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种植物只能开出一种花，一种鸟儿只会唱出一种歇……自然生命力所呈现出来的变化、差异和多样性，同人类自由是无法比拟的。自由是生命力的升华，它通过认识和驾驭必然性，有意识地按照主体的需要而不断创造世界，并在这创造过程中不断地生产出新的需要，新的动力，而这，不也就是人的本质吗?艺术活动和审美活动所追求的变化、差异和多样性，不就是这个本质的一个对象吗？
三
     但是变化、差异和多样性，仅仅是美的规律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这些变化、差异和多样性都必须导致统一。
     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人类的生命并不是与自然对立的力量，他的活动不过是拥有人类的自然自身的活动，人对自然的改造不过是自然通过人而进行的自我改造。在这个意义上人所创造的一切多样性和丰富性又都可以还原为一，这个一就是自然自身。
      生命，这是偶然地从第一性的物质中得到的无限众多的组合形式中的一个特殊的组合形式。现代科学是用“熵”、“平衡态”这样的概念来描述这种形式的。它们说生命是“远离平衡态的平衡态”，这种描述来自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两个伟大发现：一个是进化论，一个是熵定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进化论指出，生物的进化总是朝着增加信息和秩序的方向，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而熵定律则指出，物质的演化总是朝着消灭信息，瓦解秩序的方向，逐渐由复杂到简单，由高级到低级不断退化的。退化的极限，就是无序的平衡态，即熵最大状态、一种无为的死寂状态。熵最大是无序平衡态，生命是有序平衡态。生物愈是进化，生命系统组织结构有序程度也就愈是提高，自我调节、自我再生的能力愈是增加，遗传变异机制以及同外间世界进行的能量、物质交换与信息传递愈是增多和扩大，从而也就愈是远离熵最大平衡态。所以说，生命是远离平衡态的平衡态。
      生命力的这种深远复杂的演变，从宏观宇宙的角度来看，不过是一些小小的、暂时的和局部的变异而已。并且如果没有许多随机因素的偶然配合，例如在空间上如果没有老一代的恒星从它们的核心爆发出构成生物躯体的重元素，或者在时间上前代恒星尚未形成或太阳已经耗尽了它的光和热，这个变异是不会出现的。这种偏离了平衡态的平衡态是信息的起源、即有序的起源。它依靠不断从环境吸收“负炳”(或者说吃进“秩序”)来保存自己，而热力学第二定律则力图瓦解它以恢复熵最大无序平衡态。“熵最大”就象是一个巨大的引力中心，从它所发出的引力起作用的程度，也就是生命体受破坏的程度。生命为了保持自己的存在，它的全过程都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反对熵流的斗争：通过员外间世界的互相变换，无数物质质点和它们所固有的能量连续不断地进出生物体，连续不断地同化和异化，构成了生命。在这个过程中，原生质中发生的亿万化学反应不但和谐地结合为一个统一的程序，并且这个程序还制约着同外间世界相适应的自我保存与自我再生，形成了生命所固有的、自动地导致有益结果的方向性。正是这种无意识的方向性，被生物学中的目的论者称之为“目的”，它决定了进化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行程。并且在这个行程之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动物的本能和行动规律，使不同的动物对不同的刺激做出不同的反应，成为一种支配动物行为的必然性。必然性的范畴是规律性的范畴。
      生物愈进化，它的结构和功能愈是复杂和多样，也就愈是能主动能动地适应世界。等到这个发展过程达到主体能够反过来认识和驾驶必然性、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世界时，也就出现了人类的自由。人类的自由不是无根之木，它是从不知自由为何物的浑沌中孕育和生长出来的。人在改造(创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创造)了他自己。
    人类所感受到的宇宙的和谐，恰恰是他们的生命存在的形式。所以人对宇宙和谐的心领神会(审美快乐)，仍然带有自我观照的性质。宇宙与生命的这种异质同构不是偶然的，这里面显然存在着一种规律性与生物学意义上的“目的性”的统一。这种统一并没有经过人的有意识的实践手段这一绝对中介，不是直接的所谓自由形式，但它是包含着意识的“人的感觉”可以实践地把握的，所以在象征的意义上它仍然是美的。因为在象征的意义上，它和直接的自由形式具有直观的同一性，二者所触发的心理效应作为经验形态(在其中只有前景是现实的，而隐藏在前景后面、形成前景的那些巨大的历史沉积，则是非现实的)是完全一样的。而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二者也还是一者，自由的形式也还是自由的象征，因为自由并不停留在任何一种形式上。
      作为自由象征的一种形式，和谐并不是同一，而是变化、差异和多样性的对立统一。宇宙如此，生命如此，美与艺术亦如此。从现代宇宙学的角度来看，老子从“一 ”的抽象出发，以概括“恐将灭”的万物，比之于古希腊哲人的以数为万物的本源，无疑是更深刻地触及了我们存在的根源。这个“一”并不生存，“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但它是生存的背景。生命的旋律正是在这个背景的基础上进行的。万物有生必有死，正如音乐的旋律，它不断离开基调向其它调子变换，而又终于不得不回到原来的基调。生命的旋律也是在不断地离开单一的无序平衡态(所谓一)向各种各样的有序平衡态(所谓多)进化，而又终于不得不回到原来的无序平衡态。这，正如佛陀所说：“我从来处来，还向来处去”。如此在单一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追求变化、差异和多样性的努力，其整体运动的结构形式，恰象是一首歌。
   反过来看，艺术，例如音乐所表示的，不就是这运动着的力的结构模式吗?不就是这种生命力的运动形态所留下的轨迹或图案吗?而同时，音乐种类的千差万别(例如它有各种速度和调子，有牧歌和摇篮曲，也有哀歌和进行曲……)，不正是呈现出人类生命力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吗?我们常说，音乐性是一切艺术的通性，是绘画、雕刻、舞蹈、建筑、戏剧、小说、诗词、书法，和建筑等等的通性。这也就是说，这一切艺术都具有一个运动结构多样统一的共性。多样性表现着人类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努力：追求、探索、创造和克服障碍。这些努力是由物种的各个个体分别进行的，所以呈现出无限多样而又千变万化的形式。而它们所取得的任何成就则是属于物种的。个体将要消灭，而物种会因此得到发展，因此增加生存的机会。这样个别的追求就会和类的成功合而为一。这种个体和整体的统一，就象是一个单独的乐音，它离开主旋律以后又通过和音音程回到主旋律。在这种音乐的形式与生命的形式之间，不是存在着一种运动结构模式的同一吗?
    对于人类来说，生命是自由的前提，而自由是生命的意义。但是许多没有生命的死的东西，例如宝石的结晶，窗玻璃上的冰花，象书法一般在岩壁上纵横交错的枯藤，不是都因为它们表现在人类美感中的形式，与上述人类生命力运动的结构模式相类似，即所谓异质同形，因而就具有一种生命的意味，而成为自由的象征吗?我们的感觉随着这种形式运动时所体验到的自由的快乐，不正是审美经验的现实的内容吗?
     在象征的意义上，直接的现实性并非审美事实的要素。正如对象是否表现出“生命的意味”，并不取决于它的物质实体是否真正具有生命。“表现”在这里就是“创造”，就是在对象上进行“加工”。不过这种加工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