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聿：哲学何以使人“学以成人”（上）

哲学何以使人“学以成人”？我的回答是四个“大”字：哲学研究的是人生在世的“大问题”；哲学构建的是范畴文明的“大逻辑”；哲学提供的是睿智通达的“大智慧”；哲学传承的是启迪思想的“大手笔”。以启迪思想的“大手笔”而不断地探究人生在世的“大问题”，从而为世世代代的人们提供范畴文明的“大逻辑”和反省人生的“大智慧”，这就是使人“学以成人”的哲学。

一、哲学探究的是人生在世的“大问题”

人生在世，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学以成人”的问题。这是因为，“人”不是纯粹的“自然而然”的存在，而是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存在，是在历史文化的传承中“自己创造自己”的存在，也就是在“学习”中造就自己的存在。如何“学以成人”，始终是人类面对的根本问题。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所关切的根本问题，正是“人之为人”的问题、“何以成人”的问题。

人何以“为人”？人和动物都是“生命”活动，二者的本质区别则在于，动物的生命活动是“生存”，人的生命活动是“生活”。“生存”的生命活动是“本能”的生命活动，“生活”的生命活动则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有目的”的生命活动，是寻求“意义”的生命活动。寻求“意义”和实现“目的”，构成“人之为人”的“生活”。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所关切的既不是孤立的“人之为物质”的“物理”和“人之为动物”的“生理”，也不是孤立的“人之为精神”的“心理”和“人之为群体”的“伦理”，而是“人之为人”的“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正是以探究“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为己任，哲学才成为“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的“大学问”，也就是使人“学以成人”的“大学问”。

人何以“成人”？人的“生活”与动物的“生存”，不仅是两种不同的“维持”生命的活动，而且是两种不同的“延续”生命的活动。动物的生命活动是以其本能的方式“复制”种类的存在，因而是一种“非历史”的“延续”方式；人的生命活动则是以创造文化和文化遗传的方式“发展”种类的存在，因而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方式。正是在历史的延续中，构成了个人与人类文明的辩证融合：一方面，个人在历史的“延续”中接受和认同人类文明，从而把自己造就为具有文化内涵的特定时代的个人；另一方面，历史又在个人的创造活动中形成新的文化内涵，从而形成具有新的文明形态的新的历史时代。在个人与人类文明的辩证融合中，“人”既是历史的经常的“前提”，又是历史的经常的“结果”，正是由于人是历史的经常的“结果”，因而才成为创造新的历史的经常的“前提”。正是在这种“人”作为历史的经常的“前提”和“结果”的辩证运动中，人创造了历史，也造就了具有特定时代内涵的个人。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以理论的方式探究和揭示“人”的历史文化内涵，引导个人在传承和创生历史文化的生活活动中，思考人生的困惑和奋争、理想的冲突与搏斗、社会的动荡与变革、文明的传承与创生、历史的迂回与前进，进而反思“人之为人”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使“哲学”成为“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的“大学问”。

哲学问题总是“人生在世”的大问题。求索天、地、人的人与自然之辨，探寻你、我、他的人与社会之辨，反省知、情、意的人与自我之辨，追究真、善、美的人与生活之辨，构成了“哲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真理观、价值观、自由观。这些“大问题”引导人们认识自己、反思自己、尊重自己、涵养自己、教化自己，“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从而“觉解”人生的意义、“提升”人生的境界，“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哲学以外的学科，之所以是使人成为“某种人”，就在于它们是使人掌握某种“专门知识”，学会某种“专门技能”，从事某种“专门职业”，扮演某种“专门角色”，也就是成为某种“专门人才”。成为某种专门人才，当然是“学以成人”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和途径，然而，无论成为何种“专门人才”，总要有“对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才会“觉解”人生的意义和“提升”人生的境界，才会“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探究人生在世的大问题的哲学，才是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而成为使人“学以成人”的“大学问”。就此而言，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其特有的理论性质和特有的社会功能，就在于使人“学以成人”。

二、哲学构建的是构建范畴文明的“大逻辑”

黑格尔把他的哲学命名为“逻辑学”，这不只是颇具深意的，而且是耐人寻味和发人深省的。他在《小逻辑》中说，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引导人们“尊敬他自己，并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学习哲学就是使“心灵沉入于这些内容，借它们而得到教训，增进力量”。[1]

诉诸黑格尔的主要著述，我们会看到三个并行不悖的阐释路径和三个彼此规定的理论内容：人类精神现象诸环节的自我展开（《精神现象学》）；人类文明进步诸环节的自我发展（《哲学史讲演录》）；人类概念运动的诸环节的自我深化（《逻辑学》）。黑格尔所追求的“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构成了哲学的范畴文明的“大逻辑”。[2]这个范畴文明的“大逻辑”，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的辩证融合的历程，也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使“心灵沉入这些内容，借它们而得到教训，增进力量”的历程。因此，哲学所构建的范畴文明的“大逻辑”，就不只是关于文明本身的逻辑，而且是使人“学以成人”的最真实的哲学内容。[3]

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史所昭示给我们的，是一系列的高尚的心灵，是许多理性思维的英雄们的展览，他们凭借理性的力量深入事物、自然和心灵的本质”，“为我们赢得最高的珍宝，理性知识的珍宝”，因此，“在哲学史里，它归给特殊个人的优点和功绩愈少，而归功于自由的思想或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性格愈多，这种没有特异性的思想本身愈是创造的主体，则哲学史就写得愈好”。[4]深思这些论证，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哲学史讲演录》这三部著作及其所蕴含的三种阐释路径的理解，而且能引导我们从“精神历程”、“概念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三者关系”中深化对哲学使人“学以成人”的理解。

首先是概念规定的文明史内涵。黑格尔说：“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我们在现世界所具有的自觉的理性，并不是一下子得来的，也不只是从现在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本质上原来就具有的一种遗产”，是“人类所有过去各时代工作的结果。”[5]但是，“这种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因此，一方面，“每一世代对科学和对精神方面的创造所产生的成绩，都是全部过去的世代所积累起来的遗产”，这些遗产“构成下一代习以为常的实质、原则、成见和财产”；另一方面，“当我们去吸收它、并使它成为我们所有时，我们就使它有了某种不同于它从前所有的特性”，“那经过加工的材料因而就更为丰富，同时也就保存下来了”。[6]人的“学以成人”，就是在文明的传承与创生中造就自己的。

其次是概念规定的时代性问题。黑格尔把哲学史视为“发展史”，就必须具体地阐释哲学的人类性与时代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关系问题。对此，黑格尔的回答是：“每一哲学曾经是、而且仍是必然的，因此，没有任何哲学曾消灭了，而所有各派哲学作为全体的诸环保存在哲学里。”[7]在这里，黑格尔深切地、辩证地阐明了哲学“发展”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一方面，每一种哲学“原则”的绝对性、至上性都会被“推翻”，这显示了哲学的历史性、时代性和相对性；另一方面，每一种哲学“原则”又会作为“环节”而“保存”在哲学中，这又显示了哲学的人类性、超时代性和绝对性。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文明的活的灵魂”。[8]哲学使人“学以成人”，最为重要的就是使人把握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和变革文明的“活的灵魂”。

最为重要的是概念规定的“现实自我意识”内涵。在黑格尔看来，具有文明史内涵和时代性内涵的概念规定，不仅决定人的“现实自我意识”，而且构成人的“现实自我意识”的真实内容，并且成为人“尊敬他自己”的现实力量。这是黑格尔哲学的最根本的、最深层的哲学指向和价值诉求。黑格尔认为，“在哲学史里，我们所了解的运动仍是自由思想的活动，它是思想世界理智世界如何兴起如何产生的历史”。“人的一切文化所以是人的文化，乃是由于思想在里面活动并曾经活动”。[9]因此，他的哲学史所要表明的，从根本上说，就是“精神的进展是合乎理性的”。这种“合乎理性”的“精神进展”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的文化”，并且能够成为作为“历史性的思想”的哲学和作为“思想性的历史”的哲学史，就在于“哲学”并不是“普遍成见”所认为的“只从事研究抽象的东西和空洞的共性”，就在于“哲学是最敌视抽象的，它引导我们回复到具体”。黑格尔深切地指出，“健康的人类理性趋向于具体的东西”；“如果真理是抽象的，则它就不是真的”。由精神历程、概念发展和文明进步所构成的“现实自我意识”，就是“具体的”“健康的”人类理性，它具有黑格尔所说的“实践性”。这种“实践性”，就是“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辩证融合的过程，就是“个体理性”认同“普遍理性”并从而构成“现实自我意识”的过程，就是“普遍理性”取得“社会性”并从而构成“时代精神”的过程。哲学的范畴文明的“大逻辑”，不仅为人的“学以成人”构建了理性思维的根基，而且为人的“学以成人”提供了最为深切的思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