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总理肖尔茨一直在努力以一种一致的方式转变国家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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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 Sindreu

在本世纪初的中国第一波出口冲击潮中，德国实际上是赢家，当时中国的廉价商品使多数富裕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人数锐减。中国无力在先进制造业领域与博世(Bosch)、宝马(BMW)和西门子(Siemens)竞争，这些公司反而在中国市场攻城略地。

现在，这种经济模式已荡然无存：一方面，中国再次打开出口的闸门以摆脱困境，另一方面，德国的贸易顺差与年产出之比已从疫情前的6%降至不到4%。尽管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2月份工业产值大幅反弹，但仍比2018年12月的水平低10%。

即使周期性低迷已经过去，长期困境依然存在。2024年德国DAX股票指数表现不俗，但在过去三年里，其表现严重落后于欧元区股市。

德国汽车制造商在电动化方面起步较晚，而中国公司从西方企业受教颇多，目前正在蚕食德国的核心市场。今年1月，由行业赞助的德国经济研究所(German Economic Institute)发出警告：2022年，欧盟13%的先进制造业产品（包括药品、机械和汽车）进口自中国，而2000年这一比例仅为2.5%。

欧盟对中国的立场已变得更加强硬，并正在调动资金投入自己的绿色产业和半导体产业。不过，与中国政府的补贴相比，甚至与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相比，欧盟的努力都相形见绌。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最终可能在十年内投入超过1万亿美元。至关重要的是，德国一直在游说不要与这个亚洲大国“脱钩”。2023年，在其他国家纷纷退出中国之际，德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创下历史新高。

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为什么不把赌注押在新经济转型上呢？他领导的三党联合政府眼下越来越不受民众欢迎。

如果产业政策是新赛道，那么德国应该能够跑赢其他国家。德国债务水平较低，工业基础深厚。考虑到德国对欧盟机构的影响力，该国应该有能力在适当的时候使自己免受国家援助控制的限制，加强贸易壁垒，如果中国政府采取报复行动，还能推动欧洲增加对德国产品的需求。

其中一些情况已在上演。例如，德国对欧元区的贸易顺差实际上已经扩大。再比如德国在中国的投资：自2017年以来，所有这些投资实际上都是老牌企业的留存收益，而不是“新”资金。柏林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erlin)的Helena Graf和Salome Topuria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德国官员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推出产业政策，并提出了涉及欧盟层面的倡议。该政策即所谓的《国家工业战略2030》(Industrial Strategy 2030)，起因是西门子和阿尔斯通(Alstom)之间的强强合并在2019年受阻。从那时起，德国一直以比许多欧洲国家更明确的方式扶植特定企业。

德国也在努力消除与法国在联合防务项目上的分歧，包括下一代坦克，这可能会再次提振Rheinmetall等公司的股价。

不过，这种转变并不能贯彻始终。维也纳大学(University of Vienna)研究员Etienne Schneider指出，特朗普(Donald Trump)担任美国总统促进了德国的政治团结，但“在拜登主政期间，这种政治团结已渐渐消失”。此外，德国2009年写入宪法的“债务刹车”机制虽然很受欢迎，但却是一种痛苦的束缚。2023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利用这一规定阻止了朔尔茨投入600亿欧元（相当于650亿美元）用于工业补贴的计划。

不过归根结底，德国社团政治的瘫痪可以用企业界的分歧加以解释。

西门子等争夺“国家冠军企业”地位、与德国经济研究所立场更为一致的跨国公司，已经变得对改弦易辙持开放态度。与此同时，专注于国内市场的公司和“隐形冠军企业”则对大型参与者缺乏信任。“隐形冠军企业”由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提出，用来形容在全球专业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中型企业。这些企业并不那么惧怕中国的竞争，也不那么关心德国是否会在消费产业失势。对于自由民主党(Free Democratic Party)，这些企业的利益是一个争议性问题。自由民主党在民意调查中受到打击，正试图通过呼吁停止国家补贴与联合政府中的其他政党拉开距离。

不过，去工业化将损害整个德国生态系统，甚至损及隐形冠军企业。这些企业实现明确的出口和投资目标的能力，正是使它们成为精心设计的产业政策理想受众的原因。仅靠自由市场改革无法抵消失去俄罗斯廉价天然气供应的影响，也无法抵消中国慢慢取代西方生产商的政策的影响。而且，正如英国的例子所凸显出的，就不平等问题而言，向服务业的转变会带来巨大代价。

也许德国领导人最终会做到这一点。但时间不等人。

贴主:lookingout于2024_04_11 8:44:39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