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28日，晚上8点左右，于会泳写完“遗嘱”后，趁管理人员不注意，将一瓶来苏水一饮而尽，结束了充满戏剧性的一生。这位毕业于央音的才子，曾因“样板戏”而备受江青赏识，49岁便当上了文化部部长，后因大搞“阴谋文艺”而沦为阶下囚。

 
于会泳出生于1926年，山东威海于家村人，高小毕业后曾在老家做过五年小学教师，但他不甘心一辈子待在乡下。为了寻找更广阔的的天空，1946年9月20岁的于会泳，走了三天三夜来到了莱阳县胶东文工团，面试合格后加入了革命文艺队伍。

 
在文工团期间于会泳潜心学习，不仅掌握了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技巧，而且还学习了谱曲、编导等多项技能。在此期间，他还整理并出版了一本具有胶东当地特色的“民歌集”，1949年于会泳被组织派送入上海中央音乐学院，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心想干大事儿的于会泳学习非常玩命，所以他的各科成绩都十分优异，也正因如此，24岁便成为了央音华东分院乐团创作组组长。在担任组长的两年间，于会泳埋头创作、成绩突出，1952年升任民乐系研究员，并开始踏上三尺讲台成为一名讲师，36岁调任音乐理论系副主任。

 
而他真正在仕途上发迹，则是源于1965年被借调到上海京剧院。

 
在这个阶段，于会泳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样板戏”的创作之中，大家耳熟能详的《智取威虎山》，就是于会泳这个时期创作出来的作品。而他也正是因为这部“样板戏”，获得了曾为演员的江青赏识。

 
“文革”期间于会泳紧跟江青步伐，发表了很多“激进”文章，与此同时还不忘肉麻地吹捧江青，这一切不仅让江青很受用，而且也利用手中的“政治资源”投桃报李，硬生生地将于会泳这样一个媚上的文艺工作者，写入了“九大”上海代表名单中。

 
            
            
                
而且于会泳创作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还被当做“九大”开场大剧，在京西宾馆大礼堂隆重上演。而一向都不善言辞的于会泳，居然在开场白中向江青表忠心，两人一唱一和的情景让人不忍直视。

 
在那个特殊时期，于会泳的权势迅速窜至巅峰，甚至流传出了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口号：“谁反对于会泳，就是反对‘样板戏’，更是反对江青。”1973年在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暗箱操作下，于会泳居然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调往国务院“文化小组”工作。

 
1975年于会泳摇身一变，居然坐上了文化部部长的交椅，在他任职的20个月中，疯狂迫害无辜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很多人甚至因此殒命。但于会泳似乎忘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作恶多端必有报应，他充当江青“御用打手”的下场，就是为自己的人生添上一笔悲剧色彩。

 
 
1976年10月6日，是一个值得举国欢庆的大喜之日，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彻底粉碎。曾经为虎作伥、不可一世的于会泳，也终于等来了“秋后算账”这一天。作为“江青集团”的“台柱子”，于会泳被隔离审查，同时免去一切职务。

 
被羁押在二里沟某招待所的于会泳，自知罪孽深重，所以在隔离审查期间情绪一直都非常低落。1977年8月28日晚6点，他在遗书中写道：“我犯了不可饶恕的大罪，对不起党和人民，我知道自己的结局罪有应得，唯有一死才能赎罪……”

 
于会泳作为“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在春风得意之时难道就不曾想国会有这一天吗？作为一个拥有大好前途的文艺工作者，为了权利搭上了“四人帮”的“贼船”，这种戏剧化的人生，恐怕在他的“样板戏”中都不敢这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