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淳风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2024年6月13日，君品习酒“追寻君子的足迹”，来到湖湘学派的大本营，长沙岳麓书院。

美酒与书院，相遇，交流，惺惺惜惺惺。

它们在精神上一致：复兴时代，对一种雍容品格的呼唤与召回。

这就是君子人格。

大学
书院，可以理解为古代中国的大学。发端于唐五代，盛于宋，绵延千年。岳麓书院，直到今天仍在教学。

因此人们说起岳麓书院，皆谓“千年弦歌不绝”。

弦歌，有时是抚琴唱歌，但多数情况下是指礼乐教化，主要形式就是上课。比如，庄子讲到，“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性命交关，神色自若，继续上课。

今天人们一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是巴黎大学，前身为索邦学院，此处的“大学”是指现代大学。若以年龄论，岳麓书院比索邦学院还要年长277年。并且，中国传统的“大学”，并不仅仅是地点意义上的。
今天的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物理空间。而中国传统的“大学”一词，说的就是高深学问本身。

今天大学的高深学问，是专业知识、技能。而传统中国的高深学问，是专业知识、技能与理想人格的完美融合。

今天的大学，目的在于培养人才；传统中国的“大学”，目的是培养君子。

曾子所著《大学》一书说得很清楚：“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他说，研究高深学问的至高价值，是彰显光明德性，刷新民众观念，追求完美境界。
言下之意，真正的大学问，追求确立个人内心秩序，也追求确立世间社会秩序，要自我完善，也要完善他人，它强调的是一种公共责任和社会理想，北宋张载总结了一下，叫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内圣外王，浑然一体，互为前提。

书院里的君子
书院是培养君子的地方。

君子不一定都能为天下立不世之功，但必须为此做好知识技能的准备，以及道德修养的准备。

传统书院，一般不教学生谋职出仕，甚至不鼓励学生谋职出仕，但要做好准备，随时去担当责任。

因为道意味着责任，而不是功利主义工具。岳麓书院前任山长，张栻的老师胡宏，激烈批评当时知识分子的学风和精神状态：“干禄仕以盈庭，鬻词章而塞路，斯文扫地，邪说滔天。”

究其原因，宋朝崇文抑武，大兴科举，不断扩大取士范围。利禄诱惑之下，读书人群体中投机主义盛行，纯为稻粱谋者滚滚当道，局面为君子所不齿。
宋真宗有一首著名的劝学诗，大家非常熟悉：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意思十分直白，就是男儿好好读书，当公务员，升官发财，就会有房有车，前呼后拥，锦衣玉食，家有美妻。

皇帝为了高效率培养人才为国家服务，这么想问题可以理解，但对于真正的读书人而言，就太过俗不可耐，甚至与先贤往圣的根本要求背道而驰了。

胡宏的态度，其实就是宣明儒家之学首先是一种人文理性，学者出仕应该先有正确的价值观，具备儒家道义精神。“士志于道”，以道修身，才能以道治世。如果志向歪了，根基又不牢，只为功利而读书，忽视德业，单谋举业，那就“为祸非细”了。
长此以往，道统理想就要消解，文明精神就要失传，往圣绝学就会庸俗化，这就叫“斯文扫地”。

所以书院不反对去参与科举、去当官为国家工作，而是反对其意不诚、其心不正、其身未修，就要去占据重要的位置。

君子可能改变不了现实，但是可以改变自己。于是，书院崛起，“奉一人为师，聚徒数百，其师既殁，众弟子群居不散，讨论绪余”，很有孔子生前身后的遗风。他们利用民间办学的相对独立性，在“私立大学”里讲学明道，既是为了增进学问，更是为了表明态度，重申圣人的道德理想、天下责任。

知识分子是怎么被一步一步庸俗化的——君子自然会发出这样的疑问，那么他们就会重新梳理思想发展历史。
于是这些人在一个被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称为“近世”的宋代，主张回到儒家的真正出发点上来。从学术意义上说，恰恰是他们这种探索与实践，塑造了“近世”，因为这是一种托古改制，一种文化复兴向往，一种思想革新的担当。

他们不像魏晋时期的避世之士，愤懑世事，独善其身。他们的志向始终是入世的，是去为学问、道德作榜样。如选举山长，标准就是“经明行修，堪为多士模范”。同时，最终目的还是天下治理，事实上，书院也一代一代地为国家输送了许多经邦济世之材。

书院，就是君子在培养君子。因此，习酒把“追寻君子的足迹”的目标指向书院，可谓十分精准。

君子的“养成”
书院创立的讲学形式、教育制度，承袭了先秦诸子百家聚徒讲学、自由论辩的传统，又受到了先秦之后汉儒精舍研经、魏晋竹林谈玄、隋唐寺院禅修的影响，最终形成一种综合状态。

从这一点讲，他们是超越前人的。

学术内容亦复如是，王国维先生说，“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
某种程度上说，这与中国酒的发展历史有诸多相似之处，像习酒这样的酱香美酒，历史悠久，但也不能说古已有之，而是吸收、融合前代的知识与价值积累，并且加以升华、超越的结果。

虽然形式与内容已经革新，但书院所追求的君子人格，依然与先秦儒家保持一致。孔子的“成人之教”，延续不辍；心学的“致良知”，也可以追根溯源到孟子心性论思想。这些理念都是通往君子与贤人，只是结合现实，论述得更加具有时代感。

书院培养君子的方法，从书院建筑的功能上表现出来。这次君品习酒与岳麓书院的相逢“会讲”，请来了一直致力于保护与修缮岳麓书院的古建筑专家柳肃先生，他分析了书院建筑的四种功能。
一是藏书。

古时，书籍是极为难觅之物，不似今日唾手可得。宋庠《送东阳马生序》陈述得十分生动：“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但凡有藏书之处，必定是读书人的向往之所。书院首先就是一个图书馆，因此它能吸引天下读书人，如孟子所言，“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二是讲学。

书院形成了“会讲”这种学术交流机制，后面又发展出“讲会”这种学术组织，相比前人，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百家争鸣、精舍研经、竹林谈玄，都被冶于一炉，形成新的传统，更利于读书人的学问精进。
三是祭祀。

柳肃先生认为，祭祀圣贤就是一种道德理想的教育。祭祀很频繁，“每月朔望皆祭”，祭祀儒家圣贤，也祭祀书院的历代宗师，其实这正是孔子所言“礼”的真意，在“俎豆之事”中感受敬畏，不断内化君子品性。

四是游憩。

前述精舍研经、竹林谈玄、寺院禅修，都有一个优美的自然背景，中国传统读书人是把自己放置在自然山水中去研究义理学问的。入世与出世结合在一起，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进退从容的人生态度，用则庙堂运筹，舍则寄情山水，不会因为患得患失而陷入心灵困境。衡山有个邺侯书院，邺侯是唐代“山人”李泌，他的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反复出入庙堂与山水之间，从不为得失所困。

这其实也是给精神自由营造一个孕育空间。精神上不自由之人，很难称为君子。君子是人格健全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
柳肃先生说到，在山中书院、美丽园林中游冶，也是一种审美教育，诚哉斯言。君不见古代儒家知识分子，功业千秋之人，一旦写诗作画，落笔常常自然清新、空旷高远。

酒亦如斯。古人诗酒难分，但凡说酒，都植入一片具有独特中国审美的意境之中，从无孤立之酒，比如“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美酒的酿造环境，往往也是山川形胜，比如习酒所处的赤水河谷，就是清流激湍、茂林修竹之地。正如习酒集团副董事长汪地强先生所说：“远在千里之外的习酒,于高山河谷间匠心酿造每一杯饱含君子精神的美酒。”

西方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大学是一个由学者与学生组成的、致力于真理之事业的共同体。它是一个管理自身事务的团体……就像教会一样，它的自治权——这种自治权甚至得到国家的尊重——是来自一个具有超国家、普世性特点的不朽观念：学术自由。这是大学所要求的，也是它被赋予的。”
一一对照，书院与这一详尽而富于激情的定义之间，可谓严丝合缝，书院其实就是空间意义上的大学。

只不过，书院比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更加偏重康德所云的“头顶的星空与内心的道德律”，它们的核心目的是唤醒和复兴君子品格。

涵泳“成人”
宋代书院学习的方法论，也是一种审美的心法，它被一些学者称为“涵泳美学”。

自程颐程颢以降，读宋代大儒文章，都会提到涵泳。涵泳，大体上是要用心体会，静心领悟，浸润沉醉，戒骄戒躁，对学问义趣的理解自将水到渠成。

二程解释涵泳的必要性时说：“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语必谨也。虽然，优游涵泳而养之可也，拘迫则不能入矣。”

朱熹经常让他的弟子们半天读书，半天打坐。张栻则认为，“圣贤之道由是可以学而至，味而求之，存而体之，涵泳敦笃，斯须勿舍，以终其身而后已”。
学问道德，在安静中发展，这确实一种动静结合的迷人形态，尽管未必适合今日之求学。

这种安静的“涵泳”，受到隋唐佛学的寺院禅修影响，但追根溯源，主要还是来自源头上的儒家教导。这就是曾子在《大学》中所说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体会，内化，通达，在专业知识层面上深解义趣，更在道德修养层面上拨云见日。两方面提升，便是即近君子之路。
作为一个了解和喜爱习酒的人，私以为酱香习酒的生成过程，与此极为相似。

蒸馏出来的原酒，盘勾后得优质基酒，封坛入库，在岁月中安静涵泳。外面无声无息，里面融合发展，开坛之时，更加甘美醇和，文质彬彬。其中上乘者，略作点化，立现迷人光彩，名之曰君品习酒。

《说文解字》云，“习，数飞也”，反反复复飞来飞去。将知识付诸实践，并且不断反复体悟，就是习。而习，正是儒家君子的“修为大法”。

习字的甲骨文字形，是一双翅膀插在日字上，意为鸟儿在日光下飞翔。

涵泳字义，这是何等光风霁月、磊落自由的气象，非君子而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