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老覃在“覃仕勇说史”上发布了《1961年，毛主席谈生产形势发展，说：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一文，文中讲到：1961年3月10日至13日，毛主席在广州召开的“三南会议”上突然提到了彭德怀。这是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毛主席在公开场合首次谈论彭德怀。

老覃在次日发布的另一篇题为《1961年，周总理告诉毛主席：台湾特务机关已窃听到我将在庐山开会》的文章中讲到：毛主席在建国后曾经三次在庐山主持中央会议，第一次是在1959年，主要讨论“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问题；第二次是在1961年，主要讨论工业、粮食等问题，执行调整经济八字方针；第三次是在1970年，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加强战备等问题。

这其中的第一次庐山会议和第三次庐山会议，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

比如说，有着相似的开场气氛，有着相似的中途变局，有着相似的没完没了的“检讨等等。”
第三次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对全国工作的安排，仍按原定部署进行。

到了第二年8月，他从大量揭发出来的事实以及种种迹象中，对第三次庐山会议那场风波背后的真相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于是，1971年8月15日，毛主席再次乘专列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市巡视，边调查、边“吹风”，把话说得比过去更明白，来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

这次南巡，他又一次谈到了彭德怀。

根据陈长江、赵桂来所著的《毛泽东最后十年一警卫队长的回忆》一书的记载，这次随行人员有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长汪东兴、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以及卫士长陈长江等。

专列在8月16日途经郑州，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王新上车，随毛主席到武汉参加谈话。

到了武汉，专列停靠在武汉王家墩机场，毛主席换乘汽车，经龟山、蛇山，过长江大桥，住进了东湖宾馆梅岭一号。


次日（8月17日），毛主席在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召集汪东兴、刘建勋、王新，以及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等人谈话。

毛主席详细询问了有关湖北、河南的情况，然后语重心长地回顾了党的历史和党内路线斗争。最后，才言归正传地把话题转到了第三次庐山会议上。

他神色凝重地说：

“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虽然我们还是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教育方针为主，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但毛主席却叹息说：

“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 
接着，毛主席就谈到了彭德怀。

毛主席说：“建国以后，我在朝鲜战争时期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为什么不管了呢？主要是事情太多，管不过来。当时讨论安排一个威望高的人来管。谁呢？我主张由彭德怀同志来管军委工作。我对总理说，还是他来管比较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又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就这么着，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了。”


毛主席最后说：“军委的事，后来交给林彪管了。我现在要抓一抓军队，却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我不能相信这种话。我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