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戴笠的军统组织中，有着三位职务很高的特务，分别是周养浩、沈醉以及徐远举。而他们三人也被称为“军统三剑客”，这足以说明三个人交情莫逆。
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这三位还没来得及逃回台湾，就被解放军逮捕了，将他们暂时关押在了重庆白公馆，之后又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接受改造。
到了1959年开始，我国开始进行特赦战犯，其中沈醉因为积极表现，1960年便被特赦，徐远举则在狱中病死，而周养浩则是最后一批被特赦的。
那么为何他的老友沈醉，很早就被特赦了，而周养浩却是最后一批才被特赦的呢？

无恶不作的刽子手
周养浩是浙江人，于1910年出生。
到了1933年时，年仅23岁的周养浩，从当时的上海法学院毕业，可以说在那个年代，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大学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高材生。
                        
                        
                        
                            
从上海法学院毕业之后，经人介绍，他加入到了戴笠创办的军统组织，只是在那会，这个日后庞大的特务帝国，还不叫军统，而是叫做复兴社特务处。
因为周养浩和戴笠这位军统最高负责人是同乡，又加上他是那个时代少数上过大学的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高材生。
周养浩凭借着他的学识能力，以及对很多事情有着独特的见解，在之后的时间里，他逐渐地成为了戴笠最信任的人，和当时已经名声在外的沈醉以及徐远举，并称“军统三剑客”。

就这样子，曾经那个身怀理想的大学生，在利欲熏心之下，逐渐地迷失自我，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对着我党爱国人士，高举屠刀的刽子手。
1948年，周养浩由于自身能力突出，则被国民党当局，任命为重庆渣滓洞的监督员，以及做一些“训导”工作。
渣滓洞集中营关押的，都不是普通的犯人，而是对于国民党来说，都是让他们非常惧怕的大人物。
比如当年的“江姐”，还有著名的“小萝卜头”，以及其父亲宋绮云一家人，还有发动西安事变的爱国将领杨虎城，等等类似这样的爱国人士。
而徐远举、沈醉、周养浩在当时，无恶不作，为了从我们无数爱国同胞的口中，“挖”出情报，什么阴险歹毒的招，都对关在集中营中的同胞使用，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对于“江姐”江竹筠这个角色，看过《红岩》的朋友都很熟悉，在小说中，有一段是描写他们对江姐动用刑罚的场景。
“十指连心，考虑一下吧，说不说？不说就将竹签子全部钉入你的手中。”
面对徐远举的威胁，江姐只是冷冷地回应了他一句话：“竹签子是竹做的，这只是太小的考验，共产党人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就这样子，即使在狱中，江姐被徐远举和周养浩等人，让特务用尽了酷刑，但是这名女共产党员，没有让他们得到任何想要的情报。

因果报应、难逃其咎
之后在1948年，国民党眼看大势已去，各地驻地部队纷纷起义，倒戈向英勇的解放军。
在逃回台湾之前，国民党当局为了销毁罪证，于是便开始在各地的集中营，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以及暗杀。
周养浩便是“密裁”（国民党的特务术语，也就是暗杀）杨虎城将军的负责人，他接到上级的命令后，便开始布置行动计划。
他先是假装好意，请杨虎城将军一家人离开渣滓洞，说是即将让他们前往南京，面见蒋介石约谈事宜，而当杨虎城将军一家人上车后，便直接将他们带到了戴公祠。
随即在那里，被早已埋伏在周围的特务们一拥而上，残忍地杀害了杨虎城一家，以及他的秘书宋绮云一家人。

而之后，随着解放军不断地解放西南，国民党当局惶惶不可终日，蒋介石在逃跑前为了做困兽之斗，制造了令世人震惊的“11.27重庆大屠杀”。
将渣滓洞、白公馆里面的爱国革命志士，进行残忍的屠杀。
在这场丧尽天良的屠杀中，周洋浩更是亲自指挥众多特务，按照提前拟定好的，我党爱国人士的名单上的同胞，悉数在歌乐山松林坡进行秘密射杀，然后将所有的尸体，全部推到事先挖好的坑里，进行掩埋。
周养浩在军统中，还被人们送了另一个称号“书生杀手”。
之所以叫他这个称号，是因为他长相白净，加上又是高学历人才，但是他残害我党爱国人士时，却心狠手辣，非常的狠毒。

到了1949年时，国民党开始大幅度败退，并且很多高官都逃往台湾时，但是仍然贼心不改，在大陆留下了大量的特务人员，准备伺机搞破坏。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命令周养浩和沈醉等人留在大陆，留在昆明，想把整个云南，变成“最大的反共自由前线”。
不过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1949年12月9日，“云南王”卢汉率领全省军政人员，就在昆明进行起义，并且昭告全国，宣布云南和平解放。
而在此之前，其实周养浩自己心里很明白，自己杀了数不清的共产党有志之士，一旦被抓住，他对于自己的下场是非常的了解的。
当时他还在成都，准备按照毛人凤的计划，布置当地特务潜伏游击任务。

但是他发现，成都的驻军，已经有了想要起义的迹象了，他二话不说直接离开成都，就连准备布置的潜伏游击任务，都忘得一干二净的。
他一口气跑到了云南，于是在1949年12月8号这天，准备乘坐毛人凤派来接他的专机，逃往台湾时。
没想到此时的机场，已经被“云南王”卢汉所控制，没有卢汉的命令，任何的飞机都不准起飞。
而在当时，“军统三剑客”其中的沈醉，时任军统的云南站站长，想要搞到机票的话，就必须经过沈醉的手。
于是周养浩直接没有去市区里找沈醉，而是就地在机场，直接给沈醉打电话说明来意，请沈醉帮忙给他弄到一张飞往台湾的机票。

事实上，此时的沈醉也已经明白，云南此时已经不在他的掌控之中了，种种迹象都表明，卢汉的部队已经开始了起义。
但是在沈醉看来，卢汉的军队，在滇西的战场上已经损失殆尽，借他卢汉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单独起义，因为解放军还没有还没有到达昆明。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卢汉的想法恰恰和他相反，在卢汉看来，自己已经倒戈解放军。
而蒋介石说不定就会在暗地里，派特务给自己一枪，他要做的，就是在宣布起义之前，擒贼先擒王，先把这几个特务头子先抓住，而后在伺机行动，彻底铲除在昆明所有的特务势力。
经过手下人报告，卢汉得知，周养浩就在机场准备随时起飞，他立刻派昆明警察局局长前往机场，将周养浩抓捕。

因为卢汉本人还是十分正义的，他在之前就听说了，军统在重庆进行的大屠杀行动，他就非常的气愤。
但是那时的他，还没有倒戈解放军，虽然看不惯军统的所作所为，也不好说什么。
在那之前，周养浩就来过昆明，他和沈醉派特务抓捕了很多我党人士，同时又把这些人的名单都交给了卢汉，让卢汉将这些人，全部执行枪决，卢汉只是觉得这个人真狠啊，不愧是“书生杀手”。
这次是一次绝佳的机会，周养浩、沈醉、徐远举等人都在昆明，而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就无异于是放虎归山。
就这样，所谓的“军统三剑客”在同一时间全部被抓获，而之后等待他们的必然也是人民的审判。

拒不悔改的周养浩
他们三人被抓后，一开始在云南的看守所接受审讯，而此时，周养浩心里明白，他最终的下场难逃一死，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拒不配合审讯人员，和审讯人员进行坚决的对抗。
而负责审讯他们三人的，也是一名非常精通心理的老牌特工，于是他便耐心地给周养浩，讲解我党对于他们这些人的政策。
就这样，周养浩不情愿地讲出了他的所作所为，包括如何秘密杀害杨虎城爱国将领一家，以及伙同下属杨进兴谋害宋绮云一家人的罪证。
就这样子，到了1950年，军统三剑客被押送到了重庆白公馆。
他们也许永远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曾经他们高高在上，随意关押我党爱国志士，而今他们也沦为了阶下囚，回到了他们曾经熟悉的地方，只不过这次，轮到人民来审判他们了。

在狱中，他和徐远举非常的害怕，据后来回忆，他们整日整夜吓得睡不着觉，生怕哪天晚上就被解放军“密裁”了。
负责看守这些战犯的工作人员，每天对他们宣讲我党的最新政策，虽说他们这些人罪该万死。
但是新中国也有政策，对于他们这些战犯，虽然罪大恶极，但是属于那种“该杀而不杀”的一类人，让他们进行劳动改造。
三人都被关押在一间牢房内，逐渐地，也随着他们对国民党美好愿景的破灭，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显现出来了。
从徐远举的角度来说，他是瞧不上周养浩的，无非就是一个白面秀才，只是凭借着和戴笠和毛人凤的关系进行上位，从而和自己平起平坐。

而周养浩认为，徐远举只是一个没有文化，没见过世面的“土老帽”而已，工作能力也不如他。
他们二人在之前就经常爆发矛盾，按理说二人的职务都是平级的，但是每次徐远举都想凭借身份，以此来压周养浩一头，为此毛人凤在他们两人之间，调解了多次也没有起作用。
而至于沈醉，很早就是军统的元老级人物，他更是自持升高，经常没有把周养浩这个秀才放到眼中。
尤其是在白公馆对三人进行审讯时，最先审讯的是沈醉，沈醉是一个明白人，在他看来，错了就是错了，他将自己所做的事情，一五一十的交代了清楚。
同时他也汇报了很多，当年和周养浩一起做的坏事，他甚至建议对周养浩处以死刑，在他看来，周养浩死心塌地向着蒋介石，非常的心狠手辣，不如直接处死，以免日后生事端。

而在之后，到了周养浩接受审讯的时候，他看到了沈醉对于他“处以死刑”的这条建议，尤其是看到了沈醉笔录的亲笔签名，气不打一处来。
但是作为老牌特工的他，心机也是十分的深沉，他不动声色地回到牢房之后，便直接拿起了板凳，准备趁沈醉不注意时，结果他的性命。
还好当时，同在牢房的宋希濂手疾眼快，抢过了板凳，这才避免了命案的发生。
随即，周养浩和沈醉大吵大闹了起来，周养浩更是认为，就是因为沈醉，一开始没有给自己及时的给机票，而且在沈醉先他一步被抓时，供出了自己的藏身之处，这才导致自己被抓捕。
沈醉说道：“我只是交代我的问题，而你是我的老搭档，我们手上的人命，即使不说，外面的共产党也早已调查清楚，难道你还指望共产党会饶了你？你不说不交代就可以活下去吗？”

周养浩虽然不说话，但是他心中明白，的确如同沈醉所讲的那样，他们这几个人身上的罪行罄竹难书，就算他不说，自然有人会帮他们说。
只是徐远举依旧坚持“自己说自己的”，因为他身上的罪行更多。
他在一开始的审讯中，对于自己所犯的罪行闭口不谈，只是注视着远处的戴公祠，似乎回想着，当年跟在戴笠身边是何等的威风。
就这样，到了1956年，曾经叱咤风云的“军统三剑客”，都来到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开始进行他们的劳动改造。
而到了功德林中，周养浩更是猖狂，他的思想非常的顽固不说，而且仗着自己是法学高材生，多次进行转移话题强词夺理，用法律的一些所谓的借口，来为自己开脱罪责。

而之后，周养浩自从知道他们这些人，可以经过特赦从而回归自由时，他的态度就整体大变化了。
周养浩可能觉得，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便开始表现出一副积极改造的态度，但他虽然假装积极，其实在骨子里确是一点都没有变。
而且周养浩甚至有些积极过头了，经常超额完成管理员布置的劳动任务，并且还帮其他人完成了很多劳动。
更是在功德林改造期间，将毛主席语录背诵的一字不差滚瓜烂熟，但是他的这些小心思，又怎么会蒙混过去看管战犯的管理员。
于是，到了1959年时，周养浩“如愿”的，没有出现在第一批特赦战犯的名单上。

而当周养浩得知自己表现得这么好，居然没有出现在特赦名单上时，十分愤怒，除了周养浩之外，徐远举也觉得忿忿不平。
他甚至怒气冲冲地质问管理员：“我也出力了，写材料背诵文章，做劳动，我做得不比别人差，为什么没有我。”
在功德林中所有未能特赦的战犯中，就属周养浩和他大喊大叫得最凶，他们似乎觉得自己比任何一个人都“委屈”，这么卖力的劳动改造，却无法在首批特赦名单中出现。
其他关押的战犯，对于他们二人这个结果也见怪不怪。
因为这二人都是罪大恶极，罪孽深重之徒，如果这两个人的名字，可以出现在第一批特赦名单中，那么功德林中所剩下的战犯，应该也没几个人了。

而沈醉由于表现良好，态度积极，在1960年于第二批特赦中释放，并且他是前两批特赦人员中，唯一的军统人员。
徐远举一直在功德林中改造，直到逝世前，也没有等到他的特赦，而1973年徐远举在功德林中，身体突发状况，暴毙而亡。
周养浩则因为他的认罪态度，他的名字一直没有出现在特赦名单上，直到1975年3月时，功德林中最后一批特赦战犯恢复自由时，他才跟着大家一起被释放了。
在当时，我党对于这些特赦战犯的政策，是非常的宽宏大量的，他们恢复自由之后，有着三个选择，分别是出国、前往台湾、定居大陆。
他们不论选择去哪里都是自由的，我党不仅不会阻拦，而且都会提供足够的路费。

但是周养浩的思想，仍然是极其顽固的，恢复自由之后，他便一刻都不想留在大陆，直接选择了去台湾。
因为那时去往台湾，需要先进行入台申请，周养浩还做着跟随蒋介石“反攻大陆”美梦，他不知，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就在同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湾逝世，或许蒋介石对于周养浩很是器重，但是他的儿子蒋经国，对于周养浩却没有过多的感情，于是一口回绝了他的入台申请。
而沈醉也知道了，这个昔日的老友，直到此时还一直对国民党耿耿于怀，他也因此在后来的自传回忆录中，对周养浩个人的评价只字未提。
不久之后，周养浩联系到了美国的亲戚，这才无奈之下，从香港移居到了美国，此后一直生活在美国中。
1990年，在异国他乡的周养浩，走完了自己罪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