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陟东旭

新四军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他们的功绩可昭日月。

然而在抗战胜利后，又有800余人牺牲，他们没有倒在外敌的枪口下，也不是牺牲于与顽军和土匪的作战，让人扼腕叹息。

抗战胜利后，全国军民热烈庆祝，经过多年战争，终于看到了和平的希望，人们无不渴望重建家园，医治战争创伤。

可是，老蒋却挑起了战争，企图消灭我军，自己搞专制。

此刻的中国，战云密布，人们忧心忡忡。


毫不夸张地说，当时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选择。

主席洞察到了敌人的阴谋，展示出极大的诚意来争取和平。1945年8月，主席不顾安危，前往重庆同蒋谈判。
为了实现和平，避免同室操戈，我军作出很大让步，其中包括将广东、浙江、苏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8个省内的武装力量调往北方。

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向北推进、向南防御”，以争取和平。

当时很多将士想不通，就像当初接受改编一样，千万将士浴血奋战得来的成果，为什么要拱手相让？

甚至有人说，这是对敌人的示弱。

仔细分析，这其实是一招妙策。

一来，我方的让步是实实在在的，充分展示了顾全大局、争取和平的诚意。


主席赴重庆谈判

二来，将孤悬敌后的新四军跟长江以北的新四军、黄河以北的八路军合并在一起，握成了拳头，应对蒋氏即将发动的战争。

这是一个高明的举措，可谓一箭双雕。

接到命令以后，粟裕、叶飞立即行动，他们吸取了项英的教训，绝不拖泥带水。

1945年9月底开始，除了留下少部分干部和武装人员坚持原地开展工作外，游击纵队和地方机关工作人员大约1.5万人，分两路成三批渡杭州湾北撤。

到10月下旬，苏浙军区的第一、二、四纵和军区机关、苏浙区机关干部及地方武装共5万余人分批完成了北撤。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途经上海郊县时张贴的安民布告】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在苏南我军北撤的过程中，发生了一场悲剧。

军部对苏南部队北撤的部署，是分三批北撤。

第一批撤走的是苏浙军区第一、三纵队，由粟裕带领。

这主要是考虑到沿途的敌人可能会实施骚扰拦截，主力先走的话，可以应对突发情况，担任开路先锋的角色，消灭可能拦截的绊脚石。

主力铺平道路后，苏浙军区4纵和地方干部携带辎重第二批转移。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4纵的少数主力负责断后，掩护撤退，作为第三批转移部队。

担任掩护的4纵部分主力部队，由政委韦一平率领。

1945年10月15日夜，4纵一部圆满完成掩护任务，800余名战士和司政机关、苏南地委干部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始转移。


韦一平

韦一平，1906年出生于广西天河，比开国上将韦国清大了7岁，二人都是壮族。

他们在早年都参加了张云逸和韦拔群等人领导的百色起义，参加了红军，抗战时期都战斗在抗日前线。

不同的是，韦国清后来去了延安，还上了抗大，后来在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政委。

而韦一平在红军长征后，与陈毅和粟裕留在原地，在敌人的封锁和打压下，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抗战爆发后，南方红军改编为新四军。

韦一平随军东进，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5年4月，韦一平任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委。

他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红军时期先后4次负伤。

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他的左脚踝被子弹击穿致残。

抗战时期，作为苏中军区第3军分区政委，他几乎参加了苏中、苏北新四军的所有大战，包括郭村、黄桥、天目山等战役战斗。

没想到，身经百战的韦一平，抗战胜利后牺牲于一场意外。

当时，我军转移时得到了蒋的许可，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过江，还要选择在夜间进行？

新四军苏浙军区4纵司令员廖政国

原因是，当时日本虽然宣布投降，在长江沿岸的日军坚持要向蒋军投降，不向我军缴枪，还声称要进行“有效防御”。

这就是说，一旦日军判断我军对他们构成威胁，就可能开枪还击，擦枪走火的事情就可能发生。

此时，顾祝同部已经在杭州，20多艘舰艇在钱塘江巡弋，随时会以各种借口向我军开火。

如果不提高警惕的话，“皖南事变”的悲剧就可能重演。

要知道，顾祝同是个顽固分子，蒋军第五次对苏区红军的“围剿”，他是主角之一，遭他杀害的军民成千上万。


我军北撤时，蒋军剑拔弩张，战云密布，形势紧张。

10月3日，华中局下达了指示：能北渡的话就迅速北渡，如不能前进，即退回原地坚持斗争。

但要后退并不容易，首先是敌人已经填补了我军撤走后留下的真空，往回走的话难度很大。

而且部队南撤，会给敌人口实，重蹈事变的覆辙。所以别无选择，部队只能向前。

10月4日拂晓，我军一部北渡杭州湾，在澉浦登陆，但他们刚上岸，岸上就响起了枪声，蒋军早已在这里埋伏多时，一场战斗打响了。

面对敌人的挑衅，我军毫不让步，坚决反击。

血战几日之后，终于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但大家没有胜利喜悦，而是脸上布满阴云：突围中有200多名干部战士牺牲。

1945年10月15日晚11时许，他们租到了一艘商轮，即“中安”号渡轮。

当天晚上，星星和月亮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天空阴云密布。

江面上没有一盏灯，漆黑一片，让过江显得不寻常。

“中安”号是个大吨位的商船，不能靠岸，只能用小木船，一次次往返，将800来名将士运送到大船上。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运送，在当晚零时许，战士们才上船。

大家还跟韦一平这位平易近人的领导开玩笑：“到了对岸，您要请客。”

韦一平笑着说：“行，到时候我一定请你们吃炒鸡解馋。”

这时候，大多数人已经进入了梦乡，经过连续几日的行军，大家已经疲惫不堪。

风声、水声、鼾声和马达声交织在一起。谁也没有想到，死神正在悄悄靠近。

当商轮行驶到泰兴天星桥西南2公里的江面时，船体发生倾斜，进而发生了摇摆，像地震到来一般。


睡梦中的人们被惊醒，他们纷纷打算起身，到外面看看发生了什么。

可是船摇晃越来越厉害，大家无法保持身体平衡，根本站立不稳。

“不好，船进水了！”不知道谁喊了一声，船上的人更加慌乱，拥挤在一起。

韦一平担心着船只的安全，一直没有入睡，他急忙告诉警卫员：“到前面看看，怎么回事？”

很快，船老大出现跟前，焦急地说：“韦政委，是船底漏水，情况危险，你先离开吧。”

这时候警卫员也来了，不由分说拉起韦一平到了船头，指着救生器材说：“船老大让我们先走，您快离开吧，文件也带在我身上了。”

韦一平一听勃然大怒：“你忘了我说过的话，我们的位置在群众前面，关键时刻，你想让我当逃兵？”

他对警卫员说：“你带着文件快走吧，不要管我。”

话音未落，他一掌把警卫员连人带救生圈推入江中，自己毫不犹豫地转身，守在舱口大声吆喝道：“会水的同志到前面来，下水渡江。”

接着，他对大家解释说：“大家让一让，会水的人下船后，我们就安全了。”

原来，大家拥挤不堪，争先恐后往外面冲，听他这么一说，大家把镇定下来，让会水的人往江里面跳。

可是江水无情，随着江水源源不断的涌入，船尾首先开始下沉，没过多久，船头也开始下沉，整个船体沉入江中，韦一平等800余名指战员不幸罹难。


这么一艘大船，为何会突然倾覆，到底是什么原因？

得知噩耗，延安的领导和战友们陷入悲痛，主席非常震惊，下令调查。

结果很快出来了，是超载惹的祸。

“中安轮”是一艘大轮船，核定载客人数是500到600人，可因为情况紧急，没有多余的渡船，实际上了900多人。

船上装了700多人、准备开船的时候，新四军江南被服厂的工人也来了。

船长急了，大声说道：“不能再上了，再上就超载了。”

大家非常为难，谁也割舍不下，于是让大家都上了船。

另外，“中安轮”是民国初年建造，已经运营30多年，设备和船体都老化严重，超载之后轮机也出现了故障，成为沉船的原因之一。

船上大多数官兵不会水。险情发生后，为了让战友们转移，韦一平始终坚守在甲板上，直至淹没在滚滚江水中，壮烈牺牲，实现了“我们的位置在群众前面”的庄重诺言！


叶飞闻讯赶到江边心急如焚，却黑夜茫茫，又无船只，爱莫能助。

最后，只有陈瑞洪等几十人获救。

这场江难，成为叶飞将军心中永远的痛。

1948年1月，叶飞率一、四、六纵南下，来到长江边的时候，这位久经沙场的将军热泪盈眶。

他沉痛地对参谋长梅嘉生说：“他们经过了生死考验，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魂断长江，惨痛啊惨痛！”

梅嘉生说：“叶司令说得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800多名干部战士，不能忘记一平同志。”

叶飞叹息道：“一平是名好干部，是最早到苏北开辟根据地的元老，他若健在该有多好……”