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一旦走出寺庙，以传教为主要目的进入世俗社会，就必然需要并控制大量的物质资源，谋求政治、经济特权，进入暴走的状态。
世界其他发达地区也是如此。中世纪时期，欧洲教权曾经扩张到极限。教权主义者主张一切权力来自天主，教会或教皇的权力应高于世俗政府或世俗君主的权力。五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宣扬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国家”，即“神国”(教会)和“俗国”(国家);“神国”高于“俗国”。当时的宗教律法保守、残忍，几乎拒绝任何修改——与权威来自全民的宪法不同，教法的权威来自于神灵，凡人怎么能有权随便修改?任何修改，都会破坏教法的权威。
随着生产力发展，新兴进步力量强烈要求冲破旧制度在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束缚。最终，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最终，民权战胜了教会的教权和世袭贵族的特权。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科学的怀疑逐渐取代了盲从的信仰，宗教逐渐从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统治地位退缩到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里，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逐渐去除宗教色彩。神职人员被剥夺了经济、政治特权，丧失受命于神灵的其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无权干涉世俗生活。
相比之下，那些宗教组织仍然拥有强大的国家或地区，则长期处于保守势力控制下，往往拒绝现代社会结构和现代文明，长期陷于落后、停滞、贫困之中。一方面，贫困落后使教育水平不高的民众以宗教为精神寄托寻求解脱，另一方，宗教组织拥有强大的教权，顽固阻碍社会进步。在这样的国家，任何稍微触动教权和宗教组织既得利益的改革，都难免胎死腹中。
可以说，社会进步必须首先进行宗教改革，冲破教权，推翻教权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宗教退缩到相对独立的领域，不再干涉世俗生活，社会才能进步，现代社会才能正常运作。
今天，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宗教组织不能干涉世俗生活，宗教教育不能成为国家教育制度的内容或者取代国家教育，宗教经典不能成为立法依据，神职人员不能掌握司法权，更不能构建第二平行政府，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发达地区的普遍共识和现代社会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地区，有教权复活的趋势。
一些人把宗教当成生意，大量聚敛财富，为了扩大影响，吸引教徒不择手段，制造谣言，伪造神迹。
一些地区，神职人员借宗教信仰自由为理由，迅速发展教徒，扩张权力，插手世俗生活，树立个人权威，牟取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
一些地区，以幼儿早教为借口，以宗教书籍为教材，在儿童中大肆传教，向没有辨别能力的儿童灌输宗教思想，培养年轻教徒。
一些地区，推行宗教标识泛化的商品，甚至水、纸、牙膏、化妆品，都要打上宗教标识。否则，这些商品就可能遭到抵制。
一些地区，宗教势力走出寺庙，不遗余力地扩张宗教影响，组织“宗教警察”，粗暴干涉他人生活习惯，尤其是服装、饮食、婚姻习惯，推行极端服饰，剥夺正常文化、娱乐，试图以宗教为依据，在民众中重新树立教权。
一些人甚至提出以宗教经典为依据设立相应的法律。
这些人的极端行为不断得寸进尺，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恢复教权，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在某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一些宗教组织或个人已经在部分教徒中，成为了绝对权威。
少数人以宗教信仰自由为名义扩张教权，必然导致多数人的极大的不自由。当地许多群众，虽然并不信仰宗教，但是迫于强大的环境的压力，也不得不屈从于这种权威，甚至按照教法要求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在这些地区，甚至已经形成了直接束缚人权(尤其是女性人权)的氛围。教权扩张统治社会，必然导致不信教或者信仰其他宗教的群众受到极大的限制。
极少数人打着宗教信仰自由为旗号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宗教信仰的范畴，深深地影响了世俗生活，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