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建国初期，特别是抗美援朝那几年，彭德怀与高岗无论是工作关系，还是个人关系，都应该不错。这种不错，主要是建立在和谐顺畅的工作关系上。当时，彭老总在朝鲜前线指挥打仗，而高岗坐镇东北大后方，全力搞好各种保障。也因之彭德怀在提到抗美援朝所做的贡献时，特别提到了两个“麻子”，一个是“洪（学智）麻子”，另一个便是“高（岗）麻子”。可见，彭德怀对高岗工作能力是多么的认同。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层关系，使得高饶事件出来之后，彭德怀便成了一个被盯住的重点人物。在那个特殊年代与特殊的政治氛围下，需要彭德怀必须说清与高岗的关系问题。建国后的第一场政治运动无疑在考验着彭德怀。他是如何应对的呢？


首先，彭德怀在公开场合上正式承认自己在高饶问题上犯有错误。他在1955年的党代会上发言时这样说道：“在对待高、饶问题上，特别是高岗的问题上，我是有错误的。党中央对高、饶问题的揭发和处理，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对我个人有特别重要的教育意义”。前面我们说过，面对高饶问题，特别是高岗问题，彭德怀必须有一个表态的问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庄严的党代表大会上，彭德怀勇于刀口向内，首先承认自己在高饶问题上犯有错误，这既说明了他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一面，也体现了他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一面。

其次，彭德怀对自己在高饶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给予了严格的自我定性。对此，彭德怀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当高岗于1951年1月抵达朝鲜前线，在与彭德怀交谈时，高岗“就开始散播对中央同志的流言蜚语”。而彭德怀在听了高岗的这些话后，警觉性严重不够，甚至他觉得与高岗的观点，“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关键是，彭德怀对高岗的这些话并没有说明，也没有上报。因之他给自己所犯错误定性为“犯了严重的自由主义错误”。我们说，严重的自由主义这个错误定性并不轻，特别是对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来讲，这样的定性是很重的。然而，彭德怀态度非常鲜明，不回避不逃避，勇于正视，严格要求。这也与他一向不讲情面、一向刚正不阿、一向要求甚严相一致。


再次，彭德怀对自己在高饶问题上所犯错误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彭德怀在大会上这样深刻地反思检讨道：“高岗的自我吹嘘和散布谣言，我为什么能够听得进而又信以为真呢？首先是由于我马列主义水平低，嗅觉不高，对高岗个人主义野心家和阴谋家的本质没有认识。由于我自己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未能肃清，对马列主义学习不够，因而对问题的看法存在着成见和感情的成分，这是我在高岗问题上犯错误的基本原因”。透过彭德怀这一段自我分析犯错误原因的话，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到，与一般的象征性检讨不同，与一般的蜻蜓点水式检讨不同，彭德怀在犯错误的源头上、根子上勇于自我深揭猛挖。共产党人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品质跃然字里行间。


最后，彭德怀结合高饶问题举一反三地反省了自己以往所犯错误。借批高饶之机，联想到自己所走过的历程，彭德怀把他的检讨自觉地放大与延伸。他这样给自己揭丑亮短说道：“遇到关键性的问题，即泾渭不分，发生犹豫、摇摆，跟着错误路线走一段路，然后才能慢慢地看清楚，才能决定跟进的路线”。“我是一个欠债既久且重的党员，党和人民直接或间接替我还了不少的债，我今后应当继续努力学习和努力工作来补偿党和人民的部分损失”。

我们说，一般人做检讨往往就事论事，很少前挂后联，很少把话说得这样重。但彭大将军就是彭大将军，他通过高饶事件，对自己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自我反省和自我解剖。他的刚正不阿的性格，他的实事求是的品性，他的坚持真理的执念，在他的整个检讨发言中体现得是那样的鲜明、那样的坦荡、那样的磊落。这一点，真是令人敬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