“；到2049：要建设成”现代化强国“等等。其实他的时间线就把习近平的终身任职奠定了基础，也提供了合法性。党的永久执政、永久的集权、党的伟光正，尤其是他提出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没有什么党外的监督的，没有什么政府之间的各种监督，没有在宪法下，党要做到各种其他的制度的制约的。所以他要用党的完全独裁、完全自我分化，来控制整个社会。所以他就所谓的说要”引领社会革命“，其实引领社会革命，说白了就是党对社会的更深一步的控制，更进一步的消灭民间社会、公民的任何一点点自由的空间。这些东西恐怕是中国人必须面对的，也要思考的。就说面临的挑战是什么？而中国人和中国面临的挑战，他要解决的方略或者应对的措施，跟中共提出的解决的方略来挽救他的生存是有矛盾的。
法广：北京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宣布开除李尚福和魏凤和的党籍，这一做法是中共建政以来从未有过的。您对此举作何评判 ?
夏明：是，这次公报里有两点非常有意思：一个，是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对魏凤和、对李尚福的处理，还有李玉超，火箭军原来的司令，还有孙金明，也是原来的火箭军的参谋长。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在增补中委的时候，有一个候补中央委员丁兴良，他原来是火箭军的副政委，根据他的排名，他应该是被增进中委的，但是他这次也被绕过了，追补的三位中委把他给省略掉了。所以我们可以显然看到：对火箭军三任司令、政委、副政委，一个系统的清洗是非常清楚的。对火箭军的清洗，对两位国防部长的清洗，再加上对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清洗，到底这意味着什么？从中共的、从习近平的正面解读，他就说：你看，我们反腐永远在路上，我们无惧大老虎，老虎苍蝇一起打。这是他的一个正面解读。好像是他的反腐在不断地取得胜利。但是他所有这些东西，其实是正好地反映出他的反腐的彻底的失败。而今天的反腐，其实就是不断地在摇晃的车厢，给大家一种列车在向前不断地挺进的一种感觉，对李尚福和魏凤和的处理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是非常荒谬的。中国共产党是靠枪杆子取得政权的，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它的一个法宝。但是，一下对这么多的高级军官、对两任的防长、对两位的军委副主席进行这种系统的清洗，是非常值得我们解读。有两点至少可以注意：一个就说：到底腐败是这些领导人的私生活方面、或者是在贪腐方面、或者是说完全是对国家、或对人民带来的损失呢？还是另外有一种：可能是跟国家、跟人民就没有关系的，就完全是对习近平或者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的一种挑战？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共许多的被反腐撸下来的这些领导人都是天使，他们都是习近平的反动政治牺牲品。在习近平任职的两届多，有几百万的-他的主要的党纪、国法，还有什么警告、处分、什么训话等等-这根据是中共的、中纪委，他们也有这些数据，那么我的统计其实接近四百万，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当然里面有很多人可能确实是-用常用的、普世价值-他就是腐败、就是堕落、就是贪污，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现在就出现了用另外的罪名-尤其是像对魏凤和这些-就提出忠诚失节、信仰坍塌。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就说：信仰坍塌，显然可能是跟习近平是一种离心离德。这种整个军队的大的系统，尤其是代表中国最高科技的这个火箭军系统，跟习近平离心离德，甚至还有忠诚失节，也就意味着可能他根本就不忠诚习近平，甚至跟外国的势力、或者是敌对势力，可能还有某一种合作、或者某一种联系。这当然是对习近平、习中央是个最大的嘲讽。也就在于他们今天面临的反叛，不是普通的老百姓的问题了，他是面临着整个军队系统，面对着军方的高级领导人，对习近平投下了不信任票，这是最根本的。
所谓的信仰坍塌，我们就要问说：对谁的信仰坍塌？其实可能深层来说，是对习近平的信仰、信任和忠诚坍塌。对哪个主义的信仰坍塌？恐怕并不一定所有被清洗的中国领导人都是在习近平的口中最坏的，可能有许多人倒真的有一种在国防系统，他们往往对国家的真正的实力有比较真切的了解，而且对军队的武器的现代化有一种真切的感受，他们可能真的认为假大空，这些所谓的政治建军，恐怕是一个死胡同。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解读这些，恐怕就看到习近平受到的阻力，就不简单是一个所谓的贪腐或者个人行为，恐怕是中共内部有一种集团的行为，对习近平进行系统抵制。而这种集团的行为，如果只是表现在李克强这样的一个文官、国务院系统的话，对习近平不是那么大的威胁。他最后是把李克强搞掉了。但是军方不一样，军方它可以搞掉许多领导人，军方、它有任何一个士兵、有任何的一个低级军官，如果愿意铤而走险的话，对习近平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所以这种两位防长事件不可简单地来解释。
和这个形成对立的，你可以看到，这次全会里边把秦刚的处理公布了，而且是说：接受“秦刚同志“的辞职的请求。这就很有意思了，就说：免除了秦刚的中委的资格。但是秦刚仍然是”同志“。所以可以看到中共的政策和政治体系的混乱。但是另一方面，也给外界一个观察，就是跟李尚福和魏凤和来相对比，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看到了，秦刚是因为私人生活，当时就说秦刚被拿下来的时候，有种传闻说：秦刚跟傅晓田是可能跟国外间谍案是有牵连的，如果现在秦刚作为一个”同志“保留下来，没有开除他党籍的话，恐怕这种传闻目前来看，不是这么实在的。因为如果真的涉及到涉外的间谍这些案件的话，秦刚是不会作为”同志“来保留下来的。秦刚、李尚福和魏凤和的案子，就可以看出：贪污腐败，其实就是拿点老百姓的好处，偷点国家的财产，这不是一个问题，政治忠诚才是一个标准。你就可以看到对习近平是很危险的。对中国人来说也是很灾难的，这是我们需要的一个解读。
法广：面对严峻的经济挑战，您认为习近平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的概念能否成为振兴经济、解决产能过剩、并继续扩大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灵丹妙药？
夏明：刚才我也讲到中国面临的国内、国际的两大挑战。当然习近平认为他可以通过所谓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讲白了，就是说：中国在目前能够控制世界的一个非常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了美国，所以它如果能够再提升它的生产能力，进入到新质生产能力，也就是说，在机器人、人工智能、芯片、飞机发动机、航母这些技术、武器技术，还有生物、科学药物这些方面有重大突破的话，在新能源有重大突破的话，当然对中共来说，是一个续命的法宝。而且也是它认为是走出美国对它这种封锁、能够在国际上建立所谓的新的一个世界秩序、跟美国抗衡的这么一个基础。
但是，我认为中国要进入到新的所谓提升新质生产力，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中共现在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它这个死胡同是摆脱不了市场跟党国的矛盾，它还是用党国压市场。它摆脱不了国营企业不断地在压制、甚至使得私营企业和个人创新萎缩的这么一个残酷的现实。因为你看当它在提出：要继续维护做强、做大国营企业，它同时也提出要支持私营企业，但是整个政策、口号配套，其实就把私营企业当成了为国家企业、国有企业、国家权力克隆而生的这么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随时-如果国有企业、国营经济需要移植器官的时候，需要输血的时候-，私营企业就成了这个为它克隆而生的。其实中国的私营企业就变成了为国营企业输血、最后移植器官的克隆而生的这么一个经济体。这是非常悲哀的，这是一个死胡同。
另外，市场现在面临着问题，尤其面临着外资撤退的问题。当然这跟法治、跟宪政是有关系的。中国现在不断地做强所谓的“政治安全“、”国家绝对安全“，这些东西当然是对专制的一种强化，对产权的破坏，当然是会把资本要吓走的。另外你说它要走新质生产力，其实现在世界上最大的新质生产力的产生的中心在什么地方？除了美国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以跟中国去抗衡，所以跟中国合作的话，它要新质生产力获得突破，无论是它的过去看到的机器人技术，还有芯片的一些进步，还有各种的人工智慧，其实都是跟美国进行资本的合作、人员的沟通、整个企业的合作是分不开的。但是，它现在以美国为敌，甚至以美、日和西方为敌，它开放-也就是对这些落后国家，跟俄国、或者伊朗、或者北朝鲜这些抱团取暖，显然是不可能获得新质生产力的。相反，它只会获得劣质的生产力，这是更大的一个矛盾。所以我认为，在新质生产力上，其实我们看人工智能、机器人、芯片，还有就是像防疫的这些疫苗，中国都已经全方位地输给了美国。而中国今天还在走封闭的道路，这是非常悲哀的，而且它现在还在不断地强化它要新型的举国体制，要进行独立的、自主的创新能力。
在美国，它的成功不是举国体制造就的，国家当然有参与，但是它是主要依靠社会的、个人的创新；同样地在美国，我们也看到：它的新质生产力的整个体系是全球化的，我们这些在美国生活、工作的第一代移民，从全世界来到美国，其实无论在教育、科技、电脑革命上、芯片上、还有在疫苗上，都做出了绝对的贡献。美国过去20年，它的专利的生产申请过程中，三分之一是第一代的新移民。所以美国是一个靠它的开放体制、靠它的社会和个人的创新能力，获得它的新质生产力的。
当我们看到中国跟俄国、或者伊朗、北朝鲜抱团，它在走向这种劣质生产力。另外，中国人必须面对的，就是它现在提出：农村重新地要“双向流动“，要”缩小城乡差别“。其实又意味着另外一种向劣质生产力来求取它生存的资源，也就是它现在瞄向所谓的农村的“大集体经济“，所谓的农村“双向流动“，无非就是把城市里边的、没有取得城市户口的这些农民工再赶回去；它所谓的”缩小城乡差别“，不是说让农民变得更富，因为农民工现在不断地在失业，不断地在被打回农村，而农民在基本的财富上面是非常贫穷的。所以中国在户口制度下，给农村带来的结构性的贫困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如果它要再搞什么”缩小城乡差别“，最后结局不是说在缩小城乡差别，让农民变得跟大都市市民政治待遇和生活的水准看齐。相反的，其实它是在让沿海的各大城市这些他们的最后的市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生活标准，其实再向农民看齐。所以这种缩小城乡差别，就是以贫穷面前人人平等为代价的，当然这个人人平等里面，是不包括中共的党魁和中共的最高的寡头集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