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回眸北斋之浮世绘世界》之后和网友聊起了中国名画《千里江山图》。此画在好几年前展出时已引来争议不断，其原因还是作品本事留给后人信息太少，有更多的质疑空间。只从感性上提出判断只能是存疑，不可能得出颠覆性结论。在波澜平息之后，冷静梳理其中的来龙去脉，尤其是从客观的文本出发而不是停留在主观判断，方可得出合理的推理结果。笔者觉得很有必要从文本出发，对此画作以客观彻底的考证。
  
         首先梳理一下这画的名称和作者的由来。依照目前仅存的线索，追记《千里江山图》名称的出处是乾隆皇帝在此画被列入《石渠宝笈》的四十一年后某日，在画上题跋的头一句“千里江山望无垠”而得到的。也就是在这之前没有文献提到过这画叫什么名字。其次作者“王希孟”之姓氏也不是处自于宋朝。画后边第一幅跋是蔡京所书，他提到一个青年人名叫“希孟”的朝廷画院学生。至于“王”的出处是明末清初的收藏此画的梁清标，在装裱修复此画时，其好友宋荦作诗一首“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笔法精，进得一图身便死，空教肠断太师京。”中而得知。在两宋留存下来的任何文本上，没有一处写有王希孟这位作画学子。以上关于跋和收藏流程将在下文详叙。 
          《千里江山图》是中国画中的“绢本青绿山水画”，它有别于普通的水墨山水画。主要特征为工笔和重彩。其青绿的颜料是来自呈色稳固的矿物如石青、石绿。青绿山水起先受敦煌绘画影响，因颜料调配远比毛笔沾墨复杂，至隋唐和北宋末年的宫廷开始流行。所谓绢本，即绘制在薄而坚韧的丝织品上，若放大后可见丝织品的纹路。很多绢本的古画经过时间的推移和多次重裱，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扭曲，这是丝织物的特性导致，如果按其年代看这幅《千里江山图》保存已经算相当好了。古人对娟制绘画有“娟八纸千”的说法，即娟八百年，纸能保存千年，娟制品时间长了就会断裂，这幅画又使用了大量的矿物颜料来上色，每次展开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脱落，青绿山水画的历史大致创至于隋朝大画家展子虔，经唐代的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之后就是宋代的赵伯驹，赵伯骕兄弟，这几位都是历代青绿山水画的代表人物，后来元朝赵孟頫，明朝的董其昌，包括近代的张大千也有青绿山水的绘画作品。
 
           关于《千里江山图》的组成部分，主画长约11.9米，是名画《清明上河图》的两倍多，宽约51厘米大致是书桌的宽度。整幅画共三款跋，清乾隆皇帝的题诗直接在主画上，后隔水紧接着是北宋蔡京写的跋，接着是元朝溥光和尚的题跋。整幅画一共有三十九方印，这些印中最多的是明末清初和此画有密切关系的大收藏家梁清标之印，还有清乾隆皇帝相关的印，和此画历史有相当关系的印有三方：1，“康寿殿宝”是南宋初高宗赵构的吴皇后宅邸收藏印。2，“辑熙殿宝”是南宋宋理宗印，此印已相当模糊，而被乾隆的“三希堂精鉴印”压在下面是极为少见，这也是乾隆皇帝这样压印的唯一一次。3，“寿国公图书印”是最接近蔡京跋的上方有一个印章，这是金朝寿国公高汝砺的印章。如果先设定这三方印不是伪作，同时也假定蔡京的跋和李溥光的跋和此画有关联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推定出这幅画的收藏流程：
 
           一位叫希孟的十八岁学画的院生花了半年时间由学画到画成此画献给宋徽宗，宋徽宗赐给了当时宰相蔡京，蔡京题跋日期是1113年5月24日。此画后来落到了金朝寿国公高汝砺手上，高汝砺得寿国公称号是1220年到1224年，也就是高汝砺只可能在生命最后四年在这幅画上盖上此印。接着按照印章被南宋赵构和理宗赵昀收藏。最后到元朝李溥光收藏，李题跋落款日期是1304年1月9日。最后落到明末清初大收藏家梁清标手中，笔者这里欲补充的是梁清标其履历比较隐藏诡异，此人在崇祯末得进士后依照陈寅恪先生考证是“庶吉士，未经授职”，而在康熙年间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官运亨通”和其向清廷奉上收藏书画不无关系。《千里江山图》被编入清《石渠宝笈》初编，《石渠宝笈》这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大型著录文献，初编成书于乾隆10年，作为中国书画著录史上集大成的旷世巨著，书中所著录的作品汇集了清皇室收藏最鼎盛时期的所有作品。清末此画被溥仪带出宫，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归故宫博物院。需在此加注的是，由李溥光到梁清标中间间隔约三百余年，毫无任何印章或跋文的佐证，这三百多年犹如穿越时光隧道，无任何历史印记。
             2017年至2018年以美术史学家曹星原教授为首的“伪作”论和以故宫博物院余辉先生“国宝”论展开了激烈的学术论战。曹教授从娟本的破损，跋的高低和文字的勾描以及绘图之不合理性等认证了画作拙劣，而余先生在做了多出解释同时也抬出了徐邦达先生和启功先生等老一辈书画鉴定家对此画的评判，大有作“挡箭牌”之势而对具体问题没有正面答复。这些存疑部分虽属于物理性“硬伤” 也可用语言来搪塞。而针对文字文本的质疑和解读相对少了些，在此笔者通过现有文本作以解剖分析，尝试揭露此画的真面目。
 
             首先《千里江山图》的宏伟构图和气势正如乾隆皇帝所称道的“千里江山望无垠” 来形容毫无夸张，但从细小部分描写，此画的技法高低相差太大，可以说不是同一人完成的，严格地说是两人以上在不同时代完成的。
 
                         以下的高清局部：作者在描写山峦中房屋的远景和河流中的波纹可以看出是一位接近宋代画风技法老道的丹青能手。
                          以下的高清局部：一批树干和树林的描写或者说是二次涂抹，技法低劣到无法形容。从感性上还把此画捧作中国十大名画，不会在嘲笑另外九幅吗？
                其次我们从三款跋加以分析，写在正画左侧开端的清乾隆皇帝的跋：
 
                        “千里江山望無垠，元氣淋漓運以神。北宋院誠鮮二本，三唐法總弗多皴。可驚當世王和趙，已評一堂君若臣。曷不自思作人者，尔時調鼎作何人。丙午新正月御题。”
  
              从跋中可以得出，梁清标将此画献给内府时，已经有了画后两个跋，乾隆皇帝是在库存《石渠宝笈》的收录评语下观赏此画是无疑的。其中第三句“北宋院诚鲜二本”，按照前句的语顺可以解读，类似这样的“千里江山望无垠”的大风景画，还有一幅来自北宋，有专家认为可能指赵伯驹的《江山秋色图》，但赵伯驹这幅名画有非常明细的收藏轨迹，乾隆绝不会看错，也就是类似这样的大山大江的宋画当然也可能是水墨画，乾隆看到过第二幅。“曷不自思作人者，尔時調鼎作何人。”中，所谓“调鼎人”指辅佐皇帝的重臣，多数人认为乾隆这里在讽刺北宋奸臣蔡京，笔者认为研究古人立场决不能带任何现在的“阶级”感情，此处没有充分依据乾隆皇帝在讥讽蔡京，以乾隆的地位，他要讥讽蔡京几句还要“转弯抹角”地用“调鼎人”吗？并且依据蔡京跋的内容，蔡京是从宋徽宗那里赐得此画，不是他将此画献上去，也没有一句奉承拍马的文句，即谁看了这画就要骂上蔡京几句也不符逻辑。而将此画献入清内府的梁清标倒是乾隆的爷爷康熙帝的“调鼎人”，乾隆是否在讽刺梁清标“作假”，要知道乾隆身边是有一批如梁诗正这样大学问家的，从乾隆题这个跋是《千里江山图》编入《石渠宝笈》后四十一年，这不符合乾隆对钟爱书画给予肯定的习惯，而因为是自己爷爷时代评定下来的文物，自己不想翻案的可能性反而大。这点对于乾隆皇帝不是孤证。以上除去一些个人猜测，留给后人的确切信息是，乾隆不是很喜欢这幅画，只是自己已年归古稀，为此画提个跋有个交代而已。
 
           《千里江山图》正画后隔水的两款跋，仅从文字内容看没有和正画有什么关联，这里的关联指的是比如对画内容的描述，对作者或绘画技法的赞美什么。而上述乾隆皇帝的跋第一句就点到大江大山的元素是和画相关联的语句。如果假定后两款跋和正画没有关系，举出实例证明之，那么假释便可成立。
 
             先看蔡京的跋：
                         “政和三年閏四月八日賜。希孟年十八歲，昔在畫學為生徒，召入禁中文書庫，數以畫獻，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誨諭之，親授其法，不逾半歲，乃以此圖進。上嘉之，因以賜臣京，謂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略加注解为：公元1113年5月24日获得赏赐。十八岁的希孟以前是学绘画的学徒，后招进内府管理文书仓库。曾多次献画给皇上，而未得到肯定。皇上觉得他有天赋，亲自教他绘画技法，不到半年就画了这幅画献了上去。皇上表扬了他，高兴之余将此画赐给臣蔡京并说，天下人才都是培养出来的。
 
              跋中提到一位希孟的少年，以蔡京作为一朝宰相的地位，提起一名年轻画徒，按照古文习惯是不会略去姓氏直呼名字，在唐宋时代，除非关系近至父子或师徒，即便是友人关系也须称姓氏字氏，比如“诸葛孔明”等。其次，“希”字在中国古代属于少见姓氏，明宋濂《方氏族谱序》有记载。这款跋中明确写了，这位少年受到皇上亲自调教，不到半年完成此画，按照曹星原教授在中央美院的调查，这样一幅近12米长的工笔画，从构思到动笔，再到调色涂色以一个人之力半年显然是完不成的。还有宋徽宗是历史上少有的书画大师，他绘画专长还是在花鸟工笔，山水工笔倒是少见，即“親授其法”可能指的是花鸟工笔。这就证明了，蔡京的跋和这幅《千里江山图》是两码事。最后既然这幅画是宋徽宗赐给蔡京，那么从赐给那天开始此画就离开宋内务府而有蔡京私人所藏，宋徽宗时代的内府书画目录《宣和画谱》中没有希孟和其任何记录也是情理之中的。言而总之，蔡京的跋被后来修复装裱时按在后隔水，没有一条和正画有关联得理由，仅仅是摆在一起而已。如果以上成立，那么希孟也和此画毫无相干。
  
         再看李溥光的跋：
                         “予自志學之歲，獲睹此卷，迄今已近百過。其功夫巧密處，心目尚有不能周遍者，所謂一回拈出一回新也。又其設色鮮明，布置宏遠，使王晉卿、趙千里見之，亦當短氣。在古今丹青小景中，自可獨步千載，殆眾星之孤月耳。具眼知音之士，必以予言為不妄雲。大德七年冬十二月才生魄昭文馆大学士雪庵溥光谨题”
 
          传说《千里江山图》至元代被临济宗高僧李溥光所藏，卷后接纸有他在大德七年（1303年） 的题跋。但是从跋文的行文口吻看，溥光和尚不像是藏家、只是有很多机缘观看此图而已。特别是“自志学之岁获观此卷”一句说明是“获观”而不是“获得”、“获藏”。“志学”一词出于《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即他自从十五岁起就有很多机会欣赏此作品。如果说溥光住在元大都（今天的北京）而他的字已经获得相当高的认知度并屡屡为街市商店题书匾额并获得赵孟頫赏识，那么他的年龄估计不会小于三十岁。所以他十五岁时第一次看见他说的“丹青小景”的时间，正好是南宋覆灭的1279年。再次细细推敲这个跋文也感到矛盾重重,一方面他对作品形容为“功夫巧密，设色鲜明，布置宏远。使王诜，赵伯驹见之亦当短气。”笔者无法想象李溥光看过多少王诜，赵伯驹的青绿山水画，就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两位可不是普通画家，要王，赵看到这画自叹不如，是在开玩笑了。所以曹星原教授提出这跋是梁清标作假不是没有道理。另一方面又说这件作品是“丹青小景”。难道溥光看到的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件长达约十二米，宽达三分之一真人尺寸的巨幅作品吗？难道他看到的真的只是一张“小景”而不是我们面对的《千里江山图》吗？
 
            再者，溥光题跋的年款是1303年，他受到赵孟頫举荐入宫担当昭文馆大学士的时间是在至元年间（1264-1294），而赵孟頫本人于至元23年（1286年）经程鉅夫推薦出仕，所以溥光最早仕元年代不能早于1286年。近年在拍卖中浮出水面的溥光《书韩昌黎山石诗卷》的年款恰好也是1286年，签名则是雪庵道人。也说明他入仕时间只可能在1287-1294年间，再说，至元末，忽必烈死后，赵孟頫告假回到了江南。溥光进昭文馆可能是1290年之后，赵孟頫已经在元朝朝廷作了几年即在朝廷说话有分量之后，忽必烈去世之前。
           还有，略介绍一下元朝昭文馆，这不是个现代人熟悉的机构。借故宫元代美术研究专家金运昌先生叙述：“元朝的‘昭文馆大学士，从二品，亦至元时所设，’......昭文馆是管理图书、学士活动的内廷机构，涉及的事务有收藏、修撰、对校图籍等职能，有时参议朝迁制度和礼仪改革等要政。官拜昭文馆大学土者类似于今天的“中科院”，李溥光还涉及佛教经文的校对和讲经。即所谓“昭文馆大学士”大致是一个带有荣誉性的虚衔。”既然溥光的职务是荣誉性的，因此不同于柯九思在奎章阁专务书画鉴定，很可能也没有资格在宫廷收藏的作品上题跋。那么可以说溥光题跋了的”丹青小景“没有进入元代宫廷收藏，再从他的跋文上下内容判断，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件作品是宫廷收藏，更没说是谁画的，画的是什么。因此，从对溥光的跋文的分析，笔者也得出与分析蔡京的跋文同样的结果：无法确定跋文与《千里江山图》有关。
          能够佐证这幅《千里江山图》的年代只有正画上的上文提到的三方重要印章。“康寿殿宝”和“辑熙殿宝”分别是南宋内府高宗赵构和理宗赵昀时代的印，值得再提一笔的是，理宗“辑熙殿宝”已经迷糊不清，被乾隆“三希堂精鉴印”压在下面极为少见，是否在乾隆皇帝眼里，这方印就是伪造？最奇怪的是另一方印，正如上文提到的，“寿国公图书印”是金国高汝砺得寿国公称号是1220年到1224年之间按下的，但是金国攻下北宋汴京将朝内宝物洗劫一空，这幅没有在蔡京手上还在内府的《千里江山图》落到金国高汝砺手里是合理的，接下来怎么又到了南宋赵构府里的呢？因为南宋从没打赢过金国。还有一种可能《千里江山图》由北宋内府转移到南宋内府也是合理的，那么笔者得出以下结论，“康寿殿宝”*和“辑熙殿宝”两方印和“寿国公图书印”一方印中必有一方是伪造的，而且伪造得露出马脚。
 
          当笔者完成本文针对名为《千里江山图》的分析之后，忽想起了去年在国内风靡一时的舞剧《只此青绿》，此剧确实是一部远离红色，回归传统的好剧，可惜剧中又联系起王希孟和《千里江山图》使笔者痛感当今史学界应有的责任心何在？一个已经疑点重重的古画，和一个虚无缥缈可能是个大谎言的历史还放肆其错误之宣扬。谁能站出来说句实话？或许有人无奈有人麻木不仁。本文何以冠以“劣作”？起因不是完全针对主画，而是此画在以后的多次装裱修复完全出于个人目的，张冠李戴地拼凑玷污了原画。以笔者个人对《千里江山图》的思考，至少以下几点可以证明此画出自于北宋宫廷可能性很高，首先用矿物的石青石绿这样浓墨重彩地涂抹是接近唐代敦煌风格，到了南宋赵伯驹手里，更会注重青绿和水墨之间的和谐，笔意更加高超。其次，以当时社会的条件，大量使用石青石绿作画也只能是在书画皇帝宋徽宗眼下，即使是蔡京这样的大臣，宰相府内也未必会搭起颜料作坊铺得出这样作画的排场，一般地方画工就更不用提了。
 
          另外笔者尤其注意梁清标这个人物，清代《石渠宝笈》的大部分书画国宝都是出自梁清标之手，比如展子虔《游春图》，陆机《平复帖》，周舫《簪花仕女图》阎立本《步辇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等，梁大有一手遮天之势，而他的时代正是明清更替，赝品泛滥的时代。近代民国收藏大家也都在意梁清标的印章，似乎经他之手的古画都八九不离十，这是很危险的陷阱。和梁清标同时代的翰林院士，大学问家词人朱彝尊在《曝书亭集》写诗描写过梁清标可以把古代的零碎残破的山水画，装裱成为一轴轴古代没有人见过的令人信服“新古画”：
 
                 梅边亭子竹边风，添种梁园一撚红。
                不独装池称绝艺，画图兼似虎头工。
                过眼烟云记未曾，香厨争级理签胜。
                残山剩水成完幅，想象张龙树不能。
  
          可见梁清标利用裱工替他拼接作品，修复作品，借笔复原损毁了的作品，更是利用裱工替他临摹勾描伪款赝跋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于是乎经他之手后来被视为国宝之中到底有没有赝品？在时代已经有高清摄影可以不损伤原作条件的今天，完全有必要包括《千里江山图》加以重新客观地审核研究，给今人一个答案，给后人有个交代，力所今天之能澄清一个接近没有瑕疵的中国美术史，这才是矜持故国文化锲而不舍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