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在史无前例的民族危机之下，国共双方合作抗战，而红军部队也开始整编，在北方的改编为八路军，而在南边的则改编为新四军。
八路军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三个师的编制打出气吞山河的气势，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代表。但对于南方的新四军，我们了解的可能就没那么多。

事实上，相比较于北方的八路军，南方的新四军虽然是非正规部队，多数为游击队出身，但依旧取得了恐怖的发展进度。
从1938年到1940年的三年间，新四军从原先的万余人的游击部队，居然扩张了近9万人之多，由此可见南方新四军发展有多猛。
而之所以新四军有如此快速的发展，这得益于新四军有两位优秀的干才，他们分别是叶挺和项英，一个是军长，一个任副军长。
将时间回到1937年11月，这时国共两党对南方的新四军领袖人选正进行激烈的谈判。由于在南方，远离陕北，蒋介石对这支部队很有想法，一直想要安插自己的人进去。
                        
                        
                        
                            
而在我党的据理力争下，双方妥协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同意任命流亡海外10年的北伐名将叶挺为新四军军长，这对两边而言都能接受。
——因为在蒋介石看来，叶挺因为此前一些原因已经退出共产党；而对我方而言，叶挺更亲近我党，一直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工作。
军长确定后，毛主席则再指定项英为新四军副军长。项英虽然名气不如叶挺，但在我党内部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而且一直熟悉南方游击作战，在南方拥有极高声望，绝对能担当重任。
其实项英早在1926年的时候就与叶挺相识，那时的他是武汉工会的领导人之一，曾率领武汉地区的工人配合北伐军攻打武昌，而当时的叶挺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

在与项英聊组建新四军工作时，毛主席还向他提出两个特殊要求。
即：第一，你这个副军长实际上就是政委，要善待叶挺，争取与他融洽共事；第二，对国民党要警惕，决不允许在新四军内安插一兵一卒。
但似乎，项英只做到了一条。
客观来说，早期项英没有辜负毛主席的委托，他对叶挺保有敬意——例如叶挺的很多老部下来投奔，项英把他们安排到合适的位置；还有积极当中间人，一一给新四军干部们隆重介绍这位新军长。
总而言之，二人早期经过通力合作，不仅将新四军建立起来，而且还在整整3年的时间里，领导新四军对外作战数千次，取得巨大战果。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四军实力有了上文的大幅度提升。

——当时的新四军有多强大呢？ 杀敌攻城的捷报，传遍江南，连上海租界里的外国人也为之震惊。两人的名号更是响誉神州，成为新四军的一面旗帜。
按理来说，最困难的时期新四军都有这般长足、稳定的发展，“后劲”肯定更猛。但由于叶挺的身份问题，项英对他一直仍有保留，比如与中央磋商时不征求叶挺这位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其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
甚至因为不是党员，无法参加一些大型会议，所以就在新四军大名传遍全国时，叶挺逐渐心生去意，在他看来：项英仍未把自己当自己人，而是统战对象。
1938年9月，项英在延安参会时接到叶挺打算辞职的电报。当时项英十分惊讶，特意找到毛主席商量，毛主席则反复交代让他妥善处理此事，一定要稳住叶挺的心。

然而，项英终究没能挽回叶挺，最终等来了叶挺的辞职信。在信件中，他给项英留下一句话透露离开的真实原因，即：居士不适合于当一个大庙的方丈。
随着叶挺的突然辞职，整个国共内部都炸了......
国民党本来就想搞掉新四军，如今逮到的机会，那还不得赶紧“疯狂输出”，他直接痛骂我方，表示：共产党员不容人，排挤叶挺这位优异的军事人才，迫不及待要安排国民党人士担任新四军军长。
毛主席对此极为重视，立刻找到周恩来去做叶挺思想工作。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叶挺终于回心转意，于1939年2月在周恩来陪同下重新回到新四军。
为了促使项英与叶挺和谐相处，周恩来当时找到项英谈话，严肃地说：“叶挺是难得的军事人才，日军很怕他指挥新四军作战，可是你却让人家提出辞职！”

面对周恩来的批评，项英解释一直在生活上对他很照顾，但周恩来告诫他：在生活上照顾他是对的，可在政治上呢？你把他当做了统战对象，政治上不放心，工作上不给权，叫他指挥谁呀！”
听完周恩来这一番话后，项英也明白自己工作中有所不足，最终引起了误会。就这样，在周恩来的调解下，两位领袖间的分歧告一段落，直到被高敬亭事件所引爆......
——高敬亭算是新四军中的实力派人物，他的部队在新四军中人数最多、武器最好，也曾立下了赫赫战功。但他因不执行军部命令，屡次抗命引起叶挺不满，最终将其逮捕。
因为高敬亭的行事作风，让许多人对他有意见，平日不敢说，现在见叶挺主持，纷纷揭发高敬亭过去“罪行”。叶挺疾恶如仇，对这些“罪行”深信不疑，于是在未等到延安指示情况下，果断将其处决。

此事引起轩然大波，更让项英对叶挺心生不满。在项英看来，叶挺做事不够周全，于是把原本的新四军大权逐渐收回，无论大事小事都亲自过问，叶挺再次感觉自己放不开手脚，于是矛盾又出现了。
1939年9月，叶挺第二次心生去意，主动提出辞职。
得知这个消息后，毛主席终于忍不住了，少见愤怒的对周恩来说：“这个项英，我早就嘱咐他要注意和叶挺搞好关系，可他就是不听！现在好了，弄得叶挺一而再、再而三地辞职，我们被国民党抓住了把柄！
其实一直以来，项英很多工作都做的很好，尤其是毛主席曾经交代的第二条“对国民党要警惕，决不允许在新四军内安插一兵一卒”，可以说他是不折不扣的完成了，让蒋介石极为难受。
但对于第一条，与叶挺融洽共事，他却没能做到。

1940年5月4日，毛主席起草了近3000字的指示，不点名的对项英提出了严厉批评，而且还要求项英在一个月内，将指示信的内容传达给新四军和东南局全体党员干部。
这在毛主席的政治生涯中，是极为少见的，也能看出毛主席对叶挺、项英关系的重视与担忧。但项英也是个倔脾气，三次上书党中央要求辞职，不过最终都被毛主席拒绝了。
后来在毛主席、周恩来的斡旋下，叶挺也知道不能让蒋介石阴谋得逞，使抗日大业遭到负面影响反噬，所以再次回心转意，回到新四军工作。而这次回归后，两人都为顾全大局作出了一定牺牲。
——比如项英主动向叶挺表示友好，生活上更加关照，多次到叶挺那和他一起吃顿小灶，杀杀盘象棋；至于叶挺也给自己定下行动准则，先努力做好目前自己能做好的事，理解项英。
不过事情虽然再次解决，但二人间已经有很大裂痕，这也间接导致项英对叶挺的一些建议听不进去。

比如皖南事变前，叶挺就提出：应按中央指示尽快实行北移，不能再拖了。但项英却顾虑重重，一直没动静，认为不应该丢掉江南这块战略要地，正是由于项英的不听劝，导致新四军错失了撤离危险的时机。
后来在毛主席的再三叮嘱下，项英逐渐认识到这般时局下撤退的重要性，但在选择北移路线上，又出现新问题。
比如叶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办法，走苏南，然后直插铜、繁。组织好，抢时间，就能成功。但项英却不赞同，而是打算走茂林，因为这是打游击的好路线，有优势。
只是谁能料想，蒋介石早已经断定项英会走茂林，他当时甚至交代下面：“项英和新四军都是些山大王，他们肯定会选择走茂林路线。你们务必注意。”
就这样，项英最终等到国民党的重兵包围，本来应该有一线生机的新四军彻底步入绝境。在错失突围机会后，新四军只能拼死一搏，即：组织部队分批突围，以保存实力，但9000多人大部队成功的只有1000多人。

再后来，便是悲剧发生了——为营救困在山上的部队，叶挺下山赴敌营谈判被扣；叛徒刘厚总眼见大势已去，将在山洞熟睡的项英残忍杀害。
若是当初毛主席的话，项英都能听进去，能与叶挺融洽共事，又比如在新四军突围时，听进叶挺的劝说，大事面前统一意见，没有分歧，或许就不会有最后这个悲剧了。只是很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一代抗日名将项英的最终结局，让人扼腕叹息。而听到项英的死讯后，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的叶挺对这位老搭档也给予极高的评价，即：“项英也是一有志气有才干的英雄！”
参考文献：《项英与叶挺间的是非恩怨》——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