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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提高关税是为第二次中国冲击做准备?

送交者: chentom60[☆★★声望品衔11★★☆] 于 2024-05-16 7:11 已读 117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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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2024年5月14日保罗-克鲁格曼的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是一个老派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他一直暗示,如果当选,他将迅速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或更高的关税,说是对美国经济的“环抱之计”。


显然,拜登总统绝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他的标志性立法成果《减少通货膨胀法案》--实际上主要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包含了几项民族主义条款,旨在限制主要针对北美生产的制成品的补贴。拜登政府目前正在对中国出口的电动汽车征收高达100%的关税,并对包括半导体和电池在内的其他进口商品征税。


这些关税的直接影响很小,因为美国目前从中国进口的受影响商品很少。但是,拜登的举动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它们是一剂强心针,表明美国不会接受第二次所谓的“中国冲击”,也就是可能破坏政府议程关键部分的进口激增。


要理解为何如此说,不妨回顾一下经济和思想史。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对美国的制成品出口激增。可以说,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最初并不太担心这一发展。经济学中有一句老话:如果另一个国家想以低价向你出售大量有用的东西,你不应该抗议,相反,如果有的话,你应该向他们致谢。


好吧,即使是最正统的经济学家也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廉价进口商品可能会让整个国家变得更加富裕,但也会伤害大量工人的利益。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从低工资国家进口是否是美国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认为进口是不平等加剧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人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如果经济持续低迷,需求不足以产生充分就业,贸易赤字就会造成损害。在最初中国进口激增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确实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这场危机使美国就业持续低迷多年。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时期,我对中国的态度变得相当鹰派,曾敦促美国决策者威胁征收关税,除非中国采取行动通过提高人民币币值来减少贸易顺差,但是,没有成功。只是这种担忧逐渐消失了。


然而,2013年戴维-奥托、戴维-多恩和戈登-汉森发表了题为“中国综合症”的研究报告(后来被更广泛地称为“中国冲击”)后,经济辩论发生了转变。据作者估计,1990年至2007年间,中国进口产品导致约150万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在我们这样一个庞大而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中,这个数字本身并不算大:事实上,在美国,每个月都有大约150万工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解雇或辞退。


但是,奥托等人指出的是,美国许多行业在地理上高度本地化,因此进口造成的工作岗位损失虽然平均看起来不大,但对许多社区来说却是毁灭性的。我喜欢以家具业为例,由于中国的进口,家具业可能失去了几十万个工作岗位。就全国而言,这只是四舍五入的误差。但家具业集中在北卡罗来纳州皮德蒙特地区,因此进口激增撕裂了当地经济的心脏,比如希科里-莱诺奥尔-莫甘敦大都会区。


几年后,这份文件的政治影响变得更加重要,因为进口激增对社区的破坏显然可能促成了特朗普总统的当选。


因此,第一次中国冲击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即使是普遍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或者对特朗普式的粗暴保护主义毫不同情的经济学家,现在也担心进口快速增长的影响。


等等:为什么我说是第一次中国冲击?那是因为,现在显然正在形成第二次中国冲击。


这一新冲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弱势而非强势。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消费者支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而过去推动经济发展的高水平投资支出已难以为继,因为劳动适龄人口减少和技术进步放缓导致回报递减。中国曾以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和臃肿的房地产行业暂时掩盖了这些问题,但这一游戏似乎已经结束。


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将更多收入转移到家庭,从而加强消费需求。但中国政府似乎奇怪地不愿做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现在仍然专注于生产而非消费。我想让中国专家来解释这种不情愿,到底是因为地缘政治吗?还是担心中国人会变得懒惰?


无论中国拒绝增加消费支出背后的意识形态或战略是什么,唯一的出路就是实现巨额贸易顺差,将中国生产但无法或不愿消费的东西倾销到其他国家的市场。


不过,拜登政府的基本意思是:不,你不能这么做。你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太重要了,不能把自己政策失败的结果丢给其他国家。


为什么美国就不能接受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呢?对第一次中国冲击造成的社会混乱的担忧依然存在。同时,还有一个新问题:气候变化。被征收新关税或提高关税的商品主要是与向绿色能源过渡有关的产品;电动汽车一直最受关注,但其实,还有巨型电池,它们现在已开始在解决可再生能源间歇性问题(太阳不总是照耀,风不总是吹拂)中发挥关键作用。这个问题则是更大的问题。


为什么不直接购买廉价的中国电池呢?政治经济。鉴于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威胁,绿色能源转型背后的政治联盟本不该脆弱,但现实是它确实很脆弱。拜登政府只有将可再生能源补贴与创造国内制造业就业机会挂钩,才能获得大量补贴。如果这些补贴被认为是在中国创造就业机会,那么我们避免气候灾难的最后、最好的希望就会破灭。这一考虑因素很容易就会超过所有反对征收关税的通常论点。


因此,拜登的人在征收这些新关税时是不得已而为之。我认为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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