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亦有“国学”这个辞汇，但那是另一个概念，即马一浮先生所说：“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据说朱熹曾经说过：“国学者，圣贤之学也，仲尼孟轲之学也，尧舜文武周公之学也”，但这“只是偶然为他提及，而未成为一个普遍流行的名词”。

所以，在中国古代，有汉学，有宋学，有理学，有朴学，似乎未曾有过晚清以来出现而如今弄得纷纷扬扬的“国学”。所以，中国古代的大学问家，例如汉之郑玄，人们只称其为两汉经学集大成者；晋之贺循，人们只称其为当时的一代儒宗；宋之朱熹，人们只称其为理学大师；明之方孝儒，道衍和尚还把他当成天下“读书种子”的传人，如此等等，在章太炎及其师俞樾之前，从未有过“国学大师”的称谓。国学之起自晚清，与那时的西学东渐有关。换句话说，“国学”之谓，相对于西学而言。先有张之洞之“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后有梁启超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旧学”或“中学”，大致就是以后所谓之“国学”，所以马一浮先生又说，这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

对于“国学”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各家所说不同。据刘梦溪先生的《国学辨义》（2008年8月4日《文汇报》）归纳，至少也有以下数种：

一曰“国故学”说，这是胡适之给出的定义。他说：“自从章太炎着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研究国故的方法》）又说：“‘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二曰“固有学术”说，钱宾四与马一浮两位先生都曾持此说。钱宾四的《〈国学概论〉弁言》提出：国学之“用意在使学者得识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事，以培养其适应启新的机运之能力”；马一浮在《泰和会语》中也说：“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

三曰“六艺之学”说，这是马一浮先生在“固有学术”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外延进一步缩小：“今揩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所谓“六艺”即“六经”，就是孔子删定的六门学问，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

以上这三种说法，其内涵与外延各不相同。这三种说法似乎至今也没有合并为一。现在就有“广义的国学”与“狭义的国学”之说，这“广义”与“狭义”，就是根据其内涵与外延而言的。关于这一点，我以为其实也不妨数说并存。只是在拿国学说事的时候，不要混用以至于偷换概念。有不少是非，其实是混用以至于偷换概念惹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